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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勇敢”作为第一德性的观点，认为那是出于高尚目的，带有理性选择且适度的品质才是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纯粹的勇敢。在这个时代，教育很有必要重新祭起“勇敢”的大旗，我们必须对“勇敢”有一个深刻的、理性的理解，而不是笼统的说法，即：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塑造现代化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教育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勇敢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系统讨论了涉及到幸福的德性。他强调了德性对于幸福的重要性，在谈到具体德性时，他把“勇敢”置于第一位，位于“节制”和“正义”之前，这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而是有意彰显“勇敢”的重要性，表明“勇敢”是一种优秀公民必须具备的第一位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面对一个高尚的死时在恐惧方面的适度品质。[1][P77]他还分析了表面上看起来的五种勇敢：政治强迫的勇敢，个别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乐观的勇敢，无知的勇敢，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作为一种德性，区别于鲁莽和懦弱，在面对可怕的事物时，既不会过分自信，盲目轻敌，也不会过分恐惧，看到害怕的事情掉头就跑，而是表现出镇定、沉着，机智迎战，这样的行为才称之为“勇敢”。他通过比较和举例子（如克尔特人）的方法，将勇敢和鲁莽、懦弱进行对比，层层揭开了缠绕在勇敢上方的蒙蔽真实的薄纱，让真正纯粹的勇敢浮出水面。
一、勇敢的地位
幸福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伦理话题，是人生问题的核心。《尼各马可伦理学》是第一部系统探讨伦理学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断言幸福生活是我们一生所要追寻的目的。他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1][P32]这是其德性论的核心命题。尽管他强调幸福是最高的善，即至善，但是幸福又不等同于至善，他主张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看待幸福问题，人的本性具有特殊性，是区别于动植物本性的特殊功能，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是遵循理性原理的主动行为。因此，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性的活动，而作为至善的幸福也就是人的心灵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进一步讲，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现实活动。
那如何才能实现幸福呢？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社会活动的分析和论证，得出德性是实现幸福的重要因素，幸福须合乎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中，有四种最重要的品质始终贯穿于其中，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虽然德性问题前人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相关的看法，柏拉图甚至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是，毕达哥拉斯因为把德性归为数目的比例关系，苏格拉底把德性当做知识，以及柏拉图把德性和善混在一起，从而都有错误。亚里士多德因之而集大成，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更准确些。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欲获得幸福，人们就必须具备这四种最基本的品质，而这四种品质也成为了古希腊的四主德，但这四主德在不同思想家的著作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各个思想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将“勇敢”置于“节制”和“公正”之前，且对“勇敢”这一品质的着墨甚多，这一点我们可从第三卷的后半部分看出。而古希腊四主德的排名也依次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勇敢这一德性排名也很靠前。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重视“勇敢”呢？当时的古希腊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行的是城邦制，各个城邦互相制衡，城邦与城邦之间连年征战，亚里士多德所处的雅典经常受到斯巴达及其他城邦的攻击，战争的成败决定一个城邦的存亡。战士在战场中英勇杀敌，英勇杀敌表现出战士的勇敢，勇敢是每个战士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且最高的美德。在当时的环境中来说“勇敢”指的就是战场上的勇敢，当然这是当时希腊城邦制政治和客观环境的需要。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就是无畏地面对高尚的死亡或生命的危险，而最伟大的冒险莫过于战斗。”“勇敢”促使战士们战胜敌人，保卫城邦，为人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为人们走向幸福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幸福构成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人们为了幸福而采取各种行动，如战争中战士的勇敢，这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强调“勇敢”重要地位的直接原因。
二、纯粹的勇敢
勇敢的性质表现形式多样，有些其他的品质与勇敢的性质在表现形式上很相似，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三卷“具体的德性”的第8部分揭示了这些似是而非勇敢的品质，如政治强迫的勇敢，个别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等。通过分析这些“次勇敢”，进一步得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是一个目的论者，他相信每一种行为都出于某种目的，这个目的激发着这个行为。他认为勇敢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是最勇敢的行为，因为，战场上的危险是最重大，最高尚的，[1][P78]而且战场上的勇敢很可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痛苦，甚至是牺牲宝贵的生命，这种行为是非功利性的。战士在英勇杀敌的过程中捍卫的不仅只是他个人的荣誉和生命，同时也在捍卫城邦中其他人的荣誉和生命，而这种勇敢并不能给战士们带来快乐。综观全书，此类勇敢行为常常带来的是较多的痛苦，而伴随很少的快乐。对于勇敢与快乐和痛苦，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的第9部分中，选用了拳击手的例子，拳击手为了竞技的胜利，在训练和搏斗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即使最后赢得了胜利，所承受的痛苦程度之大可以使得快乐可忽略不计。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勇敢的原因并非出于快乐，拳击手肯承受这些痛苦，因为这样做是高尚的，不这样做是卑贱的。[1][P87]
亚里士多德探讨这些德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灵魂的完满，即幸福。勇敢是这些德性中首要的基本的，而勇敢的行为带给人的往往是痛苦而非快乐。如若快乐是己利，通过牺牲别人的幸福而得到的，那么此种快乐即非善。尽管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快乐的，但是非善的快乐既非幸福。因此可以推断出，快乐不等同于幸福，但是幸福是含有快乐的。
第一部分中提到人的特殊功能是指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是遵循理性原理的主动行为。亚里士多德指出属于德性的勇敢，是通过理性的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选择的过程中包含着理性与预先的考虑，因此勇敢是理性选择的行为。在对待生死问题上，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勇敢的人并不是不怕死，而是在面对死亡时所做出来的选择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2]如战场的战士明知战斗中可能会带来死亡，他们的内心也惧怕着死亡，但是他们却能为了城邦的安全抛开个人的性命而英勇杀敌。这是种自愿选择的行为，是预先知道可能结果的，是带有理性的选择。那么无知的人表现出来的“勇敢”就算不上勇敢。亚里士多德举了克尔特人不怕地震和巨涛的例子。在他看来无知者的“勇敢”只是在真相被揭示之前暂时的坚持，一旦明白真相，就会陷入混乱。
同样政治强迫和激情控制下的“勇敢”也是缺乏理性的。政治强迫下的勇敢是出于对上头人的恐惧，害怕由惩罚带来痛苦而迫于“勇敢”。一旦这种外力消失，随之带来的“勇敢”也将消失。激情驱动着人做出“勇敢”的行为，但是在激情控制下的勇敢行为并不一定正确，就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来说，激情高昂也许偶尔能达到正确的效果，但一个人长久的头脑充血缺乏理性就会变得鲁莽而置自己于危险境地。
然而个别经验的“勇敢”和乐观的“勇敢”也非真正的勇敢。因为依靠个别的经验或盲目的乐观，首先想到的是事情的成功，一旦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下去，“勇敢”的人就逃跑了。在这些人的心中并没有周全考虑过事情的特殊性，而凭借以往的一些经验和主观上的乐观，缺乏理性的思考，不能面对现实，遭到挫折就逃避，没有形成勇敢的品质。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三卷的第9部分记述着“勇敢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所该经受的，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3]这句话显示了勇敢要具有的适度性。古希腊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一样也具有“中庸”或“中道”等适度原则，德尔斐神庙的箴言“毋过毋不及”昭示了古希腊人对于此原则的本初性热爱。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方面强调所谓的“黄金比例”，他将怯弱与鲁莽置于勇敢的两端。他认为“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介于怯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过度的恐惧和信心方面的不及是怯弱，信心的过度就成了鲁莽。他还补充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惧怕，就像克尔特人据说连地震和巨涛都不惧怕那样，我们就说他不正常和迟钝。信心上不足的人表现出的怯弱是一眼就能看出，因为这种人在面对危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失败，站在危险面前犹豫不前，甚至还没开始行动就想到逃避或妥协，缺乏勇敢一目了然。而鲁莽的人在行动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无所顾忌，行为上模仿一般人的勇敢，其实内心是很怯弱的，这种行为常出现在没有真正危险的活动中，一旦意识到他面对的可能是真正的危险时，这种人就会退缩。因此，勇敢是在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危险时，既不退缩也不冒然，是经过理性的抉择英勇的品质。
综上，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人所具有的勇敢，是出于高尚目的的，带有理性选择的且适度的在面对危险时敢于迎接战斗的品质。因此，可用一个等式表示：勇敢=高尚目的+理性+适度。
参考文献：
[1]廖申白译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宋作宇.亚里士多德论“勇敢”[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2，（09）.
[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勇敢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系统讨论了涉及到幸福的德性。他强调了德性对于幸福的重要性，在谈到具体德性时，他把“勇敢”置于第一位，位于“节制”和“正义”之前，这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而是有意彰显“勇敢”的重要性，表明“勇敢”是一种优秀公民必须具备的第一位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面对一个高尚的死时在恐惧方面的适度品质。[1][P77]他还分析了表面上看起来的五种勇敢：政治强迫的勇敢，个别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乐观的勇敢，无知的勇敢，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作为一种德性，区别于鲁莽和懦弱，在面对可怕的事物时，既不会过分自信，盲目轻敌，也不会过分恐惧，看到害怕的事情掉头就跑，而是表现出镇定、沉着，机智迎战，这样的行为才称之为“勇敢”。他通过比较和举例子（如克尔特人）的方法，将勇敢和鲁莽、懦弱进行对比，层层揭开了缠绕在勇敢上方的蒙蔽真实的薄纱，让真正纯粹的勇敢浮出水面。
一、勇敢的地位
幸福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伦理话题，是人生问题的核心。《尼各马可伦理学》是第一部系统探讨伦理学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断言幸福生活是我们一生所要追寻的目的。他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1][P32]这是其德性论的核心命题。尽管他强调幸福是最高的善，即至善，但是幸福又不等同于至善，他主张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看待幸福问题，人的本性具有特殊性，是区别于动植物本性的特殊功能，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是遵循理性原理的主动行为。因此，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乎德性的活动，而作为至善的幸福也就是人的心灵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进一步讲，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现实活动。
那如何才能实现幸福呢？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社会活动的分析和论证，得出德性是实现幸福的重要因素，幸福须合乎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中，有四种最重要的品质始终贯穿于其中，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虽然德性问题前人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就提出了相关的看法，柏拉图甚至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是，毕达哥拉斯因为把德性归为数目的比例关系，苏格拉底把德性当做知识，以及柏拉图把德性和善混在一起，从而都有错误。亚里士多德因之而集大成，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更准确些。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欲获得幸福，人们就必须具备这四种最基本的品质，而这四种品质也成为了古希腊的四主德，但这四主德在不同思想家的著作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各个思想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他将“勇敢”置于“节制”和“公正”之前，且对“勇敢”这一品质的着墨甚多，这一点我们可从第三卷的后半部分看出。而古希腊四主德的排名也依次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勇敢这一德性排名也很靠前。为什么古希腊人如此重视“勇敢”呢？当时的古希腊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行的是城邦制，各个城邦互相制衡，城邦与城邦之间连年征战，亚里士多德所处的雅典经常受到斯巴达及其他城邦的攻击，战争的成败决定一个城邦的存亡。战士在战场中英勇杀敌，英勇杀敌表现出战士的勇敢，勇敢是每个战士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且最高的美德。在当时的环境中来说“勇敢”指的就是战场上的勇敢，当然这是当时希腊城邦制政治和客观环境的需要。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就是无畏地面对高尚的死亡或生命的危险，而最伟大的冒险莫过于战斗。”“勇敢”促使战士们战胜敌人，保卫城邦，为人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为人们走向幸福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幸福构成了人们行动的目的，人们为了幸福而采取各种行动，如战争中战士的勇敢，这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强调“勇敢”重要地位的直接原因。
二、纯粹的勇敢
勇敢的性质表现形式多样，有些其他的品质与勇敢的性质在表现形式上很相似，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三卷“具体的德性”的第8部分揭示了这些似是而非勇敢的品质，如政治强迫的勇敢，个别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等。通过分析这些“次勇敢”，进一步得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是一个目的论者，他相信每一种行为都出于某种目的，这个目的激发着这个行为。他认为勇敢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是最勇敢的行为，因为，战场上的危险是最重大，最高尚的，[1][P78]而且战场上的勇敢很可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痛苦，甚至是牺牲宝贵的生命，这种行为是非功利性的。战士在英勇杀敌的过程中捍卫的不仅只是他个人的荣誉和生命，同时也在捍卫城邦中其他人的荣誉和生命，而这种勇敢并不能给战士们带来快乐。综观全书，此类勇敢行为常常带来的是较多的痛苦，而伴随很少的快乐。对于勇敢与快乐和痛苦，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的第9部分中，选用了拳击手的例子，拳击手为了竞技的胜利，在训练和搏斗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即使最后赢得了胜利，所承受的痛苦程度之大可以使得快乐可忽略不计。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勇敢的原因并非出于快乐，拳击手肯承受这些痛苦，因为这样做是高尚的，不这样做是卑贱的。[1][P87]
亚里士多德探讨这些德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灵魂的完满，即幸福。勇敢是这些德性中首要的基本的，而勇敢的行为带给人的往往是痛苦而非快乐。如若快乐是己利，通过牺牲别人的幸福而得到的，那么此种快乐即非善。尽管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快乐的，但是非善的快乐既非幸福。因此可以推断出，快乐不等同于幸福，但是幸福是含有快乐的。
第一部分中提到人的特殊功能是指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是遵循理性原理的主动行为。亚里士多德指出属于德性的勇敢，是通过理性的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选择的过程中包含着理性与预先的考虑，因此勇敢是理性选择的行为。在对待生死问题上，这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勇敢的人并不是不怕死，而是在面对死亡时所做出来的选择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2]如战场的战士明知战斗中可能会带来死亡，他们的内心也惧怕着死亡，但是他们却能为了城邦的安全抛开个人的性命而英勇杀敌。这是种自愿选择的行为，是预先知道可能结果的，是带有理性的选择。那么无知的人表现出来的“勇敢”就算不上勇敢。亚里士多德举了克尔特人不怕地震和巨涛的例子。在他看来无知者的“勇敢”只是在真相被揭示之前暂时的坚持，一旦明白真相，就会陷入混乱。
同样政治强迫和激情控制下的“勇敢”也是缺乏理性的。政治强迫下的勇敢是出于对上头人的恐惧，害怕由惩罚带来痛苦而迫于“勇敢”。一旦这种外力消失，随之带来的“勇敢”也将消失。激情驱动着人做出“勇敢”的行为，但是在激情控制下的勇敢行为并不一定正确，就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来说，激情高昂也许偶尔能达到正确的效果，但一个人长久的头脑充血缺乏理性就会变得鲁莽而置自己于危险境地。
然而个别经验的“勇敢”和乐观的“勇敢”也非真正的勇敢。因为依靠个别的经验或盲目的乐观，首先想到的是事情的成功，一旦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下去，“勇敢”的人就逃跑了。在这些人的心中并没有周全考虑过事情的特殊性，而凭借以往的一些经验和主观上的乐观，缺乏理性的思考，不能面对现实，遭到挫折就逃避，没有形成勇敢的品质。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三卷的第9部分记述着“勇敢的人是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得住所该经受的，也怕所该怕的事物的人。”[3]这句话显示了勇敢要具有的适度性。古希腊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一样也具有“中庸”或“中道”等适度原则，德尔斐神庙的箴言“毋过毋不及”昭示了古希腊人对于此原则的本初性热爱。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方面强调所谓的“黄金比例”，他将怯弱与鲁莽置于勇敢的两端。他认为“勇敢是恐惧与信心方面的适度”，是介于怯弱与鲁莽之间的中道。过度的恐惧和信心方面的不及是怯弱，信心的过度就成了鲁莽。他还补充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惧怕，就像克尔特人据说连地震和巨涛都不惧怕那样，我们就说他不正常和迟钝。信心上不足的人表现出的怯弱是一眼就能看出，因为这种人在面对危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失败，站在危险面前犹豫不前，甚至还没开始行动就想到逃避或妥协，缺乏勇敢一目了然。而鲁莽的人在行动上表现得非常“勇敢”，无所顾忌，行为上模仿一般人的勇敢，其实内心是很怯弱的，这种行为常出现在没有真正危险的活动中，一旦意识到他面对的可能是真正的危险时，这种人就会退缩。因此，勇敢是在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的危险时，既不退缩也不冒然，是经过理性的抉择英勇的品质。
综上，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人所具有的勇敢，是出于高尚目的的，带有理性选择的且适度的在面对危险时敢于迎接战斗的品质。因此，可用一个等式表示：勇敢=高尚目的+理性+适度。
参考文献：
[1]廖申白译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宋作宇.亚里士多德论“勇敢”[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2，（09）.
[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