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
美国经历了长期的外部失衡和财政失衡。2000年中期庞大的预算赤字在危机期间大幅增加，反映出美国脆弱的财政状况以及较低的国民储蓄，而较低的国民储蓄源于外部经济体对美国资产的强劲需求。展望未来，庞大的预算及经常账户赤字预计会持续下去，将加剧美国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
恢复稳健公共财政的政策包括限制支出增长和增加收入。对于维护经济稳定、防止过度信贷和杠杆化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不可持续的低国民储蓄，加强金融监管和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强劲的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需要改变危机前对私人消费的严重依赖，转向危机期间贡献越来越大的外部需求。
背景
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是近二十年美国经济的一贯特征。“双赤字”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几乎与财政预算和外部头寸同步恶化。但这种关系在90年代后期并不很显著，这一时期贸易赤字的扩大是在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景下，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的结果，与此同时，得益于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财政状况不断改善。
危机前美国经济失衡明显扩大。2000年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引起的双赤字导致美国经济陷入金融危机。首先，美国财政经历了从盈余到赤字的大幅转变；其次，美国的对外赤字由企业投资驱动变为消费和住房建设，伴随而来的是国民储蓄下降和经常账户赤字；再次，美国的宽松财政削弱了信贷标准并提高了杠杆率，加剧了资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高需求限制了美元贬值，支持了大量外部赤字的可持续性。
危机发生后美国外部失衡加剧，财政失衡急剧恶化。随着不确定因素对消费支出的挫伤，私人储蓄反弹的同时投资紧缩。经济急剧衰退之后源自自动稳定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开支和公共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失衡的根源
财政失衡。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反映出以下几个关键因素：（1）危机前赤字产生的结构性因素，危机发生前美国的财政状况就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税收收入相对支出的结构性短缺以及2001年至2003年的减税政策直接减少了联邦财政收入；（2）危机本身对财政账户的传统影响，由于潜在产出相对于危机前向下位移，降低了工人增加收入的能力；其次，对受损金融体系的政策支持增加了公共债务；最后，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周期衰退阶段进一步使用货币刺激政策的范围非常有限，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约束了地方政府对房产税的依赖；（3）资金不足引发的福利义务，首先，人口老龄化问题引发公共支出增加的同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其次，美国当前的财政规则不足以对预算发挥太大作用；最后，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复杂性使得预算协议很难达成。
外部失衡。首先，大量的外部赤字反映出美国脆弱的财政平衡、较低的私人储蓄以及活跃的住宅投资，国内外因素又促使私人储蓄—投资失衡进一步加剧；其次，突出的国内因素（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失衡）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产生；再次，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包括储备需求、主要对外顺差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元的盯住以及高油价，在支持美国消费的同时降低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扩大了美国经常账户失衡。
针对美国经济失衡产生的后果，可以从国家和全球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国家视角。首先，近期有关美国两党达成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的协议并没有打消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政治的两极化也对美国两党有关未来财政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同时债务积累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财政空间的下降都令美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次，美国外债增加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影响对美元的信心，即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投资持续下去，但随着美国对外头寸的持续恶化，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难以为继；再次，美国的低国民储蓄率、金融部门的再杠杆化以及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可能会引起新一轮金融稳定风险，并再次扰乱美国经济增长。
全球视角。首先，鉴于美国经济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中心作用，美国的所有问题都将在国际舞台中产生影响；其次，美国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将造成诸多问题，表现在庞大的公共债务对全球经济和投资的影响以及对美国主权债务市场投资信心的影响上；再次，财政失衡与外部风险二者相互关联，对美国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可能会削弱对美元的信心，而如果对美国资产的外部需求萎缩引发资本外流和资产价格下降，鉴于美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重大作用，将加剧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的动荡；最后，美国对外部失衡和财政赤字的重新调整，必将涉及到多个层面的变动，包括美国国内需求、顺差经济体的内部需求等。
失衡解决建议
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相结合的调整计划对美国经济重回可持续发展的轨迹是必需的，可供美国选择的政策也比较广泛。从政策的优先次序和相关因素分析如何解决美国的经济失衡问题。
可供选择的政策。首先，最初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撤出应从明年开始；在最近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两党有关具体的中期削减赤字计划的行动政策将更加灵活；福利改革对中央财政赤字的缩减至关重要；增加收入是巩固财政的一揽子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实施的“有利增长”的税收措施和鼓励私人储蓄，可进一步减少外部失衡；更强有力的预算规则有益于财政失衡的纠正；包括针对金融部门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政策实施将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其次，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善依赖于国民储蓄的上升和财政状况的调整和巩固；再次，有关金融部门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最后，G20集团有关的协调行动将有利于美国和全球对经济失衡的调整。
相关因素分析。首先，美国在恢复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为了同时减少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将需要三个基本支柱：税制改革和税收提高同步，削减关键领域开支，以及清晰有效的公共沟通。其次，通过实施积极地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降低高失业率。最后，金融部门地修复和改革有助于重建更有弹性的金融系统，进而支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日本
日本持续多年财政赤字，导致公共债务急剧增加。持续财政赤字反映了经济低增长，生产率的下降，劳动力萎缩和低投资以及人口老龄化和政策失误。与此同时，私人储蓄率仍然很高，使得日本保持持续的外部盈余。
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对国内的稳定构成风险，并通过外部头寸和主权债券市场的动荡，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日本政府应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促进投资和潜在的增长，实施财政措施（通过权力改革和税收措施的组合），以减少贸易不平衡，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的资产市场的崩溃标志着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的起源。资产市场泡沫的破灭，私人需求下降，导致十多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出台财政刺激政策，以维持需求。尽管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策利率几乎为零，产量依然是反应迟钝，在1991-2001年平均每年增长1%。在2002-2007年增长略有改善，年平均增幅1.6%。而这次金融危机又造成产出的严重收缩。
低增长，通缩和巨额财政赤字对公共债务比率产生不利影响。在资产价格崩溃后，财政赤字不断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刺激经济需要，出台了财政刺激计划和减税措施；另一方面是周期性赤字显著扩大，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福利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赤字导致净负债占GDP比例，从1991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81%（总负债从67%至187%）。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变，净债务急剧增加，在2010年达到117%。
尽管公众的消费持续增长，日本的对外资产负债保持盈余超过二十年。国家投资的下降趋势主要由私营部门造成。在1990-2008年，私人资本投资/GDP从26%跌至18%。公共投资是一个重要的刺激措施。资产价格崩溃后，由于公共部门的大量开支，国家储蓄下降。而在1990-2004年之前，公共储蓄总值占GDP的份额从9%下降到3%。私人储蓄率变化不大。然而，私人储蓄率的组成，在这段时间内发生戏剧性的逆转。1991-2009年，家庭储蓄率占GDP的比例从10%下降到3%，反映人口老龄化和停滞不前的收入；而由于结构调整和有利的金融条件，企业储蓄率从13%激增至22%。
财政失衡仍将继续。金融危机和“3.11”地震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和灾后重建将导致大量财政支出，即使将结构赤字/GDP降低10%，2015年的净公共债务比率估计会达到156%。
失衡的根源
日本正在经历温和但较大的财政和私人储蓄失衡。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其持续的经济衰退和不利的人口数据。
财政失衡。日本大幅上升的财政赤字，从根本上反映了持续低增长。多年的低增长使得公共开支增加和税收低迷，延续了不良债务动态的恶性循环。低增长也造成政策实施的困难：日本已超过20年没有重大的税务改革。高私人储蓄，机构投资者对本国国债的严重依赖使财政失衡。
私人储蓄失衡。企业储蓄率从1981年的13%升至2009年的20%，而家庭储蓄率在此期间从GDP的10%下降到不到3%。企业储蓄上升，泡沫时期过度负债对企业有重组需求，并已由工资节制和长期的低利率促进。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收入的停滞。
日本庞大的财政失衡对国内稳定构成了风险，并引发全球的外部头寸和主权债券市场的风险。
国内来看，如果国债的收益率从目前的水平上升，日本国债可能很快变得难以为继。对公共资产负债表和私人资产负债表都会构成冲击。
多边视角来看，国债收益率突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撤出全球资本市场并破坏汇率的调整。日本的私人净国际投资很高，在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可能需要削减国外的投资，并会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同时，国债的收益率的上升对其他主权的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2008年以来的危机表明主权债务风险大为增加，日本国债收益率升高。分析表明，公共债务高的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最容易受到影响。
失衡解决建议
为了解决失衡，实现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日本需要采取促进增长的结构性的改革并促进财政健康发展。长期来看，这些改革应当有助于缩小产出缺口，结束通缩，促进投资实现国内需求的平衡。在短期而言，关键的是巩固财政，同时避免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促进增长的结构改革。中期来看，提高生产率和提高潜在增长是关键。政策应优先调整中小企业结构和降低主要服务行业市场的门槛，加强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在资金上支持中小企业；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更高的生产率本身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加强总需求。
其次，财政整顿。鉴于有限的范围内削减开支，财政调整主要依靠新的收入来源和限制支出增长。日本的非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为削减开支留下的余地不大。同时，税收是G20最低的，主要反映较低的消费和个人所得税收入。
在各项收入措施，提高消费税（增值税）是最有吸引力的。日本的消费税率为5%，在G20中最低。提高增值税有利财政，虽然将抑制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抵消。公共债务下降使得公众对经济信心增强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
德国
过去十年，在公共债务居高不下的同时，德国经历了经常账户的巨额盈余。大量的外部盈余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全球性需求对德国出口的周期性增加与德国温和的工资增长增强了对外竞争的能力。
伴随着东西德统一后的经济繁荣以及人们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较高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德国私人投资下降带动了私人储蓄投资平衡的改善。而国内的高公共债务从根本上讲可以追溯到为了统一而付出的成本之上。在诸多状况发生的情况下，包括税收和金融部门在内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有助于促进德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减少外部盈余。
背景
对德国而言，外部盈余有着很长的历史，除了东西德统一的一段时期，其财政记录一直相对较好。但是，尽管德国享有审慎财政的良好声誉，其一般政府赤字也超过了稳定与增长协定（SGP）制定的3%的界限，一般政府债务同时也超过了60%的上限。
东西德统一之前。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德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显著的贸易顺差以及国民储蓄的增加；其也有着主要区别，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经济结构明显僵化，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德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则大大改善了经济结构僵化问题。
东西德统一时期。1990年东西德统一对德国的经济增长、外部平衡与公共财政都有着深远意义。统一后为了消除东西部收入差距开展的建设热潮，提高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外部盈余转向赤字。随后对赤字的调整为未来经常账户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工资增长放缓以及税收和支出措施相结合，抑制了德国经济减速，同时，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为基础的汇率在20世纪最后五年贬值了18%。
21世纪初期。经历了德国统一后的十年赤字，源于德国对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商品贸易盈余增加和强劲出口，21世纪初德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盈余，主要体现为私人储蓄投资余额的大幅变动；同时，主要得益于削减开支以及产出和股票价格的强劲增长，在危机发生前财政状况也开始好转。尽管如此，自2002年以来一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上。
次贷危机及危机之后。危机期间，经常账户和商品贸易盈余明显收窄。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一些贸易条件的恶化，预计到2016年盈余将进一步下降。净出口对真实GDP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的同时预计仍将保持积极作用。危机也对德国的公共财政造成了巨大冲击，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在2009年超过了GDP的3%界限，公共债务预计将在2011年达到80%以上。
失衡的根源
德国显著的外部失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竞争能力的提高、利基出口、低投资率以及国民储蓄增加。而对于公共债务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东西德统一花费的成本以及2000年上半年德国脆弱的经济。德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包括外部失衡和财政失衡两个方面。
外部失衡。危机发生之前，工人工资的温和增长以及专业化生产帮助德国抓住全球需求激增的有利时机，利基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时较低的投资和较高的国民储蓄使得经常账户盈余快速增长，私人储蓄投资平衡不断改善。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需求相对欧元区内的其他大国较弱，经济结构也相对僵化，工资和价格调整缓慢，这又促使欧元区域内的失衡。有关德国的低投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已经提出了几种解释，包括有关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低生产率增长（特别是在非贸易部门）以及融资缺口的不确定性等。
财政失衡。引起公共债务积累的因素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东西德统一引起债务跳跃性增长，而2000年上半年债务的增加则是政府改善脆弱的经济前景进行减税的结果。最后，2008年和2010年之间，金融部门支持下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了13个百分点。自行酌定的政策措施和周期性因素，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3.4%的财政刺激和自动稳定的财政机制，导致名义GDP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针对德国的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后果，可以从国家和全球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国家视角。德国外部盈余背后的作用因素并不主要反映市场失灵和政策引起的扭曲。德国国内温和的工资增长和强劲的对外出口是外部超额需求的结果，而外部经济对德国出口的需求是外生性因素，同时预期德国人口前景不利，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会一直存在。
从德国国内角度来看，有充分理由相信德国通过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外部冲击，同时德国国内的公共债务一直为公众所诟病，但德国国债和相关债务产品在欧元区内仍然是最安全的，财政空间有改善和帮助走出危机的能力。
全球视角。德国促进内需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德国财政的坚挺对维持欧元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德国在欧元区起着关键的“锚作用”，如果投资者对德国失去信心，将会影响整个欧元区的借贷成本。此外的一个事实就是，德国作为欧元区内最大的经济体，多年来已经违反稳定与增长协定（SGP）有关债务和赤字上限的规则。
失衡解决建议
一些因素会减缓德国经常账户盈余。首先德国财政改善收效甚微，必将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其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软，对德国的出口需求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低位，当然这种需求的减少会被新兴经济体需求增加所抵消；同时，新兴市场生产能力与技术提高也会威胁到德国的竞争能力；再次，德国的工资出现上涨势头，只是危机的发生抑制了这种势头。
德国实施的结构性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同时减少外部失衡。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政策的实施旨在刺激国内的投资和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最终在中期内实现国民福利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些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以刺激投资；进一步发展风险资本和私人股本市场以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重新调整德国银行为国内客户提供服务，帮助增加投资和消费；改善国内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刺激国内需求。
德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一系列可使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呈现下降路径的措施。
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及旨在促进投资的税收改革，可能会抵消加剧德国经济失衡的潜在因素。
英国
在过去的十年，英国关键的不平衡在于低存款。增长依靠于私有和公众的消费，这些消费由国内外借款提供资金。公众资产进入到没有政策空间的危机，而且现在处在一个较弱的状态。
在过热的住宅区市场旁边，家庭储蓄进入到不可持续的低水平。为应对全球低利率的背景，金融过度导致逐渐积累的不平衡和稳定性风险。由于危机，公共部门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在进行中，尤其是通过增加的存款。需维持预算固结的努力和加强财政框架。在家庭储蓄方面的反弹需要维持。
确保强有力和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再平衡——接近进出口与投资离开消费。对保护稳定性而言，强烈的金融改革也是关键的——对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英国这是一个关键性优先权。
背景
在之前的金融危机，英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期，大部分靠消费驱动。强有力的国内需求，部分强健的私人消费和财政扩张，导致持续增长，但是它正在恶化当前项目平衡。
与美国类似，英国国内存款急剧而持续的下降说明正在上升的活期存款账户赤字。
英国投入和产出相对低。
金融行业促进了英国的不平衡，这在上升的家庭借贷和消费方面是明显的。应对低利率，家庭资产负债表相应地呈现更多的负债，它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变得更加杠杆化。
与下降的家庭存款率相联系，增加的借贷、膨胀的税收收入伴随的是财产价格的抬高。当危机袭击时，公共债务上涨以前，财政进入了潜在的组织结构弱化和较少政策空间的危机。
失衡的根源
根据G20指示性准则的基础上，目前英国大规模的财政失衡是由于过低的私人储蓄和过高的公共债务。
究其根本，从外部因素方面来看，如鼓励借贷的全球低利率环境（与美国状况类似）；从国内方面来看，宽松的融资条件和贷款供应的不断提升，加剧了家庭负债，从而支持消费和降低储蓄。财政收支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经济基本结构上的弱点，尤其是其现有财政框架无法保持预算法案的有效实施。
英国较大的赤字和高的公众债务减少了政策空间，威胁挤出私有投资——这阻碍再平衡。考虑到大的公众债务负担，对低的家庭收入和高杠杆的回报可能再次产生正在扩大的不平衡或者金融稳定风险。
在全球金融中，英国起了主要作用，这样避免大的财政不平衡和确保稳定性对G20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平衡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失衡解决建议
在公众储蓄方面，可持续增长应该由附加的结构化改革所担保，这种改革阐述了长期的财政不平衡。只要潜在的通货膨胀在控制之中，货币政策应该适应一段时间。房屋政策改革目的应该是增加支付能力，目的是缓和极度的房屋价格波动（它正在影响家庭的存款和债务）。
对于金融行业政策而言，为了支持增长和阻碍不平衡和稳定风险的增强，在关键区域金融行业改革仍然需要。包括：应该加强和积极使用宏观谨慎的工具箱；为捍卫稳定性，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的继续建立对顺应震荡至关重要；为促进谨慎的放款，对监管框架的进一步加强仍需放在首位；在处理“太重要而不能失败”中取得的进步需要进一步前进以抑制过分地冒险。
法国
自欧元问世以来，法国的外部均衡已逐渐恶化，从之前的财政盈余到2000年下半年的温和赤字，宏观趋势负增长的背后反映了竞争力不足的日益恶化。由于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低下的效率，公共债务日益明显地成为危机的导火索，直接提高了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所需要的成本，其中包括金融部门的支持。
展望未来，法国亟须提高竞争力，以控制其经常项目逆差和减少公共债务，从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目前对于法国来说，实施一个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潜力的全面性战略已势在必行，包括通过加强刺激就业，提高其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力等具体措施。
背景
自欧元区成立伊始，法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已呈现出逐年恶化的趋势。在欧洲货币联盟（EMU）筹备过程中，法国借助欧洲货币统一化改革使其财政收支平衡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改善。但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后，其财政收支平衡从总体上被削弱了，并且这一弊端在近期的危机中进一步显著地恶化。
失衡的根源
G20指示性准则对法国的财政状况评估结论是：正在承受“温和”或“大规模”的外部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压力，需要对其财政状况做出更深层次的评估。法国目前令人堪忧的财政状况，主要是由于其国内财政和外部两方面失衡所造成的。
财政失衡。分析表明，法国过去十年糟糕的公共财政状况，反映了其财政结构的弊端以及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政府所承受巨大的财政支出负担。
外部失衡。出口竞争力的日益萎靡，加之庞大的内需，造成法国政府入不敷出，经常账户千疮百孔。出口竞争力疲软直接给法国国内市场价格与非价格因素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其丧失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从总体上看，法国经济的失衡会对其长期稳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究其根源，既有其本国国内的原因，也有跨国因素的影响。
国内方面。尽管眼下适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对法国并不构成风险，但从中长期来看赤字逐年升高，会对法国政府带来较大麻烦。此外，法国国内市场方面更多的忧虑是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升高。较为妥当的解决方式是进行财政整改，扩大外需以保持其增长速度以及强化竞争力。
国际方面。根据金融传染效应原则，由于法国的银行在欧元区外围经济体有着大额度的敞口，法国的金融动荡可能大规模向周边国家蔓延，造成负面跨国外部效应。
法国政府应该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失衡给予高度的重视，尤其是近期国内市场对其财政状况的担忧情绪，可能成为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失衡解决建议
进一步巩固政府财政稳定性是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从而将公共财政拉回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上，与此同时，应施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以增强其竞争力以及加快其经济增长速度。
维持财政稳定。法国政府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是制定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在对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未来前景乐观的假设前提下，深化稳固政府财政结构，从而稳步实现其宏观财政目标。改进财政法规内容，采用一个独立的，以宏观经济预测为基础的财政法规来巩固政府财政可信度。
此外，为确保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更深层次的改革也是必要的。优化现有法国银行系统管理，确保法国的银行有充足资本抵御和防范潜在的巨大的负面跨国外部效应，并有效积累储备紧急救助款项以应付金融突发动荡和危机。
增强竞争力。法国如果想从整体上增强竞争力，需要将其外部不平衡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为此法国需要推行产业结构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保持工资增长率，以提高其竞争力。其次，其产品市场改革战略应侧重于促进创新和创造更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其劳动力市场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以及重新吸收失业人口投入再就业。具体而言，需要增加青年和低技术工人以及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同时进行劳动和业务收入的税收改革，以改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
印度
尽管印度正处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财政失衡仍然严重。庞大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对政府支出施加强大压力的政治经济因素，税收制度薄弱，以及与市场压力关联不大的允许脆弱的财政均衡存在的财政制度。
与此同时，高增长和有利的人口统计造成私人储蓄激增。财政失衡的持续存在增加了印度宏观经济不稳定风险，并可能成为印度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障碍。定期有利抑制印度债务总额比例上升的经济增长和利率之差不可能持续下去。
因此，通过收入改革和改变支出规模和结构以及改善当前混乱的金融秩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保持经济增长，最终扭转印度财政失衡状况。
背景
1991年外部危机发生后印度实施了广泛的经济改革计划，促使经济持续增长。1991年公共财政状况的恶化和高石油价格冲击以及高度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印度国际收支失衡，随之包括财政、金融部门以及资本账户的改革，提高了印度经济增长潜力，2000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经济增长年均达到7%。
有利的经济增长和利率之差未减缓印度严重的财政失衡。次贷危机前得益于基本账户盈余和可观的经济增长与利率之差，财政赤字不断减少。虽然经济增长和利率之差的上升抑制了印度公共债务比例，但危机后政府支出和补贴费用增加，并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加上收入周期性减少，印度的财政赤字仍然是G20新兴经济体中最高的。
尽管印度私人储蓄长期增加，但公共储蓄的高消费和投资高需求使得印度保持了适度的外部赤字。私人部门投资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但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并不突出，为了削减政府赤字，公共部门投资剧减。私人储蓄的增加主要来自家庭，由于收入高增长和劳动力人口周期处于增长阶段，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在1991年至2009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24%。企业储蓄由于盈利能力提高而上升。印度私人储蓄在G20新兴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
印度经济失衡长期存在的风险较高。印度经济预计将保持强劲增长，政府宣布整顿财政，预计公共债务比例到2015年下降十个百分点达到61%这一当局目标。但由于社会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压力，以及财政刺激政策的惯性和税制改革计划的实施，印度经济失衡的风险仍然较高。
失衡的根源
G20已确定印度经历“温和”或“较大”的财政和私人储蓄失衡。从财政失衡和私人储蓄失衡两个方面研究印度经济失衡的原因。
财政失衡。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并未出现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应增加，反映出印度政府利用经济持续繁荣扩大财政空间以失败告终。首先，政府支出方面，需对大量贫民进行补贴以及应对联合政府和地方执政联盟政治压力下的财政支出安排，此外，社会救助效率低下和执法不力抑制了对贫困人群福利改善，同时，印度的联邦制税收和支出结构不能有力执行财政安排；其次，政府收入方面，主要问题是税务代码的过时和复杂、税基狭窄以及征管力度薄弱限制了税收收入，此外，税制改革的不完整导致20世纪90年代政府收入下降，同时，由于豁免和收入阶层范围的一成不变使得所得税收入停滞不前；最后，高的私人储蓄和资本管制以及金融机构购买政府债券的法定条款，为政府公共债务提供了稳定和成本相对较低的融资。
私人储蓄失衡。印度家庭储蓄激增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大幅上升。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40年处于上升趋势，经济高增长增加了居民收入和家庭储蓄；适龄劳动力的显著增长也有助于印度的高储蓄率；保险工具不足和信贷机会有限导致家庭储蓄不断积累；企业储蓄也对私人储蓄率的增长起了作用。
印度庞大的财政赤字将危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内经济增长目标实现，长期存在的财政问题造成金融部门的扭曲并抑制其发展。财政失衡将主要影响印度自身发展，而印度经济增长的崩溃将放缓全球经济，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将造成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动荡。从金融部门和经济增长以及宏观经济稳定两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印度经济失衡问题。
金融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部门对一些投资限制的持续存在将会严重影响印度经济发展潜力的实现。印度国内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和公积金部门）对惩罚性监管要求的担心，限制了金融深化和对急需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对外国购买本国债券设置上限，以及设置并未反映市场要求的存款利率，扭曲了印度的信贷市场和私人储蓄的分配，最终挤出了私人投资。印度对资本账户实施管制以降低汇率风险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做法，阻碍了本国企业进行海外融资。这些都将可能降低印度经济的潜在产出。
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巩固财政将有利于保持印度宏观经济稳定和扩大应对不确定性需求的政策空间，以及限制易受的外部冲击。首先，保持政府举债成本较低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与利率之差是不可持续的；其次，财政失衡限制了政府实施反周期经济政策的空间，提高了中期债务较高风险溢价的风险；最后，为了减轻经常账户压力，较高的国家投资和较低的私人储蓄须由规模较小的政府预算赤字来抵消。
失衡解决建议
印度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税收改革。由于有着基础广泛的消费税收入，到2015年一般政府赤字计划下降到5.5%的目标相对合理，关键问题是目标的实施。首先，全国性商品和服务税（GST）将简化税制并扩大税基，增加国家长期收入；其次，改革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代码；再次，通过使用并改善执法手段提高国家税收；最后，可以尝试诸如提高高收入阶层税收等一些严厉手段。
支出改革。首先，提高政府开支使用效率对于政策的可预见性和发展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其次，针对政府补贴进行的改革对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具有显著意义；最后，有计划增加社会支出的同时必须提高执行效率。
加强财政问责。2011-2012年度政府预算和政府债务报告（GDR）承诺提高财务透明度和加强印度中期政府预算框架。
改革金融部门。金融机构放松投资限制将为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确保一个更加有效的国内储蓄中介和加大金融部门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加强社会安全保险网建设。较高的私人储蓄反映了印度社会保险一定程度的缺乏，必须加强社会保险安全网建设；发展国家医疗保健行业将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抵消印度经济失衡的其他潜在因素。
美国经历了长期的外部失衡和财政失衡。2000年中期庞大的预算赤字在危机期间大幅增加，反映出美国脆弱的财政状况以及较低的国民储蓄，而较低的国民储蓄源于外部经济体对美国资产的强劲需求。展望未来，庞大的预算及经常账户赤字预计会持续下去，将加剧美国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
恢复稳健公共财政的政策包括限制支出增长和增加收入。对于维护经济稳定、防止过度信贷和杠杆化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不可持续的低国民储蓄，加强金融监管和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强劲的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需要改变危机前对私人消费的严重依赖，转向危机期间贡献越来越大的外部需求。
背景
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是近二十年美国经济的一贯特征。“双赤字”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几乎与财政预算和外部头寸同步恶化。但这种关系在90年代后期并不很显著，这一时期贸易赤字的扩大是在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景下，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股票投资的结果，与此同时，得益于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财政状况不断改善。
危机前美国经济失衡明显扩大。2000年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引起的双赤字导致美国经济陷入金融危机。首先，美国财政经历了从盈余到赤字的大幅转变；其次，美国的对外赤字由企业投资驱动变为消费和住房建设，伴随而来的是国民储蓄下降和经常账户赤字；再次，美国的宽松财政削弱了信贷标准并提高了杠杆率，加剧了资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高需求限制了美元贬值，支持了大量外部赤字的可持续性。
危机发生后美国外部失衡加剧，财政失衡急剧恶化。随着不确定因素对消费支出的挫伤，私人储蓄反弹的同时投资紧缩。经济急剧衰退之后源自自动稳定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开支和公共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失衡的根源
财政失衡。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反映出以下几个关键因素：（1）危机前赤字产生的结构性因素，危机发生前美国的财政状况就存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税收收入相对支出的结构性短缺以及2001年至2003年的减税政策直接减少了联邦财政收入；（2）危机本身对财政账户的传统影响，由于潜在产出相对于危机前向下位移，降低了工人增加收入的能力；其次，对受损金融体系的政策支持增加了公共债务；最后，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周期衰退阶段进一步使用货币刺激政策的范围非常有限，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约束了地方政府对房产税的依赖；（3）资金不足引发的福利义务，首先，人口老龄化问题引发公共支出增加的同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其次，美国当前的财政规则不足以对预算发挥太大作用；最后，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复杂性使得预算协议很难达成。
外部失衡。首先，大量的外部赤字反映出美国脆弱的财政平衡、较低的私人储蓄以及活跃的住宅投资，国内外因素又促使私人储蓄—投资失衡进一步加剧；其次，突出的国内因素（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失衡）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产生；再次，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包括储备需求、主要对外顺差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元的盯住以及高油价，在支持美国消费的同时降低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扩大了美国经常账户失衡。
针对美国经济失衡产生的后果，可以从国家和全球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国家视角。首先，近期有关美国两党达成提高公共债务上限的协议并没有打消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政治的两极化也对美国两党有关未来财政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同时债务积累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财政空间的下降都令美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次，美国外债增加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影响对美元的信心，即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投资持续下去，但随着美国对外头寸的持续恶化，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难以为继；再次，美国的低国民储蓄率、金融部门的再杠杆化以及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可能会引起新一轮金融稳定风险，并再次扰乱美国经济增长。
全球视角。首先，鉴于美国经济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中心作用，美国的所有问题都将在国际舞台中产生影响；其次，美国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将造成诸多问题，表现在庞大的公共债务对全球经济和投资的影响以及对美国主权债务市场投资信心的影响上；再次，财政失衡与外部风险二者相互关联，对美国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可能会削弱对美元的信心，而如果对美国资产的外部需求萎缩引发资本外流和资产价格下降，鉴于美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重大作用，将加剧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的动荡；最后，美国对外部失衡和财政赤字的重新调整，必将涉及到多个层面的变动，包括美国国内需求、顺差经济体的内部需求等。
失衡解决建议
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相结合的调整计划对美国经济重回可持续发展的轨迹是必需的，可供美国选择的政策也比较广泛。从政策的优先次序和相关因素分析如何解决美国的经济失衡问题。
可供选择的政策。首先，最初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撤出应从明年开始；在最近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两党有关具体的中期削减赤字计划的行动政策将更加灵活；福利改革对中央财政赤字的缩减至关重要；增加收入是巩固财政的一揽子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实施的“有利增长”的税收措施和鼓励私人储蓄，可进一步减少外部失衡；更强有力的预算规则有益于财政失衡的纠正；包括针对金融部门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政策实施将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其次，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善依赖于国民储蓄的上升和财政状况的调整和巩固；再次，有关金融部门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最后，G20集团有关的协调行动将有利于美国和全球对经济失衡的调整。
相关因素分析。首先，美国在恢复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为了同时减少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将需要三个基本支柱：税制改革和税收提高同步，削减关键领域开支，以及清晰有效的公共沟通。其次，通过实施积极地劳动力市场政策以降低高失业率。最后，金融部门地修复和改革有助于重建更有弹性的金融系统，进而支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日本
日本持续多年财政赤字，导致公共债务急剧增加。持续财政赤字反映了经济低增长，生产率的下降，劳动力萎缩和低投资以及人口老龄化和政策失误。与此同时，私人储蓄率仍然很高，使得日本保持持续的外部盈余。
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对国内的稳定构成风险，并通过外部头寸和主权债券市场的动荡，对全球经济构成风险。日本政府应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促进投资和潜在的增长，实施财政措施（通过权力改革和税收措施的组合），以减少贸易不平衡，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的资产市场的崩溃标志着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的起源。资产市场泡沫的破灭，私人需求下降，导致十多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出台财政刺激政策，以维持需求。尽管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策利率几乎为零，产量依然是反应迟钝，在1991-2001年平均每年增长1%。在2002-2007年增长略有改善，年平均增幅1.6%。而这次金融危机又造成产出的严重收缩。
低增长，通缩和巨额财政赤字对公共债务比率产生不利影响。在资产价格崩溃后，财政赤字不断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刺激经济需要，出台了财政刺激计划和减税措施；另一方面是周期性赤字显著扩大，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福利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不断扩大的赤字导致净负债占GDP比例，从1991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81%（总负债从67%至187%）。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变，净债务急剧增加，在2010年达到117%。
尽管公众的消费持续增长，日本的对外资产负债保持盈余超过二十年。国家投资的下降趋势主要由私营部门造成。在1990-2008年，私人资本投资/GDP从26%跌至18%。公共投资是一个重要的刺激措施。资产价格崩溃后，由于公共部门的大量开支，国家储蓄下降。而在1990-2004年之前，公共储蓄总值占GDP的份额从9%下降到3%。私人储蓄率变化不大。然而，私人储蓄率的组成，在这段时间内发生戏剧性的逆转。1991-2009年，家庭储蓄率占GDP的比例从10%下降到3%，反映人口老龄化和停滞不前的收入；而由于结构调整和有利的金融条件，企业储蓄率从13%激增至22%。
财政失衡仍将继续。金融危机和“3.11”地震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和灾后重建将导致大量财政支出，即使将结构赤字/GDP降低10%，2015年的净公共债务比率估计会达到156%。
失衡的根源
日本正在经历温和但较大的财政和私人储蓄失衡。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其持续的经济衰退和不利的人口数据。
财政失衡。日本大幅上升的财政赤字，从根本上反映了持续低增长。多年的低增长使得公共开支增加和税收低迷，延续了不良债务动态的恶性循环。低增长也造成政策实施的困难：日本已超过20年没有重大的税务改革。高私人储蓄，机构投资者对本国国债的严重依赖使财政失衡。
私人储蓄失衡。企业储蓄率从1981年的13%升至2009年的20%，而家庭储蓄率在此期间从GDP的10%下降到不到3%。企业储蓄上升，泡沫时期过度负债对企业有重组需求，并已由工资节制和长期的低利率促进。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收入的停滞。
日本庞大的财政失衡对国内稳定构成了风险，并引发全球的外部头寸和主权债券市场的风险。
国内来看，如果国债的收益率从目前的水平上升，日本国债可能很快变得难以为继。对公共资产负债表和私人资产负债表都会构成冲击。
多边视角来看，国债收益率突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撤出全球资本市场并破坏汇率的调整。日本的私人净国际投资很高，在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可能需要削减国外的投资，并会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同时，国债的收益率的上升对其他主权的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2008年以来的危机表明主权债务风险大为增加，日本国债收益率升高。分析表明，公共债务高的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最容易受到影响。
失衡解决建议
为了解决失衡，实现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日本需要采取促进增长的结构性的改革并促进财政健康发展。长期来看，这些改革应当有助于缩小产出缺口，结束通缩，促进投资实现国内需求的平衡。在短期而言，关键的是巩固财政，同时避免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促进增长的结构改革。中期来看，提高生产率和提高潜在增长是关键。政策应优先调整中小企业结构和降低主要服务行业市场的门槛，加强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在资金上支持中小企业；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更高的生产率本身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加强总需求。
其次，财政整顿。鉴于有限的范围内削减开支，财政调整主要依靠新的收入来源和限制支出增长。日本的非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为削减开支留下的余地不大。同时，税收是G20最低的，主要反映较低的消费和个人所得税收入。
在各项收入措施，提高消费税（增值税）是最有吸引力的。日本的消费税率为5%，在G20中最低。提高增值税有利财政，虽然将抑制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抵消。公共债务下降使得公众对经济信心增强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消费。
德国
过去十年，在公共债务居高不下的同时，德国经历了经常账户的巨额盈余。大量的外部盈余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全球性需求对德国出口的周期性增加与德国温和的工资增长增强了对外竞争的能力。
伴随着东西德统一后的经济繁荣以及人们不确定性上升引起的较高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德国私人投资下降带动了私人储蓄投资平衡的改善。而国内的高公共债务从根本上讲可以追溯到为了统一而付出的成本之上。在诸多状况发生的情况下，包括税收和金融部门在内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有助于促进德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减少外部盈余。
背景
对德国而言，外部盈余有着很长的历史，除了东西德统一的一段时期，其财政记录一直相对较好。但是，尽管德国享有审慎财政的良好声誉，其一般政府赤字也超过了稳定与增长协定（SGP）制定的3%的界限，一般政府债务同时也超过了60%的上限。
东西德统一之前。20世纪80年代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德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显著的贸易顺差以及国民储蓄的增加；其也有着主要区别，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经济结构明显僵化，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德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则大大改善了经济结构僵化问题。
东西德统一时期。1990年东西德统一对德国的经济增长、外部平衡与公共财政都有着深远意义。统一后为了消除东西部收入差距开展的建设热潮，提高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外部盈余转向赤字。随后对赤字的调整为未来经常账户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工资增长放缓以及税收和支出措施相结合，抑制了德国经济减速，同时，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为基础的汇率在20世纪最后五年贬值了18%。
21世纪初期。经历了德国统一后的十年赤字，源于德国对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商品贸易盈余增加和强劲出口，21世纪初德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盈余，主要体现为私人储蓄投资余额的大幅变动；同时，主要得益于削减开支以及产出和股票价格的强劲增长，在危机发生前财政状况也开始好转。尽管如此，自2002年以来一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上。
次贷危机及危机之后。危机期间，经常账户和商品贸易盈余明显收窄。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一些贸易条件的恶化，预计到2016年盈余将进一步下降。净出口对真实GDP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的同时预计仍将保持积极作用。危机也对德国的公共财政造成了巨大冲击，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在2009年超过了GDP的3%界限，公共债务预计将在2011年达到80%以上。
失衡的根源
德国显著的外部失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竞争能力的提高、利基出口、低投资率以及国民储蓄增加。而对于公共债务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东西德统一花费的成本以及2000年上半年德国脆弱的经济。德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包括外部失衡和财政失衡两个方面。
外部失衡。危机发生之前，工人工资的温和增长以及专业化生产帮助德国抓住全球需求激增的有利时机，利基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时较低的投资和较高的国民储蓄使得经常账户盈余快速增长，私人储蓄投资平衡不断改善。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需求相对欧元区内的其他大国较弱，经济结构也相对僵化，工资和价格调整缓慢，这又促使欧元区域内的失衡。有关德国的低投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已经提出了几种解释，包括有关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低生产率增长（特别是在非贸易部门）以及融资缺口的不确定性等。
财政失衡。引起公共债务积累的因素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东西德统一引起债务跳跃性增长，而2000年上半年债务的增加则是政府改善脆弱的经济前景进行减税的结果。最后，2008年和2010年之间，金融部门支持下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了13个百分点。自行酌定的政策措施和周期性因素，以及占国内生产总值3.4%的财政刺激和自动稳定的财政机制，导致名义GDP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针对德国的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后果，可以从国家和全球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国家视角。德国外部盈余背后的作用因素并不主要反映市场失灵和政策引起的扭曲。德国国内温和的工资增长和强劲的对外出口是外部超额需求的结果，而外部经济对德国出口的需求是外生性因素，同时预期德国人口前景不利，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会一直存在。
从德国国内角度来看，有充分理由相信德国通过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外部冲击，同时德国国内的公共债务一直为公众所诟病，但德国国债和相关债务产品在欧元区内仍然是最安全的，财政空间有改善和帮助走出危机的能力。
全球视角。德国促进内需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德国财政的坚挺对维持欧元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德国在欧元区起着关键的“锚作用”，如果投资者对德国失去信心，将会影响整个欧元区的借贷成本。此外的一个事实就是，德国作为欧元区内最大的经济体，多年来已经违反稳定与增长协定（SGP）有关债务和赤字上限的规则。
失衡解决建议
一些因素会减缓德国经常账户盈余。首先德国财政改善收效甚微，必将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其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软，对德国的出口需求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低位，当然这种需求的减少会被新兴经济体需求增加所抵消；同时，新兴市场生产能力与技术提高也会威胁到德国的竞争能力；再次，德国的工资出现上涨势头，只是危机的发生抑制了这种势头。
德国实施的结构性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同时减少外部失衡。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政策的实施旨在刺激国内的投资和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最终在中期内实现国民福利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这些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以刺激投资；进一步发展风险资本和私人股本市场以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重新调整德国银行为国内客户提供服务，帮助增加投资和消费；改善国内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刺激国内需求。
德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一系列可使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呈现下降路径的措施。
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及旨在促进投资的税收改革，可能会抵消加剧德国经济失衡的潜在因素。
英国
在过去的十年，英国关键的不平衡在于低存款。增长依靠于私有和公众的消费，这些消费由国内外借款提供资金。公众资产进入到没有政策空间的危机，而且现在处在一个较弱的状态。
在过热的住宅区市场旁边，家庭储蓄进入到不可持续的低水平。为应对全球低利率的背景，金融过度导致逐渐积累的不平衡和稳定性风险。由于危机，公共部门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在进行中，尤其是通过增加的存款。需维持预算固结的努力和加强财政框架。在家庭储蓄方面的反弹需要维持。
确保强有力和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再平衡——接近进出口与投资离开消费。对保护稳定性而言，强烈的金融改革也是关键的——对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英国这是一个关键性优先权。
背景
在之前的金融危机，英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期，大部分靠消费驱动。强有力的国内需求，部分强健的私人消费和财政扩张，导致持续增长，但是它正在恶化当前项目平衡。
与美国类似，英国国内存款急剧而持续的下降说明正在上升的活期存款账户赤字。
英国投入和产出相对低。
金融行业促进了英国的不平衡，这在上升的家庭借贷和消费方面是明显的。应对低利率，家庭资产负债表相应地呈现更多的负债，它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变得更加杠杆化。
与下降的家庭存款率相联系，增加的借贷、膨胀的税收收入伴随的是财产价格的抬高。当危机袭击时，公共债务上涨以前，财政进入了潜在的组织结构弱化和较少政策空间的危机。
失衡的根源
根据G20指示性准则的基础上，目前英国大规模的财政失衡是由于过低的私人储蓄和过高的公共债务。
究其根本，从外部因素方面来看，如鼓励借贷的全球低利率环境（与美国状况类似）；从国内方面来看，宽松的融资条件和贷款供应的不断提升，加剧了家庭负债，从而支持消费和降低储蓄。财政收支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经济基本结构上的弱点，尤其是其现有财政框架无法保持预算法案的有效实施。
英国较大的赤字和高的公众债务减少了政策空间，威胁挤出私有投资——这阻碍再平衡。考虑到大的公众债务负担，对低的家庭收入和高杠杆的回报可能再次产生正在扩大的不平衡或者金融稳定风险。
在全球金融中，英国起了主要作用，这样避免大的财政不平衡和确保稳定性对G20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平衡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失衡解决建议
在公众储蓄方面，可持续增长应该由附加的结构化改革所担保，这种改革阐述了长期的财政不平衡。只要潜在的通货膨胀在控制之中，货币政策应该适应一段时间。房屋政策改革目的应该是增加支付能力，目的是缓和极度的房屋价格波动（它正在影响家庭的存款和债务）。
对于金融行业政策而言，为了支持增长和阻碍不平衡和稳定风险的增强，在关键区域金融行业改革仍然需要。包括：应该加强和积极使用宏观谨慎的工具箱；为捍卫稳定性，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的继续建立对顺应震荡至关重要；为促进谨慎的放款，对监管框架的进一步加强仍需放在首位；在处理“太重要而不能失败”中取得的进步需要进一步前进以抑制过分地冒险。
法国
自欧元问世以来，法国的外部均衡已逐渐恶化，从之前的财政盈余到2000年下半年的温和赤字，宏观趋势负增长的背后反映了竞争力不足的日益恶化。由于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低下的效率，公共债务日益明显地成为危机的导火索，直接提高了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所需要的成本，其中包括金融部门的支持。
展望未来，法国亟须提高竞争力，以控制其经常项目逆差和减少公共债务，从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目前对于法国来说，实施一个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潜力的全面性战略已势在必行，包括通过加强刺激就业，提高其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力等具体措施。
背景
自欧元区成立伊始，法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已呈现出逐年恶化的趋势。在欧洲货币联盟（EMU）筹备过程中，法国借助欧洲货币统一化改革使其财政收支平衡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改善。但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后，其财政收支平衡从总体上被削弱了，并且这一弊端在近期的危机中进一步显著地恶化。
失衡的根源
G20指示性准则对法国的财政状况评估结论是：正在承受“温和”或“大规模”的外部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压力，需要对其财政状况做出更深层次的评估。法国目前令人堪忧的财政状况，主要是由于其国内财政和外部两方面失衡所造成的。
财政失衡。分析表明，法国过去十年糟糕的公共财政状况，反映了其财政结构的弊端以及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政府所承受巨大的财政支出负担。
外部失衡。出口竞争力的日益萎靡，加之庞大的内需，造成法国政府入不敷出，经常账户千疮百孔。出口竞争力疲软直接给法国国内市场价格与非价格因素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其丧失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从总体上看，法国经济的失衡会对其长期稳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究其根源，既有其本国国内的原因，也有跨国因素的影响。
国内方面。尽管眼下适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对法国并不构成风险，但从中长期来看赤字逐年升高，会对法国政府带来较大麻烦。此外，法国国内市场方面更多的忧虑是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债务的不断升高。较为妥当的解决方式是进行财政整改，扩大外需以保持其增长速度以及强化竞争力。
国际方面。根据金融传染效应原则，由于法国的银行在欧元区外围经济体有着大额度的敞口，法国的金融动荡可能大规模向周边国家蔓延，造成负面跨国外部效应。
法国政府应该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失衡给予高度的重视，尤其是近期国内市场对其财政状况的担忧情绪，可能成为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失衡解决建议
进一步巩固政府财政稳定性是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从而将公共财政拉回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上，与此同时，应施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以增强其竞争力以及加快其经济增长速度。
维持财政稳定。法国政府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是制定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在对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未来前景乐观的假设前提下，深化稳固政府财政结构，从而稳步实现其宏观财政目标。改进财政法规内容，采用一个独立的，以宏观经济预测为基础的财政法规来巩固政府财政可信度。
此外，为确保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更深层次的改革也是必要的。优化现有法国银行系统管理，确保法国的银行有充足资本抵御和防范潜在的巨大的负面跨国外部效应，并有效积累储备紧急救助款项以应付金融突发动荡和危机。
增强竞争力。法国如果想从整体上增强竞争力，需要将其外部不平衡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为此法国需要推行产业结构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保持工资增长率，以提高其竞争力。其次，其产品市场改革战略应侧重于促进创新和创造更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其劳动力市场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以及重新吸收失业人口投入再就业。具体而言，需要增加青年和低技术工人以及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同时进行劳动和业务收入的税收改革，以改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
印度
尽管印度正处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财政失衡仍然严重。庞大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对政府支出施加强大压力的政治经济因素，税收制度薄弱，以及与市场压力关联不大的允许脆弱的财政均衡存在的财政制度。
与此同时，高增长和有利的人口统计造成私人储蓄激增。财政失衡的持续存在增加了印度宏观经济不稳定风险，并可能成为印度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障碍。定期有利抑制印度债务总额比例上升的经济增长和利率之差不可能持续下去。
因此，通过收入改革和改变支出规模和结构以及改善当前混乱的金融秩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保持经济增长，最终扭转印度财政失衡状况。
背景
1991年外部危机发生后印度实施了广泛的经济改革计划，促使经济持续增长。1991年公共财政状况的恶化和高石油价格冲击以及高度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印度国际收支失衡，随之包括财政、金融部门以及资本账户的改革，提高了印度经济增长潜力，2000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经济增长年均达到7%。
有利的经济增长和利率之差未减缓印度严重的财政失衡。次贷危机前得益于基本账户盈余和可观的经济增长与利率之差，财政赤字不断减少。虽然经济增长和利率之差的上升抑制了印度公共债务比例，但危机后政府支出和补贴费用增加，并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加上收入周期性减少，印度的财政赤字仍然是G20新兴经济体中最高的。
尽管印度私人储蓄长期增加，但公共储蓄的高消费和投资高需求使得印度保持了适度的外部赤字。私人部门投资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但私人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并不突出，为了削减政府赤字，公共部门投资剧减。私人储蓄的增加主要来自家庭，由于收入高增长和劳动力人口周期处于增长阶段，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在1991年至2009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24%。企业储蓄由于盈利能力提高而上升。印度私人储蓄在G20新兴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
印度经济失衡长期存在的风险较高。印度经济预计将保持强劲增长，政府宣布整顿财政，预计公共债务比例到2015年下降十个百分点达到61%这一当局目标。但由于社会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压力，以及财政刺激政策的惯性和税制改革计划的实施，印度经济失衡的风险仍然较高。
失衡的根源
G20已确定印度经历“温和”或“较大”的财政和私人储蓄失衡。从财政失衡和私人储蓄失衡两个方面研究印度经济失衡的原因。
财政失衡。支出占GDP比重增加并未出现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应增加，反映出印度政府利用经济持续繁荣扩大财政空间以失败告终。首先，政府支出方面，需对大量贫民进行补贴以及应对联合政府和地方执政联盟政治压力下的财政支出安排，此外，社会救助效率低下和执法不力抑制了对贫困人群福利改善，同时，印度的联邦制税收和支出结构不能有力执行财政安排；其次，政府收入方面，主要问题是税务代码的过时和复杂、税基狭窄以及征管力度薄弱限制了税收收入，此外，税制改革的不完整导致20世纪90年代政府收入下降，同时，由于豁免和收入阶层范围的一成不变使得所得税收入停滞不前；最后，高的私人储蓄和资本管制以及金融机构购买政府债券的法定条款，为政府公共债务提供了稳定和成本相对较低的融资。
私人储蓄失衡。印度家庭储蓄激增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大幅上升。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40年处于上升趋势，经济高增长增加了居民收入和家庭储蓄；适龄劳动力的显著增长也有助于印度的高储蓄率；保险工具不足和信贷机会有限导致家庭储蓄不断积累；企业储蓄也对私人储蓄率的增长起了作用。
印度庞大的财政赤字将危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内经济增长目标实现，长期存在的财政问题造成金融部门的扭曲并抑制其发展。财政失衡将主要影响印度自身发展，而印度经济增长的崩溃将放缓全球经济，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将造成其他经济体的金融动荡。从金融部门和经济增长以及宏观经济稳定两个方面的影响研究印度经济失衡问题。
金融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部门对一些投资限制的持续存在将会严重影响印度经济发展潜力的实现。印度国内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和公积金部门）对惩罚性监管要求的担心，限制了金融深化和对急需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对外国购买本国债券设置上限，以及设置并未反映市场要求的存款利率，扭曲了印度的信贷市场和私人储蓄的分配，最终挤出了私人投资。印度对资本账户实施管制以降低汇率风险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做法，阻碍了本国企业进行海外融资。这些都将可能降低印度经济的潜在产出。
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巩固财政将有利于保持印度宏观经济稳定和扩大应对不确定性需求的政策空间，以及限制易受的外部冲击。首先，保持政府举债成本较低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与利率之差是不可持续的；其次，财政失衡限制了政府实施反周期经济政策的空间，提高了中期债务较高风险溢价的风险；最后，为了减轻经常账户压力，较高的国家投资和较低的私人储蓄须由规模较小的政府预算赤字来抵消。
失衡解决建议
印度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税收改革。由于有着基础广泛的消费税收入，到2015年一般政府赤字计划下降到5.5%的目标相对合理，关键问题是目标的实施。首先，全国性商品和服务税（GST）将简化税制并扩大税基，增加国家长期收入；其次，改革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代码；再次，通过使用并改善执法手段提高国家税收；最后，可以尝试诸如提高高收入阶层税收等一些严厉手段。
支出改革。首先，提高政府开支使用效率对于政策的可预见性和发展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其次，针对政府补贴进行的改革对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具有显著意义；最后，有计划增加社会支出的同时必须提高执行效率。
加强财政问责。2011-2012年度政府预算和政府债务报告（GDR）承诺提高财务透明度和加强印度中期政府预算框架。
改革金融部门。金融机构放松投资限制将为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确保一个更加有效的国内储蓄中介和加大金融部门改革，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加强社会安全保险网建设。较高的私人储蓄反映了印度社会保险一定程度的缺乏，必须加强社会保险安全网建设；发展国家医疗保健行业将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抵消印度经济失衡的其他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