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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耶稣会在日本战国末期凭借“商教一体”传教策略，成功地传播天主教信仰，缔造日本“切支丹”时代。
关键词：葡萄牙耶稣会；日本；近世初期
一.近世初期的日本
1467年日本爆发内乱，进入“战国时代”。“应仁之乱”彻底瓦解支撑幕府政治的守护大名联合体制。守护大名纷纷回到各自分国亲自经营，致使幕府对守护的统治权几乎丧失。以致将军徒具虚名，而政治实权转移到各地方藩侯手中；而地方藩侯、大名亦徒拥名义，实权操诸家臣手中，所以日本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下尅上”的时代。日本天主教传教先驱、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正是在日本战国末期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大名割据一隅的政治乱局中带领一众人等登陆日本，带领葡萄牙耶稣会谋求生存，发展壮大传教事业，开启日本“切支丹”时代。
二.耶稣会商教一体的传教方式
沙勿略在到达日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寻求进京的机会，幻想着一举说服日本国王改宗，从而成功实现皈化日本的愿望，但混乱的日本时局很快让他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过于理想：京都正处在战国末年混乱动荡中，皇室式微徒具虚名，后奈良天皇只是乱纷纷的政治舞台上的一具玩偶。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藤也失去威望。京都地区的大权掌握在三好长庆手中。因无人引荐，沙勿略未能见到任何大人物，他深感失望……不过，沙勿略很快从这种失望的情绪中脱离出来，他迅速而适时地修正了不切合实际的传教思路。自上而下的布道方针未改变，但工作的主要对象已从日本皇室转向称霸一方的地方大名；而与葡萄牙商人的交易，则成为神父们打破传教困局，获得布道许可的主要策略和关键筹码。
15、16世纪，葡萄牙先后在非洲、巴西、印度及马六甲等地通过武力方式建立武装商站，并以此为基地扩充殖民地范围。“武力”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虽然成本高昂但却能一劳永逸，所占土地的法权与治权、地下矿藏资源和地上产出物乃至殖民地人口、航线所经海域的制海权尽归葡萄牙王室所有。对于皈化殖民地群体的宗教任务，也不可避免使用暴力手段完成。商教一体的政策，唯日本传教区独有。为论证这一结论，我们以耶稣会在葡属印度和马六甲殖民地的传教方式为例，与日本进行对比。
印度在连接远东与欧洲的传教与贸易航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优势。传教方面，葡萄牙东方保教权规定，前往远东传教的传教士，须至葡萄牙里斯本乘坐葡萄牙至印度的商船，因此印度教区是前往日本和中国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停留休整、学习并接受补给的必经之地，方济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等都有在印度教区服务的详细记录。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政府在印度占领地实行“仁慈的严厉”天主教皈化运动中，耶稣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认为印度人对真正的宗教其实很少感兴趣，他们生活在迷信与种姓制度中，与日本人和中国人相比，他们理解基督教真理的能力非常有限，“很难将当地人的心思转移到世俗事物之上的事情上去。”曼努埃尔·乌里阿特神父在著作中写道：“除非这些野蛮人首先听到枪声，否则他们不会倾听福音宣传者的声音。”总督安特奥·德·诺罗尼亚在任期间，摧毁萨尔赛特岛（Salsette）200多座印度教寺庙。印度教的礼仪和习俗也被禁止，如果有人冥顽不灵，则有被扔入火中的危险。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夺取当地贸易主导权并带去天主教。葡萄牙人不仅经济上夺取和垄断当地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宗教上亦打击伊斯兰教，在拆毁清真寺和苏丹陵墓的同时传播天主教。马六甲的伊斯兰教信仰是由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和平方式传入，同时，与海外穆斯林进行香料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使马六甲国家繁盛、百姓富裕。与之相比，天主教是葡萄牙人以侵略者身份带入，以殖民武力而非贸易吸引为手段进行传教。马六甲在葡萄牙统治下未能像葡属果阿和第乌一样成为葡萄牙贸易航线上的直接贸易中心，延续以往的经济繁荣，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掠夺和管理不善反而导致马六甲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被亚齐取代，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在日本，传教事业是与对日贸易捆绑进行的。日本南部的九州、四国以及与此毗邻的本州西南部一带，拥有深水良港，适合大帆船停靠，又是史上海内外交通和商业贸易的重要地区，有着对外贸易的商业传统，便成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南蛮红毛”交往和商业贸易的首选地点。战国大名不仅通过与葡商的对外贸易获取丰厚利润，还购入铁铳大炮等军事装备以夺取霸业，满足了他们的实际需要，因此各大名纷纷抛出橄榄枝，吸引葡萄牙人到自己领内进行交易活动。这为传教士扩大传教影响，拓展外交空间，创造了有利契机。与葡萄牙商人开展贸易，就要接受天主教信仰并允许其在自己领内传播。多数战国大名是清醒的，当时趋于没落的传统佛教正从日本至高无上的宗教和文化宝座上滑落，旧有的佛教和神道教信仰对他们毫无价值，不断膨胀的佛教僧兵势力反而构成威胁，迫于现实局势的紧迫性和现世利益的诱惑，没有人会放弃眼前既得利益。在与传教士的对抗中，腐化、保守的僧侣们极少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支持。作为日本土著宗教的神道，亦远未成熟到可与基督教相抗衡的程度。在某些时候，天主教会甚至被当作与他们相抗衡的外来力量而得到扶持。不少大名自己连其家人及部下都选择改宗天主教，并给予耶稣会士传教许可，允许在自己领内传教，以此换取对葡通商的机会。
耶稣会遵循沙勿略以世俗利益打开局面的传教策略，利用澳门—长崎航线积极争取与日本大名开展中日转口贸易，将主要贸易港口固定于日本肥前地区松浦隆信的平户港、大村纯忠领内长崎港、有马晴信领有的口之津和丰后地区大友宗麟（义镇）所领之府内地区及萨摩岛津贵久之鹿儿岛。1580年，巡视员范礼安在九州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本的大名很穷，葡船进入他们的港口与之交易使他们大获其利，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怂恿诱使大船去往他们各自的封邑。因为他们相信葡萄牙大商帆会去有教堂和基督徒的地方，那里的神父们希望他们去，因此就会有很多船去那里；即便这些人是异教徒，他们也很希望神父们去他们的封邑里，这样教堂和基督徒就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护，葡船也会接踵而至，而他们就会从神父那里得到好处了。由于日本人完全是处于他们的领主控制之下的，领主对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这即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受洗入教，进入信仰之门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接待并在许多不同的地区皈化基督徒。”
据统计，1560年日本国内天主教信徒仅8人，而到1614年日本信徒已近百万，连幕府政权机构内部也发现了教徒活动.由这些传教成果可推知，耶稣会在日本制定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与商教一体的传教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顾卫民.2013.“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16.
[2]姜永仁，傅增有.2012.东南亚宗教与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310.
[3]戚印平.2003.日本早期耶穌会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41-42.
[4]王金林.2013.日本中世史[M].下卷.北京：昆仑出版社.604.
[5][日]坂本太郎.2008.日本史[M].汪向荣 武寅 韩铁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47.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关键词：葡萄牙耶稣会；日本；近世初期
一.近世初期的日本
1467年日本爆发内乱，进入“战国时代”。“应仁之乱”彻底瓦解支撑幕府政治的守护大名联合体制。守护大名纷纷回到各自分国亲自经营，致使幕府对守护的统治权几乎丧失。以致将军徒具虚名，而政治实权转移到各地方藩侯手中；而地方藩侯、大名亦徒拥名义，实权操诸家臣手中，所以日本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下尅上”的时代。日本天主教传教先驱、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正是在日本战国末期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大名割据一隅的政治乱局中带领一众人等登陆日本，带领葡萄牙耶稣会谋求生存，发展壮大传教事业，开启日本“切支丹”时代。
二.耶稣会商教一体的传教方式
沙勿略在到达日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寻求进京的机会，幻想着一举说服日本国王改宗，从而成功实现皈化日本的愿望，但混乱的日本时局很快让他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过于理想：京都正处在战国末年混乱动荡中，皇室式微徒具虚名，后奈良天皇只是乱纷纷的政治舞台上的一具玩偶。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藤也失去威望。京都地区的大权掌握在三好长庆手中。因无人引荐，沙勿略未能见到任何大人物，他深感失望……不过，沙勿略很快从这种失望的情绪中脱离出来，他迅速而适时地修正了不切合实际的传教思路。自上而下的布道方针未改变，但工作的主要对象已从日本皇室转向称霸一方的地方大名；而与葡萄牙商人的交易，则成为神父们打破传教困局，获得布道许可的主要策略和关键筹码。
15、16世纪，葡萄牙先后在非洲、巴西、印度及马六甲等地通过武力方式建立武装商站，并以此为基地扩充殖民地范围。“武力”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虽然成本高昂但却能一劳永逸，所占土地的法权与治权、地下矿藏资源和地上产出物乃至殖民地人口、航线所经海域的制海权尽归葡萄牙王室所有。对于皈化殖民地群体的宗教任务，也不可避免使用暴力手段完成。商教一体的政策，唯日本传教区独有。为论证这一结论，我们以耶稣会在葡属印度和马六甲殖民地的传教方式为例，与日本进行对比。
印度在连接远东与欧洲的传教与贸易航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优势。传教方面，葡萄牙东方保教权规定，前往远东传教的传教士，须至葡萄牙里斯本乘坐葡萄牙至印度的商船，因此印度教区是前往日本和中国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停留休整、学习并接受补给的必经之地，方济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等都有在印度教区服务的详细记录。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政府在印度占领地实行“仁慈的严厉”天主教皈化运动中，耶稣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认为印度人对真正的宗教其实很少感兴趣，他们生活在迷信与种姓制度中，与日本人和中国人相比，他们理解基督教真理的能力非常有限，“很难将当地人的心思转移到世俗事物之上的事情上去。”曼努埃尔·乌里阿特神父在著作中写道：“除非这些野蛮人首先听到枪声，否则他们不会倾听福音宣传者的声音。”总督安特奥·德·诺罗尼亚在任期间，摧毁萨尔赛特岛（Salsette）200多座印度教寺庙。印度教的礼仪和习俗也被禁止，如果有人冥顽不灵，则有被扔入火中的危险。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夺取当地贸易主导权并带去天主教。葡萄牙人不仅经济上夺取和垄断当地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宗教上亦打击伊斯兰教，在拆毁清真寺和苏丹陵墓的同时传播天主教。马六甲的伊斯兰教信仰是由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以和平方式传入，同时，与海外穆斯林进行香料贸易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使马六甲国家繁盛、百姓富裕。与之相比，天主教是葡萄牙人以侵略者身份带入，以殖民武力而非贸易吸引为手段进行传教。马六甲在葡萄牙统治下未能像葡属果阿和第乌一样成为葡萄牙贸易航线上的直接贸易中心，延续以往的经济繁荣，葡萄牙人对马六甲的掠夺和管理不善反而导致马六甲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被亚齐取代，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在日本，传教事业是与对日贸易捆绑进行的。日本南部的九州、四国以及与此毗邻的本州西南部一带，拥有深水良港，适合大帆船停靠，又是史上海内外交通和商业贸易的重要地区，有着对外贸易的商业传统，便成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南蛮红毛”交往和商业贸易的首选地点。战国大名不仅通过与葡商的对外贸易获取丰厚利润，还购入铁铳大炮等军事装备以夺取霸业，满足了他们的实际需要，因此各大名纷纷抛出橄榄枝，吸引葡萄牙人到自己领内进行交易活动。这为传教士扩大传教影响，拓展外交空间，创造了有利契机。与葡萄牙商人开展贸易，就要接受天主教信仰并允许其在自己领内传播。多数战国大名是清醒的，当时趋于没落的传统佛教正从日本至高无上的宗教和文化宝座上滑落，旧有的佛教和神道教信仰对他们毫无价值，不断膨胀的佛教僧兵势力反而构成威胁，迫于现实局势的紧迫性和现世利益的诱惑，没有人会放弃眼前既得利益。在与传教士的对抗中，腐化、保守的僧侣们极少获得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支持。作为日本土著宗教的神道，亦远未成熟到可与基督教相抗衡的程度。在某些时候，天主教会甚至被当作与他们相抗衡的外来力量而得到扶持。不少大名自己连其家人及部下都选择改宗天主教，并给予耶稣会士传教许可，允许在自己领内传教，以此换取对葡通商的机会。
耶稣会遵循沙勿略以世俗利益打开局面的传教策略，利用澳门—长崎航线积极争取与日本大名开展中日转口贸易，将主要贸易港口固定于日本肥前地区松浦隆信的平户港、大村纯忠领内长崎港、有马晴信领有的口之津和丰后地区大友宗麟（义镇）所领之府内地区及萨摩岛津贵久之鹿儿岛。1580年，巡视员范礼安在九州写给总会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本的大名很穷，葡船进入他们的港口与之交易使他们大获其利，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怂恿诱使大船去往他们各自的封邑。因为他们相信葡萄牙大商帆会去有教堂和基督徒的地方，那里的神父们希望他们去，因此就会有很多船去那里；即便这些人是异教徒，他们也很希望神父们去他们的封邑里，这样教堂和基督徒就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护，葡船也会接踵而至，而他们就会从神父那里得到好处了。由于日本人完全是处于他们的领主控制之下的，领主对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信，这即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受洗入教，进入信仰之门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开始受到日本人的热情接待并在许多不同的地区皈化基督徒。”
据统计，1560年日本国内天主教信徒仅8人，而到1614年日本信徒已近百万，连幕府政权机构内部也发现了教徒活动.由这些传教成果可推知，耶稣会在日本制定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与商教一体的传教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顾卫民.2013.“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16.
[2]姜永仁，傅增有.2012.东南亚宗教与社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310.
[3]戚印平.2003.日本早期耶穌会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41-42.
[4]王金林.2013.日本中世史[M].下卷.北京：昆仑出版社.604.
[5][日]坂本太郎.2008.日本史[M].汪向荣 武寅 韩铁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47.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