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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概念,古希腊哲学的实践与现在盛行的实践概念是有所不同的。在古希腊哲学中,实践是指以人为对象的一种活动,它以善为目的。而教育也应是以善为宗旨的,实践潜藏于教育之中,是教育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
关键词: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师生关系
一、实践与实践智慧
在古希腊哲学中,实践是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将实践引入哲学概念体系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人的实践是人的活动形式之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涵义与现在人们所说的实践不尽相同。“在亚里士多德那儿,praxis(实践)的意义也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主要有三种用法:(1)最广义的praxis就是自然生物的生活和相应的活动。包括了人和动物的活动,并且推及表示所有的生命活动,生殖、营养、生长、醒、睡、运动等。(2)较广意义上用于指人的行为和活动,包括制造(poiesis)和沉思(theoria),以及伦理和政治活动。(3)praxis在狭义上主要指伦理和政治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人是自由的,并从生活必需中解脱出来了。第二和第三的用法不能严格分开。”[1]《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者廖申白在译注者序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定义是:“实践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动,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实践本身。[2]从亚里士多德对人三种基本行为方式的划分来看,“实践”最根本的规定有二:一是自身就是目的;二是它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生活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界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广义的伦理行动和政治行动。[3]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形式划分为三种,即实践、制作和理论沉思。其中理论沉思是对事物或事物本质的思考,是相对稳定的不行动的一种活动形式。实践与制作相似,都是可变的,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某一事物或基于某种善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实践或制作的对象都必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改变的事物。但制作和实践又有不同,前者改变的是生成某事物的活动,而后者则是一种道德的或政治活动。所以制作的活动目的在于改变活动之外的事物,而实践的目的既可于实践活动之外又可在实践本身。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上的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各自的实践活动,从无生命的工具到有生命的动物和拥有理性的高级生物——人,都有符合其属性并指向于善的实践活动。生命物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活动,例如植物的活动是营养和发育,动物的活动是感觉和运动;无生命物也有它们的活动,但这是相对于它们对于人或生命物的合目的性而言的。人是高级的生命物,人的活动与其他低等生命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理性,在于人的灵魂中所具有的合乎逻各斯的活动与实践。人的活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的生命的活动。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实践是合乎理性的正确的活动,并非人的一般的实践活动,即“实践的含义一直在发生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是指人对人的活动,特别是人对自己的活动,不包括后来所理解的实践意义:人对社会的活动和人对自然的活动。”[4]
“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人的实践活动要达到至善的完满状态,需要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又称明智,它与技艺、科学、智慧和努斯一道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灵魂求真的五种方式。明智与智慧不同,“智慧是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点。所以,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它与最高等的事物相关。”[2]由此看来,智慧不仅仅属于人,与人自身的利益和事务相关,也与人之外的存在物所共享。我们评价一个人是智慧的人,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关心的不仅是自身的利益,而是更高的永恒的存在物的本质。相比于智慧,明智的概念范畴要窄的多,它针对于实践“明智则同人的事务相关。我们说,善于考虑是明智的人的特点……一个在一般意义上擅于考虑的人是一个能够通过推理而实现人可获得的最大的善的人。”[2]
二、教育的误区:教育并非只为技艺
“木匠的手艺和音乐家的技艺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譬如,我们欣赏音乐并不是为了听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由音乐把我们的带到一个善的境界。当下青少年学习音乐美术,往往只是在一个技艺境界,并没有把自己升华到一个善的境界。这是当下教育的一大偏离——教育偏离了教育。”[4]
德性与技艺不同,“实践的逻各斯的品质同制作的逻各斯的品质不同。其次,它们也不互相包含。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例如,建筑术是一种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如果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就没有技艺;如果没有技艺,也就没有这种品种。所以,技艺和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是一回事。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2]从这里可以看出,技艺首先是指向外物的,并且它不需要经过选择和考虑,也不一定以善为目的。
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仅停留在技艺层面,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论是智育亦或是德育。在学校,学生只需会做题考高分,无异于考试机器。在家中,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琴棋书画虽不样样精通至少也得精通一样,但大多数孩子都半途而废,有的甚至对所学的技艺厌烦不已。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活动只是达到了技艺境界而非以善为目的的实践。在智育培养上也是如此,孩子并不以所谓的学习为乐,为了取得高分,他们不停地进行机械的练习和考试。他们根本没有经过选择和考虑,不知为何而学习,而只是被迫接受他人要求他们学习的内容,无论自己心里欢喜与否,学习活动对于他们没有丝毫乐趣可言,甚至是乏味的痛苦的。我们的教育的最高宗旨应该是向善的,教育应以善育人,这个善是指向人心内在而不是指向外物。教育要改造的是人的内心,机械的训练不能触及人的内心,更谈不上具有向善的力量。
三、当代师生交往:一种异化的教育实践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主要指的是人与人的活动,那么在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往可以说就是一种教育实践。
“现代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内部教师和学生之间,以人的身份进行的交往实践关系。”[3]现代师生关系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师生关系更多的是靠道德伦理来维系的,教师的地位是无比尊贵受人敬仰的,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师生关系已在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师生关系的维系更多是靠责任和义务,即“师生关系首先是责任关系”。[4]
在现代制度教育体系下,师生关系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践的,师生交往也基本在课堂上进行。我国中小学师生之间的责任分明,任务明确,教师负责教,学生必须学。一个班级的平均考试成绩决定了教师的声誉和待遇,这样一来,师生关系就异化成了一种利益关系。同时,现代文化提倡师生平等,但就当前的教育制度而言,教师和学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等的。在中小学阶段,学生无权选择自己的教师,他们成为哪一个教师的学生全凭运气。在这一点上,学生无疑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有些学生本能地排斥教师这个角色。从教师的角度上看,教师教育学生可能并非出于本心热爱教书育人,他们教育学生是更多的出于责任和义务。教师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他们只需尽力督促学生考取高分,顺利升学。因为教师的主要责任就在于此,他们无力也无心负责学生的其他事务。在如今大班班级授课制下,教师也无力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取知识和能力,受到高尚道德的熏陶。于是出现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现象。教师厌教但又不得不教,学生厌学从心理上排斥教师,在行为上违抗教师,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师生关系成为一种异化的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朱清华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Praxis)[J].学灯,2007,(01).
[2]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3.
[3]毕世响.教育的直接意义是人——教育的实践意蕴[J].江苏教育研究(理论版),2009,(09).
[4]毕世响.师生关系:以教学为交往实践的特指关系——亲缘伦理关系、契约伦理关系和人的关系[J].上海教育科研,2009,(08).
关键词: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师生关系
一、实践与实践智慧
在古希腊哲学中,实践是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将实践引入哲学概念体系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人的实践是人的活动形式之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涵义与现在人们所说的实践不尽相同。“在亚里士多德那儿,praxis(实践)的意义也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主要有三种用法:(1)最广义的praxis就是自然生物的生活和相应的活动。包括了人和动物的活动,并且推及表示所有的生命活动,生殖、营养、生长、醒、睡、运动等。(2)较广意义上用于指人的行为和活动,包括制造(poiesis)和沉思(theoria),以及伦理和政治活动。(3)praxis在狭义上主要指伦理和政治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人是自由的,并从生活必需中解脱出来了。第二和第三的用法不能严格分开。”[1]《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者廖申白在译注者序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定义是:“实践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动,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实践本身。[2]从亚里士多德对人三种基本行为方式的划分来看,“实践”最根本的规定有二:一是自身就是目的;二是它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生活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界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广义的伦理行动和政治行动。[3]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形式划分为三种,即实践、制作和理论沉思。其中理论沉思是对事物或事物本质的思考,是相对稳定的不行动的一种活动形式。实践与制作相似,都是可变的,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某一事物或基于某种善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实践或制作的对象都必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改变的事物。但制作和实践又有不同,前者改变的是生成某事物的活动,而后者则是一种道德的或政治活动。所以制作的活动目的在于改变活动之外的事物,而实践的目的既可于实践活动之外又可在实践本身。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上的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各自的实践活动,从无生命的工具到有生命的动物和拥有理性的高级生物——人,都有符合其属性并指向于善的实践活动。生命物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活动,例如植物的活动是营养和发育,动物的活动是感觉和运动;无生命物也有它们的活动,但这是相对于它们对于人或生命物的合目的性而言的。人是高级的生命物,人的活动与其他低等生命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理性,在于人的灵魂中所具有的合乎逻各斯的活动与实践。人的活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的生命的活动。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实践是合乎理性的正确的活动,并非人的一般的实践活动,即“实践的含义一直在发生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是指人对人的活动,特别是人对自己的活动,不包括后来所理解的实践意义:人对社会的活动和人对自然的活动。”[4]
“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人的实践活动要达到至善的完满状态,需要实践智慧。实践智慧又称明智,它与技艺、科学、智慧和努斯一道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灵魂求真的五种方式。明智与智慧不同,“智慧是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点。所以,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它与最高等的事物相关。”[2]由此看来,智慧不仅仅属于人,与人自身的利益和事务相关,也与人之外的存在物所共享。我们评价一个人是智慧的人,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关心的不仅是自身的利益,而是更高的永恒的存在物的本质。相比于智慧,明智的概念范畴要窄的多,它针对于实践“明智则同人的事务相关。我们说,善于考虑是明智的人的特点……一个在一般意义上擅于考虑的人是一个能够通过推理而实现人可获得的最大的善的人。”[2]
二、教育的误区:教育并非只为技艺
“木匠的手艺和音乐家的技艺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譬如,我们欣赏音乐并不是为了听音乐本身的节奏,而是由音乐把我们的带到一个善的境界。当下青少年学习音乐美术,往往只是在一个技艺境界,并没有把自己升华到一个善的境界。这是当下教育的一大偏离——教育偏离了教育。”[4]
德性与技艺不同,“实践的逻各斯的品质同制作的逻各斯的品质不同。其次,它们也不互相包含。实践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例如,建筑术是一种技艺,是一种与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如果没有与制作相关的品质,就没有技艺;如果没有技艺,也就没有这种品种。所以,技艺和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是一回事。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2]从这里可以看出,技艺首先是指向外物的,并且它不需要经过选择和考虑,也不一定以善为目的。
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仅停留在技艺层面,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论是智育亦或是德育。在学校,学生只需会做题考高分,无异于考试机器。在家中,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琴棋书画虽不样样精通至少也得精通一样,但大多数孩子都半途而废,有的甚至对所学的技艺厌烦不已。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活动只是达到了技艺境界而非以善为目的的实践。在智育培养上也是如此,孩子并不以所谓的学习为乐,为了取得高分,他们不停地进行机械的练习和考试。他们根本没有经过选择和考虑,不知为何而学习,而只是被迫接受他人要求他们学习的内容,无论自己心里欢喜与否,学习活动对于他们没有丝毫乐趣可言,甚至是乏味的痛苦的。我们的教育的最高宗旨应该是向善的,教育应以善育人,这个善是指向人心内在而不是指向外物。教育要改造的是人的内心,机械的训练不能触及人的内心,更谈不上具有向善的力量。
三、当代师生交往:一种异化的教育实践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主要指的是人与人的活动,那么在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往可以说就是一种教育实践。
“现代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内部教师和学生之间,以人的身份进行的交往实践关系。”[3]现代师生关系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师生关系更多的是靠道德伦理来维系的,教师的地位是无比尊贵受人敬仰的,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师生关系已在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师生关系的维系更多是靠责任和义务,即“师生关系首先是责任关系”。[4]
在现代制度教育体系下,师生关系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践的,师生交往也基本在课堂上进行。我国中小学师生之间的责任分明,任务明确,教师负责教,学生必须学。一个班级的平均考试成绩决定了教师的声誉和待遇,这样一来,师生关系就异化成了一种利益关系。同时,现代文化提倡师生平等,但就当前的教育制度而言,教师和学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等的。在中小学阶段,学生无权选择自己的教师,他们成为哪一个教师的学生全凭运气。在这一点上,学生无疑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有些学生本能地排斥教师这个角色。从教师的角度上看,教师教育学生可能并非出于本心热爱教书育人,他们教育学生是更多的出于责任和义务。教师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他们只需尽力督促学生考取高分,顺利升学。因为教师的主要责任就在于此,他们无力也无心负责学生的其他事务。在如今大班班级授课制下,教师也无力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取知识和能力,受到高尚道德的熏陶。于是出现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现象。教师厌教但又不得不教,学生厌学从心理上排斥教师,在行为上违抗教师,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紧张,师生关系成为一种异化的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朱清华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Praxis)[J].学灯,2007,(01).
[2]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03.
[3]毕世响.教育的直接意义是人——教育的实践意蕴[J].江苏教育研究(理论版),2009,(09).
[4]毕世响.师生关系:以教学为交往实践的特指关系——亲缘伦理关系、契约伦理关系和人的关系[J].上海教育科研,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