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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央行2011年10月25日宣布，允许商业银行自行设定储蓄存款利率，这标志着印度走完了利率市场化道路的最后一步。
许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都遵循了“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和国债利率——放开贷款利率——放开存款利率”的步骤。
这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
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允许国债自由流通开始，到90年代前期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前后超过15年。
美国在1980年通过《放松对存款机构的管理与货币控制法》，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整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到1986年完全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中国1993年明确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1995年人民银行出台“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1996年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至今已经近20年，放开存款利率尚未开展。
利率市场化一波三折
印度也不例外。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印度的利率市场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拉开了帷幕。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印度的货币市场利率首先放开。1991年经济危机后，贷款利率的限制也逐步解除。此后，国债利率逐步由市场决定。同期，存款利率的解禁也有较大的推进。到1997年10月，大规模的利率市场化基本结束，仅遗留了少数利率仍被管制，贷款方面包括20万卢比以下的小额贷款和卢比出口信贷的利率，存款方面主要是储蓄存款利率。2010年7月，贷款利率实现了全面市场化。2011年10月，最后一项储蓄存款利率也最终被放开。
印度放松存款利率的管制经历了很长时间，期间波折重重。
早在1985年，印度就允许银行对期限在15天到1年期的存款以8％为上限自由设定利率，以优化存款配置，改变资金过分集中在期限长、利率高的存款上的状况。
但这一举措很快引发了银行之间的价格战，纷纷将利率设定在上限，导致活期和储蓄存款迅速向利率在8％的15天期存款集中。这一规定仅实行了1个月就被迫夭折。
直到1992年，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又重新启动，印度央行对所有46天以上的存款统一规定13％的利率上限。随后，印度央行在1995年10月、1996年7月和1997年10月分别放开了对2年期以上、1年-2年期及1年期以下定期存款利率的管制。至此，除储蓄存款外，印度银行已经可以自由设定所有的存款利率。
印度的储蓄存款是结合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特征的混合产品。活期存款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事业单位日常活动的交易性需求。而储蓄存款大多由个人和家庭持有，集合了方便支取、可开列支票、提供其他支付工具，以及存储短期资金并获取利息收入等特征，既可以满足交易性需求，也可以满足储蓄性需求。
储蓄存款在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存款工具。储蓄存款在印度商业银行总体存款中占比达22％，在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比达13％。
从1977年起，印度就对储蓄存款设定固定利率，经过几次调整后，到2003年3月开始保持3.5％的利率。尽管从2002年起印度就开始讨论放松储蓄利率，但迟迟未能实行。
管制利率对社会经济效率与公平有损伤。放开储蓄利率有助于增强居民的储蓄意愿、增进社会公平、激励产品创新、增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首先，印度通胀高企、储蓄利率被人为压低，造成负利率情况较为严重，居民储蓄意愿受到打击。
2004年以来，印度实际储蓄利率基本都为负（除2009年负通胀时期外），特别是2010年以后，WPI通胀持续高企，储蓄利率与WPI的平均息差更是达到了600基点。
同时，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的息差也在扩大，银行储蓄存款不断流失。而流失的储蓄部分进入资本市场，间接推高了资产价格。2007年以来，印度的房价迅速膨胀，主要城市如孟买、德里、清迈的房价上涨了50％-150％。
其次，从公平角度说，管制利率造成社会财富从储户向贷户转移，从贫穷的农村地区向富有的城市地区转移。
高通胀与管制压低的储蓄利率，对储户是盘剥；由此压低的贷款利率，不能充分发挥筛选好企业好项目的功能，对贷户是补贴。
这种情况下，贫穷的农村和地区的储蓄资金，流向了贷款集中的富有的城市和地区，造成前者对后者的补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化。
再者，放开储蓄利率，有助于增加竞争，银行就更愿意针对不同的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储蓄产品，储户也增加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以中国香港为例，在2001年开始放开储蓄利率后，新产品层出不穷，如储蓄和支票账户结合、Hibor挂钩储蓄产品、修订收费标准和最低账户余额规定、根据账户灵活性和流动性收取不同的利率等。
最后，放开储蓄利率可以促进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只有当所有利率都与政策利率联动时，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储蓄存款在印度总存款中占比较大，在储蓄利率受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有可能不考虑储蓄存款，只根据政策利率调整可自主设定的利率，致使银行总体利率的调整与政策利率的变动幅度并不一致，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但是储蓄利率自由化也有风险。
一是对银行业盈利总体是利空，但负面影响因银行而异。
储蓄存款是印度银行低成本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管制利率下的银行存贷利差相对较高，而市场化带来的银行竞争造成租值（利润）消散。但另一方面，管制利率下银行的储蓄流失造成贷款减少，影响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利润，特别是中小型银行面临的较大压力，因此，市场化后吸引到更多储蓄的银行受到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同时，财富管理与交叉销售能力较强的银行，受到的影响也较小。
二是可能带来银行资产负债的错配风险。
尽管储蓄存款是短期存款，但在印度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和定期存款一起增加中长期贷款。2001年－2009年，印度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从36％上升到57％，但三年以上定期存款在总存款中的比重却在逐步下降。尤其是在占比高达75％的国有银行中，持有储蓄存款比重越高的银行，中长期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就越大。放松储蓄利率后可能带来激烈竞争，那些依赖储蓄存款为长期贷款融资的银行一旦失去储户，将会产生资产与负债错配的问题。
三是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业的系统风险上升。
一方面，银行利差降低，可能愿意过度冒险，“赚了钱是银行的，出了问题政府会救”；另一方面，如果贷款利率升高，一些资质不佳的企业愿意以高利借贷，“赚了钱是企业的，亏了钱是银行的”。银行与企业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业的系统风险上升，国际上不少国家的银行业危机都发生在存款利率自由化之后，上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的银行业就是一个例证。
四是可能产生金融排斥。
如果银行发生恶性竞争，可能大幅推高储蓄利率，进而推高总体融资成本，使得银行不愿增加交易成本而排斥小额储户。特别是国有银行，拥有储户众多，且账户余额可以很低。因此，银行很可能会提升最低账户余额、增收服务费用。这可能挫伤小储户特别是农村和半城镇储户的开户积极性，不利于金融拓展和普及。
要防止过度冒险
中国与印度的银行体系有诸多相似之处，国有银行比重都较高，实际负利率都较明显。因此，印度有先有后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制定了“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利率市场化总体思路。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并在2004年扩大了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但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仍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
同时，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大规模发展，前者已经占到企业融资的24％，后者已经相当于人民币存款余额的4.5％，这直接促进了中国企业筹资利率和个人投资收益率的市场化，开辟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第二战场。
但存款利率管制何时放松，如何放松还不确定。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和企业都存在过度冒险的“道德风险”，而银行的风控能力与政府的监管能力决定了这个风险有多大。如果银行不能有效判定客户信用，监管当局不能全面、审慎地对银行进行监管，市场化的风险就比较大。
而与印度相比，中国对银行融资的依赖度更大，中国的银行贷款是股市与债市总市值的1.4倍，而印度的贷款只有股市与债市总值的90％，因此，提高银行风险控制和政府监管的能力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尤其重要。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许多国家的利率市场化都遵循了“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和国债利率——放开贷款利率——放开存款利率”的步骤。
这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
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允许国债自由流通开始，到90年代前期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前后超过15年。
美国在1980年通过《放松对存款机构的管理与货币控制法》，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整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到1986年完全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中国1993年明确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1995年人民银行出台“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1996年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至今已经近20年，放开存款利率尚未开展。
利率市场化一波三折
印度也不例外。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印度的利率市场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拉开了帷幕。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印度的货币市场利率首先放开。1991年经济危机后，贷款利率的限制也逐步解除。此后，国债利率逐步由市场决定。同期，存款利率的解禁也有较大的推进。到1997年10月，大规模的利率市场化基本结束，仅遗留了少数利率仍被管制，贷款方面包括20万卢比以下的小额贷款和卢比出口信贷的利率，存款方面主要是储蓄存款利率。2010年7月，贷款利率实现了全面市场化。2011年10月，最后一项储蓄存款利率也最终被放开。
印度放松存款利率的管制经历了很长时间，期间波折重重。
早在1985年，印度就允许银行对期限在15天到1年期的存款以8％为上限自由设定利率，以优化存款配置，改变资金过分集中在期限长、利率高的存款上的状况。
但这一举措很快引发了银行之间的价格战，纷纷将利率设定在上限，导致活期和储蓄存款迅速向利率在8％的15天期存款集中。这一规定仅实行了1个月就被迫夭折。
直到1992年，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又重新启动，印度央行对所有46天以上的存款统一规定13％的利率上限。随后，印度央行在1995年10月、1996年7月和1997年10月分别放开了对2年期以上、1年-2年期及1年期以下定期存款利率的管制。至此，除储蓄存款外，印度银行已经可以自由设定所有的存款利率。
印度的储蓄存款是结合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特征的混合产品。活期存款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事业单位日常活动的交易性需求。而储蓄存款大多由个人和家庭持有，集合了方便支取、可开列支票、提供其他支付工具，以及存储短期资金并获取利息收入等特征，既可以满足交易性需求，也可以满足储蓄性需求。
储蓄存款在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存款工具。储蓄存款在印度商业银行总体存款中占比达22％，在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比达13％。
从1977年起，印度就对储蓄存款设定固定利率，经过几次调整后，到2003年3月开始保持3.5％的利率。尽管从2002年起印度就开始讨论放松储蓄利率，但迟迟未能实行。
管制利率对社会经济效率与公平有损伤。放开储蓄利率有助于增强居民的储蓄意愿、增进社会公平、激励产品创新、增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首先，印度通胀高企、储蓄利率被人为压低，造成负利率情况较为严重，居民储蓄意愿受到打击。
2004年以来，印度实际储蓄利率基本都为负（除2009年负通胀时期外），特别是2010年以后，WPI通胀持续高企，储蓄利率与WPI的平均息差更是达到了600基点。
同时，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的息差也在扩大，银行储蓄存款不断流失。而流失的储蓄部分进入资本市场，间接推高了资产价格。2007年以来，印度的房价迅速膨胀，主要城市如孟买、德里、清迈的房价上涨了50％-150％。
其次，从公平角度说，管制利率造成社会财富从储户向贷户转移，从贫穷的农村地区向富有的城市地区转移。
高通胀与管制压低的储蓄利率，对储户是盘剥；由此压低的贷款利率，不能充分发挥筛选好企业好项目的功能，对贷户是补贴。
这种情况下，贫穷的农村和地区的储蓄资金，流向了贷款集中的富有的城市和地区，造成前者对后者的补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化。
再者，放开储蓄利率，有助于增加竞争，银行就更愿意针对不同的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储蓄产品，储户也增加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以中国香港为例，在2001年开始放开储蓄利率后，新产品层出不穷，如储蓄和支票账户结合、Hibor挂钩储蓄产品、修订收费标准和最低账户余额规定、根据账户灵活性和流动性收取不同的利率等。
最后，放开储蓄利率可以促进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只有当所有利率都与政策利率联动时，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储蓄存款在印度总存款中占比较大，在储蓄利率受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有可能不考虑储蓄存款，只根据政策利率调整可自主设定的利率，致使银行总体利率的调整与政策利率的变动幅度并不一致，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但是储蓄利率自由化也有风险。
一是对银行业盈利总体是利空，但负面影响因银行而异。
储蓄存款是印度银行低成本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管制利率下的银行存贷利差相对较高，而市场化带来的银行竞争造成租值（利润）消散。但另一方面，管制利率下银行的储蓄流失造成贷款减少，影响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利润，特别是中小型银行面临的较大压力，因此，市场化后吸引到更多储蓄的银行受到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同时，财富管理与交叉销售能力较强的银行，受到的影响也较小。
二是可能带来银行资产负债的错配风险。
尽管储蓄存款是短期存款，但在印度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和定期存款一起增加中长期贷款。2001年－2009年，印度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从36％上升到57％，但三年以上定期存款在总存款中的比重却在逐步下降。尤其是在占比高达75％的国有银行中，持有储蓄存款比重越高的银行，中长期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就越大。放松储蓄利率后可能带来激烈竞争，那些依赖储蓄存款为长期贷款融资的银行一旦失去储户，将会产生资产与负债错配的问题。
三是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业的系统风险上升。
一方面，银行利差降低，可能愿意过度冒险，“赚了钱是银行的，出了问题政府会救”；另一方面，如果贷款利率升高，一些资质不佳的企业愿意以高利借贷，“赚了钱是企业的，亏了钱是银行的”。银行与企业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业的系统风险上升，国际上不少国家的银行业危机都发生在存款利率自由化之后，上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的银行业就是一个例证。
四是可能产生金融排斥。
如果银行发生恶性竞争，可能大幅推高储蓄利率，进而推高总体融资成本，使得银行不愿增加交易成本而排斥小额储户。特别是国有银行，拥有储户众多，且账户余额可以很低。因此，银行很可能会提升最低账户余额、增收服务费用。这可能挫伤小储户特别是农村和半城镇储户的开户积极性，不利于金融拓展和普及。
要防止过度冒险
中国与印度的银行体系有诸多相似之处，国有银行比重都较高，实际负利率都较明显。因此，印度有先有后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制定了“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利率市场化总体思路。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以及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并在2004年扩大了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但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仍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
同时，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工具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大规模发展，前者已经占到企业融资的24％，后者已经相当于人民币存款余额的4.5％，这直接促进了中国企业筹资利率和个人投资收益率的市场化，开辟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第二战场。
但存款利率管制何时放松，如何放松还不确定。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和企业都存在过度冒险的“道德风险”，而银行的风控能力与政府的监管能力决定了这个风险有多大。如果银行不能有效判定客户信用，监管当局不能全面、审慎地对银行进行监管，市场化的风险就比较大。
而与印度相比，中国对银行融资的依赖度更大，中国的银行贷款是股市与债市总市值的1.4倍，而印度的贷款只有股市与债市总值的90％，因此，提高银行风险控制和政府监管的能力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尤其重要。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