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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布勃写道：“你不需要道德圣人来教育人，你需要的是那些真正活着的人，并且这些人可以直接和他的同伴交流。他生动的存在涌向他周围的人并且最强烈而纯粹地影响着别人，即使他并没有要影响别人的意思。”[1]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便有这么一个“活着的人”——被确诊患有老年痴呆症却开始学习写诗的杨美子。
《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美子的外孙钟旭伙同五名同伴强暴了同班女同学朴姬珍（英文名Agnes）并致其自杀。为掩盖这一丑闻，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学校和这些学生的家长结成统一战线，试图摆平媒体、警方和死者家属，以每家支付五百万韩币的赔偿金了结此事。杨美子一边凑齐了赔偿金，一边将外孙送进警察局，并完成了诗作《Anges之歌》以告慰受害人姬珍。
本文用“昏睡”和“清醒”两个概念来描述影片中的角色，对“昏睡者”与“清醒者”的概念进行界定，探索“昏睡”与“清醒”之间的界限与转换机制，最后尝试回答如何培养“道德清醒者”。
一、“昏睡”
你的身边永远不缺这样的人，他们冷漠、机械地生活。你可能会给他们贴一个“世俗”的标签，却绝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世人大多如此。我们姑且将这样的情况称为“昏睡”。但是，这一切仅限于没有关乎道德的事件发生。其实也不然，如果这个社会都被“昏睡”包庇了，善与恶便将不再有界限。本文试图用这一視角来分析在“昏睡”幔纱之下的角色：钟旭和他的五个同伴、五个同伴的父亲、校长，分别代表着犯罪青少年、家长、学校。
钟旭，父母早年离异，由外婆独自抚养，但与外婆关系冷淡，常表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与举动。对于姬珍的死及自身的罪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他的五个同伴也是如此。这六个被“保护”起来的犯罪少年尚处于道德形成期，或许他们还没有成熟的道德判断力，但是他们已经展现出了麻木与冷漠。
钟旭五位同学的父亲，一直为孩子们的“未来”忙活着，与校方、记者交涉，与姬珍母亲私下和解，还要不时催促“不着调”的外婆杨美子凑齐五百万赔偿金。五位父亲对于自己孩子的罪行选择用金钱来息事宁人。在这种家庭教育下，孩子们该怎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呢？
校长作为学校代表在片中只出现过一次，他再三嘱咐事件相关人员为了学校的名誉一定要保密。在承担道德教育与维护学校利益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似乎忘了学校何以称为学校了。
二、“清醒”
如哲学家舒茨（Alfred Schutz）所说，“清醒”是一种成就，是一种觉醒，是“对生活以及生活需要的全力关注所产生的极具张力的意识平台”。这种关注的态度，这种对事物的兴趣，是和当代那些普遍存在的空泛的常识和冷漠截然相对的。[2]
独自抚养外孙的杨美子，虽然靠给一个商店的残疾老会长当保姆来维持生计，却是一个举止优雅、穿着时尚的女士。我们将从两条线索来看杨美子的“清醒”，一是她学习写诗的过程，二是她对进行外孙的道德教育过程。
学习写诗是影片中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始终。为了圆儿时梦想，已经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的美子在写诗培训班报了名。“如何才能找到灵感呢？”“写诗就是要认真地看，最重要的是认真地活着。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地看，就自然会有感受。”在写诗班老师的指导下，她开始认真感受身边的美，并随身携带本子记录。可是，不管是在家观察苹果，还是坐在大树下仰望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去感受树要说的话，她都没有捕捉到灵感。
直到她与五位父亲见面，知悉外孙所犯下的罪行，听他们谈及被害人样貌的普通以及赔偿金的事宜，她突然起身去观察窗户下的鸡冠花，才终于记录下“红如血的花朵”。后来，她来到学校操场上，观察外孙和朋友们若无其事地玩耍，充满迷茫地记录下“鸟儿的歌声，他们在唱什么”。她被劝说去和姬珍的母亲交谈，在路上被田间的风景以及落在地上的杏子所吸引，感悟道： “坠落尘土的杏子，在它的来生会遭到压榨和践踏吗？”当外孙被警察带走后，她终于在台灯下认真地写完这首诗，并成为班里唯一一个写出诗的学员。正如老师的评价：“写诗不难，有写诗的心才难。”自此，杨美子消失，影片没有交代她何去何从。老师代为朗读《Agnes之歌》，旁白的声音一半是美子，一半是姬珍，正如这首诗的中文译名《姐妹之歌》一样，它将两位女性的命运以及善良都囊括其中。
你那里好吗/还是那么美吗/夕阳是否依然红彤彤/鸟儿是否还在树林里歌唱/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现在是道别的时候/像一阵清风吹过/像影子/对从未许下的承诺/对一直掩藏的爱意/对轻抚我疲惫脚踝的小草/以及跟随着我的小脚印/是时候道别了/随着黑暗的降临/蜡烛会再次点燃吗/我祈祷/没有人再哭泣/我想告诉你/我是多么深深地爱着你/在仲夏无尽的等待/一条昔日的小路就像父亲的面容/即使孤独的野花悄然消逝/我爱的多么深/每当隐约听到你的歌声/我的心就狂野悸动/我祝福你/在渡过漆黑的河流前/用我灵魂的最后一丝气息/我开始做梦/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我再次醒来/在炫目的日光下/我看到了你/站在我身旁。
与写诗这一线索相交织的是美子处理外孙犯罪的事情。从刚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忍不住质问，再到最后将其送进警局。她没有纵容外孙的行为，但是也给足了他时间和忏悔的机会。外孙的冷漠让她感到心寒，甚至将其罪行加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她见到姬珍的照片之后，感觉她们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亲近。也像《姐妹之歌》里写的那样，两人的心交融成一首诗，一个不屈从于对纯洁的玷污而以死谢罪，一个不堪于世俗的丑恶而以诗谢罪。
在这两条线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虽然过着平庸的生活却一直在追求善与美的优雅女性的形象，看到了一个有着清醒的道德观、有着细腻的同理心的人。
三、“昏睡”与“清醒”之间
以上分别探讨了钟旭和他的同伴、五位父亲以及校长的道德“昏睡”，杨美子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醒”。我们需要思考，昏睡和清醒之间是什么，为什么有人昏睡着、有人清醒着？如何让昏睡的人清醒？ 在昏睡与清醒之间，美国教育哲学家玛克辛·格林说转折的开始是“为什么”出现了[3]。笔者认为“为什么”的出现是一种道德感知的形成，即个体作为人能够清楚认识自己处境的能力[4]，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现象的简单把握与初步权衡[5]。其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它所呈现出的主体差异性，不同的人对同一情境中社会道德问题的洞察能力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昏睡”、有人“清醒”。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道德主体间同理心的差异，而同理心又与主体所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有关。
钟旭所处的环境，一方面是外婆的善良与优美，另一方面是学校和社会的冷漠与麻木。和学校、社会相比，杨美子势单力薄的“清醒”在外孙身上没有发挥熏染的作用。而正是这样的环境，我们就更有必要分析杨美子为什么是“清醒”的。在写诗班回忆最幸福的时刻，她哭着回忆小时候和姐姐温馨的时光，泪流满面地说了四次“那时真的很幸福”。虽然只是一点细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对于她的正面影响。影片中的细节处也无不体现她的同理心，比如看到邻居在路边会亲切地问女儿有没有打电话来，看到姬珍妈妈在田里会关心地问今年的收成，等等。我们无法给出美子为何“清醒”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善和美的人内心坚定的力量。
四、如何培养“清醒”的道德主体
如何培养道德感知力？如何唤醒“昏睡”的人？笔者认为，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最重要的前提是学校和教师是清醒的。我们的道德教育许多时候还停留在教科书和道德手册上，有学者批评道：“这种情况部分取决于总是被模糊理解的相对主义的影响，部分取决于一种漠然的不关心以及出自严重的自我怀疑的推卸责任。”[6]本文坚持一个逻辑——道德教育要回归情境、回归自身。道德感知的培养首先需要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感知的基础是善恶是非的分辨;其次要有同理心，教师要格外关注“经由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在社会中形成的自我认同。问题不是告诉他们去做什么，而是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该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决定做什么。”[7]道德主体需要认真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经历，学会理解所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以达到对自身的清醒认识。道德教育绝不应该架构在空中楼阁，而是嵌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是激荡在康德心灵的两个伟大的事物，给我们的道德教育以启发。头顶的星空让我们关注我们所处的环境，追求崇高的美;心中的道德律则激励我们不断反躬自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可以有自由的意志，而如果放弃清醒地思考和生活，也就放弃了自由的权利。“昏睡”与“清醒”之间从来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我们经常地进行道德感知，对他人他事不断培育同理心，这条鸿沟就有可能逾越。
参考文献
[1][2][3][6][7]玛克辛·格林.“清醒”和道德地生活[J].张华军，译.中国德育，2010，01：32-37.
[4]HASEN D，KYUNG H J. A Poetics of Moral Education：Insights from Lee Chang-Dong’s Poetry[M]//LISTON D，RENGA I P. In Teaching， Learning and Schooling in Film： Reel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2015.
[5]蘇畅.论道德感知[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4.
（作者单位：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
责任编辑：胡玉敏
《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美子的外孙钟旭伙同五名同伴强暴了同班女同学朴姬珍（英文名Agnes）并致其自杀。为掩盖这一丑闻，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学校和这些学生的家长结成统一战线，试图摆平媒体、警方和死者家属，以每家支付五百万韩币的赔偿金了结此事。杨美子一边凑齐了赔偿金，一边将外孙送进警察局，并完成了诗作《Anges之歌》以告慰受害人姬珍。
本文用“昏睡”和“清醒”两个概念来描述影片中的角色，对“昏睡者”与“清醒者”的概念进行界定，探索“昏睡”与“清醒”之间的界限与转换机制，最后尝试回答如何培养“道德清醒者”。
一、“昏睡”
你的身边永远不缺这样的人，他们冷漠、机械地生活。你可能会给他们贴一个“世俗”的标签，却绝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世人大多如此。我们姑且将这样的情况称为“昏睡”。但是，这一切仅限于没有关乎道德的事件发生。其实也不然，如果这个社会都被“昏睡”包庇了，善与恶便将不再有界限。本文试图用这一視角来分析在“昏睡”幔纱之下的角色：钟旭和他的五个同伴、五个同伴的父亲、校长，分别代表着犯罪青少年、家长、学校。
钟旭，父母早年离异，由外婆独自抚养，但与外婆关系冷淡，常表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与举动。对于姬珍的死及自身的罪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他的五个同伴也是如此。这六个被“保护”起来的犯罪少年尚处于道德形成期，或许他们还没有成熟的道德判断力，但是他们已经展现出了麻木与冷漠。
钟旭五位同学的父亲，一直为孩子们的“未来”忙活着，与校方、记者交涉，与姬珍母亲私下和解，还要不时催促“不着调”的外婆杨美子凑齐五百万赔偿金。五位父亲对于自己孩子的罪行选择用金钱来息事宁人。在这种家庭教育下，孩子们该怎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呢？
校长作为学校代表在片中只出现过一次，他再三嘱咐事件相关人员为了学校的名誉一定要保密。在承担道德教育与维护学校利益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似乎忘了学校何以称为学校了。
二、“清醒”
如哲学家舒茨（Alfred Schutz）所说，“清醒”是一种成就，是一种觉醒，是“对生活以及生活需要的全力关注所产生的极具张力的意识平台”。这种关注的态度，这种对事物的兴趣，是和当代那些普遍存在的空泛的常识和冷漠截然相对的。[2]
独自抚养外孙的杨美子，虽然靠给一个商店的残疾老会长当保姆来维持生计，却是一个举止优雅、穿着时尚的女士。我们将从两条线索来看杨美子的“清醒”，一是她学习写诗的过程，二是她对进行外孙的道德教育过程。
学习写诗是影片中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始终。为了圆儿时梦想，已经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的美子在写诗培训班报了名。“如何才能找到灵感呢？”“写诗就是要认真地看，最重要的是认真地活着。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地看，就自然会有感受。”在写诗班老师的指导下，她开始认真感受身边的美，并随身携带本子记录。可是，不管是在家观察苹果，还是坐在大树下仰望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去感受树要说的话，她都没有捕捉到灵感。
直到她与五位父亲见面，知悉外孙所犯下的罪行，听他们谈及被害人样貌的普通以及赔偿金的事宜，她突然起身去观察窗户下的鸡冠花，才终于记录下“红如血的花朵”。后来，她来到学校操场上，观察外孙和朋友们若无其事地玩耍，充满迷茫地记录下“鸟儿的歌声，他们在唱什么”。她被劝说去和姬珍的母亲交谈，在路上被田间的风景以及落在地上的杏子所吸引，感悟道： “坠落尘土的杏子，在它的来生会遭到压榨和践踏吗？”当外孙被警察带走后，她终于在台灯下认真地写完这首诗，并成为班里唯一一个写出诗的学员。正如老师的评价：“写诗不难，有写诗的心才难。”自此，杨美子消失，影片没有交代她何去何从。老师代为朗读《Agnes之歌》，旁白的声音一半是美子，一半是姬珍，正如这首诗的中文译名《姐妹之歌》一样，它将两位女性的命运以及善良都囊括其中。
你那里好吗/还是那么美吗/夕阳是否依然红彤彤/鸟儿是否还在树林里歌唱/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现在是道别的时候/像一阵清风吹过/像影子/对从未许下的承诺/对一直掩藏的爱意/对轻抚我疲惫脚踝的小草/以及跟随着我的小脚印/是时候道别了/随着黑暗的降临/蜡烛会再次点燃吗/我祈祷/没有人再哭泣/我想告诉你/我是多么深深地爱着你/在仲夏无尽的等待/一条昔日的小路就像父亲的面容/即使孤独的野花悄然消逝/我爱的多么深/每当隐约听到你的歌声/我的心就狂野悸动/我祝福你/在渡过漆黑的河流前/用我灵魂的最后一丝气息/我开始做梦/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我再次醒来/在炫目的日光下/我看到了你/站在我身旁。
与写诗这一线索相交织的是美子处理外孙犯罪的事情。从刚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忍不住质问，再到最后将其送进警局。她没有纵容外孙的行为，但是也给足了他时间和忏悔的机会。外孙的冷漠让她感到心寒，甚至将其罪行加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她见到姬珍的照片之后，感觉她们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亲近。也像《姐妹之歌》里写的那样，两人的心交融成一首诗，一个不屈从于对纯洁的玷污而以死谢罪，一个不堪于世俗的丑恶而以诗谢罪。
在这两条线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虽然过着平庸的生活却一直在追求善与美的优雅女性的形象，看到了一个有着清醒的道德观、有着细腻的同理心的人。
三、“昏睡”与“清醒”之间
以上分别探讨了钟旭和他的同伴、五位父亲以及校长的道德“昏睡”，杨美子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醒”。我们需要思考，昏睡和清醒之间是什么，为什么有人昏睡着、有人清醒着？如何让昏睡的人清醒？ 在昏睡与清醒之间，美国教育哲学家玛克辛·格林说转折的开始是“为什么”出现了[3]。笔者认为“为什么”的出现是一种道德感知的形成，即个体作为人能够清楚认识自己处境的能力[4]，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现象的简单把握与初步权衡[5]。其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它所呈现出的主体差异性，不同的人对同一情境中社会道德问题的洞察能力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昏睡”、有人“清醒”。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道德主体间同理心的差异，而同理心又与主体所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有关。
钟旭所处的环境，一方面是外婆的善良与优美，另一方面是学校和社会的冷漠与麻木。和学校、社会相比，杨美子势单力薄的“清醒”在外孙身上没有发挥熏染的作用。而正是这样的环境，我们就更有必要分析杨美子为什么是“清醒”的。在写诗班回忆最幸福的时刻，她哭着回忆小时候和姐姐温馨的时光，泪流满面地说了四次“那时真的很幸福”。虽然只是一点细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对于她的正面影响。影片中的细节处也无不体现她的同理心，比如看到邻居在路边会亲切地问女儿有没有打电话来，看到姬珍妈妈在田里会关心地问今年的收成，等等。我们无法给出美子为何“清醒”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追求善和美的人内心坚定的力量。
四、如何培养“清醒”的道德主体
如何培养道德感知力？如何唤醒“昏睡”的人？笔者认为，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最重要的前提是学校和教师是清醒的。我们的道德教育许多时候还停留在教科书和道德手册上，有学者批评道：“这种情况部分取决于总是被模糊理解的相对主义的影响，部分取决于一种漠然的不关心以及出自严重的自我怀疑的推卸责任。”[6]本文坚持一个逻辑——道德教育要回归情境、回归自身。道德感知的培养首先需要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的培养，道德感知的基础是善恶是非的分辨;其次要有同理心，教师要格外关注“经由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在社会中形成的自我认同。问题不是告诉他们去做什么，而是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该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决定做什么。”[7]道德主体需要认真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经历，学会理解所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以达到对自身的清醒认识。道德教育绝不应该架构在空中楼阁，而是嵌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是激荡在康德心灵的两个伟大的事物，给我们的道德教育以启发。头顶的星空让我们关注我们所处的环境，追求崇高的美;心中的道德律则激励我们不断反躬自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可以有自由的意志，而如果放弃清醒地思考和生活，也就放弃了自由的权利。“昏睡”与“清醒”之间从来都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我们经常地进行道德感知，对他人他事不断培育同理心，这条鸿沟就有可能逾越。
参考文献
[1][2][3][6][7]玛克辛·格林.“清醒”和道德地生活[J].张华军，译.中国德育，2010，01：32-37.
[4]HASEN D，KYUNG H J. A Poetics of Moral Education：Insights from Lee Chang-Dong’s Poetry[M]//LISTON D，RENGA I P. In Teaching， Learning and Schooling in Film： Reel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2015.
[5]蘇畅.论道德感知[D].苏州：苏州科技学院，2014.
（作者单位：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