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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及其战略决策团队体认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但依然坚信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享有巨大战略优势的唯一霸权国家，并坚持这种美国霸权的必要性，美国整体战略的调整和局部收缩将更有利于增加在必要时运用美国力量的力度和选择。
奥巴马政府执政已经快满一年，其内外政策的基本理念也有所实践，这些政策施为体现了奥巴马新政府及美国朝野人士对当前全球格局的新的认知与对策。根据对这些政策施为的初步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前瞻奥巴马政府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趋势与动向。总括来说，不同于布什政府时期积极进取和偏重军事的政策，美国囿于内外战略环境的新特点，自冷战结束以来持续20余年的全球扩张战略正面临反思、更新的又一个调整期，而在军事政策领域，其一直奉行的新军事革命战略也面临重新检讨和调整的阶段。本文即是对这一重要国际动态的初步分析。
美国内外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迄止近年，美国—直以全球唯一霸权的形象，运用其庞大的国家力量、特别是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力图按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未来全球格局，即使在“9.11”之后，美国也并未对这一单边扩张的全球战略采取收缩，反而利用“全球反恐战争”为手段，加大了对外进取和用兵的力度，2003年，随着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颠覆，这一扩张性进取战略到达了其顶峰。
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基本动机在于三端：一则是为了满足“9.11”之后美国举国上下要求立即、迅猛的报复冲动，借以收取民意支持，再则是意图控制中东石油产地，在中亚打入和巩固军事立足点，借以掌握全球战略的要点，为进一步塑造垒球形势和推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奠定基础，最后则是用战争与和平问题调整与盟友和重要外交伙伴的关系，展示美国的军事实战与威慑能力。
六年以来，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的发展，美国上述三个政策意图均出现了十分不利的情形，并且引发了诸多负面反馈。首先，从战略的思维层面说，单纯出于报复的国家战略本身犯有孙子所谓“怒而兴师，愠而至战”的错误，其次，就目标来说，搜索和打击拉登所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重建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国内秩序，乃至塑造相关地区局势、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调整大国外交等目标本身南辕北辙，非可以一举而至者。最后，实践证明。美国的国家力量虽然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但远非没有边界，过度扩张战略所耗费的国家资源远非美国可以承受，而由于这些战略实施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后果亦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具体而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伤亡已经远超战争发动者的预期，在美国国内激发普遍的厌战情绪，两国始终不能建立稳定有效的国内政治秩序，反而引发了前途难测的宗教和社会混乱，于此同时，战争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高达数千亿的战费使美国国家财政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截至目前，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已经接近两万亿，这已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曾达到的最高数额。由于战争，美国也极大地疏远了法德为代表的主要欧洲盟友，与中俄等主要外交伙伴也增加了政策摩擦，这使得全球多极化的趋势得到了发展。
总括而言之，美国所遭遇的最重大的战略环境的背景性变化就是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挫折、变数与金融危机。与战争决策不同，金融危机除了暴露美国国家资源的局限，其另一个重要后果是迫使美国国家政策的重心和焦点回到国内问题。这两大背景迫使美国需要对一直以来的战略进行反思和调整，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力量进行重新评估与整合，从而更好地维持和实现对中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即确保美国在现有全球格局中的首要位置，这是美国举国同意的和首要的核心国家利益。当然，在这些巨大的背景性变化的同时，民主党的传统政策偏好也是值得关注的促使奥巴马政策转变的一个内在因素。
布什主义的美国全球战略与遗产
布什总统上台时，美国比计划提前几乎20年实现了平衡预算，并有20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盈余。冷战的结束不仅使美国全球性对手消失，更使得美国在对主要传统盟友和外交伙伴的关系中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
美国的军事力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不仅恢复了自信，并通过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事革命处于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就20世纪世界军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来说，在其前半期，先是一战中的西线作战代表了19世纪进攻至上论破产，在机关枪和铁丝网以及纵深防御工事体系的支配下，一切战术和战略的运用都失去了灵感，战斗变成了无意义的屠杀游戏，而战争则变成了参与国家经济与工业的消耗比赛，最后，当人命和物资的双重消耗到了某个极限，所有参战国家都因为内部的崩溃危险而不得不寻求哪怕十分残破的和平。而当二战爆发，由于大规模装甲兵团作战的出现，结合航空兵力及新的通信技术，遂使机动和突破的战法复活，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截至上世纪中叶，随着核武的出现与其超级严重的影响，实际上，作战理论的时钟重新被拨回到索姆河时代。这正是所谓军事革命产生的内在原因。至于本世纪之交，美国复大力倡导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所谓新军事革命，沿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说，贯穿军事革命到新军事革命的理论目标，正是意图在一个因为核对峙而导致的作战理论与实践僵化的背景下，借重技术进步重建突破对手的进攻性作战能力的运动。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每一届力倡新军事革命的美国政府，都毫无例外地奉行扩张性的全球军事政策，因为，他们深信他们具备了既不触动核按钮，又可以有效打击敌人大脑与神经的利器。
布什主义美国全球战略正是建筑在对于这种美国优势军事力量的过度自信之上，以优先运用军事力量始，以“先发制人”的战略出台为完成标志。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布什主义的军事战略的基础：一方面，基于新军事革命技术和战法的部队虽然可以赢得战役胜利，但并不能有效消除路边炸弹、自杀攻击等对手新攻击方式的威胁，更不能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内和平，另一方面，随着战事迁延，战争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日益严重，至于奥巴马政府上台，美国的战略优势已经受到巨大破坏，其道义的、外交的和军事本身的政策遗产几乎均处于负欠的状态。从2008年的大选看，这些负面政策遗产几乎是共和党败选的主要理由。同时，战争的负资产在国内经济上的后果又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加剧。
可以说，从国际、国内及军事和外交等几方面来说，布什主义的扩张性全球战略遗产都是负数。
奥巴马主义美国全球战略的出台
正是基于对上述布什主义的负数战略遗产的认知，奥巴马开始考虑其全球战略方针。针对内外多方面的危机局面，奥巴马选择了危调整垒球战略、后聚焦国内政策的施政顺序，意图通过全球战略的调整为解决国内问题赢得良好的外部 环境，以便重新整合和聚积国家战略资源，确保国家战略目标。
还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发出了自伊拉克逐步撤军、将战争重点转向阿富汗的政策宣示，近一年以来，增兵阿富汗的动向十分明显。奥巴马及其主要幕僚对刻下正在进行的战争明显有不同于布什政府的思路，其标志是奥巴马竞选前后多次申明的撒军言论以及其上台后的一系列部署调整。新政府的战争重点将是阿富汗，因此，随着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增兵计划的实施，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内局势肯定将发生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演变，而与此相关的地区局势，大国对该地区相关政策势必也将发生新一轮演变，这些多重的演变反过来又将极大地刺激和推动美国的全球与地区军事政策的调整。然而，政策是一个互动的领域，这一政策转向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目前尚难判断，尚要取决于美国进一步的动作以及对方的反应。近来伊拉克国内局势有诸多恶化的迹象，这表明对手已经感知到美国战争重点的转移，并做出了相应的动作，这无疑增加了美国战场力量分配的难度和变数。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会否最后崩溃，这是将带来地区和全球重大变化的关键问题，而伊拉克的局势变化也将是决定美国可预见的时间内全球战略走向的基本观察指标。
按照一般政策调整的步骤，本着上述垒球战略调整的需要，奥巴马选择了从外交领域突破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基本放弃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积极修补与欧洲主要盟友及中俄等重要外交伙伴的关系，增加在安全、经贸和环境等重大全球议题上与大国协调的意愿，重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政策推行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更多地利用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改变了布什主义军事优先的基本思维。美国先由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预告战略的重大转变，其次在东欧反导问题上采取了重大政策主动，使布什时期处于恶化状态的美俄关系得以良性启动。最后，在核裁军问题上，奥巴马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政策主动攻势，使美欧同盟关系获得了改善的动力，也标志着奥巴马主义全球战略的正式出台。
核裁军：奥巴马主义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
本年2月4日，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发出主动信息，表示将重启美俄限制战略武器表达的新一轮美俄核裁军目标为。俄各自裁减现有核弹头的80％，将各自的核弹头拥有数量裁减到1000枚的水平。其实远在去年7月15号，奥巴马已经在演说中公开提到美国将“以身作则”承担对于《核不扩散条约》的国际义务。其后，奥巴马政策逐步明确了全球“核归零”的政策目标，其本人也因此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政府的此—重大外交举动具有深远影响，并对全球核军控形势带来值得关注的正面作用。这一系列政策宣示和实践不仅在全球核军控和反扩散领域具有意义，同时也是奥巴马主义美国全球战略开始形成的一个清晰信号，会对大国关系及整个国际格局带来相当的冲击。
布什政府以“研制和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虚假理由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废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以反核扩散的名义对伊朗及朝鲜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外交施压与军事威慑行动，并利用有关问题作为与印度、俄罗斯及中国等大国进行外交博弈的手段，总之，反核扩散在布什政府成为其实施美国扩张性全球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工具，也构成了布什主义的主要内容。然而，布什政府最大的政策失败亦深埋于此中：伊战的理由被证明为虚假，伊核与朝核问题，虽经过中国等大国的真诚努力，但进展有限，同时，美国也消耗了颇为可观的软硬实力，与此同时，全球反核扩散的努力却由于美国更加赤裸裸的核讹诈政策陷于停顿，甚至倒退。人类所面临的核毁灭的危险丝毫无减少的征兆。
证诸《核不扩散条约》本身，核不扩散的基石实奠基于如下三点：首先是美俄为代表的核大国及拥核国家需承担起坚定、可靠、彻底的核裁军的义务，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实施核威胁，其次是无核国家承担起不进行后，国家和国际社会应确保无核国家发展核能用于民用用途的畅通管道。这多重的义务互相支持，构成了国际核军控与不扩散的支柱。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垒球战略完全忽视了美国作为头号核霸权国家的有关义务，研制新型号核武弹头，多次进行或威胁进行实战部署，撕毁有关条约，并对部分非法拥核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如此，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遭到挫折是很符合逻辑的结果。
奥巴马政府的有关倡议和政策举动都清晰地标志着美国将在核军控领域采取重大战略主动。这一方面是出于奥巴马总统本人及其团队的基本政策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政策精英及公众对布什政府支付的沉重战略代价表示不满。目前欧洲各国都对此政策倡议表示支持和欢迎。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特色的美国大战略已有初步的认知，这些认知包括：美国将更注重多边的、国际规制的作用，而修正单边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将更多承担起相关的国际义务，而不是破坏有关的国际条约和义务体系；美国将更注重软实力的准确运用，逐渐摆脱对军事等硬实力的过度依赖与偏好，最后，美国将更多从其力量的局限性而不是优势出发看待国际问题。
在这一领域的系列政策施为不仅对核军控和全球反核扩散的努力带来积极影响，也无疑将帮助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全球战略领域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
新政策目标：从帝国战略转向新型霸权战略
综上所述，出于对美国所面临的内外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对于美国国家力量的评估，为确保维护美国国家战略目标与利益的需要，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全球战略领域已经开始了重大的变化过程，而相关的美国战略计划与实施也朝着收缩和调整的方向演进。这些变化和演进正是奥巴马主义的美国全球战略开始形成的标志，通过考察这些具体的变化和演进，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其目标。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说，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主要政策目标在于实现国家战略的转型，即从布什时期的帝国型战略转型为新型的霸权战略。
首先，无可讳言，奥巴马主义的国家战略首先是对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帝国战略的重大修正。换言之，与布什政府对美国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及其作用的过高估计不同，奥巴马主义的内外政策首先是立足于对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之认知，放弃了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去塑造世界的冲动。因此，奥巴马主义全球战略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说是去意识形态化，即回归到更加富于现实主义色彩的政策观念。可以预计，在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领域，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议题将退居较次要的位置，美国的政策资源将更集中地运用于牵涉美国核心与重大利益的事务。而在这些事务中，美国本土安全与经济安全，无疑将是居于头等重要地位的事项。
其次，由于摒弃意识形态挂帅的帝国主义思维，修补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将变得必要而可行。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了诸多主动行动，向北约、日美同盟等为代表的传统盟友表达改善和升级同盟关系的热情与意愿，也采取了外交主动向中国和俄罗斯等重要全球事务伙伴表达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意愿，这些动向都表明了奥巴马主义语境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将更加注重二战后形成的大国协调的体制，更加克制单边主义的决策诱惑，而在垒球事务的干预中将更富于选择性，即除非牵涉到美国的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美国将更多利用经济、外交、同盟或双边及多边协调的力量，更多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实施政策，在风险过大时甚至置身事外。
其三，如果去除塑造阿拉伯民主的意识形态色彩，则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目标将变得相对简单得多，即支持现政权达致可靠与稳定的国内和平。如此，则美国将不得不改变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咄咄逼人的政策，试探某种地区缓和的可能，同时也将更注意发挥伊拉克国内各派的力量。能源安全——全球稳定的石油供应和合理的供销价格——是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而伊拉克的国内和平与政治稳定则攸关国际能源安全，因此，即使奥巴马政权改变布什的军事第一的对伊政策，但基本的目标则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也不容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其四，奥巴马政府已经多次表示了在新能源、全球环境控制和对美国传统产业前途方面的政策理念，这些政策理念均是基于对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识，也必将改变布什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在奥巴马主义的战略思维之下，一个更加重视对话和协调的美国是可以预期的。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也可以说美国将从一个蛮横的帝国向一个更“温和”的帝国转变。
当然，奥巴马主义全球战略是基于对上述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知同时也是一种重新认知和确立美国优势的思维。奥巴马及其战略决策团队体认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但依然坚信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享有巨大战略优势的唯一霸权国家，并坚持这种美国霸权的必要性，美国的优势不足以承担一厢情愿的世界警察的角色，但奥巴马主义深知保持美国霸权符合并能够促进美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利益，美国整体战略的调整和局部收缩将更有利于增加在必要时运用美国力量的力度和选择。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奥巴马政府执政已经快满一年，其内外政策的基本理念也有所实践，这些政策施为体现了奥巴马新政府及美国朝野人士对当前全球格局的新的认知与对策。根据对这些政策施为的初步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前瞻奥巴马政府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趋势与动向。总括来说，不同于布什政府时期积极进取和偏重军事的政策，美国囿于内外战略环境的新特点，自冷战结束以来持续20余年的全球扩张战略正面临反思、更新的又一个调整期，而在军事政策领域，其一直奉行的新军事革命战略也面临重新检讨和调整的阶段。本文即是对这一重要国际动态的初步分析。
美国内外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迄止近年，美国—直以全球唯一霸权的形象，运用其庞大的国家力量、特别是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力图按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塑造未来全球格局，即使在“9.11”之后，美国也并未对这一单边扩张的全球战略采取收缩，反而利用“全球反恐战争”为手段，加大了对外进取和用兵的力度，2003年，随着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颠覆，这一扩张性进取战略到达了其顶峰。
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基本动机在于三端：一则是为了满足“9.11”之后美国举国上下要求立即、迅猛的报复冲动，借以收取民意支持，再则是意图控制中东石油产地，在中亚打入和巩固军事立足点，借以掌握全球战略的要点，为进一步塑造垒球形势和推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奠定基础，最后则是用战争与和平问题调整与盟友和重要外交伙伴的关系，展示美国的军事实战与威慑能力。
六年以来，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的发展，美国上述三个政策意图均出现了十分不利的情形，并且引发了诸多负面反馈。首先，从战略的思维层面说，单纯出于报复的国家战略本身犯有孙子所谓“怒而兴师，愠而至战”的错误，其次，就目标来说，搜索和打击拉登所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重建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国内秩序，乃至塑造相关地区局势、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调整大国外交等目标本身南辕北辙，非可以一举而至者。最后，实践证明。美国的国家力量虽然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但远非没有边界，过度扩张战略所耗费的国家资源远非美国可以承受，而由于这些战略实施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后果亦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具体而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伤亡已经远超战争发动者的预期，在美国国内激发普遍的厌战情绪，两国始终不能建立稳定有效的国内政治秩序，反而引发了前途难测的宗教和社会混乱，于此同时，战争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高达数千亿的战费使美国国家财政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截至目前，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已经接近两万亿，这已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曾达到的最高数额。由于战争，美国也极大地疏远了法德为代表的主要欧洲盟友，与中俄等主要外交伙伴也增加了政策摩擦，这使得全球多极化的趋势得到了发展。
总括而言之，美国所遭遇的最重大的战略环境的背景性变化就是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挫折、变数与金融危机。与战争决策不同，金融危机除了暴露美国国家资源的局限，其另一个重要后果是迫使美国国家政策的重心和焦点回到国内问题。这两大背景迫使美国需要对一直以来的战略进行反思和调整，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力量进行重新评估与整合，从而更好地维持和实现对中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即确保美国在现有全球格局中的首要位置，这是美国举国同意的和首要的核心国家利益。当然，在这些巨大的背景性变化的同时，民主党的传统政策偏好也是值得关注的促使奥巴马政策转变的一个内在因素。
布什主义的美国全球战略与遗产
布什总统上台时，美国比计划提前几乎20年实现了平衡预算，并有200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盈余。冷战的结束不仅使美国全球性对手消失，更使得美国在对主要传统盟友和外交伙伴的关系中处于更加优越的地位。
美国的军事力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不仅恢复了自信，并通过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事革命处于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就20世纪世界军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来说，在其前半期，先是一战中的西线作战代表了19世纪进攻至上论破产，在机关枪和铁丝网以及纵深防御工事体系的支配下，一切战术和战略的运用都失去了灵感，战斗变成了无意义的屠杀游戏，而战争则变成了参与国家经济与工业的消耗比赛，最后，当人命和物资的双重消耗到了某个极限，所有参战国家都因为内部的崩溃危险而不得不寻求哪怕十分残破的和平。而当二战爆发，由于大规模装甲兵团作战的出现，结合航空兵力及新的通信技术，遂使机动和突破的战法复活，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截至上世纪中叶，随着核武的出现与其超级严重的影响，实际上，作战理论的时钟重新被拨回到索姆河时代。这正是所谓军事革命产生的内在原因。至于本世纪之交，美国复大力倡导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所谓新军事革命，沿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说，贯穿军事革命到新军事革命的理论目标，正是意图在一个因为核对峙而导致的作战理论与实践僵化的背景下，借重技术进步重建突破对手的进攻性作战能力的运动。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每一届力倡新军事革命的美国政府，都毫无例外地奉行扩张性的全球军事政策，因为，他们深信他们具备了既不触动核按钮，又可以有效打击敌人大脑与神经的利器。
布什主义美国全球战略正是建筑在对于这种美国优势军事力量的过度自信之上，以优先运用军事力量始，以“先发制人”的战略出台为完成标志。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布什主义的军事战略的基础：一方面，基于新军事革命技术和战法的部队虽然可以赢得战役胜利，但并不能有效消除路边炸弹、自杀攻击等对手新攻击方式的威胁，更不能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内和平，另一方面，随着战事迁延，战争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日益严重，至于奥巴马政府上台，美国的战略优势已经受到巨大破坏，其道义的、外交的和军事本身的政策遗产几乎均处于负欠的状态。从2008年的大选看，这些负面政策遗产几乎是共和党败选的主要理由。同时，战争的负资产在国内经济上的后果又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加剧。
可以说，从国际、国内及军事和外交等几方面来说，布什主义的扩张性全球战略遗产都是负数。
奥巴马主义美国全球战略的出台
正是基于对上述布什主义的负数战略遗产的认知，奥巴马开始考虑其全球战略方针。针对内外多方面的危机局面，奥巴马选择了危调整垒球战略、后聚焦国内政策的施政顺序，意图通过全球战略的调整为解决国内问题赢得良好的外部 环境，以便重新整合和聚积国家战略资源，确保国家战略目标。
还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发出了自伊拉克逐步撤军、将战争重点转向阿富汗的政策宣示，近一年以来，增兵阿富汗的动向十分明显。奥巴马及其主要幕僚对刻下正在进行的战争明显有不同于布什政府的思路，其标志是奥巴马竞选前后多次申明的撒军言论以及其上台后的一系列部署调整。新政府的战争重点将是阿富汗，因此，随着伊拉克撤军和阿富汗增兵计划的实施，伊拉克和阿富汗国内局势肯定将发生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演变，而与此相关的地区局势，大国对该地区相关政策势必也将发生新一轮演变，这些多重的演变反过来又将极大地刺激和推动美国的全球与地区军事政策的调整。然而，政策是一个互动的领域，这一政策转向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目前尚难判断，尚要取决于美国进一步的动作以及对方的反应。近来伊拉克国内局势有诸多恶化的迹象，这表明对手已经感知到美国战争重点的转移，并做出了相应的动作，这无疑增加了美国战场力量分配的难度和变数。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会否最后崩溃，这是将带来地区和全球重大变化的关键问题，而伊拉克的局势变化也将是决定美国可预见的时间内全球战略走向的基本观察指标。
按照一般政策调整的步骤，本着上述垒球战略调整的需要，奥巴马选择了从外交领域突破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基本放弃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积极修补与欧洲主要盟友及中俄等重要外交伙伴的关系，增加在安全、经贸和环境等重大全球议题上与大国协调的意愿，重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政策推行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更多地利用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改变了布什主义军事优先的基本思维。美国先由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预告战略的重大转变，其次在东欧反导问题上采取了重大政策主动，使布什时期处于恶化状态的美俄关系得以良性启动。最后，在核裁军问题上，奥巴马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政策主动攻势，使美欧同盟关系获得了改善的动力，也标志着奥巴马主义全球战略的正式出台。
核裁军：奥巴马主义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
本年2月4日，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发出主动信息，表示将重启美俄限制战略武器表达的新一轮美俄核裁军目标为。俄各自裁减现有核弹头的80％，将各自的核弹头拥有数量裁减到1000枚的水平。其实远在去年7月15号，奥巴马已经在演说中公开提到美国将“以身作则”承担对于《核不扩散条约》的国际义务。其后，奥巴马政策逐步明确了全球“核归零”的政策目标，其本人也因此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政府的此—重大外交举动具有深远影响，并对全球核军控形势带来值得关注的正面作用。这一系列政策宣示和实践不仅在全球核军控和反扩散领域具有意义，同时也是奥巴马主义美国全球战略开始形成的一个清晰信号，会对大国关系及整个国际格局带来相当的冲击。
布什政府以“研制和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虚假理由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废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以反核扩散的名义对伊朗及朝鲜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外交施压与军事威慑行动，并利用有关问题作为与印度、俄罗斯及中国等大国进行外交博弈的手段，总之，反核扩散在布什政府成为其实施美国扩张性全球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工具，也构成了布什主义的主要内容。然而，布什政府最大的政策失败亦深埋于此中：伊战的理由被证明为虚假，伊核与朝核问题，虽经过中国等大国的真诚努力，但进展有限，同时，美国也消耗了颇为可观的软硬实力，与此同时，全球反核扩散的努力却由于美国更加赤裸裸的核讹诈政策陷于停顿，甚至倒退。人类所面临的核毁灭的危险丝毫无减少的征兆。
证诸《核不扩散条约》本身，核不扩散的基石实奠基于如下三点：首先是美俄为代表的核大国及拥核国家需承担起坚定、可靠、彻底的核裁军的义务，并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实施核威胁，其次是无核国家承担起不进行后，国家和国际社会应确保无核国家发展核能用于民用用途的畅通管道。这多重的义务互相支持，构成了国际核军控与不扩散的支柱。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垒球战略完全忽视了美国作为头号核霸权国家的有关义务，研制新型号核武弹头，多次进行或威胁进行实战部署，撕毁有关条约，并对部分非法拥核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如此，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遭到挫折是很符合逻辑的结果。
奥巴马政府的有关倡议和政策举动都清晰地标志着美国将在核军控领域采取重大战略主动。这一方面是出于奥巴马总统本人及其团队的基本政策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政策精英及公众对布什政府支付的沉重战略代价表示不满。目前欧洲各国都对此政策倡议表示支持和欢迎。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特色的美国大战略已有初步的认知，这些认知包括：美国将更注重多边的、国际规制的作用，而修正单边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将更多承担起相关的国际义务，而不是破坏有关的国际条约和义务体系；美国将更注重软实力的准确运用，逐渐摆脱对军事等硬实力的过度依赖与偏好，最后，美国将更多从其力量的局限性而不是优势出发看待国际问题。
在这一领域的系列政策施为不仅对核军控和全球反核扩散的努力带来积极影响，也无疑将帮助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全球战略领域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
新政策目标：从帝国战略转向新型霸权战略
综上所述，出于对美国所面临的内外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对于美国国家力量的评估，为确保维护美国国家战略目标与利益的需要，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全球战略领域已经开始了重大的变化过程，而相关的美国战略计划与实施也朝着收缩和调整的方向演进。这些变化和演进正是奥巴马主义的美国全球战略开始形成的标志，通过考察这些具体的变化和演进，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其目标。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说，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主要政策目标在于实现国家战略的转型，即从布什时期的帝国型战略转型为新型的霸权战略。
首先，无可讳言，奥巴马主义的国家战略首先是对布什政府所奉行的帝国战略的重大修正。换言之，与布什政府对美国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及其作用的过高估计不同，奥巴马主义的内外政策首先是立足于对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之认知，放弃了以美国的意识形态去塑造世界的冲动。因此，奥巴马主义全球战略的第一个特征可以说是去意识形态化，即回归到更加富于现实主义色彩的政策观念。可以预计，在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领域，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议题将退居较次要的位置，美国的政策资源将更集中地运用于牵涉美国核心与重大利益的事务。而在这些事务中，美国本土安全与经济安全，无疑将是居于头等重要地位的事项。
其次，由于摒弃意识形态挂帅的帝国主义思维，修补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将变得必要而可行。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了诸多主动行动，向北约、日美同盟等为代表的传统盟友表达改善和升级同盟关系的热情与意愿，也采取了外交主动向中国和俄罗斯等重要全球事务伙伴表达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意愿，这些动向都表明了奥巴马主义语境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将更加注重二战后形成的大国协调的体制，更加克制单边主义的决策诱惑，而在垒球事务的干预中将更富于选择性，即除非牵涉到美国的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美国将更多利用经济、外交、同盟或双边及多边协调的力量，更多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实施政策，在风险过大时甚至置身事外。
其三，如果去除塑造阿拉伯民主的意识形态色彩，则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目标将变得相对简单得多，即支持现政权达致可靠与稳定的国内和平。如此，则美国将不得不改变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咄咄逼人的政策，试探某种地区缓和的可能，同时也将更注意发挥伊拉克国内各派的力量。能源安全——全球稳定的石油供应和合理的供销价格——是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而伊拉克的国内和平与政治稳定则攸关国际能源安全，因此，即使奥巴马政权改变布什的军事第一的对伊政策，但基本的目标则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也不容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其四，奥巴马政府已经多次表示了在新能源、全球环境控制和对美国传统产业前途方面的政策理念，这些政策理念均是基于对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识，也必将改变布什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在奥巴马主义的战略思维之下，一个更加重视对话和协调的美国是可以预期的。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也可以说美国将从一个蛮横的帝国向一个更“温和”的帝国转变。
当然，奥巴马主义全球战略是基于对上述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知同时也是一种重新认知和确立美国优势的思维。奥巴马及其战略决策团队体认到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但依然坚信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享有巨大战略优势的唯一霸权国家，并坚持这种美国霸权的必要性，美国的优势不足以承担一厢情愿的世界警察的角色，但奥巴马主义深知保持美国霸权符合并能够促进美国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利益，美国整体战略的调整和局部收缩将更有利于增加在必要时运用美国力量的力度和选择。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