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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吞公款的案例屡禁不止，人民将财务交予政府保管，便是一种信任的托付，为能担得起这份信任，就应坚守制度的底线。
管理他人钱财是一项沉重负担，管理公款尤其如此。私人花好自己的钱易，政府花好人民的钱难，富裕政府花好人民的钱更是难上加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当前的现实。这些年来，侵犯公款的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腐败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显示公款的妥善管理已经成为提高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挑战。
如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五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从当年的贫困政府变成富裕政府——全部公共支出占GDP的比率高达45%，成为世界上几乎唯一“不差钱”的政府。但中国在公款管理方面的种种漏洞却令人极为担忧，其管理的特殊困难：首先，源于委托代理问题；其次，源于免费午餐问题。
就民生政治而言，“人民”的最佳定义是纳税人：那些不知名、不知姓却每天为政府埋单的芸芸众生。如果我们真要致力于民生政治，那么，敬畏公款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普遍对公款管理制度建构必须坚守的底线法则，缺乏最起码的共识性底线却是最大的隐患，究其核心本质，则是公款管理的制度危机。只要没有牢固地、普遍地、持久地确立起这些底线，可以预料，关于公款管理的有效制度建构，将依然严重滞后。
坚守公款管理的底线是堵住公款浪费的强有力的制约。因此，建议法定授权，即政府既不能从公民和企业那里拿走任何钱财，也不得实施任何支出，除非得到法律和代表人民（纳税人）的立法机关正式、完整、清晰和详细的授权。司法机关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并且必须保证至少有4个月以上的预算审查时间。
政府得自人民的资源，必须按人民的意愿（法定授权）使用，并致力产生人民期望的结果。公共官员必须对公款管理承担两类责任：合规性和绩效责任。两类责任必须纳入问责框架。以经济指标为重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应尽快转移到以公款管理和公共服务交付为重心的考核指标上来。
各级政府及其直属部门应定期披露预算报告，以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后者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财政运营（收入费用）表和现金流量表。法律应保障公民有畅通的渠道免费获得与公款有关的一切信息，只有涉及保密的特殊情形例外。
法律和法规应提前公布、统一实施和统一解释。法律与法律之间应避免冲突。公款管理的一切重要方面都必须依据法律。法律应保障公民的话语权表达并约束政府真正担负起适当回应的义务。
这些共识性底线只有融入“民生”和“亲民”概念中，并使其制度化，民生和亲民概念才会变得务实，才会逐步消除人们对“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质疑。
（高峰，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教授、财经作家）
管理他人钱财是一项沉重负担，管理公款尤其如此。私人花好自己的钱易，政府花好人民的钱难，富裕政府花好人民的钱更是难上加难，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当前的现实。这些年来，侵犯公款的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腐败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显示公款的妥善管理已经成为提高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挑战。
如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五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从当年的贫困政府变成富裕政府——全部公共支出占GDP的比率高达45%，成为世界上几乎唯一“不差钱”的政府。但中国在公款管理方面的种种漏洞却令人极为担忧，其管理的特殊困难：首先，源于委托代理问题；其次，源于免费午餐问题。
就民生政治而言，“人民”的最佳定义是纳税人：那些不知名、不知姓却每天为政府埋单的芸芸众生。如果我们真要致力于民生政治，那么，敬畏公款就是一个最佳切入点。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普遍对公款管理制度建构必须坚守的底线法则，缺乏最起码的共识性底线却是最大的隐患，究其核心本质，则是公款管理的制度危机。只要没有牢固地、普遍地、持久地确立起这些底线，可以预料，关于公款管理的有效制度建构，将依然严重滞后。
坚守公款管理的底线是堵住公款浪费的强有力的制约。因此，建议法定授权，即政府既不能从公民和企业那里拿走任何钱财，也不得实施任何支出，除非得到法律和代表人民（纳税人）的立法机关正式、完整、清晰和详细的授权。司法机关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专业化和职业化，并且必须保证至少有4个月以上的预算审查时间。
政府得自人民的资源，必须按人民的意愿（法定授权）使用，并致力产生人民期望的结果。公共官员必须对公款管理承担两类责任：合规性和绩效责任。两类责任必须纳入问责框架。以经济指标为重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应尽快转移到以公款管理和公共服务交付为重心的考核指标上来。
各级政府及其直属部门应定期披露预算报告，以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后者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财政运营（收入费用）表和现金流量表。法律应保障公民有畅通的渠道免费获得与公款有关的一切信息，只有涉及保密的特殊情形例外。
法律和法规应提前公布、统一实施和统一解释。法律与法律之间应避免冲突。公款管理的一切重要方面都必须依据法律。法律应保障公民的话语权表达并约束政府真正担负起适当回应的义务。
这些共识性底线只有融入“民生”和“亲民”概念中，并使其制度化，民生和亲民概念才会变得务实，才会逐步消除人们对“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质疑。
（高峰，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教授、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