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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我参加了陶西平先生追思会，心情很激动。当时，我说了两句话—
我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们大家都承认，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英雄人物的引领，人民也只能在黑暗中继续摸索。陶西平就是京城校长们心中的那位英雄—时代的英雄！几十年来，他引领着京城乃至全国的校长和教师们，书写着京城乃至全国现代教育的历史。郁达夫在鲁迅纪念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敬重、不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我深以为然。
正如北京教育学会会长罗洁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陶西平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这一时代思想、精神、品格的象征；提起陶西平的名字，人们就会感受到一种教育的力量。我始终认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不在于他在位时人们如何追随与颂扬，而在于他离位、离世后人们的思念与坚守。
从2020年5月19日陶西平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和他几十年间或远或近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位在交往细节中能让人感受到其人格魅力的真挚朋友，是一位在不经意的言语交谈中能让人受到智慧启迪的学者，是一位能让人从他那里获得信任与安全感的可敬师长。他在我们京城校长心中有一份沉甸甸的分量。可以说，他是京城最具影响力的校长！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他总是处在教育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是先行者、引领者和领导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像一团火光，燃烧时代，点燃激情，与时代同行。他是一位才华横溢、难能可贵的思想先行者。他倡导“多角度思维”“大家不同，大家都好”。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践者，不畏艰辛，砥砺前行，在改革的疆域中不断跨越一个又一个“海格力斯之柱”。凡是京城历史性的教育事件，诸如学校办工厂、推行校长负责制、成立金帆艺术团、“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评选、体制改革实验、教育评价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与实践研究、民办教育发展、中日韩青少年交流、民间教科文运动……都与陶西平的名字紧密相连。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京城教育能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不出现“大折腾”的压舱石和定盘星。他在京城教育界有着不可替代的灵魂地位，他的身上凝聚了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优秀品格，他是一个教育时代的代表！他的离去，给京城教育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给京城校长们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石彦伦校长在挽联中写道，“大家西行，谁人再秉烛指路？”“西平远去，教育再无陶西平”。这是一批京城校长发自肺腑的呐喊和悲恸的共鸣！
我们缅怀和纪念陶西平，因为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我们共同走过的教育的时代！我们很多校长都曾追随着他一起经过了那个给我们带来苦涩和艰辛的年代，那些让我们燃烧激情的岁月。是的，我们和他一起走过！怀念他，也是怀念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历史、那个时代！在那里，有我们扎实的脚印、晶莹的汗水、逝去的年华……他走了，也带走了这一切的一切，怎不令人唏嘘？
我和陶西平同志从最初认识到慢慢走近，大概经过了30余个年头，但真正谈得上近距离接触，还是我退休之后的事。这些年，我有幸参与了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兰宏生主席的带领下，我跟几位校长一起参加了2007年在希腊、2010年在日本、2012年在墨西哥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还有2013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欧学校道德教育论坛、2014年在美国纽约的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第34次执委会暨2014国际大会，以下简称“纽约会议”）、2015年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第九届世界代表大会），以及我和李仲秋校长一起最后一次陪同陶西平同志参加在日本函馆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等。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得以与陶西平同志“亲密接触”。应该说，每一次会议都很精彩，我们对陶老都有深刻的仰视感。
比如：2012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日本的一位代表以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身份，描述了原子弹给长崎和广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然后他提议，这次会议通过一个“弃核宣言”。他的发言得到一些与会代表的支持。接下来，陶西平主席发言。陶主席以他惯有的儒雅姿态、具有磁性的声音娓娓道来：“我很理解各位代表对战争的深恶痛绝。我认为，日本民族在二战中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就此提出‘弃核’是否妥当？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是一个不涉及政治的民间组织，而‘弃核’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我们如果通过一个‘弃核宣言’，会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吗？更何况，核能还有被和平利用的一面，日本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福岛核电站吗？”他的话音未落，台下掌声已然响起。陶西平同志发言后，那位日本代表走到陶老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您不愧是老子国度走出来的人啊！” 我想，那一刻，在与会的中国代表头脑当中，大概只有两个字—“智慧”！或者四个字—“中国智慧”！那一刻，所有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见识了什么叫“四两拨千斤”，什么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我想，智慧的流淌是需要灵感的，而灵感的产生就像雷雨天的闪电一样稍纵即逝。那么，一个总能保持这种充盈的灵感和那种大智慧的人，该是有怎样的身世、怎样的学养、怎样丰富的经历啊！
又如：2014年3月9日上午，纽约会议的主要赞助方日本筑波大学的一位教授介绍了“多语言构造和平项目”，展示了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提出要加强对战争幸存者回忆录的翻译，进而促进世界和平……在随后的发言中，陶西平先生提出：“我们应当客观全面地认识、对待历史和战争，如果明年全球大会在北京举行，那么我邀请各位代表参观卢沟桥等历史坐标，了解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受到的巨大伤害。正如UNESCO箴言‘战争起源于人的内心’，我们应客观、公平、公正地认识历史，进一步加强和平教育，让孩子们正视历史，进而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随后，塞浦路斯、印度等国家教科文组织协会的主席都对中国的观点给予支持。那一刻，我觉得陶西平同志就像一个奋不顾身的战士、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但其实我清楚地知道，他既不是士兵，也不是将军，只是一个年近八旬的中国老人，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中国老人，他以自己的铮铮铁骨去触摸历史的经纬、梳理历史的脉络！
再如：2015年在北京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核心工作是换届。7月22—24日是全会召开的时间，由于很多成员国都认为陶西平先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主席的不二人选，所以他们均放弃了参选申请，原来申请了的，到会后也提出退选。但是，就在21日晚上召开的预备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明确提出，陶西平先生不作为这次换届选举的主席候选人，而且中国也不再派出其他人作为候选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给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留下了野心膨胀的空间，特别是南海旁边那个狭长地带国家的代表，临来的时候就在其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反华文章，并号召中国的民间教科文协会和中国人民反对中国政府，气焰十分嚣张。陶西平同志充分利用大会主席的身份和在协会中的个人威望，以及良好的人脉关系，做了日本的野口先生、韩国的柳在乾先生的工作，并连夜与十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沟通，终于使这个野心家的野心没有得逞。我读过《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饰演者刘长瑜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他喜欢做的事做起来了，但又不得不停下来。”陶西平同志当时正处于“门前流水尚能西”的状态，但他不得不退出这次选举，他心中的煎熬可想而知，可他仍然不辱使命，没有让那位怀揣野心的反华分子得逞。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心中的大格局，感受到了他崇高的政治品格，真可谓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令人肃然起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深厚的家国情怀。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先生说过一句话：“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我想，陶西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思想的先行者。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和品格依然在时时影响着、鼓舞着我们。
长者风范、学者智慧、品格力量—永远的陶西平，永远的丰碑！
（编辑 沙培宁）
第一句：我们为什么要缅怀和纪念陶西平？
我的回答是：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们大家都承认，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英雄人物的引领，人民也只能在黑暗中继续摸索。陶西平就是京城校长们心中的那位英雄—时代的英雄！几十年来，他引领着京城乃至全国的校长和教师们，书写着京城乃至全国现代教育的历史。郁达夫在鲁迅纪念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敬重、不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我深以为然。
正如北京教育学会会长罗洁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陶西平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这一时代思想、精神、品格的象征；提起陶西平的名字，人们就会感受到一种教育的力量。我始终认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不在于他在位时人们如何追随与颂扬，而在于他离位、离世后人们的思念与坚守。
从2020年5月19日陶西平先生离开我们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和他几十年间或远或近的接触中，我觉得他是一位在交往细节中能让人感受到其人格魅力的真挚朋友，是一位在不经意的言语交谈中能让人受到智慧启迪的学者，是一位能让人从他那里获得信任与安全感的可敬师长。他在我们京城校长心中有一份沉甸甸的分量。可以说，他是京城最具影响力的校长！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他总是处在教育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是先行者、引领者和领导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像一团火光，燃烧时代，点燃激情，与时代同行。他是一位才华横溢、难能可贵的思想先行者。他倡导“多角度思维”“大家不同，大家都好”。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践者，不畏艰辛，砥砺前行，在改革的疆域中不断跨越一个又一个“海格力斯之柱”。凡是京城历史性的教育事件，诸如学校办工厂、推行校长负责制、成立金帆艺术团、“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评选、体制改革实验、教育评价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与实践研究、民办教育发展、中日韩青少年交流、民间教科文运动……都与陶西平的名字紧密相连。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京城教育能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不出现“大折腾”的压舱石和定盘星。他在京城教育界有着不可替代的灵魂地位，他的身上凝聚了当代中国教育工作者的优秀品格，他是一个教育时代的代表！他的离去，给京城教育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给京城校长们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石彦伦校长在挽联中写道，“大家西行，谁人再秉烛指路？”“西平远去，教育再无陶西平”。这是一批京城校长发自肺腑的呐喊和悲恸的共鸣！
我们缅怀和纪念陶西平，因为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我们共同走过的教育的时代！我们很多校长都曾追随着他一起经过了那个给我们带来苦涩和艰辛的年代，那些让我们燃烧激情的岁月。是的，我们和他一起走过！怀念他，也是怀念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历史、那个时代！在那里，有我们扎实的脚印、晶莹的汗水、逝去的年华……他走了，也带走了这一切的一切，怎不令人唏嘘？
第二句：距离缩短了，仰角加大了。
我和陶西平同志从最初认识到慢慢走近，大概经过了30余个年头，但真正谈得上近距离接触，还是我退休之后的事。这些年，我有幸参与了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兰宏生主席的带领下，我跟几位校长一起参加了2007年在希腊、2010年在日本、2012年在墨西哥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还有2013年在北京举办的亚欧学校道德教育论坛、2014年在美国纽约的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第34次执委会暨2014国际大会，以下简称“纽约会议”）、2015年在北京举办的全球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第九届世界代表大会），以及我和李仲秋校长一起最后一次陪同陶西平同志参加在日本函馆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等。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得以与陶西平同志“亲密接触”。应该说，每一次会议都很精彩，我们对陶老都有深刻的仰视感。
比如：2012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日本的一位代表以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身份，描述了原子弹给长崎和广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然后他提议，这次会议通过一个“弃核宣言”。他的发言得到一些与会代表的支持。接下来，陶西平主席发言。陶主席以他惯有的儒雅姿态、具有磁性的声音娓娓道来：“我很理解各位代表对战争的深恶痛绝。我认为，日本民族在二战中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就此提出‘弃核’是否妥当？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是一个不涉及政治的民间组织，而‘弃核’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我们如果通过一个‘弃核宣言’，会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吗？更何况，核能还有被和平利用的一面，日本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福岛核电站吗？”他的话音未落，台下掌声已然响起。陶西平同志发言后，那位日本代表走到陶老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您不愧是老子国度走出来的人啊！” 我想，那一刻，在与会的中国代表头脑当中，大概只有两个字—“智慧”！或者四个字—“中国智慧”！那一刻，所有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见识了什么叫“四两拨千斤”，什么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我想，智慧的流淌是需要灵感的，而灵感的产生就像雷雨天的闪电一样稍纵即逝。那么，一个总能保持这种充盈的灵感和那种大智慧的人，该是有怎样的身世、怎样的学养、怎样丰富的经历啊！
又如：2014年3月9日上午，纽约会议的主要赞助方日本筑波大学的一位教授介绍了“多语言构造和平项目”，展示了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提出要加强对战争幸存者回忆录的翻译，进而促进世界和平……在随后的发言中，陶西平先生提出：“我们应当客观全面地认识、对待历史和战争，如果明年全球大会在北京举行，那么我邀请各位代表参观卢沟桥等历史坐标，了解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受到的巨大伤害。正如UNESCO箴言‘战争起源于人的内心’，我们应客观、公平、公正地认识历史，进一步加强和平教育，让孩子们正视历史，进而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随后，塞浦路斯、印度等国家教科文组织协会的主席都对中国的观点给予支持。那一刻，我觉得陶西平同志就像一个奋不顾身的战士、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但其实我清楚地知道，他既不是士兵，也不是将军，只是一个年近八旬的中国老人，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中国老人，他以自己的铮铮铁骨去触摸历史的经纬、梳理历史的脉络！
再如：2015年在北京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核心工作是换届。7月22—24日是全会召开的时间，由于很多成员国都认为陶西平先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主席的不二人选，所以他们均放弃了参选申请，原来申请了的，到会后也提出退选。但是，就在21日晚上召开的预备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明确提出，陶西平先生不作为这次换届选举的主席候选人，而且中国也不再派出其他人作为候选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给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留下了野心膨胀的空间，特别是南海旁边那个狭长地带国家的代表，临来的时候就在其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反华文章，并号召中国的民间教科文协会和中国人民反对中国政府，气焰十分嚣张。陶西平同志充分利用大会主席的身份和在协会中的个人威望，以及良好的人脉关系，做了日本的野口先生、韩国的柳在乾先生的工作，并连夜与十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沟通，终于使这个野心家的野心没有得逞。我读过《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饰演者刘长瑜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他喜欢做的事做起来了，但又不得不停下来。”陶西平同志当时正处于“门前流水尚能西”的状态，但他不得不退出这次选举，他心中的煎熬可想而知，可他仍然不辱使命，没有让那位怀揣野心的反华分子得逞。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他心中的大格局，感受到了他崇高的政治品格，真可谓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令人肃然起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深厚的家国情怀。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先生说过一句话：“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我想，陶西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思想的先行者。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和品格依然在时时影响着、鼓舞着我们。
长者风范、学者智慧、品格力量—永远的陶西平，永远的丰碑！
（编辑 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