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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诗歌写到宋代，对景物具体描摹的功能和目的都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往的诗歌以能够生动展现事情物态为能，如果偶有哲思之妙，也是自然天成。而宋人写诗词，似乎更在意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其感人处常常不是展现出来的情境，而是言辞中所体现的哲思与体会，所以常常将对事情物态的描摹放到点缀的地位。宋代经济发达，普遍的生活水准较高，衣食富足的时候，情感体验往往细腻入微，也自然很容易打动后来的读者。待到宋人之后，经济的衰退，异族的入侵，文化的嬗变让人很难如此从容细致，哲思体验不如宋人，描摹情态之功又远逊前人，所以整体上的诗歌创作，也就不免每况愈下了——当然这只是从大的趋势上说，并不否认历朝历代都有天纵奇才、卓然出尘的诗人词人。
苏轼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不世而出的人物，他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的诗词，如若专注摹情写物，高处不逊前人，厕身唐人之中，自可顾眄生风，而一旦他开始表达人生感悟，似乎也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而所有这些又常常显出不经意的轻松与随意。
苏东坡的人生经乌台诗案一狱，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他的人生追求似乎和别的文人差距也并不太大，乌台诗案之后，尤其是他被流放黄州之后，他的内心对于“致君尧舜”似乎已经兴趣不大，所思所为大概也就是求“安心”而已了。当然，这个变化也还是有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读的这首《临江仙》，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的。
东坡是苏轼在黄州开垦的一片荒地，他还在那里修造了“东坡雪堂”，并从此自号东坡居士。这首《临江仙》就是记录了苏轼从东坡雪堂畅饮之后回家的经历。因为回家晚了，童子已经熟睡，怎么叫门也不开。这时候苏轼就表现出了人格中那种通达坦然的特点——既然叫不开门，不妨就倚着竹杖听听大江涛声吧。其实人们在自然里“极视听之娱”常常是会产生人生之感慨的，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兰亭集序》就知道了，东坡作為一个文人，自然也是如此，这一听江声，自然就引发了他深沉的人生感慨。他所感慨的是，自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从仕却被世俗的追求所困然，什么时候能够像这平静的大江一般，让自己蝇营狗苟的心思平复下来，寄情山水，在自然的怀抱里度过自己的余生呢？
东坡这首诗，是以人格取胜，是以人生的感悟取胜的。直接写自然景物的大概就是“夜阑风静縠纹平”，而且这样的景物描写也只是作为作者抒发人生感喟的附庸而已。这首词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苏轼所表现的人生态度。“长恨此身非我有”，这是哲学上所谓生命主体对于“自在自为”的期盼，是远超当时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认知的。自屈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都是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在了君王的身上，即便是像天纵奇才的李白，也曾经是想“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他们的人格价值是依附在君王身上的，即便有时候表面是为家国，内底里却还是为君王。但是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轼似乎看清了人生的本质，提出了我身应该“我有”的观点，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自立的呼声，非常了不起。
其实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并非是从苏轼开始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有不少文人学者有着类似的态度，但他们常常是以破坏、反抗、高蹈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东坡则不然，他江海度余生的畅想，坚守的是此生此地，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结合苏轼后来的经历，似乎也能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中读出了一点别的意思。
江海，或者江湖，在中国文人的语言系统中，是与“庙堂”相对立的地方。身在江海，心存魏阙（代指朝廷），是很多失意文人的心理状态。历史上固然也有文人在各种场合表现自己想要归隐田园的意愿，其实无非是在君王面前惺惺作态而已。但是，东坡的这两句，是和“长恨”“何时”相关联的，是真切地希望人生不必以庙堂为指归，而能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实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像苏轼这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封建士大夫，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不仅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还积极以自己的才能扎扎实实地去做切实的工作，但不再是为君王，而是为实现自己的人格追求（“我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传统士大夫了。
从这个意义上就能够很好地解释，苏东坡在此后的人生中虽仍然屡经踬踣，而犹劬劳殷勤的原因，因为在他的信念中，皇帝已经不重要了。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诗歌写到宋代，对景物具体描摹的功能和目的都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往的诗歌以能够生动展现事情物态为能，如果偶有哲思之妙，也是自然天成。而宋人写诗词，似乎更在意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其感人处常常不是展现出来的情境，而是言辞中所体现的哲思与体会，所以常常将对事情物态的描摹放到点缀的地位。宋代经济发达，普遍的生活水准较高，衣食富足的时候，情感体验往往细腻入微，也自然很容易打动后来的读者。待到宋人之后，经济的衰退，异族的入侵，文化的嬗变让人很难如此从容细致，哲思体验不如宋人，描摹情态之功又远逊前人，所以整体上的诗歌创作，也就不免每况愈下了——当然这只是从大的趋势上说，并不否认历朝历代都有天纵奇才、卓然出尘的诗人词人。
苏轼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不世而出的人物，他的高妙之处就在于，他的诗词，如若专注摹情写物，高处不逊前人，厕身唐人之中，自可顾眄生风，而一旦他开始表达人生感悟，似乎也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而所有这些又常常显出不经意的轻松与随意。
苏东坡的人生经乌台诗案一狱，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往他的人生追求似乎和别的文人差距也并不太大，乌台诗案之后，尤其是他被流放黄州之后，他的内心对于“致君尧舜”似乎已经兴趣不大，所思所为大概也就是求“安心”而已了。当然，这个变化也还是有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读的这首《临江仙》，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的。
东坡是苏轼在黄州开垦的一片荒地，他还在那里修造了“东坡雪堂”，并从此自号东坡居士。这首《临江仙》就是记录了苏轼从东坡雪堂畅饮之后回家的经历。因为回家晚了，童子已经熟睡，怎么叫门也不开。这时候苏轼就表现出了人格中那种通达坦然的特点——既然叫不开门，不妨就倚着竹杖听听大江涛声吧。其实人们在自然里“极视听之娱”常常是会产生人生之感慨的，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兰亭集序》就知道了，东坡作為一个文人，自然也是如此，这一听江声，自然就引发了他深沉的人生感慨。他所感慨的是，自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从仕却被世俗的追求所困然，什么时候能够像这平静的大江一般，让自己蝇营狗苟的心思平复下来，寄情山水，在自然的怀抱里度过自己的余生呢？
东坡这首诗，是以人格取胜，是以人生的感悟取胜的。直接写自然景物的大概就是“夜阑风静縠纹平”，而且这样的景物描写也只是作为作者抒发人生感喟的附庸而已。这首词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苏轼所表现的人生态度。“长恨此身非我有”，这是哲学上所谓生命主体对于“自在自为”的期盼，是远超当时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认知的。自屈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都是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在了君王的身上，即便是像天纵奇才的李白，也曾经是想“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他们的人格价值是依附在君王身上的，即便有时候表面是为家国，内底里却还是为君王。但是经历了乌台诗案的苏轼似乎看清了人生的本质，提出了我身应该“我有”的观点，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自立的呼声，非常了不起。
其实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并非是从苏轼开始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有不少文人学者有着类似的态度，但他们常常是以破坏、反抗、高蹈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东坡则不然，他江海度余生的畅想，坚守的是此生此地，这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结合苏轼后来的经历，似乎也能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中读出了一点别的意思。
江海，或者江湖，在中国文人的语言系统中，是与“庙堂”相对立的地方。身在江海，心存魏阙（代指朝廷），是很多失意文人的心理状态。历史上固然也有文人在各种场合表现自己想要归隐田园的意愿，其实无非是在君王面前惺惺作态而已。但是，东坡的这两句，是和“长恨”“何时”相关联的，是真切地希望人生不必以庙堂为指归，而能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实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像苏轼这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封建士大夫，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不仅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还积极以自己的才能扎扎实实地去做切实的工作，但不再是为君王，而是为实现自己的人格追求（“我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传统士大夫了。
从这个意义上就能够很好地解释，苏东坡在此后的人生中虽仍然屡经踬踣，而犹劬劳殷勤的原因，因为在他的信念中，皇帝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