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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出版的彩色连环画《琴》，虽然出版发行的时间是1979年年初，但是组稿绘画和印制肯定在上一年，甚至更早些时候。所以，它依旧可以归类到那个特殊年代数量众多的连环画品种中去。
不过它是彩色的，而且是48开不是64开，加上封面上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拉小提琴的形象，所以至少在形式上它已经具有了某种面貌一新的新时期的文化产品的特征，或者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人们已经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期待着的特征。
不过，在那个大部分商品还都在手工时代的历史状态里，文化产品总是会滞后社会风尚的微妙改变一些；而这本并没有立意在改变的小小连环画册，仅仅因为形式上这种“新鲜”，便阴错阳差地成为这种普遍社会心态的某种对象物。
画家刘秉江在出版这册连环画的当年还有《刘秉江新疆速写》画册出版，此后更有大量美术作品问世，是中央民族美术学院的著名教授和画家。连环画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按照其画大画的习惯和风范完成的，每一幅都是经得住专业眼光审视的美术作品，而不仅仅是连缀故事的形象衔接。在非常强调的现实要求面前，这近乎唯一的被允许继续存在的年画宣传画连环画创作孔道中，不管什么身份创作者在艺术上都是严肃认真而功力尽现的。尽管内容上受到限制，但是构图和立意上却尽量精致，这也是当时很多专业画家介入连环画创作时的普遍上乘表现之一种。
正是形式感上的这种特征与普遍的阅读期待形成的近乎偶然的际遇，使这本定价高到了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0.22元的小书，第一版的印数也有70000册之巨。因为从对稍微复杂一点的文字不断地注音标调的细节可以知道，这本书在编选绘画之初的设计读者对象是孩子，是刚刚度过了低幼年龄阶段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而在完全靠着读者自由购买，没有名师推荐，没有学校统一购买的前提下，这样一本小书的印量也就相当可观了。
虽然当时任意一本连环画的印数都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但是这本连环画从内容上可以说是并无新意，没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打仗的场面，又是诗歌体配文（只说改变自散文《琴》，但是没有标明原文作者），对小读者的吸引力不是很强；其“价值”感几乎都来自“外國人拉小提琴”这样的彩色形式。
在一般的汉语语境里，“琴”是广义的琴的总称，举凡钢琴、口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手风琴、马头琴等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琴。不过从约定俗成的微妙语感来说，单说一个“琴”字，又往往是指我们的本土乐器中的琴，尤其是俞伯牙摔琴的那个琴——瑶琴。那毕竟是汉语最古老的琴的意象的源头。
但是这本彩色连环画明明说的是小提琴，封面上也醒目地画着正在拉小提琴的演奏者，却单用了一个“琴”字。这如果不是作者刻意为之，就一定是从我们的文化背景出发的理所当然。称呼上的无意识，有时候表现的是不仅是出发点，还有站在出发点上的立场与视野。
与之相联系的是包括封面封底在内的工人抗议的背景里打出的标语，都是英语的；且不说那些英语口号很像是中文口号的翻译版，只说在拉丁美洲将英语作为日常语言乃至官方语言的是哪个国家呢？显然不是主要的大国，都是很小的国家（讲英语的拉丁美洲国家为：巴哈马，巴巴多斯，巴布达，伯利茨，百慕大，波多黎各，福克兰群岛，知开曼岛，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维尔京群岛，安提瓜道岛，蒙特塞拉特，多米尼加联邦，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是不是也出于一种只要是外国就都是在用英语的朴素想象呢？这个细节甚至使人对整个故事都产生了一定的猜度。
的确，从内容上看这册连环画完全是从立足我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世界的。这位拉小提琴的拉丁美洲穷人朋友因为灾难，因为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而家破人亡，身世悲惨，歌喉被人下毒毁掉以后毅然决然地拿起小提琴继续为改变穷人的命运而演奏，精神可嘉。
他到广州春季广交会上来显然不是为了下订单购物或者推销产品，他来这里拿起展台上的一把小提琴进行的演奏，既浪漫又蕴藉着无穷的悲愤力量；尽管他是怎么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里，来到既有朴素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后来的理论指导，笃信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我们这里来的，书里语焉不详；而以后他会做什么也就更无从知道了。
最后的画面是一位中国同志，慷慨仗义地、毫不犹豫地、急公好义地，也应该未走批准手续地拿起显然是作为展品也就是商品的小提琴送给他，说“收下吧！这象征着中国人民对远方战友的情谊。”
这本连环画画的人物都很金发碧眼、孔武有力、身材标准，形式美感很强。与我们通常想象中的穷人的悲惨世界还是不大一样。这好像是在迎合读者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想象。正像中国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会觉着一个真正的穷人不会拥有小提琴一样，因为是在外国，所以一切也都具有了不一样的可能。这本连环画的故事虽然没有新意但是画面是有吸引力的，是在用绘画语言为读者打开窗户向外看，甚至也是绘画作者自己在向外看。
在连环画历史上，与稍早一些出版的《约翰的悲惨生活》等同类连环画相比，《琴》不是最后一本，也肯定是最靠后一批以此视角看世界的作品了。1979年及其以后的连环画选题的立项和绘画，一改过去那种要画外国就只从这种固定模式出发、一再重复的套路，变得空前丰富、活跃起来：既有外国名著，也有外国人物故事，外国的科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人物纷纷走上中国的连环画舞台，题材选择越来越趋于正常，不再一味基于这么强烈的中外对比而只刻画其中的命运困厄、境遇悲惨者。
从这个角度上说，《琴》是有很强的节点意义的。它不是里程碑，却是一件文物。它曾经是一个叙述语境，但不应该是唯一正确的语境。我们要做的，还是要继续以开阔的胸襟面对整个世界。
换句话说，仅仅是从出版物丰富多彩的角度上说，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唯一语境下的出版物，在当下或者未来复活；当然，在连环画那是绝对不可能了。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本身也已经消亡在了上世纪90年代初。至于未来会不会再度出现，那就看我们与他们的缘分了。
（作者系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