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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中美关系险象环生，波涛汹涌，不仅美国军事战略重点东移，而且华盛顿正动用巨大的政治和外交资源打压中国。
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就任之初，中美关系一度温暖如春。深陷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需要中国帮助，国务卿希拉里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
然而，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令国人不愉快的变化，且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从2010年初，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谷歌事件、国会和行政当局交替打压人民币升值、南海问题等接二连三冲击中美关系，美国开始高调介入中国周边事务，不仅希拉里在东盟论坛上格外“关注”南海问题，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首次现身东亚峰会以示“关怀”，并将峰会的焦点引向海洋安全。
不仅如此，华盛顿还积极拉拢印度牵制中国，并在钓鱼岛问题上首次偏袒日本。
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美国不仅巩固了本已有些松动的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更向中国施压，在中国黄海开展军演。
同时，美国还设法改善与东盟的关系，强化美越、美菲、美澳军事交流，希拉里还首次造访缅甸。
中国正面临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美国压力。美国对华防范态度似乎成为不间断的一种态势，正在增加中国崛起的难度。
重新限定“有所作为”
回顾过去数年，虽然中美两国分歧摩擦不断，但由于两国高层能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方，中美关系始终有惊无险。
中国将中美关系列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虽存有戒心，但无阻止之意；奉行的是两面下注、“接触”与“防范”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防范中国，建立对中国可能的扩张进行有效约束的机制，但避免公开战略对抗；另一方面又保持接触，深化两国经济交往，希望能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使中国成为重要“利益攸关方”。
为此，美国也愿意考虑并照顾中国的核心利益。
然而，这种有惊无险的局面似乎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美国正从软硬兼施转向以硬为主线，从两面下注转向加大防范，有惊无险好像变得越来越有惊有险。
这一转变，究竟只是选举年暂时的伴生现象,还是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全面启动？
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对华防范政策有常态化的趋势，美国政界学界似乎正在形成共识：美国欲保持在亚洲的领导者地位，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国家。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应如何应对？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能否继续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的外交理想，而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奉行的策略。
应该说，这一策略适应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利益和面临的问题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的国际格局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的总体实力在稳步增长，而美国全球支配地位开始松动。
在这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要有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外交大战略，用以维护今天的国家利益。同时，以一种新思维寻求大的战略突破，将中美关系放在整体外交大战略上思考。
中国要学会有所作为，而这种有所作为绝非不顾本国实力、错误低估别国力量，而是基于现实基础的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适时适度勇于承担国际相应责任，利用软实力对邻邦采取安抚友好政策，全力迎战国内挑战，促进中国内部的改革、转型和提升。
那么，什么样的大战略可以维护日益扩展了的中国国家利益？能否并怎样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外交大战略需要怎样清晰的目标？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必须依靠我们的智慧和不懈努力，保证中国在日趋复杂而艰难的外部环境下快速崛起，实现民富国强，而外交大战略就是要为这一宏大的战略目标服务。
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最大外部威胁可能来自美国，而要突破美国可能展开的多重防范，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角色转变。
这种转变非常艰巨，它要求中国必须冷静分析国际趋势和国内问题， 以及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并及时转变战略思维，尽早形成一套明确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完整外交大战略,在复杂多变亦可能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尽量充分利用内外各种资源和优势，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崛起。
为此，中国有所作为的整体外交大战略应从三个层次上考虑。
争而不破 斗而有度
第一层次是如何制定巧妙、灵活而又伸张有度的全面对美政策。对美关系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美政策的基调仍要力争改善中美关系，坚持“争而不破”“斗而有度”，力求能使美国回到对华接触、携手共进的战略认知上。
为此，我们应动用可利用的人力、智力和外交资源，官方民间协力合作，消解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担心，高层互访做到常态化。
此次习近平副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他的访问不仅可以让美国精英层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方向的看法，更让美国民众通过中国未来领导人的举止言谈和风格个性来了解今天的中国。
我们争取要让美国精英层和普通民众认识到，中国崛起虽不一定是理想意念中的“双赢”，但不会也不应该是零和博弈。
通过高层访问，中国要向美国再次表明，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绝不是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中国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愿意与美国一道在关心本国利益的同时，去积极解决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虽已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尚未把中国看成当下敌人。
这是截然不同于当年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根本之处。中美关系应该强调两国合作的空间和必要，积极扩展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增进互信，缓和紧张，减少误判。即使中美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有些磕磕碰碰，两国官方和民间都应当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提升到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
中国大战略中的战术目标之一就是防止过早成为美国的战略敌手。这要求我们要有对美的两手策略，即要接触合作，也要反围堵。
当下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固然有美方的原因和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对外战略的不清晰也的确让相当多的美国人担忧中国的未来走向和战略意图。
同时，我们也要认清，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亲华、防华和反华等多种观点和派别，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也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社会矛盾，蓝领阶层、知识分子、企业主、军火商和金融银行家等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各异，社会公平问题凸现，政党体制上也存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国家体制上存在行政当局和国会的矛盾。
美国国内政治异常复杂，其间尚有许多缝隙可为我所用。 我们应花大气力，争取改善，防止中美关系滑向不可逆转的恶化态势。
运用实力 巧妙斡旋
第二层次是争取处于中美竞争中间地带的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改善亚洲周边国家的对华态度，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中东，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盟友，扩大朋友圈。
其实，许多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并不愿意美国强迫他们“选边站”。他们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在经济上受惠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在中间地带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中国手中有经济牌，而美国手中握有军事安全牌，还有一定的价值观牌。
近两年来，有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中国的战略不清晰也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走向和战略意图的猜疑和担忧。周边国家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有所作为”，但“作为”什么，中国人并没有对外国人讲清楚，反而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助长了“中国威胁论”。
中国要在战略高度上意识到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构建中国关系网，和扩大中国势力范围的重要性。
中国要向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要做负责任的世界级领袖，采取的是与各国合作的策略，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
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中国不仅要说，更要用行动来宣示。国际社会更愿意看中国怎样做，而不是怎么说。
但同时中国也不能一味迁就，为了展示和平诚意而牺牲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
我们也应检讨奉行多年的不结盟政策，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御，在巩固传统友谊的同时，积极争取中间地带的新朋友。
中国应高度重视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非洲一些友好国家的传统关系；也要协调好与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重要利益争端国家的关系，防止美国蓄意利用滋生事端；同时还要争取欧盟、澳大利亚、东盟以及拉美国家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综合运用经济援助、政治支持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巧妙斡旋，见缝插针，长袖善舞，从战略角度削弱甚至突破美国的战略防范。
在一定意义上讲，亚洲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较劲的主要竞技场。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考验着北京的外交智慧。
中国内部问题是关键
第三层次是讲外交与国内全方位发展的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还不是美国，而是国内。这种来自国内的挑战，甚至超越美国施以的外在压力。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取决于国内的改革、转型和提升。通过落实民富国强和提升总体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实现对西方的全面赶超，才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在今天的时代，国家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续与世界保持深度接触。因此，大战略中的国内部分要求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内外配合，在软硬两方面推进。
硬件建设主要包含科技和军事两个领域。西方多年对华武器和高科技封锁已经证明，军工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不能指望西方，只能依靠自己中国需要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尖端武器装备等重要领域有所突破。
军事上，要有配套的太空战略和海洋战略，以能够增加美国军事打击成本，威慑其动武冲动为短期目标，最终达到可以抗衡美国和冲破美国可能设置的军事包围圈，并能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政权和社会稳定以及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等核心国家利益。
这些硬实力越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越能得到保障。
软件建设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领域。
在经济上，要以优化经济结构为目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高精集约型转变，从投资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降低能耗，实现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
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已经很高，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积极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争取更多地规则制定权，为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利益服务。
中国也急需解决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问题，既包括财富分配的不公，也包括超经济领域的社会不公。严重的社会不公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进而造成中国崛起进程的放缓乃至中断。
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改进国内行政体制，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从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等方面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立起一种合理有效的、与市场经济相匹配，又具备民主政体反腐功能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效率和发展等目标的协调共进。这也应是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
在国内层次的“有所作为”，必定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
总之，中国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单一的、就事论事的思维去处理未来的中美关系，而应该建立一套完整、全面的大战略。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更要高度重视中国内部的挑战和发展中的艰难。
为此，中国应当学会“有所作为”，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改革两个领域都要有所作为，并形成清晰且完整的表述。
美国一直关心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能继续推进改革，努力建立新型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治理体系，而不是仅仅强调自己在政治体制和价值理念上的“中国特色”，并在解决人类共存的社会治理问题上提供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经验，中美关系将更容易得到改善。
这不仅能帮助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使得中国经验逐渐被西方所理解并接受，而不再被视为异类，更能使中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借鉴，增加中国的价值观魅力。这将进一步减少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加快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
作者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
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就任之初，中美关系一度温暖如春。深陷金融危机中的美国需要中国帮助，国务卿希拉里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
然而，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令国人不愉快的变化，且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从2010年初，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谷歌事件、国会和行政当局交替打压人民币升值、南海问题等接二连三冲击中美关系，美国开始高调介入中国周边事务，不仅希拉里在东盟论坛上格外“关注”南海问题，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首次现身东亚峰会以示“关怀”，并将峰会的焦点引向海洋安全。
不仅如此，华盛顿还积极拉拢印度牵制中国，并在钓鱼岛问题上首次偏袒日本。
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美国不仅巩固了本已有些松动的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更向中国施压，在中国黄海开展军演。
同时，美国还设法改善与东盟的关系，强化美越、美菲、美澳军事交流，希拉里还首次造访缅甸。
中国正面临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美国压力。美国对华防范态度似乎成为不间断的一种态势，正在增加中国崛起的难度。
重新限定“有所作为”
回顾过去数年，虽然中美两国分歧摩擦不断，但由于两国高层能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方，中美关系始终有惊无险。
中国将中美关系列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虽存有戒心，但无阻止之意；奉行的是两面下注、“接触”与“防范”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防范中国，建立对中国可能的扩张进行有效约束的机制，但避免公开战略对抗；另一方面又保持接触，深化两国经济交往，希望能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使中国成为重要“利益攸关方”。
为此，美国也愿意考虑并照顾中国的核心利益。
然而，这种有惊无险的局面似乎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美国正从软硬兼施转向以硬为主线，从两面下注转向加大防范，有惊无险好像变得越来越有惊有险。
这一转变，究竟只是选举年暂时的伴生现象,还是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全面启动？
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对华防范政策有常态化的趋势，美国政界学界似乎正在形成共识：美国欲保持在亚洲的领导者地位，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国家。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应如何应对？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能否继续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的外交理想，而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奉行的策略。
应该说，这一策略适应上世纪90年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利益和面临的问题已经截然不同。今天的国际格局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的总体实力在稳步增长，而美国全球支配地位开始松动。
在这新的形势下，中国必须要有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外交大战略，用以维护今天的国家利益。同时，以一种新思维寻求大的战略突破，将中美关系放在整体外交大战略上思考。
中国要学会有所作为，而这种有所作为绝非不顾本国实力、错误低估别国力量，而是基于现实基础的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适时适度勇于承担国际相应责任，利用软实力对邻邦采取安抚友好政策，全力迎战国内挑战，促进中国内部的改革、转型和提升。
那么，什么样的大战略可以维护日益扩展了的中国国家利益？能否并怎样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外交大战略需要怎样清晰的目标？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历史必然，必须依靠我们的智慧和不懈努力，保证中国在日趋复杂而艰难的外部环境下快速崛起，实现民富国强，而外交大战略就是要为这一宏大的战略目标服务。
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国战略目标实现的最大外部威胁可能来自美国，而要突破美国可能展开的多重防范，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角色转变。
这种转变非常艰巨，它要求中国必须冷静分析国际趋势和国内问题， 以及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并及时转变战略思维，尽早形成一套明确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完整外交大战略,在复杂多变亦可能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尽量充分利用内外各种资源和优势，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崛起。
为此，中国有所作为的整体外交大战略应从三个层次上考虑。
争而不破 斗而有度
第一层次是如何制定巧妙、灵活而又伸张有度的全面对美政策。对美关系仍将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美政策的基调仍要力争改善中美关系，坚持“争而不破”“斗而有度”，力求能使美国回到对华接触、携手共进的战略认知上。
为此，我们应动用可利用的人力、智力和外交资源，官方民间协力合作，消解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担心，高层互访做到常态化。
此次习近平副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他的访问不仅可以让美国精英层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方向的看法，更让美国民众通过中国未来领导人的举止言谈和风格个性来了解今天的中国。
我们争取要让美国精英层和普通民众认识到，中国崛起虽不一定是理想意念中的“双赢”，但不会也不应该是零和博弈。
通过高层访问，中国要向美国再次表明，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绝不是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中国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愿意与美国一道在关心本国利益的同时，去积极解决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全球问题。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虽已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但尚未把中国看成当下敌人。
这是截然不同于当年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根本之处。中美关系应该强调两国合作的空间和必要，积极扩展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增进互信，缓和紧张，减少误判。即使中美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有些磕磕碰碰，两国官方和民间都应当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提升到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
中国大战略中的战术目标之一就是防止过早成为美国的战略敌手。这要求我们要有对美的两手策略，即要接触合作，也要反围堵。
当下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固然有美方的原因和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对外战略的不清晰也的确让相当多的美国人担忧中国的未来走向和战略意图。
同时，我们也要认清，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亲华、防华和反华等多种观点和派别，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也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社会矛盾，蓝领阶层、知识分子、企业主、军火商和金融银行家等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各异，社会公平问题凸现，政党体制上也存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国家体制上存在行政当局和国会的矛盾。
美国国内政治异常复杂，其间尚有许多缝隙可为我所用。 我们应花大气力，争取改善，防止中美关系滑向不可逆转的恶化态势。
运用实力 巧妙斡旋
第二层次是争取处于中美竞争中间地带的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改善亚洲周边国家的对华态度，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中东，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盟友，扩大朋友圈。
其实，许多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并不愿意美国强迫他们“选边站”。他们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在经济上受惠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在中间地带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中国手中有经济牌，而美国手中握有军事安全牌，还有一定的价值观牌。
近两年来，有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中国的战略不清晰也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走向和战略意图的猜疑和担忧。周边国家的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韬光养晦”是为了将来“有所作为”，但“作为”什么，中国人并没有对外国人讲清楚，反而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助长了“中国威胁论”。
中国要在战略高度上意识到构建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构建中国关系网，和扩大中国势力范围的重要性。
中国要向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表明，中国要做负责任的世界级领袖，采取的是与各国合作的策略，开疆扩土不是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最为重要。
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为此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
中国不仅要说，更要用行动来宣示。国际社会更愿意看中国怎样做，而不是怎么说。
但同时中国也不能一味迁就，为了展示和平诚意而牺牲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
我们也应检讨奉行多年的不结盟政策，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御，在巩固传统友谊的同时，积极争取中间地带的新朋友。
中国应高度重视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非洲一些友好国家的传统关系；也要协调好与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重要利益争端国家的关系，防止美国蓄意利用滋生事端；同时还要争取欧盟、澳大利亚、东盟以及拉美国家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综合运用经济援助、政治支持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巧妙斡旋，见缝插针，长袖善舞，从战略角度削弱甚至突破美国的战略防范。
在一定意义上讲，亚洲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美较劲的主要竞技场。因此，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考验着北京的外交智慧。
中国内部问题是关键
第三层次是讲外交与国内全方位发展的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还不是美国，而是国内。这种来自国内的挑战，甚至超越美国施以的外在压力。可以说，中国的崛起能否持续，取决于国内的改革、转型和提升。通过落实民富国强和提升总体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实现对西方的全面赶超，才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在今天的时代，国家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续与世界保持深度接触。因此，大战略中的国内部分要求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内外配合，在软硬两方面推进。
硬件建设主要包含科技和军事两个领域。西方多年对华武器和高科技封锁已经证明，军工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不能指望西方，只能依靠自己中国需要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尖端武器装备等重要领域有所突破。
军事上，要有配套的太空战略和海洋战略，以能够增加美国军事打击成本，威慑其动武冲动为短期目标，最终达到可以抗衡美国和冲破美国可能设置的军事包围圈，并能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政权和社会稳定以及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等核心国家利益。
这些硬实力越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越能得到保障。
软件建设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领域。
在经济上，要以优化经济结构为目标，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高精集约型转变，从投资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积极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升级，降低能耗，实现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
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已经很高，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积极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争取更多地规则制定权，为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利益服务。
中国也急需解决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社会不公问题，既包括财富分配的不公，也包括超经济领域的社会不公。严重的社会不公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进而造成中国崛起进程的放缓乃至中断。
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改进国内行政体制，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从社会公正、公共福利、人文关怀等方面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建立起一种合理有效的、与市场经济相匹配，又具备民主政体反腐功能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效率和发展等目标的协调共进。这也应是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
在国内层次的“有所作为”，必定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增加中国的声望、信誉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
总之，中国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单一的、就事论事的思维去处理未来的中美关系，而应该建立一套完整、全面的大战略。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要面对的不仅是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更要高度重视中国内部的挑战和发展中的艰难。
为此，中国应当学会“有所作为”，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改革两个领域都要有所作为，并形成清晰且完整的表述。
美国一直关心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能继续推进改革，努力建立新型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治理体系，而不是仅仅强调自己在政治体制和价值理念上的“中国特色”，并在解决人类共存的社会治理问题上提供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经验，中美关系将更容易得到改善。
这不仅能帮助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使得中国经验逐渐被西方所理解并接受，而不再被视为异类，更能使中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借鉴，增加中国的价值观魅力。这将进一步减少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加快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
作者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