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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针对西安地区大众进行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语码转换实际情况作了实证调查。本调查借助问卷与访谈两种形式，分别从调查对象的语言习得、语言熟练程度、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及其语码转换情境与内在动因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探讨陕西方言的生存空间及其未来走向。
关键词：语码；语码转换；陕西方言；语言习得；语言态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71-03
一、开篇
语码（code）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既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1]它是社会语言学家用于代替任何语言交际系统的中性术语。[2]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普遍现象，因而被视为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主要指人们在同一次会话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3]该转换既可在句子之间进行（即句间转换），也可在句子内部（也就是短语或词组间）进行（即句内转换）。本文中的语码转换特指陕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句间转换。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作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现辖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阎良、临潼、长安9区和蓝田、周至、户县、高陵4县。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安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外来人口涌入。2009年西安市统计局公报显示，西安市总人口为843.46万，比08年增加了5.94万人。[4]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所增加的人口大多来自陕西省周边地区，也有部分来自东部及南部地区。这就使得西安本地居民与其进行交流时需要借助普通话这一媒介。虽然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就着力推广普通话，但陕西方言（即陕北话、陕南话和关中话之总称）在西安地区仍是极有威望的地域方言。那么，西安地区不同年龄段人群对陕西方言和普通话分别持何种态度？他们通常在何种情境下进行语码转换？促使其语码转换的内在动因如何？本调查旨在借助问卷与访谈两种形式，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多方面综合分析，以探讨陕西方言的生存空间及其未来走向。同时希望调查结果能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合理可靠的科学依据，进而有效地促进国家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
二、问卷设计与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由五部分组成，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语言习得、语言熟练程度、语言态度及其语言使用等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120份，收回101份，有效问卷91份。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接受本次调查的91份有效问卷中，男性45人，占总数的49.5%；女性46人，占总数的50.5%。调查对象按照年龄分为四个组，其中17岁及17岁以下者6人（即少年组），占总数的6.6%；18-40岁者52人（即青年组），占总数的57.1%；41-65岁者27人（即中年组），占总数的29.7%；66岁以上者6人（即老年组），占总数的6.6%。职业涉及保险、纺织、服务、医疗、教育、建筑、金融、销售、体育等领域，其中工人、服务员、个体经营者等体力劳动者共28人，占总数的30.8%；公务员、公司职员、教师、工程师、医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共31人，占总数的34.1%；学生24人，占总数的26.4%；退休5人，占总数的5.5%；无业人员3人，占总数的3.3%。有中学学历者17人，占总数的18.7%；大专学历者27人，占总数的29.7%；本科学历者30人，占总数的33%；研究生学历者7人，占总数的7.7%；其他人员10人，占总数的11%。出生于陕西境内者共67人，占总数的73.6%，其中陕北地区1人，关中地区61人，陕南地区5人；出生于陕西省外其他地区者共24人，占总数的26.4%。
总体而言，调查对象在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等方面分布较广泛，但出生地较集中于陕西境内。有鉴于本次调查主要涉及在西安地区工作或生活的大众进行语码转换的实际情况，因此该信息不会对调查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2.调查对象的语言习得
表1显示，调查对象所学第一种语言为普通话者占半数以上，其中少年组比率最高（83%），随年龄增加该比率依次递减。相反，在所学第一种语言为陕西方言者中，少年组比率最低（0%），随年龄增加该比率反而升高。同样，普通话讲得最熟练的是少年组（83%），陕西方言讲得最熟练的是老年组（17%）。由于语言的自然习得与其幼年所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该现象说明政府在西安地区推广并普及普通话的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也被大众所接受。
在能听懂和能讲的语言中，普通话均占绝对优势（比率分别为96%和9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也有不少人能听懂、能讲陕西方言，但其所占比率随年龄降低而降低。而能讲陕西方言的人总少于能听懂陕西方言的人。换言之，年轻人对陕西方言越来越陌生。
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较之陕西方言及其他方言，自己的普通话使用频率更高。除老年组外，其他三组最经常讲的语言均为普通话，这同时印证了大众对普通话的认可。
3.调查对象的语言熟练程度
表2显示，半数老年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普通话讲得不好（17%+33%），该比率在中年组为44%，青年组为8%，少年组为0%。同时，所有少年组调查对象均认为自己普通话讲得“还可以”或“非常好”（83%+17%），该比率在青年组为92%（35%+42%+15%），中年组为56%（30%+22%+4%），老年组为50%。这说明年龄与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成反比。此外，该结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讲普通话时，总是需要用方言替代”的情境只出现于老年组（33%）和中年组（7%）。但“从未出现过”的情境在青年组比率最高（40%），少年组该比率仅为17%。估计这与少年组的样本过小（仅6人）有关。
4.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
在语言态度方面，各年龄组间的整体差异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趋同的倾向。然而，多数调查对象一方面认为陕西方言听起来“还可以”（62%），与普通话“一样好听”（64%）、“一样有用”（76%），在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体中听到陕西方言感觉“还可以”（60%）；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有必要”普及普通话（75%），并不约而同地将“普通话”作为孩子的第一语言选择（96%）。这说明，调查对象对陕西方言有较深厚的个人情感，但对其社会地位并没有较高的认同感。
5.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语言的使用通常会随着场合和交际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次问卷特设定了家庭和公共两类场景，并区分了家庭成员、朋友及偶尔接触的人等三类交际对象。由表4可知，在家庭中与父母交谈时使用普通话和陕西方言的比率大致相当（分别为42%和41%），与孩子交谈时普通话则成为首选（比率为84%）；与朋友交谈时，56%的人最经常说普通话；在工作单位和学校首选普通话的人均占绝大多数（分别为79%和88%）。此外，在这些调查项目中，选择普通话的比率均随年龄的升高逐渐递减，这充分说明普通话更受年轻人的青睐，而陕西方言则主要流行于年龄较大的人群。该结果与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一致。
在语码转换方面，当问及“购物时，如果遇到讲陕西方言的售货员，您通常会用哪种语言与之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人（49%）和选择陕西方言的人（51%）差别并不突出。前者主要为老年组（83%），后者主要由青年组（52%）、中年组（52%）和少年组（50%）构成。但当问及“购物时，如果遇到讲普通话的售货员，您通常会用哪种语言与之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人（67%）则远远超过选择陕西方言的人（33%）。这既说明交际者会随交际对象所选语码作相应的语码转换，也进一步印证了普通话在大众场合中的强势地位。
当“与朋友打电话或聊天时，若对方从陕西方言改换为普通话（或从普通话改换为陕西方言）”，47%的人会随之转换，同时并无任何特殊感觉；32%的人（主要由83%的少年组和50%的老年组成员构成）仍坚持自己最初的语言，但也无特殊感觉；16%会感觉怪怪的；4%则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不知如何处理。该结果揭示了大众对陕西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现象较宽容，基本可以接受，至于自身是否会进行相应的语码调整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访谈及结果分析
访谈在问卷调查结束后进行，39名调查对象均从问卷反馈者中随机选取。访谈针对“语码转换情境及内在动因”主要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您在哪种情况下不说陕西方言而说普通话？请列举3至5种情景并说明原因。第二，您在哪种情况下不说普通话而说陕西方言？请列举3至5种情景并说明原因。
根据调查对象之反馈，语码转换的具体情境可按照“场合”、“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和“交际对象的身份或与交际者的关系”分为三类。由表5可知，调查对象选择普通话的场合是较为正式的公共场所，而选择陕西方言的场合大多是非正式的，且与日常生活关系较为紧密。调查对象大都会根据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自己的语码。当交际对象与自己关系不够亲密或是自己的上级时（孩子除外），通常会选择普通话；当交际对象为自己较亲密的家人时或朋友时，通常会选择陕西方言。
在语码转换的动因方面，92%的调查对象表示选择普通话主要是考虑到它的使用更广泛，且方便易懂，便于交流。此外，5%的人说普通话只是出于习惯，没有其他特殊原因；另有5%的人仅是随大流而已。而选择陕西方言，主要有四种原因：第一，陕西方言听起来更亲切、更舒服（96%）。这主要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陕西方言的缘故。第二，与商贩讨价还价时可避免上当（76%）。在这种情况下，讲陕西方言似乎能表明自己的本地人身份，借此暗示对方不要试图欺骗自己。第三，顺应交际对象的需要，如对方不会或出于某种原因不愿讲普通话（71%）。第四，讲陕西方言有趣、好玩，可以用以开玩笑（62%）。网络上流传过一则陕西方言版的杜牧诗《清明》：“清明时节雨唰唰，跑批一天累日踏。借问馆子在啊答，碎松一指在雾答。”其中，“日踏”（累）、“啊答”（哪里）、“碎松”（小孩）、“雾答”（那里）都是陕西方言，括号里注明的是其具体意思。该诗的幽默效果就是通过普通话和陕西方言间的转换实现的。
由此可见，调查对象由陕西方言转为普通话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如有助于交流的顺利进行等），而由普通话转为陕西方言则更多地考虑了情感因素（如听觉效果等）。
四、结束语
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而处理好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深入了解该方言和普通话在某一具体地区的使用状况。本次调查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以西安地区大众为调查对象，借助问卷与访谈两种形式，对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语码转换实际情况作了实证调查。
作为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码转换通常涉及社会、心理、及语言本身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一个既复杂又微妙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次调查特从语言习得、语言熟练程度、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语码转换情境与内在动因等方面入手作综合分析，调查发现：第一，在语言习得方面，普通话已逐步取代陕西方言成为大多数人自然习得的第一语言；能听懂且能讲陕西方言的比率随年龄降低而降低。第二，在语言熟练程度上，年龄与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成反比。第三，在语言态度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对陕西方言均有较深厚的个人情感，但对其社会地位并没有较高的认同感。一方面，他们不拒绝陕西方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很有必要普及普通话，并把“普通话”作为自己孩子的第一选择。第四，在语言使用上，选择普通话的比率随年龄的升高逐渐递减。换而言之，年轻人更青睐普通话，而陕西方言则主要流行于年龄较大的人群。此外，大众对陕西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现象较宽容，基本可以接受，至于自己是否会做相应的语码转换则视具体情况而定。第五，调查对象进行语码转换的情境主要与“场合”、“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及“交际对象的身份或与交际者的关系”等三个因素有关。第六，调查对象由陕西方言转为普通话主要是出于实际交流的需要，而由普通话转为陕西方言则更多地考虑了情感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在西安地区陕西方言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它与普通话在使用对象和使用场合上均有较明显的分工。但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和陕西方言使用对象的减少，陕西方言是否会最终被普通话所取代？笔者在此不敢妄下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西安地区，陕西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是主要发展趋势；同时，两者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对西安大众的语言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Wardhaugh, 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tics [M]. Thi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86.
[2]席红梅.语码转换的社会语用功能探析[J].学术交流，2006，(7)：133.
[3]徐蓉.宁波地区大众语码转换之调查分析[J].中国语文，2003，(4）：363.
[4]西安人口网2009年人口统计数字[EB／OL]．www.xianfp.gov.cn/Index/Catalog81/8083.aspx.
关键词：语码；语码转换；陕西方言；语言习得；语言态度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71-03
一、开篇
语码（code）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既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1]它是社会语言学家用于代替任何语言交际系统的中性术语。[2]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普遍现象，因而被视为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主要指人们在同一次会话过程中，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3]该转换既可在句子之间进行（即句间转换），也可在句子内部（也就是短语或词组间）进行（即句内转换）。本文中的语码转换特指陕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句间转换。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作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现辖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阎良、临潼、长安9区和蓝田、周至、户县、高陵4县。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安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外来人口涌入。2009年西安市统计局公报显示，西安市总人口为843.46万，比08年增加了5.94万人。[4]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所增加的人口大多来自陕西省周边地区，也有部分来自东部及南部地区。这就使得西安本地居民与其进行交流时需要借助普通话这一媒介。虽然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就着力推广普通话，但陕西方言（即陕北话、陕南话和关中话之总称）在西安地区仍是极有威望的地域方言。那么，西安地区不同年龄段人群对陕西方言和普通话分别持何种态度？他们通常在何种情境下进行语码转换？促使其语码转换的内在动因如何？本调查旨在借助问卷与访谈两种形式，通过对调查对象的多方面综合分析，以探讨陕西方言的生存空间及其未来走向。同时希望调查结果能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合理可靠的科学依据，进而有效地促进国家社会语言生活的和谐发展。
二、问卷设计与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由五部分组成，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语言习得、语言熟练程度、语言态度及其语言使用等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120份，收回101份，有效问卷91份。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接受本次调查的91份有效问卷中，男性45人，占总数的49.5%；女性46人，占总数的50.5%。调查对象按照年龄分为四个组，其中17岁及17岁以下者6人（即少年组），占总数的6.6%；18-40岁者52人（即青年组），占总数的57.1%；41-65岁者27人（即中年组），占总数的29.7%；66岁以上者6人（即老年组），占总数的6.6%。职业涉及保险、纺织、服务、医疗、教育、建筑、金融、销售、体育等领域，其中工人、服务员、个体经营者等体力劳动者共28人，占总数的30.8%；公务员、公司职员、教师、工程师、医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共31人，占总数的34.1%；学生24人，占总数的26.4%；退休5人，占总数的5.5%；无业人员3人，占总数的3.3%。有中学学历者17人，占总数的18.7%；大专学历者27人，占总数的29.7%；本科学历者30人，占总数的33%；研究生学历者7人，占总数的7.7%；其他人员10人，占总数的11%。出生于陕西境内者共67人，占总数的73.6%，其中陕北地区1人，关中地区61人，陕南地区5人；出生于陕西省外其他地区者共24人，占总数的26.4%。
总体而言，调查对象在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等方面分布较广泛，但出生地较集中于陕西境内。有鉴于本次调查主要涉及在西安地区工作或生活的大众进行语码转换的实际情况，因此该信息不会对调查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2.调查对象的语言习得
表1显示，调查对象所学第一种语言为普通话者占半数以上，其中少年组比率最高（83%），随年龄增加该比率依次递减。相反，在所学第一种语言为陕西方言者中，少年组比率最低（0%），随年龄增加该比率反而升高。同样，普通话讲得最熟练的是少年组（83%），陕西方言讲得最熟练的是老年组（17%）。由于语言的自然习得与其幼年所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该现象说明政府在西安地区推广并普及普通话的工作成效显著，同时也被大众所接受。
在能听懂和能讲的语言中，普通话均占绝对优势（比率分别为96%和9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也有不少人能听懂、能讲陕西方言，但其所占比率随年龄降低而降低。而能讲陕西方言的人总少于能听懂陕西方言的人。换言之，年轻人对陕西方言越来越陌生。
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较之陕西方言及其他方言，自己的普通话使用频率更高。除老年组外，其他三组最经常讲的语言均为普通话，这同时印证了大众对普通话的认可。
3.调查对象的语言熟练程度
表2显示，半数老年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普通话讲得不好（17%+33%），该比率在中年组为44%，青年组为8%，少年组为0%。同时，所有少年组调查对象均认为自己普通话讲得“还可以”或“非常好”（83%+17%），该比率在青年组为92%（35%+42%+15%），中年组为56%（30%+22%+4%），老年组为50%。这说明年龄与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成反比。此外，该结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讲普通话时，总是需要用方言替代”的情境只出现于老年组（33%）和中年组（7%）。但“从未出现过”的情境在青年组比率最高（40%），少年组该比率仅为17%。估计这与少年组的样本过小（仅6人）有关。
4.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
在语言态度方面，各年龄组间的整体差异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趋同的倾向。然而，多数调查对象一方面认为陕西方言听起来“还可以”（62%），与普通话“一样好听”（64%）、“一样有用”（76%），在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体中听到陕西方言感觉“还可以”（60%）；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有必要”普及普通话（75%），并不约而同地将“普通话”作为孩子的第一语言选择（96%）。这说明，调查对象对陕西方言有较深厚的个人情感，但对其社会地位并没有较高的认同感。
5.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语言的使用通常会随着场合和交际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次问卷特设定了家庭和公共两类场景，并区分了家庭成员、朋友及偶尔接触的人等三类交际对象。由表4可知，在家庭中与父母交谈时使用普通话和陕西方言的比率大致相当（分别为42%和41%），与孩子交谈时普通话则成为首选（比率为84%）；与朋友交谈时，56%的人最经常说普通话；在工作单位和学校首选普通话的人均占绝大多数（分别为79%和88%）。此外，在这些调查项目中，选择普通话的比率均随年龄的升高逐渐递减，这充分说明普通话更受年轻人的青睐，而陕西方言则主要流行于年龄较大的人群。该结果与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一致。
在语码转换方面，当问及“购物时，如果遇到讲陕西方言的售货员，您通常会用哪种语言与之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人（49%）和选择陕西方言的人（51%）差别并不突出。前者主要为老年组（83%），后者主要由青年组（52%）、中年组（52%）和少年组（50%）构成。但当问及“购物时，如果遇到讲普通话的售货员，您通常会用哪种语言与之交谈”时，选择普通话的人（67%）则远远超过选择陕西方言的人（33%）。这既说明交际者会随交际对象所选语码作相应的语码转换，也进一步印证了普通话在大众场合中的强势地位。
当“与朋友打电话或聊天时，若对方从陕西方言改换为普通话（或从普通话改换为陕西方言）”，47%的人会随之转换，同时并无任何特殊感觉；32%的人（主要由83%的少年组和50%的老年组成员构成）仍坚持自己最初的语言，但也无特殊感觉；16%会感觉怪怪的；4%则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不知如何处理。该结果揭示了大众对陕西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现象较宽容，基本可以接受，至于自身是否会进行相应的语码调整则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访谈及结果分析
访谈在问卷调查结束后进行，39名调查对象均从问卷反馈者中随机选取。访谈针对“语码转换情境及内在动因”主要设计了两个问题：第一，您在哪种情况下不说陕西方言而说普通话？请列举3至5种情景并说明原因。第二，您在哪种情况下不说普通话而说陕西方言？请列举3至5种情景并说明原因。
根据调查对象之反馈，语码转换的具体情境可按照“场合”、“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和“交际对象的身份或与交际者的关系”分为三类。由表5可知，调查对象选择普通话的场合是较为正式的公共场所，而选择陕西方言的场合大多是非正式的，且与日常生活关系较为紧密。调查对象大都会根据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自己的语码。当交际对象与自己关系不够亲密或是自己的上级时（孩子除外），通常会选择普通话；当交际对象为自己较亲密的家人时或朋友时，通常会选择陕西方言。
在语码转换的动因方面，92%的调查对象表示选择普通话主要是考虑到它的使用更广泛，且方便易懂，便于交流。此外，5%的人说普通话只是出于习惯，没有其他特殊原因；另有5%的人仅是随大流而已。而选择陕西方言，主要有四种原因：第一，陕西方言听起来更亲切、更舒服（96%）。这主要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陕西方言的缘故。第二，与商贩讨价还价时可避免上当（76%）。在这种情况下，讲陕西方言似乎能表明自己的本地人身份，借此暗示对方不要试图欺骗自己。第三，顺应交际对象的需要，如对方不会或出于某种原因不愿讲普通话（71%）。第四，讲陕西方言有趣、好玩，可以用以开玩笑（62%）。网络上流传过一则陕西方言版的杜牧诗《清明》：“清明时节雨唰唰，跑批一天累日踏。借问馆子在啊答，碎松一指在雾答。”其中，“日踏”（累）、“啊答”（哪里）、“碎松”（小孩）、“雾答”（那里）都是陕西方言，括号里注明的是其具体意思。该诗的幽默效果就是通过普通话和陕西方言间的转换实现的。
由此可见，调查对象由陕西方言转为普通话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如有助于交流的顺利进行等），而由普通话转为陕西方言则更多地考虑了情感因素（如听觉效果等）。
四、结束语
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而处理好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深入了解该方言和普通话在某一具体地区的使用状况。本次调查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以西安地区大众为调查对象，借助问卷与访谈两种形式，对陕西方言与普通话的语码转换实际情况作了实证调查。
作为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码转换通常涉及社会、心理、及语言本身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一个既复杂又微妙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次调查特从语言习得、语言熟练程度、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语码转换情境与内在动因等方面入手作综合分析，调查发现：第一，在语言习得方面，普通话已逐步取代陕西方言成为大多数人自然习得的第一语言；能听懂且能讲陕西方言的比率随年龄降低而降低。第二，在语言熟练程度上，年龄与普通话水平的自我评价成反比。第三，在语言态度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对陕西方言均有较深厚的个人情感，但对其社会地位并没有较高的认同感。一方面，他们不拒绝陕西方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很有必要普及普通话，并把“普通话”作为自己孩子的第一选择。第四，在语言使用上，选择普通话的比率随年龄的升高逐渐递减。换而言之，年轻人更青睐普通话，而陕西方言则主要流行于年龄较大的人群。此外，大众对陕西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现象较宽容，基本可以接受，至于自己是否会做相应的语码转换则视具体情况而定。第五，调查对象进行语码转换的情境主要与“场合”、“交际对象的实际情况”、及“交际对象的身份或与交际者的关系”等三个因素有关。第六，调查对象由陕西方言转为普通话主要是出于实际交流的需要，而由普通话转为陕西方言则更多地考虑了情感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在西安地区陕西方言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它与普通话在使用对象和使用场合上均有较明显的分工。但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和陕西方言使用对象的减少，陕西方言是否会最终被普通话所取代？笔者在此不敢妄下推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西安地区，陕西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是主要发展趋势；同时，两者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对西安大众的语言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Wardhaugh, 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tics [M]. Thi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86.
[2]席红梅.语码转换的社会语用功能探析[J].学术交流，2006，(7)：133.
[3]徐蓉.宁波地区大众语码转换之调查分析[J].中国语文，2003，(4）：363.
[4]西安人口网2009年人口统计数字[EB／OL]．www.xianfp.gov.cn/Index/Catalog81/8083.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