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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骤至的夜晚，北风在天地间放肆地吹着口哨，沉沉入梦之时，被电话叫醒，含混地叫了声“姐”，那端传来姐姐的天语纶音，命写“印象记”一篇，次日交稿，此时离次日不足两小时。她在电话那端焦灼又混乱地解释，且把“印象记”说成了“创作谈”，我竟然毫无障碍地听懂了。
我也曾因为《收获》的缘故这样去难为过别人，理解那份不得已的歉意，于是爬起来，去厨房做了一大杯意式浓缩，啜着咖啡打开电脑，敲打，删除，再敲，再删……屏幕上还只有“邵丽印象”四个字，而“今夜”已经成为了“次日”。
难以下笔，不是因为无事可记，而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涌上来，太多充满矛盾的事情。清晰的印象，往往来自远观，越是了解，越是混沌。你目之所见这是个端丽女子，温暖可人是她，娇嗔活泼是她，七窍玲珑是她，糊里糊涂是她，运筹帷幄精明强干是她，不諳世事丢三落四也是她，她烹茶品香缀珠弄玉，她纵横开阖拢黄河、抟中原于笔端……
这些矛盾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合理性，邵丽既修入世法，亦修出世法。不修入世法，不知人性；不修出世法，难以超拔。她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用她自己的话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
慈悲与耐心，不是简单的态度，而是苦修得来的杰出小说家的本领。这条小说家的修行之路，邵丽一直努力地在走，她修来了足够的世故，足够的天真，足够的冷酷，足够的阳光，足够的细腻入微，足够的大气磅礴……
我确定她未必记得和我的初见。那是16年前，在省作协办公室，她似乎也是刚刚去作协，送了本《我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文联主席。我们只有礼貌的寒暄，并没说什么话，我后来就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被她的形象和得体带来的距离感吓到——通常高挑靓丽的女子，越是举止得体，越是会给人骄傲的感觉。也许是读过她小说的缘故，笃定地认为彼此是同类。后来我们有机缘谈话，惊讶地发现她对我毫不陌生。再后来，又熟了些，她“招认”了眼高于顶的骄傲，轻易不肯施人青眼，待人全是因为文字的缘故。锦心绣口的人，骄矜些也是常理，幸好我善于“精神胜利”，没有败给她当初的“拒人千里”。
后来看了邵丽的创作年表才知道，她那时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过数年而已。接下去她如同“开挂”——用游戏用语形容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佳作迭出，频频获奖。从获鲁奖的《明惠的圣诞》到2020年的《黄河故事》，这些年我默默地读着她的作品，仿佛看着那条转过了孟津的大河，越来越宽阔，越来越不动声色的水面下，波谲云诡，暗流涌动。我有时感慨她那支笔，于人情事理描绘得越来越精细微妙，对人心的痛处剖得越来越准、越来越狠，但生命温度不减，情感丰沛依旧，这一点我着实有些羡慕。
文如此，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她，人如此。
2012年，我和邵丽共同参加一次文学活动，返程时接到父亲肾衰进了重症监护室的消息，我就直接把机票从返回北京改签成了郑州。在机场分别时，她默默地朝我手腕上缠了一串上好的朱砂珠串，抱了抱我。
从那个时候起，她成了我故乡的姐姐。我并不惯于和别人姐姐妹妹的肉麻。面对邵丽，我会觉得自然。此前没有细想过原因，此刻想想，却发现这种感觉的来源，大有意味。
最直接的一层原因，当然是她的强大的情感输出能力，这其实是今天非常罕见的一种能力。如果辨析一下，我们日常在人际交往中很多时候唤起的是情绪，而非情感。在被社交媒体刺激得各种情绪膨胀的同时，真实的人类情感反而隐藏甚至蜕化了。情感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密度，像我这么敏感又极度缺乏安全感、充满社交压力的笨家伙，面对这样一个稳定的能量输出者，会放松，释然，安心，那声“姐”也就变成了可以跟她各种耍赖的神奇咒语。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为上文我对她的“羡慕”做一注脚，认知的深刻与情感的强大，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邵丽若无深情，焉有高致？
第二重原因比较复杂，其实“姐”，内蕴着一个颇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文化人格。我身上也有这个“姐”性，带着某种强制力和压迫性。我的自然而然，是一种下意识对共同来源的辨识：我和她都生于河南——更准确地讲，我们都生于豫东周口。我们面对的文化规定性是：人生的所有价值都必须被放置在伦理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这显然是与现代性有着强烈对冲、值得好好理解、但却无法一笔抹杀的一种规定性。
“对冲”好理解，而不能“一笔抹杀”，意味着无法简单否定——否定是容易的，容易得有些不负责任。这是有着复杂内蕴的文化现实，如果粗暴地处理成地域文化兼性别政治问题，反而会构成对这一现实本身的遮蔽，那是对真实地承受过重重生命苦难的男人和女人，父亲和母亲、一代代儿女的“再度伤害”。
无论邵丽，还是我，在写作的最初都省察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都是自觉、直面这一问题的。邵丽让我感到钦佩且由衷地愿意以“姐”敬之的一点，是她用一种“正面强攻”的姿态，这么多年来始终、逐步深入地剖析着这一问题。她在用创作，实践着她强调的“慈悲”与“耐心”。
因着慈悲和耐心，才能“入微”。但她“入微”的同时，也在“放大”。邵丽这些年关注点始终都是家庭、婚姻、代际这样的伦理关系，但她通过叙事展现的社会景观却是“全景化”的，从职场到官场，从都市到乡村。她有持续观察的热情和兴趣，而且随着思考的深入，她把这些关系纳入考量的“坐标系”越来越宏阔，因此小说文本生成的内蕴层次也越来越丰富。
她自己说：“一个时期以来，我热衷于写父亲，我的父亲和我父亲以外的父亲。但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也毫无相似之处。他们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在光明之处缄默不言，又在遁入黑暗后喋喋不休，像极了胡安·鲁尔福的小说里那种人鬼之间的窃窃私语……我看到了在历史熹微的光芒之下，他们卑微如草芥的人生逐渐被放大，再放大，直至覆盖了整个宇宙。”
一沙一世界，她的笔下，一个人身上透出了全息的社会历史图景。以作品为镜，邵丽的人生也活得越来越阔大了。我眼中的她，足够知性，深谙在权力结构中的性别关系，抗争是必须的，但对事理人情缺乏足够的理解，也很可能带来“双重悲剧”；但她又始终有着山青水润的女儿心态，譬如我读到过她的爱情诗集，又惊又叹，且又一次满心羡慕了；还有幸见过她作为老母亲的一面，被她可爱的女儿请吃日料，后来我会反复回想那个场景，觉得她的生命何其丰盈！
父母在堂儿女绕膝含饴弄孙，在我看来是尘世幸福的象征，我在情感上会给出很高的价值排序，虽然明知道这话说出来，几乎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了。就像胖子有立场讲胖子的笑话，孑然一身的我似乎也有立场表达这样的羡慕。但是我也知道，人伦关系都附带着压力和牺牲。如同看到她一部接一部出佳作，必然能想到她背后默默做出了何等的付出。
可恨的是，除了小说高产，你还常常读到她的各种文章，赋中原论黄河算是她的本分，可谈《金瓶梅》，论科尔姆·托宾，能量充沛到让人眼睛发红。好吧，看在她总忍不住绕一串祝福的珠子在我手腕上的缘故，就原谅她了。
一路写到此处，还没有找到题目，忽然想起她评论《一减一》的文章标题，又现成，又贴切，就偷来用了。
她在文中说：“‘是真佛只说家常’，世间的人情物理莫不如此。”
这话，也正好可拿来说书写常人家事的邵丽，她对人间存有大信。
我也曾因为《收获》的缘故这样去难为过别人，理解那份不得已的歉意，于是爬起来，去厨房做了一大杯意式浓缩，啜着咖啡打开电脑，敲打，删除，再敲，再删……屏幕上还只有“邵丽印象”四个字，而“今夜”已经成为了“次日”。
难以下笔，不是因为无事可记，而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涌上来，太多充满矛盾的事情。清晰的印象，往往来自远观，越是了解，越是混沌。你目之所见这是个端丽女子，温暖可人是她，娇嗔活泼是她，七窍玲珑是她，糊里糊涂是她，运筹帷幄精明强干是她，不諳世事丢三落四也是她，她烹茶品香缀珠弄玉，她纵横开阖拢黄河、抟中原于笔端……
这些矛盾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合理性，邵丽既修入世法，亦修出世法。不修入世法，不知人性；不修出世法，难以超拔。她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用她自己的话说，“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
慈悲与耐心，不是简单的态度，而是苦修得来的杰出小说家的本领。这条小说家的修行之路，邵丽一直努力地在走，她修来了足够的世故，足够的天真，足够的冷酷，足够的阳光，足够的细腻入微，足够的大气磅礴……
我确定她未必记得和我的初见。那是16年前，在省作协办公室，她似乎也是刚刚去作协，送了本《我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文联主席。我们只有礼貌的寒暄，并没说什么话，我后来就出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被她的形象和得体带来的距离感吓到——通常高挑靓丽的女子，越是举止得体，越是会给人骄傲的感觉。也许是读过她小说的缘故，笃定地认为彼此是同类。后来我们有机缘谈话，惊讶地发现她对我毫不陌生。再后来，又熟了些，她“招认”了眼高于顶的骄傲，轻易不肯施人青眼，待人全是因为文字的缘故。锦心绣口的人，骄矜些也是常理，幸好我善于“精神胜利”，没有败给她当初的“拒人千里”。
后来看了邵丽的创作年表才知道，她那时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过数年而已。接下去她如同“开挂”——用游戏用语形容她，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快感，佳作迭出，频频获奖。从获鲁奖的《明惠的圣诞》到2020年的《黄河故事》，这些年我默默地读着她的作品，仿佛看着那条转过了孟津的大河，越来越宽阔，越来越不动声色的水面下，波谲云诡，暗流涌动。我有时感慨她那支笔，于人情事理描绘得越来越精细微妙，对人心的痛处剖得越来越准、越来越狠，但生命温度不减，情感丰沛依旧，这一点我着实有些羡慕。
文如此，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她，人如此。
2012年，我和邵丽共同参加一次文学活动，返程时接到父亲肾衰进了重症监护室的消息，我就直接把机票从返回北京改签成了郑州。在机场分别时，她默默地朝我手腕上缠了一串上好的朱砂珠串，抱了抱我。
从那个时候起，她成了我故乡的姐姐。我并不惯于和别人姐姐妹妹的肉麻。面对邵丽，我会觉得自然。此前没有细想过原因，此刻想想，却发现这种感觉的来源，大有意味。
最直接的一层原因，当然是她的强大的情感输出能力，这其实是今天非常罕见的一种能力。如果辨析一下，我们日常在人际交往中很多时候唤起的是情绪，而非情感。在被社交媒体刺激得各种情绪膨胀的同时，真实的人类情感反而隐藏甚至蜕化了。情感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密度，像我这么敏感又极度缺乏安全感、充满社交压力的笨家伙，面对这样一个稳定的能量输出者，会放松，释然，安心，那声“姐”也就变成了可以跟她各种耍赖的神奇咒语。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为上文我对她的“羡慕”做一注脚，认知的深刻与情感的强大，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邵丽若无深情，焉有高致？
第二重原因比较复杂，其实“姐”，内蕴着一个颇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文化人格。我身上也有这个“姐”性，带着某种强制力和压迫性。我的自然而然，是一种下意识对共同来源的辨识：我和她都生于河南——更准确地讲，我们都生于豫东周口。我们面对的文化规定性是：人生的所有价值都必须被放置在伦理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这显然是与现代性有着强烈对冲、值得好好理解、但却无法一笔抹杀的一种规定性。
“对冲”好理解，而不能“一笔抹杀”，意味着无法简单否定——否定是容易的，容易得有些不负责任。这是有着复杂内蕴的文化现实，如果粗暴地处理成地域文化兼性别政治问题，反而会构成对这一现实本身的遮蔽，那是对真实地承受过重重生命苦难的男人和女人，父亲和母亲、一代代儿女的“再度伤害”。
无论邵丽，还是我，在写作的最初都省察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都是自觉、直面这一问题的。邵丽让我感到钦佩且由衷地愿意以“姐”敬之的一点，是她用一种“正面强攻”的姿态，这么多年来始终、逐步深入地剖析着这一问题。她在用创作，实践着她强调的“慈悲”与“耐心”。
因着慈悲和耐心，才能“入微”。但她“入微”的同时，也在“放大”。邵丽这些年关注点始终都是家庭、婚姻、代际这样的伦理关系，但她通过叙事展现的社会景观却是“全景化”的，从职场到官场，从都市到乡村。她有持续观察的热情和兴趣，而且随着思考的深入，她把这些关系纳入考量的“坐标系”越来越宏阔，因此小说文本生成的内蕴层次也越来越丰富。
她自己说：“一个时期以来，我热衷于写父亲，我的父亲和我父亲以外的父亲。但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也毫无相似之处。他们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在光明之处缄默不言，又在遁入黑暗后喋喋不休，像极了胡安·鲁尔福的小说里那种人鬼之间的窃窃私语……我看到了在历史熹微的光芒之下，他们卑微如草芥的人生逐渐被放大，再放大，直至覆盖了整个宇宙。”
一沙一世界，她的笔下，一个人身上透出了全息的社会历史图景。以作品为镜，邵丽的人生也活得越来越阔大了。我眼中的她，足够知性，深谙在权力结构中的性别关系，抗争是必须的，但对事理人情缺乏足够的理解，也很可能带来“双重悲剧”；但她又始终有着山青水润的女儿心态，譬如我读到过她的爱情诗集，又惊又叹，且又一次满心羡慕了；还有幸见过她作为老母亲的一面，被她可爱的女儿请吃日料，后来我会反复回想那个场景，觉得她的生命何其丰盈！
父母在堂儿女绕膝含饴弄孙，在我看来是尘世幸福的象征，我在情感上会给出很高的价值排序，虽然明知道这话说出来，几乎是一种“政治不正确”了。就像胖子有立场讲胖子的笑话，孑然一身的我似乎也有立场表达这样的羡慕。但是我也知道，人伦关系都附带着压力和牺牲。如同看到她一部接一部出佳作，必然能想到她背后默默做出了何等的付出。
可恨的是，除了小说高产，你还常常读到她的各种文章，赋中原论黄河算是她的本分，可谈《金瓶梅》，论科尔姆·托宾，能量充沛到让人眼睛发红。好吧，看在她总忍不住绕一串祝福的珠子在我手腕上的缘故，就原谅她了。
一路写到此处，还没有找到题目，忽然想起她评论《一减一》的文章标题，又现成，又贴切，就偷来用了。
她在文中说：“‘是真佛只说家常’，世间的人情物理莫不如此。”
这话，也正好可拿来说书写常人家事的邵丽，她对人间存有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