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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2届初中、74届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后，我们高22班20名同学满怀“与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的热情，于1975年3月，先于同届毕业生去插队。在劳动了大约一年半，城里大批招工。我与大多数知青都回城了。
我们那批回城的知青主要分配在服务行业。我被分配到北京电车二场113路车队当售票员。是跟早、晚高峰时增加的小车。跑小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多为同届或上一届的，清一色小年轻，尽管大家其乐也融融，但填补不了深层的精神空虚。
忘了啥时候、從谁那里得知要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令我热血沸腾，分明看到眼前铺就的一条金光大道。我立即一扫空虚、无聊的状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心思就如激光束一样集中，瞄准的靶子就是高考。报考大学的同时，车队也开始招考司机。年轻的售票员大都希望学开车，技术性强，比卖票酷多了。我也要报名。张队长笑眯眯地问我：“小吴啊，想脚踩两只船？”实事求是的善意调侃，我听后心里极不受用，诠释为队长不待见我考司机。心里犟嘴：有不让脚踩两只船的明文规定吗？但这一激，逼得我背水一战，绝了考司机的念头。五个指头攥成拳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立即开始利用下班时间搜罗复习资料。
那时我除了有“我要读书”（语出《我要读书》书名）的强烈愿望，对大学一无所知，还以为就像初中升高中一样，语文数学都学，只不过更高深罢了，报名时才知道有文理分科这么一说。我对文或理没有特别偏好，或者说都有兴趣，但毫不犹豫弃文从理。我坚定地认为：爱好和饭碗不属同一个范畴。这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小接受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也因为对当时社会上的假大空风气烦透了，心想学文能学出啥名堂？学知识是为了学以致用，理工实打实，文科不就是万金油嘛，不上大学也能自学。
我在父亲的建议下尝试过利用工余自学。父亲主动为我联系了指导老师。第一次拜师，我提着一盒母亲为我准备好的广式月饼作为束脩，公共汽车坐了一站又一站，“绵绵无绝期”，折腾得又有些“旧病”复发，头昏昏沉沉的。听老师授课时，仍然没能摆脱坐车的意境，强睁着双眼看着老师，努力竖着耳朵听讲，就是不入脑子，神志在梦与醒之间挣扎。我理智地降低了听课的期望值，不指望听进啥了，只要能够不打瞌睡，保全老师和我的面子，就是胜利。可无论我的意志多么坚强，脑袋还是很不争气地、鸡啄米一样地猛然点了好几次。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圣人的话说到我心坎儿上了。我的状况是“行无余力”，这“文”看来是没条件学下去了。果不其然，后来因种种记不得的原因（也许高考是客观原因），就没有后来了。
在那个不失激情的年代和年龄，除了就业的实际考虑，我也有相当成分的科技救国理想。那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深入人心。由于高考的契机，我感觉个人的志趣与国家这艘巨轮的航向可以如此完美地一致，自己不再属于溜边儿的黄花鱼了，也不是被动地被潮流裹挟着走了，而是可以自主地选择、主动地加入社会主流，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考大学的整个过程，家里人没掺和，自己一手操持，一腔我的青春我做主的主人公气概。报大学于我如做梦娶媳妇，由着性儿只想最可心的，当然第一志愿就是清华。然后选专业。我喜欢当工程师，不会选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别的专业又一无所知，就填了力学。我的三个志愿是：清华大学力学专业，北工大无线电，复旦生物，都是凭自己的一知半解和直觉瞎填的。
第一天进考场，心跳得厉害，数了一下，每分钟120下。我那时若心跳过70就往往预示低烧。跳到那个程度，真是原始人看见身后狮子追来要逃命才会产生的应急反应。
谢天谢地考完了，虽然有遗憾，大体感觉不坏。身心疲惫，没啥可闹了，又回到车队。得到录取通知时，是从未体验过的高兴和轻松，用咸鱼翻身或鲤鱼跳龙门来形容都不为过。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为了庆贺“金榜题名”，我提议买糖庆祝。母亲高兴地赞成说：“应该！”这时我已经转正，工资涨到40元，于是慷慨解囊五元大钞，跑到北新桥副食商场买了自己平时根本不会问津、当时能买得到的最高级的杂拌儿软糖，招待亲友和同事，直追婚礼发喜糖的档次。
清华报到那天，校园里碰上物理班的张伯英，他也是21中的，比我低一级。校友相逢，又成校友；双喜临门，分外惊喜。张伯英告诉我：我们都是师资班的。他在物师七，我是力师七的，同属基础部。我一听，圆乎脸儿“呱哒”一下就成了长乎脸儿，比川剧的变脸还神速。我最怕当老师，这与我当工程师的愿望相差太远啦！虽然我是“四眼儿”，可报名的时候，白纸黑字“力学专业”四个字绝对不会看差，现在咋就凭空蹦出个“师资班”？
我们力师七的班主任是纪辉玉和范钦珊两位老师，分别辅导我们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而教授这两门看家本领的，是教学经验丰富的黄昭度黄先生和吴明德吴先生。吴先生京剧唱得好，是名票友，去《沙家浜》里刁德一的角儿，曾应我们请求唱过一段儿。以我不专业的眼光评判，吴先生神形兼备，唱念俱佳，和马长礼差不多。范老师的材料力学在业内首屈一指，直到现在还在与时俱进，不断在教书育人的理念和实践上做新的探索和尝试。相比之下，我在美加的工学院（我在六所不同类型院校的不同学科注过册、上过课，分别在美加得到过两个不同领域的学位）还没见过或听说过有如此在教学上下功夫且成绩斐然的教授。
那时的老师爱生如子。大概是大一的第一次考试，范老师给我们买来一大包散装巧克力（当时的新产品，好吃、实惠，属高级糖果类），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需要补充高糖和高蛋白，而巧克力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佳营养品。一次我材料力学没考好，放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闷在宿舍里用功。吴先生登门找我聊闲天，我心知肚明吴先生是在帮我转移注意力。纪老师对我讲过多次，她从我的报考材料中得知父亲是（归国）华侨，就特别把我留下了。“特招”，就是说分数不咋地，记得总分是312.5。父亲18岁参加革命，二十郎当回国参加新四军打鬼子；纪老师是印尼望族富商家的大小姐，十几岁归国受教育，在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同年参加了抗美援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共同的南洋归侨身份，让我意外因“祸”得“特权”。父亲后来讲，他最担心我政审通不过。我考大学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悬而未决（没有“落实政策”）， 海外关系倒是其次。所以，我进清华的三个关键是：第一、我认为我认为上了高中；第二、清华力学专业是第一志愿；第三、碰上了归侨身份的纪老师招生。这重要的三步，任何一步若稍有差异，都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而重中之重是第一步。
四十年过去了，《毕业歌》里的“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言犹在耳，时代却发生了巨变。四十年最值得欣慰的是身在“江湖”，见证了祖国的和平崛起，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強。”
（作者简介：吴岫原，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怀柔县黄花城公社东宫大队插队。1976年在北京电车二场任售票员。1978至1984年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硕士。1984年在城建部综合勘察研究院任工程师。1986年出国留学。现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税务局IT部门任职。）
我们那批回城的知青主要分配在服务行业。我被分配到北京电车二场113路车队当售票员。是跟早、晚高峰时增加的小车。跑小车的司机和售票员多为同届或上一届的，清一色小年轻，尽管大家其乐也融融，但填补不了深层的精神空虚。
忘了啥时候、從谁那里得知要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令我热血沸腾，分明看到眼前铺就的一条金光大道。我立即一扫空虚、无聊的状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心思就如激光束一样集中，瞄准的靶子就是高考。报考大学的同时，车队也开始招考司机。年轻的售票员大都希望学开车，技术性强，比卖票酷多了。我也要报名。张队长笑眯眯地问我：“小吴啊，想脚踩两只船？”实事求是的善意调侃，我听后心里极不受用，诠释为队长不待见我考司机。心里犟嘴：有不让脚踩两只船的明文规定吗？但这一激，逼得我背水一战，绝了考司机的念头。五个指头攥成拳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立即开始利用下班时间搜罗复习资料。
那时我除了有“我要读书”（语出《我要读书》书名）的强烈愿望，对大学一无所知，还以为就像初中升高中一样，语文数学都学，只不过更高深罢了，报名时才知道有文理分科这么一说。我对文或理没有特别偏好，或者说都有兴趣，但毫不犹豫弃文从理。我坚定地认为：爱好和饭碗不属同一个范畴。这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小接受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也因为对当时社会上的假大空风气烦透了，心想学文能学出啥名堂？学知识是为了学以致用，理工实打实，文科不就是万金油嘛，不上大学也能自学。
我在父亲的建议下尝试过利用工余自学。父亲主动为我联系了指导老师。第一次拜师，我提着一盒母亲为我准备好的广式月饼作为束脩，公共汽车坐了一站又一站，“绵绵无绝期”，折腾得又有些“旧病”复发，头昏昏沉沉的。听老师授课时，仍然没能摆脱坐车的意境，强睁着双眼看着老师，努力竖着耳朵听讲，就是不入脑子，神志在梦与醒之间挣扎。我理智地降低了听课的期望值，不指望听进啥了，只要能够不打瞌睡，保全老师和我的面子，就是胜利。可无论我的意志多么坚强，脑袋还是很不争气地、鸡啄米一样地猛然点了好几次。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圣人的话说到我心坎儿上了。我的状况是“行无余力”，这“文”看来是没条件学下去了。果不其然，后来因种种记不得的原因（也许高考是客观原因），就没有后来了。
在那个不失激情的年代和年龄，除了就业的实际考虑，我也有相当成分的科技救国理想。那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深入人心。由于高考的契机，我感觉个人的志趣与国家这艘巨轮的航向可以如此完美地一致，自己不再属于溜边儿的黄花鱼了，也不是被动地被潮流裹挟着走了，而是可以自主地选择、主动地加入社会主流，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考大学的整个过程，家里人没掺和，自己一手操持，一腔我的青春我做主的主人公气概。报大学于我如做梦娶媳妇，由着性儿只想最可心的，当然第一志愿就是清华。然后选专业。我喜欢当工程师，不会选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别的专业又一无所知，就填了力学。我的三个志愿是：清华大学力学专业，北工大无线电，复旦生物，都是凭自己的一知半解和直觉瞎填的。
第一天进考场，心跳得厉害，数了一下，每分钟120下。我那时若心跳过70就往往预示低烧。跳到那个程度，真是原始人看见身后狮子追来要逃命才会产生的应急反应。
谢天谢地考完了，虽然有遗憾，大体感觉不坏。身心疲惫，没啥可闹了，又回到车队。得到录取通知时，是从未体验过的高兴和轻松，用咸鱼翻身或鲤鱼跳龙门来形容都不为过。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为了庆贺“金榜题名”，我提议买糖庆祝。母亲高兴地赞成说：“应该！”这时我已经转正，工资涨到40元，于是慷慨解囊五元大钞，跑到北新桥副食商场买了自己平时根本不会问津、当时能买得到的最高级的杂拌儿软糖，招待亲友和同事，直追婚礼发喜糖的档次。
清华报到那天，校园里碰上物理班的张伯英，他也是21中的，比我低一级。校友相逢，又成校友；双喜临门，分外惊喜。张伯英告诉我：我们都是师资班的。他在物师七，我是力师七的，同属基础部。我一听，圆乎脸儿“呱哒”一下就成了长乎脸儿，比川剧的变脸还神速。我最怕当老师，这与我当工程师的愿望相差太远啦！虽然我是“四眼儿”，可报名的时候，白纸黑字“力学专业”四个字绝对不会看差，现在咋就凭空蹦出个“师资班”？
我们力师七的班主任是纪辉玉和范钦珊两位老师，分别辅导我们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而教授这两门看家本领的，是教学经验丰富的黄昭度黄先生和吴明德吴先生。吴先生京剧唱得好，是名票友，去《沙家浜》里刁德一的角儿，曾应我们请求唱过一段儿。以我不专业的眼光评判，吴先生神形兼备，唱念俱佳，和马长礼差不多。范老师的材料力学在业内首屈一指，直到现在还在与时俱进，不断在教书育人的理念和实践上做新的探索和尝试。相比之下，我在美加的工学院（我在六所不同类型院校的不同学科注过册、上过课，分别在美加得到过两个不同领域的学位）还没见过或听说过有如此在教学上下功夫且成绩斐然的教授。
那时的老师爱生如子。大概是大一的第一次考试，范老师给我们买来一大包散装巧克力（当时的新产品，好吃、实惠，属高级糖果类），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需要补充高糖和高蛋白，而巧克力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佳营养品。一次我材料力学没考好，放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闷在宿舍里用功。吴先生登门找我聊闲天，我心知肚明吴先生是在帮我转移注意力。纪老师对我讲过多次，她从我的报考材料中得知父亲是（归国）华侨，就特别把我留下了。“特招”，就是说分数不咋地，记得总分是312.5。父亲18岁参加革命，二十郎当回国参加新四军打鬼子；纪老师是印尼望族富商家的大小姐，十几岁归国受教育，在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同年参加了抗美援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共同的南洋归侨身份，让我意外因“祸”得“特权”。父亲后来讲，他最担心我政审通不过。我考大学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悬而未决（没有“落实政策”）， 海外关系倒是其次。所以，我进清华的三个关键是：第一、我认为我认为上了高中；第二、清华力学专业是第一志愿；第三、碰上了归侨身份的纪老师招生。这重要的三步，任何一步若稍有差异，都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而重中之重是第一步。
四十年过去了，《毕业歌》里的“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言犹在耳，时代却发生了巨变。四十年最值得欣慰的是身在“江湖”，见证了祖国的和平崛起，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強。”
（作者简介：吴岫原，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怀柔县黄花城公社东宫大队插队。1976年在北京电车二场任售票员。1978至1984年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硕士。1984年在城建部综合勘察研究院任工程师。1986年出国留学。现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税务局IT部门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