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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比如，中国近代“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哪里？“美学”的周边概念是怎样从西方传入东方的？这些概念是如何被翻译过来的？翻译的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态势？这些概念被译介到中国之后是怎样完成本体建构的？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
这部著作以“美学”的概念为逻辑原点和理论支点，以美学理论中具有支撑性意义的基本范畴，如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丑等作为切入点，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厘清了关于中国近代美学概念、范畴和术语的来龙去脉，并对这些概念和术语的生成语境、传播途径、译介过程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概括，并最终完成对中国近代美学源流的梳理和体系的建构。这部著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厘清了近代美学发生的源流问题，对近代美学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考证，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首先，《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深入分析了“美學”概念的汉译问题，涉及相关概念在汉语世界翻译的动态过程。众所周知，自从1750年鲍姆加登提出“美学”概念之后，关于美学及概念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因此这样一个概念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就更显复杂。该书作者坦然面对这种复杂，从译介、传播、接受、流变等多个方面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还原了这一历史进程。作者认为，留学和译介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的历史起点，作为概念的“美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临界点传到中国的。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深入分析了“美学”概念、美学学科、学科体系之间的关联性，并呈现出了“美学”的“跨语际”传播和受容过程。作者发现，正是越来越深入的接受过程使“美学”概念有源可溯、有据可依，并成为美学学科的提纲挈领。
其次，《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对崇高、优美、悲剧、喜剧、丑等美学范畴同样做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从各个角度阐释了这些概念如何进行跨界旅行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并最终完成译名的。事实上，“美学”与上述周边的美学概念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悲剧”“崇高”和“优美”等概念就已经形成并开始被诠释，这说明，如果中国近代美学只讨论“美学”而不讨论其他概念，显然是不完整的。所以，该书作者也对崇高、优美、悲剧、喜剧等概念给予关注。一是关注这些概念生成的共通性，着眼点在于概念本身在西方美学语境中的意义、概念的译介和传播过程、当时学界对概念的确认以及概念被纳入到美学范畴的历程，像“美学”一样，这些概念大部分是“开眼看世界者”有意识地引进中国并在引进的过程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化的。二是关注这些概念源流的特殊性，同中之异在于，这些概念的译介、传播和接受也具有其自身逻辑，比如，作者认为，“崇高”和“优美”的确立是建立在近代中国审美意识凸显的语境之中的，而“悲剧”和“喜剧”则即源于文艺创作的现实需求。这样一来，就将美学范畴及其源流的丰富性呈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学概念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概念群体，概念本身各有所指，但是概念群却建构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美学体系，也形成了中国近代美学的体系性。所谓“体系性”，指的是一系列明晰的概念以一种严密的推理形成一个逻辑整严的体系，按照这种理路，中国近代美学虽然繁复驳杂，但实际上也存在体系性。《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的作者看到了这种体系性并对体系性的生成进行了深切的关注。一方面，作者注意了新学术范式和新美学体系生成过程中相关美学概念的生成方式，如创译、借用和转化等，并指出这种方式不仅是美学话语生成的方式而是近代各个学科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术语的生成方式，虽然相关术语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新的美学话语模式所涵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西方式的，或直接传入中国，或假道日本传入中国，总之相关概念在“跨语际”之前的语义学含义已经被中国学者悉数吸收，这无形中为近代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该书的作者也发现，相关美学概念在完成“跨语际”之后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域也发生着非常隐秘而复杂的联系。比如，在新旧语言交汇的历史节点，美学范畴话语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既是中国传统美学向近现代美学转型的标志之一，也代表着美学学科新范式的确立；再如，当时社会的启蒙思想也无形中将这些美学概念赋予了时代精神，使概念和体系本身具有某种现实张力和启蒙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美学体系性的独特性之所在。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美学体系性的形成既离不开美学及周边概念的西方语境，也离不开中国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与学术环境。
实际上，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西方，也就离不开“跨语际”这个概念。中国近代美学所谓“跨语际”，不是仅指技术上的概念翻译和意义跨界，而指的是这些美学概念与多重语际之间的关系及其穿越语际而衍生出的新话语和新意义，在此基础上，确立这些美学概念在中国近代美学生成中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做到了体系的兼收并蓄，也看到了源流的古今中西，并有理有据有节，是了解研究中国近代美学史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
这部著作以“美学”的概念为逻辑原点和理论支点，以美学理论中具有支撑性意义的基本范畴，如崇高、优美、悲剧性、喜剧性、丑等作为切入点，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厘清了关于中国近代美学概念、范畴和术语的来龙去脉，并对这些概念和术语的生成语境、传播途径、译介过程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概括，并最终完成对中国近代美学源流的梳理和体系的建构。这部著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厘清了近代美学发生的源流问题，对近代美学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考证，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
首先，《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深入分析了“美學”概念的汉译问题，涉及相关概念在汉语世界翻译的动态过程。众所周知，自从1750年鲍姆加登提出“美学”概念之后，关于美学及概念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因此这样一个概念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就更显复杂。该书作者坦然面对这种复杂，从译介、传播、接受、流变等多个方面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还原了这一历史进程。作者认为，留学和译介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的历史起点，作为概念的“美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临界点传到中国的。在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深入分析了“美学”概念、美学学科、学科体系之间的关联性，并呈现出了“美学”的“跨语际”传播和受容过程。作者发现，正是越来越深入的接受过程使“美学”概念有源可溯、有据可依，并成为美学学科的提纲挈领。
其次，《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对崇高、优美、悲剧、喜剧、丑等美学范畴同样做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从各个角度阐释了这些概念如何进行跨界旅行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并最终完成译名的。事实上，“美学”与上述周边的美学概念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悲剧”“崇高”和“优美”等概念就已经形成并开始被诠释，这说明，如果中国近代美学只讨论“美学”而不讨论其他概念，显然是不完整的。所以，该书作者也对崇高、优美、悲剧、喜剧等概念给予关注。一是关注这些概念生成的共通性，着眼点在于概念本身在西方美学语境中的意义、概念的译介和传播过程、当时学界对概念的确认以及概念被纳入到美学范畴的历程，像“美学”一样，这些概念大部分是“开眼看世界者”有意识地引进中国并在引进的过程对这些概念进行理论化的。二是关注这些概念源流的特殊性，同中之异在于，这些概念的译介、传播和接受也具有其自身逻辑，比如，作者认为，“崇高”和“优美”的确立是建立在近代中国审美意识凸显的语境之中的，而“悲剧”和“喜剧”则即源于文艺创作的现实需求。这样一来，就将美学范畴及其源流的丰富性呈现出来。
更重要的是，这些美学概念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概念群体，概念本身各有所指，但是概念群却建构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美学体系，也形成了中国近代美学的体系性。所谓“体系性”，指的是一系列明晰的概念以一种严密的推理形成一个逻辑整严的体系，按照这种理路，中国近代美学虽然繁复驳杂，但实际上也存在体系性。《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的作者看到了这种体系性并对体系性的生成进行了深切的关注。一方面，作者注意了新学术范式和新美学体系生成过程中相关美学概念的生成方式，如创译、借用和转化等，并指出这种方式不仅是美学话语生成的方式而是近代各个学科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术语的生成方式，虽然相关术语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新的美学话语模式所涵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西方式的，或直接传入中国，或假道日本传入中国，总之相关概念在“跨语际”之前的语义学含义已经被中国学者悉数吸收，这无形中为近代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该书的作者也发现，相关美学概念在完成“跨语际”之后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场域也发生着非常隐秘而复杂的联系。比如，在新旧语言交汇的历史节点，美学范畴话语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既是中国传统美学向近现代美学转型的标志之一，也代表着美学学科新范式的确立；再如，当时社会的启蒙思想也无形中将这些美学概念赋予了时代精神，使概念和体系本身具有某种现实张力和启蒙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美学体系性的独特性之所在。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美学体系性的形成既离不开美学及周边概念的西方语境，也离不开中国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与学术环境。
实际上，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西方，也就离不开“跨语际”这个概念。中国近代美学所谓“跨语际”，不是仅指技术上的概念翻译和意义跨界，而指的是这些美学概念与多重语际之间的关系及其穿越语际而衍生出的新话语和新意义，在此基础上，确立这些美学概念在中国近代美学生成中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美学范畴的源流与体系研究》做到了体系的兼收并蓄，也看到了源流的古今中西，并有理有据有节，是了解研究中国近代美学史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