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2年，纽约的温迪·包尔女士(wendy-brower)想给来这个城市的客人制作一张体现出当地美好景观的地图，如：蓬勃的林地、观鸟赏花的地区、日出和观星的圣地、有趣的文化活动、还有独特的健康餐厅、绿色商店等等。这张“绿地图”一经问世，即受到好评，被带到世界各地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在本土社区开展这项活动，制作地图的方式无形中帮助了市民珍惜身边的生态环境。
因此，温迪·包尔成立GreenMapSystem，将制图的概念与制作方法放在网站上推向国际。截至今年9月，已有六大洲、354个地图项目加入这个行列，已完成了259份折页和65个网络电子地图。
中国大陆在2006年7月加入此系统，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出版了北京市第一份“什刹海绿地图”。
第一张“绿地图”
2004年，“自然之友”获得了纽约“绿地图”的注册授权，开始在北京地区推广“绿地图”的活动。2006年初，“绿地图”小组选择起点时，几乎没有争议地落在了什刹海地区。“绿地图”项目负责人胡卉哲解释：“因为这里的信息特别丰富，还表现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许多冲突和问题。商业气息浓厚确实是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但在实际考察中，我们感觉商业只是它近几年棗不超过10年里的变化，它背后是五六百年的历史。”
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志愿者们就拿着带有通用图标系统的调查问卷直奔什刹海。
在之后半年里，志愿者们利用双休日，以三到五人的小组为单位，断断续续地“扫荡”各自负责的胡同区域，边走边按照图标把实物放进调查问卷里，遇到古迹、商店、餐馆还进去与里面的居民或店主做访谈，并将观察到的问题细节用照片记录下来。大家对于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放到地图中而争论不休，经常发生同一条胡同来回要走无数遍的情况。地图上每一个看似随意添加的图标背后，都是志愿者们精心设计的结果，通常是考察了大量的信息，录入的却甚少。核心问题就是每个人对于“绿地图”理解的不同，最终通过成员讨论，以既能体现地方的特色，又能体现“绿地图”的理念为标准。
打开这张志愿者手绘的精美地图，第一感觉是满目的古建筑和人文景点，却感觉不到突出的环保内容。“绿地图”计划负责人胡卉哲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什刹海本身就属于古城保护区的关系。
在这张“什刹海绿地图”上，标出了自行车租赁处、停放处、修理处及游览路线，目的是鼓励大家骑车游览。“绿地图”小组考察的时候也记录了机动车停车处，但并没有标出，却标着交通阻塞的地区，目的是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的交通情况不容忽视。
志愿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阴燕说，她以前很少去后海，去也是去酒吧。但自从参加了“绿地图”小组，去后海成为了一种习惯，经常是下了学就骑车去转一圈，到处找古迹研究。这样做使得她几乎成了专业导游，能把后海每一处的历史都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
而政法大学研究生杨维东在他认真地感受了后海的春夏秋冬以及白天和夜晚后，才觉得这里确实很美。他觉得，只有对一个地方有感情了，才自然会变得很想环保。也因此，“绿地图”计划虽然繁重但充满乐趣，志愿者们并不刻意追求时间，大家把它当作一种休闲活动，发现问题又彼此交流，其乐融融。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半年里，“绿地图”小组前后共招募五十多名志愿者接受培训，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人。
每个人身边的“绿地图”
之前针对什刹海的地图不多，多是以专业且详细的标准地图为主。“什刹海绿地图”出版后，志愿者们花了半天时间在什刹海的酒吧、餐馆、商店发放，并赠送给胡同三轮车游的车夫，索要者不绝。连他们站在路边打开看时，都会有人询问在哪里能买到，受欢迎的程度让志愿者们雀跃不已。有了第一张北京的“绿地图”，“绿地图”计划的推广活动也变得更顺利了。
很多看过什刹海“绿地图”的人纷纷想参与“绿地图”计划，胡卉哲给公司的职员和学校的老师都做过培训，前者可以在自己公司的周围做，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做校园及周边地区。当地的地图当地人做，这也是“绿地图”的原则之一，毕竟自己的活动区域和生活是每个人最关心的。
“绿地图”描绘的地区可以小到一个花园、学校、办公楼，大到一个社区，甚至整个城市。每个地图的绘制方式都不同，有的是精准的卫星测绘，有的是充满童趣的手绘，但是每份“绿地图”都用一套通用的图标系统做标注。
在台湾，“绿地图”被称为“绿色生活地图”，因为这个地图与生活密切相关，生活中关于环保的信息都是些很细节化的东西。
另外对一些外地的社团，“绿地图”小组也会鼓励他们去申请纽约的授权，目前兰州、杭州、厦门、四川和广西等地已先后获得授权。
政法大学研究生杨维东在参加“自然之友”另一项环保活动“绿色希望”时，在四川的贫困小学给当地小学生进行环境教育，他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孩子们画校园的“绿地图”。大家画的都不一样，但他的目的达到了：让孩子们站在新的角度和高度来看自己的生活，更爱护自己的家园。他认为这远比单纯画山水意义大得多。
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六年级的梁博是学校科技兴趣小组的成员，老师提出绘制南铜锣鼓巷“绿地图”的课题，他立刻报名参加了，同时还拉来经常到他家玩的同班同学周放，以及两人的家长。每天放学和双休日，两家人浩浩荡荡地出发，骑车带着孩子在胡同里荡来荡去。梁博的爸爸在南铜锣鼓巷出生，生活了半辈子，但还是第一次认真地跟随着儿子踏遍这里的每一处，走进每一个历史古建筑里去看个究竟。
虽然孩子对于什么是“绿地图”不是很明白，列图标时毫不犹豫地首先把自己经常去的小饭馆、奶酪店、酒吧列到了地图中,为了让大家也能去品尝，同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发明了第一个中国化的图标——四合院，还由此发现了曾王府就是从前皇帝老师的居所，金王府是从前看守金库的人的居所……不到两个月，梁博已经画出了南铜锣鼓巷的“绿地图”初稿，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经过一番的调查后，我们发现北京的胡同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只有一张张纯朴的笑脸，只有亲切融洽的邻里关系。并且不少胡同里的一砖、一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胡同可是北京的象征，胡同历经许多风风雨雨，只有在我们大家共同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存。”
“绿地图”其实就是提升环境意识的工具，实施它方式有很多：工作坊、一节课、NGO项目等等，目的是鼓励本土参与，让社区居民和当地人关注自己社区环境。政法大学研究生杨维东认为，对于初次参与环保活动的人来说，“绿地图”是一种最好的启蒙和开始。
依靠志愿者实现的“绿地图”计划成本并不高，主要花费在印刷上，之前都是由阶段性的小笔资金在维持，对于赞助商与地图的关系，胡卉哲态度非常明晰，广告和商业的内容不能影响地图的信息，这也是自然之友申请纽约“绿地图”授权时的原则。
台湾的“绿地图”中，把“7-11便利店”标在地图上，因为这家店有一些资源回收的内容，北京“绿地图”小组也很希望找到这种能关注环保、做资源回收如减少垃圾袋和塑料袋，出售有机食品等的商店，可惜至今仍没有找到。
因此，温迪·包尔成立GreenMapSystem，将制图的概念与制作方法放在网站上推向国际。截至今年9月，已有六大洲、354个地图项目加入这个行列，已完成了259份折页和65个网络电子地图。
中国大陆在2006年7月加入此系统，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出版了北京市第一份“什刹海绿地图”。
第一张“绿地图”
2004年，“自然之友”获得了纽约“绿地图”的注册授权，开始在北京地区推广“绿地图”的活动。2006年初，“绿地图”小组选择起点时，几乎没有争议地落在了什刹海地区。“绿地图”项目负责人胡卉哲解释：“因为这里的信息特别丰富，还表现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许多冲突和问题。商业气息浓厚确实是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但在实际考察中，我们感觉商业只是它近几年棗不超过10年里的变化，它背后是五六百年的历史。”
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志愿者们就拿着带有通用图标系统的调查问卷直奔什刹海。
在之后半年里，志愿者们利用双休日，以三到五人的小组为单位，断断续续地“扫荡”各自负责的胡同区域，边走边按照图标把实物放进调查问卷里，遇到古迹、商店、餐馆还进去与里面的居民或店主做访谈，并将观察到的问题细节用照片记录下来。大家对于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放到地图中而争论不休，经常发生同一条胡同来回要走无数遍的情况。地图上每一个看似随意添加的图标背后，都是志愿者们精心设计的结果，通常是考察了大量的信息，录入的却甚少。核心问题就是每个人对于“绿地图”理解的不同，最终通过成员讨论，以既能体现地方的特色，又能体现“绿地图”的理念为标准。
打开这张志愿者手绘的精美地图，第一感觉是满目的古建筑和人文景点，却感觉不到突出的环保内容。“绿地图”计划负责人胡卉哲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什刹海本身就属于古城保护区的关系。
在这张“什刹海绿地图”上，标出了自行车租赁处、停放处、修理处及游览路线，目的是鼓励大家骑车游览。“绿地图”小组考察的时候也记录了机动车停车处，但并没有标出，却标着交通阻塞的地区，目的是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的交通情况不容忽视。
志愿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阴燕说，她以前很少去后海，去也是去酒吧。但自从参加了“绿地图”小组，去后海成为了一种习惯，经常是下了学就骑车去转一圈，到处找古迹研究。这样做使得她几乎成了专业导游，能把后海每一处的历史都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
而政法大学研究生杨维东在他认真地感受了后海的春夏秋冬以及白天和夜晚后，才觉得这里确实很美。他觉得，只有对一个地方有感情了，才自然会变得很想环保。也因此，“绿地图”计划虽然繁重但充满乐趣，志愿者们并不刻意追求时间，大家把它当作一种休闲活动，发现问题又彼此交流，其乐融融。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半年里，“绿地图”小组前后共招募五十多名志愿者接受培训，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人。
每个人身边的“绿地图”
之前针对什刹海的地图不多，多是以专业且详细的标准地图为主。“什刹海绿地图”出版后，志愿者们花了半天时间在什刹海的酒吧、餐馆、商店发放，并赠送给胡同三轮车游的车夫，索要者不绝。连他们站在路边打开看时，都会有人询问在哪里能买到，受欢迎的程度让志愿者们雀跃不已。有了第一张北京的“绿地图”，“绿地图”计划的推广活动也变得更顺利了。
很多看过什刹海“绿地图”的人纷纷想参与“绿地图”计划，胡卉哲给公司的职员和学校的老师都做过培训，前者可以在自己公司的周围做，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做校园及周边地区。当地的地图当地人做，这也是“绿地图”的原则之一，毕竟自己的活动区域和生活是每个人最关心的。
“绿地图”描绘的地区可以小到一个花园、学校、办公楼，大到一个社区，甚至整个城市。每个地图的绘制方式都不同，有的是精准的卫星测绘，有的是充满童趣的手绘，但是每份“绿地图”都用一套通用的图标系统做标注。
在台湾，“绿地图”被称为“绿色生活地图”，因为这个地图与生活密切相关，生活中关于环保的信息都是些很细节化的东西。
另外对一些外地的社团，“绿地图”小组也会鼓励他们去申请纽约的授权，目前兰州、杭州、厦门、四川和广西等地已先后获得授权。
政法大学研究生杨维东在参加“自然之友”另一项环保活动“绿色希望”时，在四川的贫困小学给当地小学生进行环境教育，他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孩子们画校园的“绿地图”。大家画的都不一样，但他的目的达到了：让孩子们站在新的角度和高度来看自己的生活，更爱护自己的家园。他认为这远比单纯画山水意义大得多。
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六年级的梁博是学校科技兴趣小组的成员，老师提出绘制南铜锣鼓巷“绿地图”的课题，他立刻报名参加了，同时还拉来经常到他家玩的同班同学周放，以及两人的家长。每天放学和双休日，两家人浩浩荡荡地出发，骑车带着孩子在胡同里荡来荡去。梁博的爸爸在南铜锣鼓巷出生，生活了半辈子，但还是第一次认真地跟随着儿子踏遍这里的每一处，走进每一个历史古建筑里去看个究竟。
虽然孩子对于什么是“绿地图”不是很明白，列图标时毫不犹豫地首先把自己经常去的小饭馆、奶酪店、酒吧列到了地图中,为了让大家也能去品尝，同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发明了第一个中国化的图标——四合院，还由此发现了曾王府就是从前皇帝老师的居所，金王府是从前看守金库的人的居所……不到两个月，梁博已经画出了南铜锣鼓巷的“绿地图”初稿，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经过一番的调查后，我们发现北京的胡同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只有一张张纯朴的笑脸，只有亲切融洽的邻里关系。并且不少胡同里的一砖、一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胡同可是北京的象征，胡同历经许多风风雨雨，只有在我们大家共同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存。”
“绿地图”其实就是提升环境意识的工具，实施它方式有很多：工作坊、一节课、NGO项目等等，目的是鼓励本土参与，让社区居民和当地人关注自己社区环境。政法大学研究生杨维东认为，对于初次参与环保活动的人来说，“绿地图”是一种最好的启蒙和开始。
依靠志愿者实现的“绿地图”计划成本并不高，主要花费在印刷上，之前都是由阶段性的小笔资金在维持，对于赞助商与地图的关系，胡卉哲态度非常明晰，广告和商业的内容不能影响地图的信息，这也是自然之友申请纽约“绿地图”授权时的原则。
台湾的“绿地图”中，把“7-11便利店”标在地图上，因为这家店有一些资源回收的内容，北京“绿地图”小组也很希望找到这种能关注环保、做资源回收如减少垃圾袋和塑料袋，出售有机食品等的商店，可惜至今仍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