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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对当代的困顿和疑问。”从《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到向中国历史更深处回溯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第一次整体梳理了中国历代的经济治理逻辑。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实行。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中国人是否真的“轻商”？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口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
◎是谁在“抑商”？
国学家钱穆在他讲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统治阶级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统治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封建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千年的政商博弈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
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我们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但在历史上传统集权的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与此同时，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百姓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下，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从流传至今的各代契约文件可见，双方对买卖的权益合法性、准确性及责任认定，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然而，影响工商业进步的最大困扰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过，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到了唐代，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商人在致富之后，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砖、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打破过，政权对工商业的压抑成为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
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总是遵循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编辑/独渚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著有《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大败局》等。
◎中国人是否真的“轻商”？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口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10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时，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
◎是谁在“抑商”？
国学家钱穆在他讲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统治阶级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统治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封建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进入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千年的政商博弈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
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我们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但在历史上传统集权的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与此同时，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百姓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下，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从流传至今的各代契约文件可见，双方对买卖的权益合法性、准确性及责任认定，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然而，影响工商业进步的最大困扰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过，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一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到了唐代，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商人在致富之后，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砖、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打破过，政权对工商业的压抑成为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
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总是遵循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编辑/独渚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著有《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大败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