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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讲传统文化，往往只讲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担当着主流文化的重任，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但是，早在中国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就曾演绎过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百家争鸣”文化盛典，儒家只是其中一家。
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归为二元结构。人类文化的发展往往与“水”结缘。例如，中东地区古文化以“两河文明”为标识。中国人习惯以“华夏文化”一统中国文化，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展与黄河、长江息息相关，经过近万年的积淀，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
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沛然底气，不逊于黄河文化。青铜时代，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其重心由西往东移，即由岐西、河套一直东移，最后止步于齐鲁，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
◎碰撞与融合
两种文化既有相融相长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例如，在文化标志上，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的古墓中，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多以龙头为饰件，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龙眼”。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也自诩龙种，甚至衣服、器用也要饰之以龙。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巴蜀文化区的“三星堆”遗址，满目皆鸟：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人像，既有人身鸟首，也有人首鸟足；人的双眼细长，“凤目”替换了“龙眼”。成都市内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一幅金光灿烂的“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长江下游，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有玉鸟遗存；青铜时代更有“鸟文”成俗，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庄子》首篇《逍遥游》，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大鹏展翅”。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
◎黄河文化
青铜时代晚期，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圣人、亚圣的孔子、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仁义”。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自然”。《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孔子向老子“语仁义”时，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短短二十三个字，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相濡以沫”：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仁义”关怀可谓极至。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相忘于江湖”：忘掉仁义，毋须关怀，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汉武帝看中了“相濡以沫”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遂决定“独尊儒术”。“相濡以沫”，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矛盾的一方既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矛盾的另一方即“相忘于江湖”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黄河文化，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
◎长江文化
20世纪初，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新文化运动，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而儒学因“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挨“打”的命运，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并不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的中国文化的延伸，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是文化自身的调适与更新，而非外来文化的替换。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并赋予了她顺应时代的新形式新生命。中国文化重心的顺利转换表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编辑/王洪丽
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归为二元结构。人类文化的发展往往与“水”结缘。例如，中东地区古文化以“两河文明”为标识。中国人习惯以“华夏文化”一统中国文化，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展与黄河、长江息息相关，经过近万年的积淀，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
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沛然底气，不逊于黄河文化。青铜时代，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其重心由西往东移，即由岐西、河套一直东移，最后止步于齐鲁，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
◎碰撞与融合
两种文化既有相融相长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例如，在文化标志上，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的古墓中，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多以龙头为饰件，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龙眼”。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也自诩龙种，甚至衣服、器用也要饰之以龙。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巴蜀文化区的“三星堆”遗址，满目皆鸟：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人像，既有人身鸟首，也有人首鸟足；人的双眼细长，“凤目”替换了“龙眼”。成都市内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一幅金光灿烂的“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长江下游，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有玉鸟遗存；青铜时代更有“鸟文”成俗，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庄子》首篇《逍遥游》，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大鹏展翅”。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
◎黄河文化
青铜时代晚期，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圣人、亚圣的孔子、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仁义”。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自然”。《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孔子向老子“语仁义”时，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短短二十三个字，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相濡以沫”：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仁义”关怀可谓极至。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相忘于江湖”：忘掉仁义，毋须关怀，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汉武帝看中了“相濡以沫”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遂决定“独尊儒术”。“相濡以沫”，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矛盾的一方既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矛盾的另一方即“相忘于江湖”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黄河文化，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
◎长江文化
20世纪初，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新文化运动，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而儒学因“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挨“打”的命运，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并不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的中国文化的延伸，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是文化自身的调适与更新，而非外来文化的替换。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并赋予了她顺应时代的新形式新生命。中国文化重心的顺利转换表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