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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些医院药品招标与采购脱节，部分药品价格虚高不下，药品回扣、商业贿赂案件频发等问题仍比较突出。要让药价不再虚高，还要靠法律手段来保证公正的药价。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称：“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10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但却‘越降越高’。”从事制药工作30多年的韦飞燕坦言，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这里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医院的回扣是其中之一。
物价监管部门失职
出厂价20元一盒的抗癌中成药芦笋片，医院售价达180多元。出厂价几块钱一瓶的抗生素药片，药房售价80多元，这就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无奈现实。为了让患者吃上廉价药，国家一次次推出廉价药名单，但当廉价药名单发布的时候，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药房，廉价药却买不到。药品价格虚高整治了很多年，结果是越整治价格却越高。
药价虚高，固然有很多因素，医药提成就是其中的一项。但90%的药品都有50%的降价空间，这不得不说是物价审批部门的失责。按照我国价格管理的规定，除了由市场自由调节的商品之外，所有的商品都是需要物价局把关的。也就是说，药品并不属于市场自由调节的商品，所有药品的价格虽然由药企自己进行价格的初步核算，但最终都需要进入价格审批环节，所有药品的价格都是物价部门审批的。换言之，有50%降价空间的药品价格其实是合法的。
合法价格的药品，为何虚高这么多？这主要的责任还是出在物价局方面。按照物价审批的有关规定，商品的价格构成是由这几方面组成的：研制成本+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合理赢利。很显然，有50%降价空间的药品已经不符合合理赢利的规定了。作为对药品价格核算有着审查职能的物价部门，竟然允许这些药价如此虚高，审查职能岂不成了摆设？
破除以药补医只是降低药价的一个方面，要想降低药价，除了要严查医药腐败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让物价部门发挥作用，把虚高的药价核减下去。同时也赋予市场更大的自主性，逐步取消政府定价，把药品价格交给市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监管体系。
缚住处方权的“手”
药品与医疗行为密不可分，换言之，在诸多同类药品、同等疗效药品中，选择什么药，有处方权的医生有绝对选择权利。其次是医院对药品的选择。药企竞争的是医生和医院药房，无论药品价格有没有优势，医疗不选择便等于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说，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高价药受益的并不是药企，而是医疗购销与医用的中间环节。毫无疑问，对药品高价的依赖，恰恰是药企基于非正当竞争秩序生存的筹码，难以撼动的奶酪。
不管是将药品定价还给市场，还是改革药品采购方式、供应渠道，事实上都难以控制医疗对药品的选择。也就是说，只要医生有充分选择的空间，不正当牟利的冲动就会存在，药企间非正当竞争秩序的局面便不会消失，不同的仅是药价虚高的程度罢了。
药品降价关键要缚住处方权的手，或者说建立医生愿意选择性价比更优药品的利益机制。显然，降药价仅有药改是不够的，加速医改显得尤为关键。这些年常提的“以药养医”是医疗弊端的概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以技养医”，客观来说，“以技养医”是方向，让医生通过技术来获取可观的收入，可以减轻对医药回扣的诱惑，愿意用低价药。
除了医疗处方技术的明确实价之外，来自于财政补贴以及“医保买单者”对医疗服务与价格的制约，需要建立清晰的规则。此外，也应加快培育民营医疗机构，建立医疗规范严明的市场环境。
司法干预是“降价灵”
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不是生产成本高、厂家定价高，而是几级经销商“心太黑”，唯利是图，层层加价。加上部分医院“吃回扣”，造成药价普遍患上了“虚高症”，形成了药价“出厂低、销售高”的极大反差。
长期以来，国家和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解决药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但收效甚微。比如，2010年7月，国家7部委联合发布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药物流通环节和有效降低药价。但几年来，质疑药品招标不公的事件屡次发生。在巨大的利益蛋糕面前，医疗机构和医药流通企业相互勾结、达成协议、分享利润。这样的直接结果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反效果。
然而，不是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缺少落地生根的现实土壤。因此，首先必须持续推进医改，破除“以药养商”和“以药养医”的温床。在制度上，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即基本药物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价格上，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在供应上，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总之，要让基本药物的使用成为临床的主流，使高价药及医药腐败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干预才是药品价格的“降价灵”。不可否认，过去在药品采购中，医疗机构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寄望于其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是不可信的。再者，药品采购没有司法部门的介入，一些医疗机构难免出现“以药养医”的现象。因此，用法律手段去监督药品采购行为，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司法介入，药品采购将真正置于阳光下，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存在违规和腐败行为，法律自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在法律面前，任何暗箱操作，都是行不通的，也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多手并举，综合治理，才可能切割掉药价虚高的灰色利益链，药价才有可能恢复市场理性。
（编辑：曹文军）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称：“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10多年来，政府实施药品降价30多次，但却‘越降越高’。”从事制药工作30多年的韦飞燕坦言，药企不是不想降，而是不敢降。这里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医院的回扣是其中之一。
物价监管部门失职
出厂价20元一盒的抗癌中成药芦笋片，医院售价达180多元。出厂价几块钱一瓶的抗生素药片，药房售价80多元，这就是药品价格虚高的无奈现实。为了让患者吃上廉价药，国家一次次推出廉价药名单，但当廉价药名单发布的时候，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药房，廉价药却买不到。药品价格虚高整治了很多年，结果是越整治价格却越高。
药价虚高，固然有很多因素，医药提成就是其中的一项。但90%的药品都有50%的降价空间，这不得不说是物价审批部门的失责。按照我国价格管理的规定，除了由市场自由调节的商品之外，所有的商品都是需要物价局把关的。也就是说，药品并不属于市场自由调节的商品，所有药品的价格虽然由药企自己进行价格的初步核算，但最终都需要进入价格审批环节，所有药品的价格都是物价部门审批的。换言之，有50%降价空间的药品价格其实是合法的。
合法价格的药品，为何虚高这么多？这主要的责任还是出在物价局方面。按照物价审批的有关规定，商品的价格构成是由这几方面组成的：研制成本+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合理赢利。很显然，有50%降价空间的药品已经不符合合理赢利的规定了。作为对药品价格核算有着审查职能的物价部门，竟然允许这些药价如此虚高，审查职能岂不成了摆设？
破除以药补医只是降低药价的一个方面，要想降低药价，除了要严查医药腐败之外，最重要的则是让物价部门发挥作用，把虚高的药价核减下去。同时也赋予市场更大的自主性，逐步取消政府定价，把药品价格交给市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监管体系。
缚住处方权的“手”
药品与医疗行为密不可分，换言之，在诸多同类药品、同等疗效药品中，选择什么药，有处方权的医生有绝对选择权利。其次是医院对药品的选择。药企竞争的是医生和医院药房，无论药品价格有没有优势，医疗不选择便等于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说，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高价药受益的并不是药企，而是医疗购销与医用的中间环节。毫无疑问，对药品高价的依赖，恰恰是药企基于非正当竞争秩序生存的筹码，难以撼动的奶酪。
不管是将药品定价还给市场，还是改革药品采购方式、供应渠道，事实上都难以控制医疗对药品的选择。也就是说，只要医生有充分选择的空间，不正当牟利的冲动就会存在，药企间非正当竞争秩序的局面便不会消失，不同的仅是药价虚高的程度罢了。
药品降价关键要缚住处方权的手，或者说建立医生愿意选择性价比更优药品的利益机制。显然，降药价仅有药改是不够的，加速医改显得尤为关键。这些年常提的“以药养医”是医疗弊端的概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以技养医”，客观来说，“以技养医”是方向，让医生通过技术来获取可观的收入，可以减轻对医药回扣的诱惑，愿意用低价药。
除了医疗处方技术的明确实价之外，来自于财政补贴以及“医保买单者”对医疗服务与价格的制约，需要建立清晰的规则。此外，也应加快培育民营医疗机构，建立医疗规范严明的市场环境。
司法干预是“降价灵”
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不是生产成本高、厂家定价高，而是几级经销商“心太黑”，唯利是图，层层加价。加上部分医院“吃回扣”，造成药价普遍患上了“虚高症”，形成了药价“出厂低、销售高”的极大反差。
长期以来，国家和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解决药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但收效甚微。比如，2010年7月，国家7部委联合发布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药物流通环节和有效降低药价。但几年来，质疑药品招标不公的事件屡次发生。在巨大的利益蛋糕面前，医疗机构和医药流通企业相互勾结、达成协议、分享利润。这样的直接结果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反效果。
然而，不是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缺少落地生根的现实土壤。因此，首先必须持续推进医改，破除“以药养商”和“以药养医”的温床。在制度上，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即基本药物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价格上，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在供应上，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总之，要让基本药物的使用成为临床的主流，使高价药及医药腐败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
更为重要的是，司法干预才是药品价格的“降价灵”。不可否认，过去在药品采购中，医疗机构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寄望于其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是不可信的。再者，药品采购没有司法部门的介入，一些医疗机构难免出现“以药养医”的现象。因此，用法律手段去监督药品采购行为，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司法介入，药品采购将真正置于阳光下，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存在违规和腐败行为，法律自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断。在法律面前，任何暗箱操作，都是行不通的，也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多手并举，综合治理，才可能切割掉药价虚高的灰色利益链，药价才有可能恢复市场理性。
（编辑：曹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