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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萨维尼倡导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民族个性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照搬别国法律。本文首先介绍了《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背景，并简要阐释了萨维尼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通过对其论述方式的剖析，从正反两面对其观点进行评价，从而揭示出萨维尼的观点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萨维尼；民族精神；法律移植；法律信仰
历史总是相似而不相同：将近两百年前，德意志法学界在为统一的民法典而论争；如今，中国法学界也在为此而论争。至于此次论争的价值与效果，历史自然会给出恰当的评价。当年反对派的主要武器，是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倡的“民族精神”，尽管这已远离了当下争论的热点，但是仍与我们颇有关联，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一、《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写作背景
1814年，德国著名法学家、“爱国者”蒂博发表《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认为法典化能促进统一。随后立即遭到了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的抨击。同年，萨维尼针对蒂博的主张展开论战，出版了《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反对法典的仓促制定。一时间，洛阳纸贵，坊间争相传阅。至此，德国民法法典化问题争论的序幕拉开了。
二、《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论证框架及思想构建
（一）论证框架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在开篇的序言中，就介绍了该书的写作环境和社会背景。即，在德意志民族争取统一、独立、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继而，萨维尼对他的民族诉求论证如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种体现民族精神的法律形式是习惯法；当文明逐渐发展以后，体现民族精神、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以习惯法为表现形式的法律，就假法学家之手得以发展了，法律也由此获得其“独特的科学性的存在”；前者即所谓法律的“政治因素”，后者即法律的“技术因素”。于是，理想的法律必定是既体现了“与民族的一般存在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其“独特的科学性”，二者相辅相成。
（二）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观
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一再强调：法律只是民族个性的表达，而只有体现这个民族特点与个性的法律才是正当与恰当的。而立法的时机也只有在表达国家的民族精神的时候才是恰当的。
萨维尼一再强调：他并不是反对立法，而是认为本国还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而外国已有的法典经验也不成熟，仓促制定法典更多是对民族生活的割裂与伤害。他认为总括一部真正优秀的法典所当具备条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时代够格。”法典并不是绝然不能制定，只是一旦成就为法典后则必然带来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需要长久积累之成熟来克服。
每谈及萨维尼的法律观，绕不开的就是萨维尼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并未对“民族精神”下定义，但通过文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廓清它的面貌，即“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的不可分割的禀性和取向”，是“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认识”。
在萨氏看来，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与罗马法有莫大的关联，因为“若无某些内在的必然性，我们的法学家们对于罗马法的研究永不可能达臻这一境界，或者，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一直持续下去”。萨氏的六卷本巨著《中世纪罗马法史》和八卷本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可以说是他的这种观点在学术上的最终体现。同时，萨氏还认为，对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开掘，其结果是将罗马法“还诸历史”，而得到的是“我们自家真正的、民族的、新的制度……一种通常为年轻的国族所特有、将与其科学的发展所臻之高度和谐不悖的清明澄澈之境”。这样，民族精神的意义就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和将来。
（三）民族精神与法律人
在萨氏看来，既然法律的基础是民族精神，那么法律制度的形成就必然是“和谐统一，循序渐进”的，而法典则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在全书的结尾，萨氏表明了自己与主张制定法典人士在目的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专擅与伪善对于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同一目标的科学研究”。
法律人与立法者是不同的，立法者反映法律的价值问题，而法律人解决法律的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法典的实践中法律人的参与（即所谓的“专家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价值取向明确的情况下，法律人对技术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占立法过程的主要方面。然而，法律人所能做的，绝非创造法律规则，而是发现规则，无论被发现者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从萨氏的角度，就是发现和整合本国族的民族精神，将其从普通国族成员朴素的感情和行为中升华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为此，萨氏提出了法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两项素养：“历史素养，以便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萨氏一生对罗马法的研究，也是对这两项要求的身体力行。
三、积极意义及历史局限性
（一）积极意义
从历史的眼光看，萨维尼的主张总体上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主张的影响下，德国民法典几乎推迟了100年，直到1900年才正式实施生效。在漫长的制定过程中，德国民法典汲取了罗马法和法国法的智慧，并大量融入了德意志自身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伟大法典。萨维尼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对法典的贡献本身。其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倡，对于罗马法与日尔曼法的考证以及对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法学研究现状的批判，都对德国法学研究和德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局限性
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作为历史法学派开创者，萨氏的观点也存在自己的弊端：否定人的理性精神能够带来开拓和创新的可能，保守地认为民族文化和语言难以改变，但恰恰随着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急剧发达，语言的交流与改变、民族文化内质的变异都已然成为了可能，法典化在历经19世纪之后，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那个时代的萨维尼所想不到也无法想象的。也印证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四、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
今天，萨维尼对于法典技术性及对于德国统一之实质意义的探讨已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了。更多的是沉淀为一个法学家在一个历史时期对本国族命运的思考。毕竟在历史的洪流中，它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已随波远去。但是，萨维尼坚定的法律历史观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反思。
[关键词]萨维尼；民族精神；法律移植；法律信仰
历史总是相似而不相同：将近两百年前，德意志法学界在为统一的民法典而论争；如今，中国法学界也在为此而论争。至于此次论争的价值与效果，历史自然会给出恰当的评价。当年反对派的主要武器，是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倡的“民族精神”，尽管这已远离了当下争论的热点，但是仍与我们颇有关联，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一、《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写作背景
1814年，德国著名法学家、“爱国者”蒂博发表《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认为法典化能促进统一。随后立即遭到了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的抨击。同年，萨维尼针对蒂博的主张展开论战，出版了《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反对法典的仓促制定。一时间，洛阳纸贵，坊间争相传阅。至此，德国民法法典化问题争论的序幕拉开了。
二、《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论证框架及思想构建
（一）论证框架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在开篇的序言中，就介绍了该书的写作环境和社会背景。即，在德意志民族争取统一、独立、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继而，萨维尼对他的民族诉求论证如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种体现民族精神的法律形式是习惯法；当文明逐渐发展以后，体现民族精神、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以习惯法为表现形式的法律，就假法学家之手得以发展了，法律也由此获得其“独特的科学性的存在”；前者即所谓法律的“政治因素”，后者即法律的“技术因素”。于是，理想的法律必定是既体现了“与民族的一般存在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其“独特的科学性”，二者相辅相成。
（二）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观
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一再强调：法律只是民族个性的表达，而只有体现这个民族特点与个性的法律才是正当与恰当的。而立法的时机也只有在表达国家的民族精神的时候才是恰当的。
萨维尼一再强调：他并不是反对立法，而是认为本国还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而外国已有的法典经验也不成熟，仓促制定法典更多是对民族生活的割裂与伤害。他认为总括一部真正优秀的法典所当具备条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时代够格。”法典并不是绝然不能制定，只是一旦成就为法典后则必然带来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需要长久积累之成熟来克服。
每谈及萨维尼的法律观，绕不开的就是萨维尼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并未对“民族精神”下定义，但通过文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廓清它的面貌，即“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的不可分割的禀性和取向”，是“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认识”。
在萨氏看来，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与罗马法有莫大的关联，因为“若无某些内在的必然性，我们的法学家们对于罗马法的研究永不可能达臻这一境界，或者，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一直持续下去”。萨氏的六卷本巨著《中世纪罗马法史》和八卷本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可以说是他的这种观点在学术上的最终体现。同时，萨氏还认为，对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开掘，其结果是将罗马法“还诸历史”，而得到的是“我们自家真正的、民族的、新的制度……一种通常为年轻的国族所特有、将与其科学的发展所臻之高度和谐不悖的清明澄澈之境”。这样，民族精神的意义就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和将来。
（三）民族精神与法律人
在萨氏看来，既然法律的基础是民族精神，那么法律制度的形成就必然是“和谐统一，循序渐进”的，而法典则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在全书的结尾，萨氏表明了自己与主张制定法典人士在目的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专擅与伪善对于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同一目标的科学研究”。
法律人与立法者是不同的，立法者反映法律的价值问题，而法律人解决法律的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法典的实践中法律人的参与（即所谓的“专家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价值取向明确的情况下，法律人对技术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占立法过程的主要方面。然而，法律人所能做的，绝非创造法律规则，而是发现规则，无论被发现者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从萨氏的角度，就是发现和整合本国族的民族精神，将其从普通国族成员朴素的感情和行为中升华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为此，萨氏提出了法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两项素养：“历史素养，以便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萨氏一生对罗马法的研究，也是对这两项要求的身体力行。
三、积极意义及历史局限性
（一）积极意义
从历史的眼光看，萨维尼的主张总体上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主张的影响下，德国民法典几乎推迟了100年，直到1900年才正式实施生效。在漫长的制定过程中，德国民法典汲取了罗马法和法国法的智慧，并大量融入了德意志自身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伟大法典。萨维尼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对法典的贡献本身。其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倡，对于罗马法与日尔曼法的考证以及对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法学研究现状的批判，都对德国法学研究和德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局限性
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作为历史法学派开创者，萨氏的观点也存在自己的弊端：否定人的理性精神能够带来开拓和创新的可能，保守地认为民族文化和语言难以改变，但恰恰随着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急剧发达，语言的交流与改变、民族文化内质的变异都已然成为了可能，法典化在历经19世纪之后，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那个时代的萨维尼所想不到也无法想象的。也印证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四、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
今天，萨维尼对于法典技术性及对于德国统一之实质意义的探讨已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了。更多的是沉淀为一个法学家在一个历史时期对本国族命运的思考。毕竟在历史的洪流中，它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已随波远去。但是，萨维尼坚定的法律历史观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