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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这位即世问又超世间的“圣之时者”，在庸常的俗世之中开拓出内在的超越世界，使得个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与天地宇宙之纯亦不已的生命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贯通，即所谓的“知天命”，与此同时，我认为“知天命”又是认同一己的有限性，却以此有限来抗阻，来承担，来建立，尽人事以听天命，体现了一种苍凉而悲壮的情怀。
关键词：遥契 偶然 和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2(a)-0121-01
在我看来，孔子不仅仅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超世间的，因为他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之中开拓出内在的超越世界，使得个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与天地宇宙之纯亦不已的生命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贯通，而对于人的内在本质与天之大德的内在亲和性的一种领悟，我认为即是“知天命”。 一方面孔子强调“下学上达”而知天命，他把“知天命”放在自我修养历程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只有在志于学以后，不仅有了“行仁”的自觉，同时也具备了智慧上的“不惑”，即达到了“仁智双彰”的圣者境界后，才进而可能“上达天德”以知天。如果说，“仁智双彰”乃“圣”的境界，那么通过自己的内在自觉达到对“天德”的领悟，那就可以说是到了“过而化之”的境界。
另一方面，孔子也相信，天也必然与他自己的德慧生命深深相知，在孔子感到不为人所了解的时候，他想到了天，他曾经感叹地说：“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在他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也到天那里求得信心。有一次，孔子困于匡，学生们都很为孔子的安全担心，孔子却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下之意，既然我已经掌握了周文乃是出于天意，匡人自然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在遭到误解时，孔子也是求助于天。有一次，卫国卫灵公夫人南子执意邀请孔子，孔子出于无奈，只得会见了这位行为不端的女人。子路为此不悦，孔子只好指天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由于以上两方面，因而孔子的自我生命与“天”之间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和谐关系，有时孔子竟以天自比。有一次，孔子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并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应当说，这里的“夫子自道”是代表了孔子对于人之德性生命与天遥契之后所达到的和谐一体境界的深刻自觉与高度自信。 孔子的自我生命与宇宙的生命具有了一种内外的沟通与和谐，因此孔子的活泼泼的生命在生活中随处飞扬。他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而依然乐在其中，可见他生命的昂扬；他栖栖惶惶，孜孜于救世，虽然屡次不能伸展其志，却依然“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生命不息的流淌；而所谓“吾与点也”的叹美则可以说是在另一层面上表现了孔子生命的洒脱与丽落。一天，孔子让子路，曾皙(点)、公西华之四位弟子各言其志，其中子路不免谦虚，礼让的态度让孔子不满，冉求志向之局促与公西华之过于卑谦也令孔子深感失望，唯独曾点的志向令孔子体会到了一种“仁者与万物一体”的情怀，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六七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在西方天人对立的“两个世界”中，人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上帝，变成了上帝卑微的奴仆，在西方人心中天或上帝至高无上，主载人的命运。俗世之中人的软弱、无力、无助和超越世界(天或上帝)具有无限力量相对立，其结果往往是由于人对于超越世界充满敬畏之情，最终消融掉自己的主体性，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超越世界的控制之下，超越世界成为人之生命的最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源泉，人的生命之存在只能笼罩在上帝的“灵光”之中。
在儒家这里超越世界对于现实世界并没有操纵与主宰权，因为超越世界并不存在人格神，两个世界之间只是一种德性上的内在贯通与和谐。离开了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的自觉努力，超越世界就不存在，也根本无法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荀子曾经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对于人之主动性、积极性的大力宏扬，与基督教抬高神性贬抑人性，最终将人压迫为神的奴仆，将现实世界之存在合理性予以否认的理论进路具有鲜明的差异。 孔子认为：天承担与人承担是成正比的。未来是开放的，这意味着人类可以毁灭自身，也可以避免这个命运，人类面临的危机是实实在在的，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虚构上帝，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相信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我们做什么，一切都将设计得很好，而是相信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智慧与善。更重要的是，天命中蕴含着各种机会，因为天命开放了人的各种可能性，故我们可以追寻天命而进入新生活的场域，但我们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如果我们承接天命，就是选择创化与生生不已，如果我们拒斥它，我们就选择了虚无与混沌。 我认为不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没有被“天”规定好了的“命运”，只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对我们而言，上帝的缺失让我们回归自身，或说假设一个“天”的存在，其实正是人们对自己存在及其有限性之深沉自觉，从而谨慎敬畏地承担起一切外在的偶然，“不怨天不尤人”，在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生活行程中，建立起自己不失其主宰的必然，亦既认同一已的有限性，却以此有限来抗阻，来承担，来建立，“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这便是“知天命”、“立命”而非“顺命”、“听命”，既强调入的主观努力，同时也尊重偶然性的存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儒学精神，显示了一种苍凉，亦或是悲壮，又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关键词：遥契 偶然 和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2)02(a)-0121-01
在我看来，孔子不仅仅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超世间的，因为他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之中开拓出内在的超越世界，使得个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与天地宇宙之纯亦不已的生命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贯通，而对于人的内在本质与天之大德的内在亲和性的一种领悟，我认为即是“知天命”。 一方面孔子强调“下学上达”而知天命，他把“知天命”放在自我修养历程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只有在志于学以后，不仅有了“行仁”的自觉，同时也具备了智慧上的“不惑”，即达到了“仁智双彰”的圣者境界后，才进而可能“上达天德”以知天。如果说，“仁智双彰”乃“圣”的境界，那么通过自己的内在自觉达到对“天德”的领悟，那就可以说是到了“过而化之”的境界。
另一方面，孔子也相信，天也必然与他自己的德慧生命深深相知，在孔子感到不为人所了解的时候，他想到了天，他曾经感叹地说：“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在他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也到天那里求得信心。有一次，孔子困于匡，学生们都很为孔子的安全担心，孔子却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下之意，既然我已经掌握了周文乃是出于天意，匡人自然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在遭到误解时，孔子也是求助于天。有一次，卫国卫灵公夫人南子执意邀请孔子，孔子出于无奈，只得会见了这位行为不端的女人。子路为此不悦，孔子只好指天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由于以上两方面，因而孔子的自我生命与“天”之间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和谐关系，有时孔子竟以天自比。有一次，孔子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并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应当说，这里的“夫子自道”是代表了孔子对于人之德性生命与天遥契之后所达到的和谐一体境界的深刻自觉与高度自信。 孔子的自我生命与宇宙的生命具有了一种内外的沟通与和谐，因此孔子的活泼泼的生命在生活中随处飞扬。他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而依然乐在其中，可见他生命的昂扬；他栖栖惶惶，孜孜于救世，虽然屡次不能伸展其志，却依然“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生命不息的流淌；而所谓“吾与点也”的叹美则可以说是在另一层面上表现了孔子生命的洒脱与丽落。一天，孔子让子路，曾皙(点)、公西华之四位弟子各言其志，其中子路不免谦虚，礼让的态度让孔子不满，冉求志向之局促与公西华之过于卑谦也令孔子深感失望，唯独曾点的志向令孔子体会到了一种“仁者与万物一体”的情怀，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六七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在西方天人对立的“两个世界”中，人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上帝，变成了上帝卑微的奴仆，在西方人心中天或上帝至高无上，主载人的命运。俗世之中人的软弱、无力、无助和超越世界(天或上帝)具有无限力量相对立，其结果往往是由于人对于超越世界充满敬畏之情，最终消融掉自己的主体性，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超越世界的控制之下，超越世界成为人之生命的最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源泉，人的生命之存在只能笼罩在上帝的“灵光”之中。
在儒家这里超越世界对于现实世界并没有操纵与主宰权，因为超越世界并不存在人格神，两个世界之间只是一种德性上的内在贯通与和谐。离开了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的自觉努力，超越世界就不存在，也根本无法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荀子曾经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对于人之主动性、积极性的大力宏扬，与基督教抬高神性贬抑人性，最终将人压迫为神的奴仆，将现实世界之存在合理性予以否认的理论进路具有鲜明的差异。 孔子认为：天承担与人承担是成正比的。未来是开放的，这意味着人类可以毁灭自身，也可以避免这个命运，人类面临的危机是实实在在的，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虚构上帝，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相信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我们做什么，一切都将设计得很好，而是相信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智慧与善。更重要的是，天命中蕴含着各种机会，因为天命开放了人的各种可能性，故我们可以追寻天命而进入新生活的场域，但我们必须努力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如果我们承接天命，就是选择创化与生生不已，如果我们拒斥它，我们就选择了虚无与混沌。 我认为不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没有被“天”规定好了的“命运”，只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对我们而言，上帝的缺失让我们回归自身，或说假设一个“天”的存在，其实正是人们对自己存在及其有限性之深沉自觉，从而谨慎敬畏地承担起一切外在的偶然，“不怨天不尤人”，在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生活行程中，建立起自己不失其主宰的必然，亦既认同一已的有限性，却以此有限来抗阻，来承担，来建立，“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这便是“知天命”、“立命”而非“顺命”、“听命”，既强调入的主观努力，同时也尊重偶然性的存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儒学精神，显示了一种苍凉，亦或是悲壮，又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