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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发达经济缺乏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这与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的实际不符，因此，并不适用于我国经济波动问题的分析。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劳动无线供给为前提，对我国的经济波动问题进行分析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点。笔者结合先关经济学理论，对劳动无限供给下我国经济波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劳动无限供给 经济波动 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性的高速增长，经济劳动力出现明显的剩余特征，尤其是在1993年之后，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波动现象。例如，1993-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1998-2002年产生了“紧缩增长”现象；2003-2007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现象等。东欧国家都曾经在经济转型时期出现过恶性的通胀，中国经济却呈现出软着陆、紧缩增长、等多种国际经济学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的现象。这是因为当前所采用的的宏观经济学供求模型是建立在没有剩余劳动力例的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与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情不符，因而难以为我国的经济波动提出正确的解释。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过后，中国较早出现了通货膨胀，如何能够实现之前已经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需要我们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对我国的经济波动问题进行分析。
一、“软着陆”问题分析
1993-1997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出色的。将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进行扩展，将劳动无限供给替代劳动稀缺，在需求扩张的时候，劳动力迅速转移、预期价格进行调整，有效缓解供求矛盾，使得供求达到一个新型的均衡状态，从而实现在经济增长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实现通货膨胀的消除。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价格有所上升，但产出的水平更加明显，劳动力的转出量大且转出迅速。而大量劳动力的转出会进一步增加商品的产出量和产出水平，进而对供求进行调节，控制价格的上升幅度。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当中，只采用预期价格调整来缓解供求的矛盾，需求的扩张也只会带来价格的上升。而劳动力无限供下我国经济采用预期价格与劳动转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新的经济平稳发展。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我国1993-1997年间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分别为5.15%、 4. 89%、4. 63%、3. 59%和1. 22%，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4.0%， 13. 1%， 10.9%， 10.0%和9.3%，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14.7%， 24.1%， 17.1%， 8.3%和2.8%，从1994年开始，通货膨胀呈现出下降趋势，并基本得到消除。从数据可见，1993-1997年间，我国不仅消除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还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这期间，我国的非农就业比例由最初的41.5%上升到了50.1%，从27453万增加到了34979万。这一过程恰好符合劳动无限供给下我国经济波动的现象，但这一劳动力快速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其经济发展“软着陆”也就难以实现。而中国政府虽然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经验丰富的宏观调控手段，却依然采用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实现了“软着陆”。
二、通货紧缩问题分析
1998-2002年间，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连续的通货紧缩现象。居民的消费指数变化率在-0.4%至-1.4%之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化率在0.8%至1.5%之间。但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低迷，且一直处于7.6%至9.1%的水平，与世界的经济增长水平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过世界水平。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作“紧缩增长之谜”。但从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这一现象得到较明确的解释，这是一场由需求萎缩导致了通货紧缩。在经济处于均衡的状态下时，如果需求出现萎缩，但短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尚未出现变化，经济会出现短期的均衡，但低于之前的发展速度。如果需求持续萎缩，价格持续下降，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持续比稳定均衡的水平低。在这一时期，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显著较低，维持在-0.60%至0.22%的较低水平。而非农业就业比例也下降到了50%。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外需下降，进而使得总需求出现萎缩。需求萎缩队我国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从长远来看，需求萎缩导致的通货紧缩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此时，有必要采用需求扩张政策。
三、“高增长、低通胀”问题分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外需得到有效扩张，不断扩张的需求引领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且在2003-2007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这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0%至14.2%之间的高水平，CPI增长率由1. 2%上升至4. 8%。从劳动无限供给的模型来看，当劳动力收到足够的冲击时，劳动力专一的速度就会加快，经济就更加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再一次加快，速度在1. 81%至4.30%之间，而我国的非农就业占比也从2002年的50%增长到了2007年的60%以上。
四、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波动问题分析
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刘易斯“拐点”逐渐出现。此时，劳动力的弹性优势明显下降，劳动力转移的难度显著增加，但是经济发展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此时扩张总需求会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如若总需求萎缩，就会导致大量的民工返乡。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胶南维持较高的水平，在经济上危机之前，出现民工短缺的现象，但是当经济危机来临后，就会出现严重的民工返乡现象。中国政府虽然实行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劳动力又迅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经济增长得到回复，但是通货膨胀也就立刻呈现出来。这就需要我国实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从政策。总劳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呈现弹性下降，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当到达刘易斯“拐点”以后，劳动力还存在一定的流动潜力，可以通过刺激实现劳动力的流动，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技术实现经济的增绽放，或者利用技术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等等，进而通过调节劳动力市场，改善工业化和城乡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流动的速度影响着经济长期的产出水平和和价格水平，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1993-1997年间，大量的劳动转移扩张了供给，在经济收到影响较小的时候，实现了对较高通胀的消除。1998-2002年间，由于总需求的萎缩导致通货紧缩，劳动转移速度缓慢，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阻。2003年后，我国的外需与总体需求增加，劳动转移加快，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但目前农业部门剩余劳动较少，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总供给曲线的弹性显著下降，导致金融危机后的通胀压力上升。
五、结语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波动机制与发达经济有本质区别，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在调控中既要允分利用劳动转移对供给扩张的作用，又要注意政策对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影响。当劳动力供给经过刘易斯“拐点”后，宏观调控政策应注重改善“民工”就业环境、促进非农部门技术改进等，挖掘劳动转移的潜力，促进的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詹新宇，黄河东.广西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波动效应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8（6）：66-71.
[2]李繼翠，肖继五，周潮等.消费习惯形成、资本调整成本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RBC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5，（11）：7-12.
[3]韩维春，李杨鑫，封岩等.能源价格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5）：15-21.
[4]陈利锋.收入分配、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对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一个反思[J].青海社会科学，2015，（4）：42-51.
作者简介：张晔（1988—），女，上海人，本科，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薪酬管理。
关键词：劳动无限供给 经济波动 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性的高速增长，经济劳动力出现明显的剩余特征，尤其是在1993年之后，中国经济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波动现象。例如，1993-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1998-2002年产生了“紧缩增长”现象；2003-2007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现象等。东欧国家都曾经在经济转型时期出现过恶性的通胀，中国经济却呈现出软着陆、紧缩增长、等多种国际经济学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的现象。这是因为当前所采用的的宏观经济学供求模型是建立在没有剩余劳动力例的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与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情不符，因而难以为我国的经济波动提出正确的解释。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过后，中国较早出现了通货膨胀，如何能够实现之前已经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需要我们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对我国的经济波动问题进行分析。
一、“软着陆”问题分析
1993-1997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出色的。将宏观经济学的总供求模型进行扩展，将劳动无限供给替代劳动稀缺，在需求扩张的时候，劳动力迅速转移、预期价格进行调整，有效缓解供求矛盾，使得供求达到一个新型的均衡状态，从而实现在经济增长不受损伤的情况下，实现通货膨胀的消除。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价格有所上升，但产出的水平更加明显，劳动力的转出量大且转出迅速。而大量劳动力的转出会进一步增加商品的产出量和产出水平，进而对供求进行调节，控制价格的上升幅度。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当中，只采用预期价格调整来缓解供求的矛盾，需求的扩张也只会带来价格的上升。而劳动力无限供下我国经济采用预期价格与劳动转移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新的经济平稳发展。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我国1993-1997年间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分别为5.15%、 4. 89%、4. 63%、3. 59%和1. 22%，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4.0%， 13. 1%， 10.9%， 10.0%和9.3%，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14.7%， 24.1%， 17.1%， 8.3%和2.8%，从1994年开始，通货膨胀呈现出下降趋势，并基本得到消除。从数据可见，1993-1997年间，我国不仅消除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还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这期间，我国的非农就业比例由最初的41.5%上升到了50.1%，从27453万增加到了34979万。这一过程恰好符合劳动无限供给下我国经济波动的现象，但这一劳动力快速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其经济发展“软着陆”也就难以实现。而中国政府虽然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经验丰富的宏观调控手段，却依然采用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实现了“软着陆”。
二、通货紧缩问题分析
1998-2002年间，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连续的通货紧缩现象。居民的消费指数变化率在-0.4%至-1.4%之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化率在0.8%至1.5%之间。但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低迷，且一直处于7.6%至9.1%的水平，与世界的经济增长水平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过世界水平。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作“紧缩增长之谜”。但从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这一现象得到较明确的解释，这是一场由需求萎缩导致了通货紧缩。在经济处于均衡的状态下时，如果需求出现萎缩，但短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尚未出现变化，经济会出现短期的均衡，但低于之前的发展速度。如果需求持续萎缩，价格持续下降，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持续比稳定均衡的水平低。在这一时期，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显著较低，维持在-0.60%至0.22%的较低水平。而非农业就业比例也下降到了50%。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外需下降，进而使得总需求出现萎缩。需求萎缩队我国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从长远来看，需求萎缩导致的通货紧缩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此时，有必要采用需求扩张政策。
三、“高增长、低通胀”问题分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外需得到有效扩张，不断扩张的需求引领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且在2003-2007年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状态。这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0%至14.2%之间的高水平，CPI增长率由1. 2%上升至4. 8%。从劳动无限供给的模型来看，当劳动力收到足够的冲击时，劳动力专一的速度就会加快，经济就更加有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转移速度再一次加快，速度在1. 81%至4.30%之间，而我国的非农就业占比也从2002年的50%增长到了2007年的60%以上。
四、刘易斯“拐点”后的经济波动问题分析
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刘易斯“拐点”逐渐出现。此时，劳动力的弹性优势明显下降，劳动力转移的难度显著增加，但是经济发展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此时扩张总需求会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如若总需求萎缩，就会导致大量的民工返乡。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胶南维持较高的水平，在经济上危机之前，出现民工短缺的现象，但是当经济危机来临后，就会出现严重的民工返乡现象。中国政府虽然实行了强有力的扩张政策，劳动力又迅速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经济增长得到回复，但是通货膨胀也就立刻呈现出来。这就需要我国实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从政策。总劳动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呈现弹性下降，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当到达刘易斯“拐点”以后，劳动力还存在一定的流动潜力，可以通过刺激实现劳动力的流动，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技术实现经济的增绽放，或者利用技术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等等，进而通过调节劳动力市场，改善工业化和城乡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流动的速度影响着经济长期的产出水平和和价格水平，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1993-1997年间，大量的劳动转移扩张了供给，在经济收到影响较小的时候，实现了对较高通胀的消除。1998-2002年间，由于总需求的萎缩导致通货紧缩，劳动转移速度缓慢，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阻。2003年后，我国的外需与总体需求增加，劳动转移加快，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但目前农业部门剩余劳动较少，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总供给曲线的弹性显著下降，导致金融危机后的通胀压力上升。
五、结语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波动机制与发达经济有本质区别，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在调控中既要允分利用劳动转移对供给扩张的作用，又要注意政策对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的影响。当劳动力供给经过刘易斯“拐点”后，宏观调控政策应注重改善“民工”就业环境、促进非农部门技术改进等，挖掘劳动转移的潜力，促进的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詹新宇，黄河东.广西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波动效应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8（6）：66-71.
[2]李繼翠，肖继五，周潮等.消费习惯形成、资本调整成本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RBC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5，（11）：7-12.
[3]韩维春，李杨鑫，封岩等.能源价格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5）：15-21.
[4]陈利锋.收入分配、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对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一个反思[J].青海社会科学，2015，（4）：42-51.
作者简介：张晔（1988—），女，上海人，本科，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薪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