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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蓝棣之教授的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独树一帜，另辟蹊径。他将西方的精神分析法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相结合，以文学文本为中心进行症侯式分析，并对文学作品的潜文本、作者创作中的潜意识进行深度挖掘，这既是对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和解读，也是对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拓展和补充。
［关键词］症候 精神分析 知人论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65－02
当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之后，很多批评家开始试图用精神分析说来解释文学艺术现象，却又难以避免其不得要领和偏颇。蓝棣之教授在吸取了精神分析的精髓之上以文学文本为中心进行症候式分析，为文学批评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
在谈到自己的分析理论时，蓝棣之教授明确指出：“我对于文学作品所用的症候分析直接来自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同时又指出：“我在进行文学文本的症候分析时，也考虑到法国学者拉康的理论。”正由于蓝棣之的文学批评研究不仅仅是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更从其他角度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因此他的症候式分析才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以症候为起点，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这些疑团掩盖着对理解这些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蓝棣之正是这么去做的，他的批评特征可以用著名学者尹鸿的一句话来概括：“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症候式批评研究旨在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文本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和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1]
弗洛伊德所谈的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存在的本能，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动力。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也就是追求满足的、享受的、幸福的生活潜意识。这种潜意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人类的言语行动。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潜意识可以升华成为人类文明的原始动力。蓝棣之教授在分析文本时，考虑到小说主人公的潜意识、考虑到作者的潜意识，而由作者的这种潜意识生发出来创作的潜文本隐藏在显文本之下，需要批评家独特的眼光去挖掘和分析。
正如蓝棣之教授在解读柔石的《二月》时，对人物的潜意识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萧涧秋为什么不爱陶岚？按作者所言，陶岚是个知识分子且十分漂亮，对萧也是充满情感。而萧却选择了娶那个寡妇，结果导致了一个悲剧。这样不合常人思维的故事情节让蓝棣之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一开始并没有证据，只是凭借主观的感知来作评介。蓝棣之教授批评思维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以主观的怀疑为前提，在文本中找出证据去证实自己的怀疑。这样的做法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过于主观化和片面了，但他并不只是单纯地凭直观来作判断，而是在文本中找出众多的证据，运用索引考据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假设和怀疑，使得听者往往“茅塞顿开”，倒也觉得确实如此。正像我们在听到蓝教授的论断：萧涧秋实际上爱的是年仅七岁的采莲时，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当他分析指出“两种模型不同女性的感情飞沫”之中采莲这一形象，是纯洁、天真、理想、春天与希望的象征，正是萧涧秋浪迹天涯所要寻找的东西时，谁又能否定这种对纯真美好的向往来自于人类最根本的潜在意识和本能呢？蓝棣之教授从人物的矛盾和痛苦抉择中窥视到这种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批评视角。
蓝棣之教授除了从语言和心理角度去分析小说主人公的潜意识，同样，他也从文本中解析出作者的潜意识。正是由于作者潜意识又使得显文本与暗含着的潜文本有着相悖的联系。在分析《雷雨》时，蓝棣之教授从曹禺的创作中注意到，作家创作时的确存在着他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对于他所创造的文本，也有他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含义。这也即作者的潜意识对文本构建的影响作用。蓝棣之教授运用其症候式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恰恰不是两代资产阶级分子“始乱终弃”的故事，正好相反，是两代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一往情深而不可得的恋情。他认为作者对于命运背后他不太清楚的根源的迷惘和愤怒，从而对感情、爱情、命运及其悲剧原因所作的深刻思考使得其潜意识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而使得作者在叙述时潜意识中对周朴园的描写是充满同情的。
蓝棣之教授认为作家的无意识在作品的创作中往往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作品中的种种症候与无意识不无相关。所以他强调：“只有经典作品才经得起症候式分析，只有经典作品才值得症候式分析。因为一切无病呻吟之作都没有症候，即使有症候，也是假的。”[2]为此，只有有病呻吟之作才有潜文本，才有由之而来的症候，这正是蓝棣之在运用精神分析时所要达到的深度。而借鉴吸收西方精神分析对文本进行症候式分析，这种看似新颖的全新批评视角，却仍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理论的影响。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文学批评，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
而这种知人论世体现在他的批评理论上首先是他的批评方法。众所周知，蓝棣之教授是一个情感论本体论者，他认为人生无法与感情脱离，而学术研究也应当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如果一种方法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是比较枯燥的，你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比较皮相的。本质的发现应该用你的心灵去发现。我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要有这种处境他才能体会这种东西。”[3]旷新年指出，蓝棣之教授的分析“基本上围绕一个主题、一个焦点，这就是性爱。这恐怕是受作者理论背景的规定。”[4]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或性欲本能）的冲动。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而以社会允许的形式下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由此可见，蓝棣之教授的症候分析对性的关注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但有人指出：蓝棣之特别看重情感在人生中的意义，特别关注婚姻的情感质量是因为他在家庭婚姻中的独特情感体验，每每使他在阅读中能于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有独特的发现。[5]
基于这种情感的体验，蓝棣之教授在解析小说文本人物或是作者的潜意识时无疑会结合其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正如他在分析《倾城之恋》时探究作品与作者本人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体验、压抑和无意识趋向是怎样得以表现的。通过探究得出这个文本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种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在冲突中两种文化从深处呈现出的不同趋向和要求，刻画出两种不同文化底层积淀着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白流苏这个形象，在封建性大家庭里受到沉重压抑遭遇到困境，渲染着东方女性的婚恋文化心理；而范柳原这个形象，则是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男人的模式。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与这些人物所处的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观念悉悉相关，这种文化的冲突也正是作者这样一个在旧式大家庭出身却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自我矛盾冲突体现，这与作者的个人经历体验是不无相关的。
而蓝棣之教授认为在《为奴隶的母亲》的两层结构中，作者因为参加了“左翼”，要创作一篇倾诉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作品，因此才有了其显结构。然而，作者又有意无意地按照旧社会里农村地主与多少有些感情的小妾的关系模式来写，这就造成了潜结构中的被典村妇对地主的留恋。这种潜结构形成的潜文本对显文本的意义造成了威胁与解构。究其根本，蓝棣之认为是作者受到了传统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潜意识中对这种叙事模式的转化运用。在这里，蓝棣之的症候分析体现出了超于常人的直觉敏感和准确，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知人论世”的背后，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和深刻的文化积淀。
无论是西方的精神分析还是中国的知人论世，在蓝棣之教授的笔下都重新充满了活力，他的批评不仅仅在于其新，而在于给了我们另一种角度。距离蓝棣之教授出版《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已有十余年了，在这十余年中，对他的症候式分析理论的赞扬或批评声也是接踵而来，许多学者批评家指责蓝棣之过于主观片面，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偏颇”又未尝不是一种补充和完善：从另一种角度去深入挖掘，代表的是另一种深度，而这种深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只有通过细微深入的观察和严谨、有力的分析，才能使得这种独特的批评视角达到理论的深度。
【参考文献】
[1]尹鸿.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3]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第216页.
[4]旷新年.艺术魅力的释放[N].科学时报,1999年5月5日.
[5]税海模.透视生命深渊的“第三只眼”[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关键词］症候 精神分析 知人论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65－02
当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之后，很多批评家开始试图用精神分析说来解释文学艺术现象，却又难以避免其不得要领和偏颇。蓝棣之教授在吸取了精神分析的精髓之上以文学文本为中心进行症候式分析，为文学批评的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
在谈到自己的分析理论时，蓝棣之教授明确指出：“我对于文学作品所用的症候分析直接来自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同时又指出：“我在进行文学文本的症候分析时，也考虑到法国学者拉康的理论。”正由于蓝棣之的文学批评研究不仅仅是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更从其他角度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因此他的症候式分析才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以症候为起点，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这些疑团掩盖着对理解这些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蓝棣之正是这么去做的，他的批评特征可以用著名学者尹鸿的一句话来概括：“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寻找这些现象的意义。症候式批评研究旨在越过表层、外层空间，通往作家心理、文本结构的里层、深层空间，以重新解释作品中某些悖逆、含混的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和重新阐述作品的意义。”[1]
弗洛伊德所谈的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存在的本能，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动力。他认为，人类有一种本能，也就是追求满足的、享受的、幸福的生活潜意识。这种潜意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人类的言语行动。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潜意识可以升华成为人类文明的原始动力。蓝棣之教授在分析文本时，考虑到小说主人公的潜意识、考虑到作者的潜意识，而由作者的这种潜意识生发出来创作的潜文本隐藏在显文本之下，需要批评家独特的眼光去挖掘和分析。
正如蓝棣之教授在解读柔石的《二月》时，对人物的潜意识作了淋漓尽致的分析。萧涧秋为什么不爱陶岚？按作者所言，陶岚是个知识分子且十分漂亮，对萧也是充满情感。而萧却选择了娶那个寡妇，结果导致了一个悲剧。这样不合常人思维的故事情节让蓝棣之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一开始并没有证据，只是凭借主观的感知来作评介。蓝棣之教授批评思维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以主观的怀疑为前提，在文本中找出证据去证实自己的怀疑。这样的做法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过于主观化和片面了，但他并不只是单纯地凭直观来作判断，而是在文本中找出众多的证据，运用索引考据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假设和怀疑，使得听者往往“茅塞顿开”，倒也觉得确实如此。正像我们在听到蓝教授的论断：萧涧秋实际上爱的是年仅七岁的采莲时，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但当他分析指出“两种模型不同女性的感情飞沫”之中采莲这一形象，是纯洁、天真、理想、春天与希望的象征，正是萧涧秋浪迹天涯所要寻找的东西时，谁又能否定这种对纯真美好的向往来自于人类最根本的潜在意识和本能呢？蓝棣之教授从人物的矛盾和痛苦抉择中窥视到这种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批评视角。
蓝棣之教授除了从语言和心理角度去分析小说主人公的潜意识，同样，他也从文本中解析出作者的潜意识。正是由于作者潜意识又使得显文本与暗含着的潜文本有着相悖的联系。在分析《雷雨》时，蓝棣之教授从曹禺的创作中注意到，作家创作时的确存在着他未曾意识到的地方，对于他所创造的文本，也有他心里想的而又说不出来的含义。这也即作者的潜意识对文本构建的影响作用。蓝棣之教授运用其症候式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恰恰不是两代资产阶级分子“始乱终弃”的故事，正好相反，是两代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一往情深而不可得的恋情。他认为作者对于命运背后他不太清楚的根源的迷惘和愤怒，从而对感情、爱情、命运及其悲剧原因所作的深刻思考使得其潜意识里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而使得作者在叙述时潜意识中对周朴园的描写是充满同情的。
蓝棣之教授认为作家的无意识在作品的创作中往往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作品中的种种症候与无意识不无相关。所以他强调：“只有经典作品才经得起症候式分析，只有经典作品才值得症候式分析。因为一切无病呻吟之作都没有症候，即使有症候，也是假的。”[2]为此，只有有病呻吟之作才有潜文本，才有由之而来的症候，这正是蓝棣之在运用精神分析时所要达到的深度。而借鉴吸收西方精神分析对文本进行症候式分析，这种看似新颖的全新批评视角，却仍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理论的影响。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文学批评，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
而这种知人论世体现在他的批评理论上首先是他的批评方法。众所周知，蓝棣之教授是一个情感论本体论者，他认为人生无法与感情脱离，而学术研究也应当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如果一种方法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是比较枯燥的，你的研究成果只能是比较皮相的。本质的发现应该用你的心灵去发现。我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要有这种处境他才能体会这种东西。”[3]旷新年指出，蓝棣之教授的分析“基本上围绕一个主题、一个焦点，这就是性爱。这恐怕是受作者理论背景的规定。”[4]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或性欲本能）的冲动。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而以社会允许的形式下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由此可见，蓝棣之教授的症候分析对性的关注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但有人指出：蓝棣之特别看重情感在人生中的意义，特别关注婚姻的情感质量是因为他在家庭婚姻中的独特情感体验，每每使他在阅读中能于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有独特的发现。[5]
基于这种情感的体验，蓝棣之教授在解析小说文本人物或是作者的潜意识时无疑会结合其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正如他在分析《倾城之恋》时探究作品与作者本人之间的关系，作者的体验、压抑和无意识趋向是怎样得以表现的。通过探究得出这个文本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一种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在冲突中两种文化从深处呈现出的不同趋向和要求，刻画出两种不同文化底层积淀着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白流苏这个形象，在封建性大家庭里受到沉重压抑遭遇到困境，渲染着东方女性的婚恋文化心理；而范柳原这个形象，则是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男人的模式。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与这些人物所处的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观念悉悉相关，这种文化的冲突也正是作者这样一个在旧式大家庭出身却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自我矛盾冲突体现，这与作者的个人经历体验是不无相关的。
而蓝棣之教授认为在《为奴隶的母亲》的两层结构中，作者因为参加了“左翼”，要创作一篇倾诉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作品，因此才有了其显结构。然而，作者又有意无意地按照旧社会里农村地主与多少有些感情的小妾的关系模式来写，这就造成了潜结构中的被典村妇对地主的留恋。这种潜结构形成的潜文本对显文本的意义造成了威胁与解构。究其根本，蓝棣之认为是作者受到了传统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潜意识中对这种叙事模式的转化运用。在这里，蓝棣之的症候分析体现出了超于常人的直觉敏感和准确，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知人论世”的背后，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和深刻的文化积淀。
无论是西方的精神分析还是中国的知人论世，在蓝棣之教授的笔下都重新充满了活力，他的批评不仅仅在于其新，而在于给了我们另一种角度。距离蓝棣之教授出版《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已有十余年了，在这十余年中，对他的症候式分析理论的赞扬或批评声也是接踵而来，许多学者批评家指责蓝棣之过于主观片面，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偏颇”又未尝不是一种补充和完善：从另一种角度去深入挖掘，代表的是另一种深度，而这种深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只有通过细微深入的观察和严谨、有力的分析，才能使得这种独特的批评视角达到理论的深度。
【参考文献】
[1]尹鸿.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3]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第216页.
[4]旷新年.艺术魅力的释放[N].科学时报,1999年5月5日.
[5]税海模.透视生命深渊的“第三只眼”[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