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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十年有余，这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实际已翻了一番以上，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增长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壁垒已经削弱。因此，本土企业必须面对越来越多国际企业的竞争。国内企业也由此变得更加高效，尤其是制造企业。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令人瞩目的是国企盈利能力的增强。上世纪90年代，朱基在任时关闭了许多无盈利能力的国企，所剩国企的平均盈利能力自会提高。关闭无盈利能力的国企或缩减其规模是件好事。但国企的部分利润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部分国企在其行业享受着相当程度的垄断。换句话说，由于法律法规和其他因素，国内部分行业缺乏足够的竞争。比如石油企业、电信企业等，其可观的利润很大程度得益于政策扶持和保护，而未必来自其效率的提高。
金融业是最重要的示例之一。国有银行，甚至是国家控股的上市银行在近五六年中已非常赚钱。由于基准利率仍由央行设定，所以银行业的竞争十分有限。这些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之间的利差非常大。
总之，中国的国企比过去更加高效，尤其在制造业，这种大幅改善可归因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以及由于低关税和缩减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但金融、电信、石油等一些行业，竞争还十分有限。
利率管制不利于金融体系商业化
中国对利率的管制程度相对较高。中国自1997年才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但2004年底，改革进程中断，此后便无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进展。虽然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人大会议上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但事过之后仍无任何举措。2011年，温总理重申这一问题，并在“十二五”规划中再次提及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依旧，民心所系。但截止到目前，这一问题尚未有任何进展。
对金融业来说，利率管控是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2011年，通货膨胀处于6％或7％的高位，而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3.5％，所以实际收益率为负，可能低至-3.5％。这造成了储户的隐性税收。
谁会从隐性税收中受益？总的来看，央行是最大的受益者。自2003年起，中国持续获得巨额贸易顺差，央行开始干预外汇市场，继而突破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为了避免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将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21.5％。这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一笔存款，就要将其中五分之一的资金以存款准备金的形式交给央行。但央行并未就此支付多少利息，存准率的利率仅为1.6％。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要求金融机构额外吸收12万亿元的存款，这一数字十分庞大。与此同时，央行得以同时介入外汇市场，阻止人民币升值，确保人民币价格稳定。
事实上，自2003年起央行就面临两大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是各国央行都有的惯常目标——维持货币价格稳定。二是确保汇率稳定，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度。但干预外汇市场、以购买外汇来阻止人民币继续升值也就意味着要出售本国货币，扩大资金供给。通常这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准备金由十年前的几千亿规模节节攀升3万亿美元，至18万亿—19万亿元，数目庞大，而正是这部分巨额资金被用来购买外汇储备。为回笼资金，央行不得不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准备金。
从根本上说，始于2003年的低利率政策使央行得以成功实现这两大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但这一举措对国内民众带来了不良影响，使他们背负很大的纳税压力。国民消费能力一直比较薄弱的原因之一就是，目前的存款利率远低于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所得利息。目前，国民的纳税比例约为GDP的5％－6％。国民的银行存款约为30万亿元，但存款收益率已经为负，利息税十分沉重。与利率市场化环境相比，目前国民收入更受压抑。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实现恢复经济平衡和促进消费这一总体目标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增加收入，才能促进消费。
此外，要建立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就需要引入竞争。如果利率的制订脱离市场情况，那么就很难建立商业化的金融体系。
金融行业最大的变数就是金融机构有多么善于风险评估。但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利率范围较窄，贷方支付的利息与贷款基准利率相比没有太大差别，看似并无多大所谓的定价风险。如果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就得为吸收的存款支付更多利息，为发放的贷款收取更高利息，它们就有更大动力承担定价风险。这就是利率管制不利于建立高度商业化金融体系的原因。
由于低利率意味着国内存在永久性超额贷款需求，因此也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贷款利率那么低，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贷款。2011年，平均贷款利率为7％左右，物价增速为6％或7％，相当于免费贷款或近乎免费贷款。国内贷款利率偏低，所以信贷需求非常高，央行不得不定期控制银行的放贷配额或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以缩减银行的放贷空间。如果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就得支付储户更多利息并收取贷款更多利息，央行就可利用实际利率来影响放贷规模。由于基准利率水平过低，目前要靠利率政策实现这一点颇有难度。
另外，政府管控下的低存款利率在非刻意的情况下，使房地产成为投资者首选的资产投资类别。过去七年中，平均实际存款利率一直为负。而同期，中国对房地产的投资也由占GDP的4％上涨至2010年的8.6％。2011年上半年，国民对住宅房产的投资上涨了39％，占比高达GDP的9.1％。
基于上述种种弊端，中国必须逐步提高实际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
但利率改革需循序渐进。如果一夜之间推行利率市场化，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人不得不支付更多利息，面临更大的还贷压力；许多公司会不堪一击走向破产。因此，不能一下废除现行的利率体制，要向公司和公众传达这样一个讯号：逐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最简单的教训就是，当金融偏离常态时，财务状况便无法为继。这同样也是中国面临的风险——偏离常态、处于负值区域的实际利率。
利率市场化需伴随人民币升值
过去，人民币没有被低估，央行没有实质性地干预外汇市场。央行也没有增加外汇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6％。但如今，人民币被低估，外汇储备大幅攀升，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央行不得不采取冻结措施，提高准备金率，但又鉴于高昂代价不愿就此支付高额准备金利息。
央行一方面不愿为存款准备金支付高额利息，另一方面又要确保金融机构能够从低存款利率中获益。只有这样才能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将双重目标的矛盾性——价格稳定和汇率高估最小化。
由此可见，彼时的利率政策比此时的利率政策更加合理，这并非出于偶然。当时人民币被低估，活期存款在GDP中的平均占比为7％左右；现如今，人民币不断升值，活期存款少之又少，在GDP中的占比仅为2％。站在国内角度来看，如果汇率灵活性更大、利率更加市场化，那么中国经济会更加昌盛。
但如果推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不允许汇率升值，那么央行的代价就太大了。因为一旦实行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享受的巨额补贴就荡然无存。我们当然也不愿眼看金融机构巨亏破产或退回到荆棘密布的20世纪90年代。所以，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要双管齐下。
问题的根源仍在于现行的低利率政策。但要切实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适当的货币升值在所难免。因为实施现行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正是为了减少央行以提高准备金率来维持物价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1.5％的历史最高点，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常常会有一些战术性问题，你必须要考虑当前中国所处的宏观周期。经济增速是在加快，还是减缓？还必须要考虑人民币汇率是远离均衡汇率，还是比以前更接近均衡汇率？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认为人民币汇率远离均衡汇率，采取渐进升值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均衡汇率，这期间可能会引来太多的投机资金。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远离均衡汇率，明智的做法就是 “一次性升值”，就像2005年7月中国做的那样，当时人民币一次性升值了2.1％。然后再渐进升值。
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当前的汇率是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美国已有几十年没有通过干预市场来决定美元汇率了。当前的美元汇率是其他所有人所作所为的结果。现在，有些国家或地区采用浮动的汇率，如欧元等。但有些国家，像亚洲的一些国家，则是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而且有时候管理部分比浮动部分更重要。而未来，如果要朝着改善经济失衡的方向努力，美元必须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也会对此有所帮助，而且这还会让利率市场化更容易一些。
可以从汇率或储蓄失衡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造成中国庞大的储蓄投资失衡的一个原因是当前实际利率太低；过去当实际利率为正的3％时，来自可支配收入的家庭储蓄占GDP的29％左右。过去5年－6年，该比率已显著升至35％左右，大概是36％－37％。由于中国人的储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过去几年消费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储蓄率上升。而且，储蓄率上升是因为实际利率下降。
因此，从储蓄投资失衡的角度或汇率角度来看待这些失衡，就会发现它们彼此的关联。因此，笔者认为，是低汇率导致低利率，导致家庭储蓄率大幅上升，导致失衡。因为从定义上，国民储蓄投资失衡就等于经常项目。因此，中国需要降低储蓄投资失衡，而利率上升对两方面都有帮助。
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采取措施控制外汇储备增长，确保问题不会变得更严重。因此，必须要让人民币升值。否则，以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一年半后外汇储备将达到4万亿美元。到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严重，可能产生的损失会更高。
但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外汇储备多元化上，希望借此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几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要多元化不难。但如果你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供选择的投资品就会很有限。
结构性失衡可能反弹
目前，中国谈论经济再平衡已有时日。加之欧洲形势严峻，中国的两个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未来几年都将迎来缓慢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消费需求，降低投资率的需要将变得更为迫切。
2009年，温家宝总理说过，我们必须引入利率改革。因此，这次应该发生些什么。因为中国的风险在于，如果外部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疲弱，那么就只能更多地依赖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当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目前国内消费水平异常低。
而美国如果要降低杠杆比例，内需就会低于收入，所以美国能保持收入增长的唯一方式是增加出口。否则，低增长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元的渐进式贬值已持续了近十年，如果这股趋势持续，那么国际需求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便会在未来有所提高。届时，美国将能削减外部逆差。
如果中国的外部顺差下降，美国降低庞大的外部失衡，那么全球经济将会更稳定。
当前最常用的指标显示失衡正在下降。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曾占到GDP的 6％左右，如今该比例已降至约3％； 2007年中国的顺差占到GDP的10.1％，2010年已降至5.2％。
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主要是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当经济一切恢复正常，中国的顺差必定会扩大，美国的逆差也可能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是这样预测的，到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全球失衡将重现。
这在数学上没错，以中国的顺差为：大概来算，危机前中国出口额约1.4万亿美元，进口额约1万亿美元，因此顺差4000亿美元。如今全球贸易额已缩减约30％。因此，如果中国的出口额从1.4万亿美元减少30％，即降至9800亿美元左右；进口额有同样降幅，则变为7000亿美元，那么仅仅因为国际贸易缩减，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从4000亿美元降至2800亿美元。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美国的进口额远高于出口额，但如果全球贸易额下降，导致进出口额有同等降幅，那么美国贸易逆差自然会变小。
事实正是如此。问题是，当全球经济增长重现，类似于我们过去看到的那样，这些失衡可能会重现。它们并没有反映结构性调整。
如果回顾过去两年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人民币一点都没升值。2010年6月中国调整外汇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略有升值，但事实上美元兑其他所有货币都在贬值。因此，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也在下跌。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中期内当经济增速恢复至正常水平，中国的顺差可能会扩大。
好在中美两国都承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努力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则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已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大幅上升，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也有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中国仍是相对低收入的国家，人均GDP为4000美元。这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当你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时，外界对你的期待有时是一个人均收入如此低的国家很难实现的。这就是为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Zoellick）提到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内容。
很多人认为，中国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帮助稳定全球经济，推动多哈回合（Doha Round）取得成功，或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让世界拥有更多的稳定性等等。很多人觉得既然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它就理应担当起更多的职责。但在中国的领导层中间可能有一种担忧，他们担心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将过多的负担强加在中国身上。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中国领导人提醒我们，以人均收入计，中国的全球排名在100名之外。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努力管理全球预期的问题。但要做到这点很难，因为全球其他国家都在想中国是个经济奇迹，30年经济增速无人可敌，因此理应期待中国为全球体系付出更多。这正是双方矛盾所在，而且这不会很快消失。
作者为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壁垒已经削弱。因此，本土企业必须面对越来越多国际企业的竞争。国内企业也由此变得更加高效，尤其是制造企业。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令人瞩目的是国企盈利能力的增强。上世纪90年代，朱基在任时关闭了许多无盈利能力的国企，所剩国企的平均盈利能力自会提高。关闭无盈利能力的国企或缩减其规模是件好事。但国企的部分利润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部分国企在其行业享受着相当程度的垄断。换句话说，由于法律法规和其他因素，国内部分行业缺乏足够的竞争。比如石油企业、电信企业等，其可观的利润很大程度得益于政策扶持和保护，而未必来自其效率的提高。
金融业是最重要的示例之一。国有银行，甚至是国家控股的上市银行在近五六年中已非常赚钱。由于基准利率仍由央行设定，所以银行业的竞争十分有限。这些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之间的利差非常大。
总之，中国的国企比过去更加高效，尤其在制造业，这种大幅改善可归因于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以及由于低关税和缩减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但金融、电信、石油等一些行业，竞争还十分有限。
利率管制不利于金融体系商业化
中国对利率的管制程度相对较高。中国自1997年才开始利率市场化改革。但2004年底，改革进程中断，此后便无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进展。虽然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3月人大会议上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但事过之后仍无任何举措。2011年，温总理重申这一问题，并在“十二五”规划中再次提及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依旧，民心所系。但截止到目前，这一问题尚未有任何进展。
对金融业来说，利率管控是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2011年，通货膨胀处于6％或7％的高位，而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3.5％，所以实际收益率为负，可能低至-3.5％。这造成了储户的隐性税收。
谁会从隐性税收中受益？总的来看，央行是最大的受益者。自2003年起，中国持续获得巨额贸易顺差，央行开始干预外汇市场，继而突破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为了避免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将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至21.5％。这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一笔存款，就要将其中五分之一的资金以存款准备金的形式交给央行。但央行并未就此支付多少利息，存准率的利率仅为1.6％。存款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要求金融机构额外吸收12万亿元的存款，这一数字十分庞大。与此同时，央行得以同时介入外汇市场，阻止人民币升值，确保人民币价格稳定。
事实上，自2003年起央行就面临两大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是各国央行都有的惯常目标——维持货币价格稳定。二是确保汇率稳定，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度。但干预外汇市场、以购买外汇来阻止人民币继续升值也就意味着要出售本国货币，扩大资金供给。通常这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准备金率的不断上调，准备金由十年前的几千亿规模节节攀升3万亿美元，至18万亿—19万亿元，数目庞大，而正是这部分巨额资金被用来购买外汇储备。为回笼资金，央行不得不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准备金。
从根本上说，始于2003年的低利率政策使央行得以成功实现这两大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但这一举措对国内民众带来了不良影响，使他们背负很大的纳税压力。国民消费能力一直比较薄弱的原因之一就是，目前的存款利率远低于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所得利息。目前，国民的纳税比例约为GDP的5％－6％。国民的银行存款约为30万亿元，但存款收益率已经为负，利息税十分沉重。与利率市场化环境相比，目前国民收入更受压抑。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实现恢复经济平衡和促进消费这一总体目标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增加收入，才能促进消费。
此外，要建立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就需要引入竞争。如果利率的制订脱离市场情况，那么就很难建立商业化的金融体系。
金融行业最大的变数就是金融机构有多么善于风险评估。但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利率范围较窄，贷方支付的利息与贷款基准利率相比没有太大差别，看似并无多大所谓的定价风险。如果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就得为吸收的存款支付更多利息，为发放的贷款收取更高利息，它们就有更大动力承担定价风险。这就是利率管制不利于建立高度商业化金融体系的原因。
由于低利率意味着国内存在永久性超额贷款需求，因此也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贷款利率那么低，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贷款。2011年，平均贷款利率为7％左右，物价增速为6％或7％，相当于免费贷款或近乎免费贷款。国内贷款利率偏低，所以信贷需求非常高，央行不得不定期控制银行的放贷配额或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1.5％以缩减银行的放贷空间。如果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就得支付储户更多利息并收取贷款更多利息，央行就可利用实际利率来影响放贷规模。由于基准利率水平过低，目前要靠利率政策实现这一点颇有难度。
另外，政府管控下的低存款利率在非刻意的情况下，使房地产成为投资者首选的资产投资类别。过去七年中，平均实际存款利率一直为负。而同期，中国对房地产的投资也由占GDP的4％上涨至2010年的8.6％。2011年上半年，国民对住宅房产的投资上涨了39％，占比高达GDP的9.1％。
基于上述种种弊端，中国必须逐步提高实际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
但利率改革需循序渐进。如果一夜之间推行利率市场化，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人不得不支付更多利息，面临更大的还贷压力；许多公司会不堪一击走向破产。因此，不能一下废除现行的利率体制，要向公司和公众传达这样一个讯号：逐步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最简单的教训就是，当金融偏离常态时，财务状况便无法为继。这同样也是中国面临的风险——偏离常态、处于负值区域的实际利率。
利率市场化需伴随人民币升值
过去，人民币没有被低估，央行没有实质性地干预外汇市场。央行也没有增加外汇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6％。但如今，人民币被低估，外汇储备大幅攀升，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央行不得不采取冻结措施，提高准备金率，但又鉴于高昂代价不愿就此支付高额准备金利息。
央行一方面不愿为存款准备金支付高额利息，另一方面又要确保金融机构能够从低存款利率中获益。只有这样才能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将双重目标的矛盾性——价格稳定和汇率高估最小化。
由此可见，彼时的利率政策比此时的利率政策更加合理，这并非出于偶然。当时人民币被低估，活期存款在GDP中的平均占比为7％左右；现如今，人民币不断升值，活期存款少之又少，在GDP中的占比仅为2％。站在国内角度来看，如果汇率灵活性更大、利率更加市场化，那么中国经济会更加昌盛。
但如果推行利率市场化的同时不允许汇率升值，那么央行的代价就太大了。因为一旦实行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享受的巨额补贴就荡然无存。我们当然也不愿眼看金融机构巨亏破产或退回到荆棘密布的20世纪90年代。所以，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要双管齐下。
问题的根源仍在于现行的低利率政策。但要切实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适当的货币升值在所难免。因为实施现行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正是为了减少央行以提高准备金率来维持物价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1.5％的历史最高点，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常常会有一些战术性问题，你必须要考虑当前中国所处的宏观周期。经济增速是在加快，还是减缓？还必须要考虑人民币汇率是远离均衡汇率，还是比以前更接近均衡汇率？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认为人民币汇率远离均衡汇率，采取渐进升值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均衡汇率，这期间可能会引来太多的投机资金。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远离均衡汇率，明智的做法就是 “一次性升值”，就像2005年7月中国做的那样，当时人民币一次性升值了2.1％。然后再渐进升值。
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当前的汇率是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美国已有几十年没有通过干预市场来决定美元汇率了。当前的美元汇率是其他所有人所作所为的结果。现在，有些国家或地区采用浮动的汇率，如欧元等。但有些国家，像亚洲的一些国家，则是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而且有时候管理部分比浮动部分更重要。而未来，如果要朝着改善经济失衡的方向努力，美元必须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也会对此有所帮助，而且这还会让利率市场化更容易一些。
可以从汇率或储蓄失衡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造成中国庞大的储蓄投资失衡的一个原因是当前实际利率太低；过去当实际利率为正的3％时，来自可支配收入的家庭储蓄占GDP的29％左右。过去5年－6年，该比率已显著升至35％左右，大概是36％－37％。由于中国人的储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过去几年消费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储蓄率上升。而且，储蓄率上升是因为实际利率下降。
因此，从储蓄投资失衡的角度或汇率角度来看待这些失衡，就会发现它们彼此的关联。因此，笔者认为，是低汇率导致低利率，导致家庭储蓄率大幅上升，导致失衡。因为从定义上，国民储蓄投资失衡就等于经常项目。因此，中国需要降低储蓄投资失衡，而利率上升对两方面都有帮助。
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采取措施控制外汇储备增长，确保问题不会变得更严重。因此，必须要让人民币升值。否则，以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一年半后外汇储备将达到4万亿美元。到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严重，可能产生的损失会更高。
但人们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外汇储备多元化上，希望借此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几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要多元化不难。但如果你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供选择的投资品就会很有限。
结构性失衡可能反弹
目前，中国谈论经济再平衡已有时日。加之欧洲形势严峻，中国的两个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未来几年都将迎来缓慢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消费需求，降低投资率的需要将变得更为迫切。
2009年，温家宝总理说过，我们必须引入利率改革。因此，这次应该发生些什么。因为中国的风险在于，如果外部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疲弱，那么就只能更多地依赖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当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目前国内消费水平异常低。
而美国如果要降低杠杆比例，内需就会低于收入，所以美国能保持收入增长的唯一方式是增加出口。否则，低增长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元的渐进式贬值已持续了近十年，如果这股趋势持续，那么国际需求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便会在未来有所提高。届时，美国将能削减外部逆差。
如果中国的外部顺差下降，美国降低庞大的外部失衡，那么全球经济将会更稳定。
当前最常用的指标显示失衡正在下降。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曾占到GDP的 6％左右，如今该比例已降至约3％； 2007年中国的顺差占到GDP的10.1％，2010年已降至5.2％。
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主要是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当经济一切恢复正常，中国的顺差必定会扩大，美国的逆差也可能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是这样预测的，到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全球失衡将重现。
这在数学上没错，以中国的顺差为：大概来算，危机前中国出口额约1.4万亿美元，进口额约1万亿美元，因此顺差4000亿美元。如今全球贸易额已缩减约30％。因此，如果中国的出口额从1.4万亿美元减少30％，即降至9800亿美元左右；进口额有同样降幅，则变为7000亿美元，那么仅仅因为国际贸易缩减，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从4000亿美元降至2800亿美元。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美国的进口额远高于出口额，但如果全球贸易额下降，导致进出口额有同等降幅，那么美国贸易逆差自然会变小。
事实正是如此。问题是，当全球经济增长重现，类似于我们过去看到的那样，这些失衡可能会重现。它们并没有反映结构性调整。
如果回顾过去两年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人民币一点都没升值。2010年6月中国调整外汇政策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略有升值，但事实上美元兑其他所有货币都在贬值。因此，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也在下跌。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中期内当经济增速恢复至正常水平，中国的顺差可能会扩大。
好在中美两国都承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努力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则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已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大幅上升，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也有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中国仍是相对低收入的国家，人均GDP为4000美元。这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当你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时，外界对你的期待有时是一个人均收入如此低的国家很难实现的。这就是为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Zoellick）提到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内容。
很多人认为，中国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帮助稳定全球经济，推动多哈回合（Doha Round）取得成功，或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让世界拥有更多的稳定性等等。很多人觉得既然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它就理应担当起更多的职责。但在中国的领导层中间可能有一种担忧，他们担心世界其他国家可能将过多的负担强加在中国身上。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中国领导人提醒我们，以人均收入计，中国的全球排名在100名之外。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努力管理全球预期的问题。但要做到这点很难，因为全球其他国家都在想中国是个经济奇迹，30年经济增速无人可敌，因此理应期待中国为全球体系付出更多。这正是双方矛盾所在，而且这不会很快消失。
作者为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