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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就是人学，人类世代继承的信仰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永恒。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我们用冰箱、相机、电影延长物质、情感的寿命。而文学，这个月光宝盒，可以实现超越时间、空间的所有想象。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打败时间，消除空间？答案必将是文学。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成为文学研究中研究文本的途径之一。作品中体现的地方特色成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交汇之处；从文学创作来看，地方特色是作品的衣裳，“人靠衣装，马靠鞍”，地方文化为作品添了独特的韵味。关于作家与地域性写作这个话题，让人想起鲁镇、湘西、高密等这些文学地理。文学地理有助于读者解读文学作品，也是文学的地理研究热门的原因。桂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集地，东西是当地优秀的作家，他已走出對风土人情的书写，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精神广场。他的小说具备深刻的思想又附带当地的人文气息，是值得被研究的。结合作家东西几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且看游走在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他是怎样“走钢丝”的？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哎诶，只有山歌敬亲人啊敬亲人。”这是壮族歌仙刘三姐流传最为广泛的一句歌词，不仅体现壮族人民积极生活态度，进一步说，它还隐含了壮族人民清贫生活的事实。物质越贫乏的地方，精神就越发达。事实上，在广西，刘三姐不仅是山歌的象征，更代表着一种反抗财主、权贵的精神。根据史料记载，刘三姐是唐代广西宜山地区的才女，是壮族文化中的维纳斯、花木兰；她顽强、刚正地蔑视、反抗权贵，揭示了当地人民多年受剥削压迫的历史事实。
东西是广西河池市天峨县人，刘三姐故事背后的苦难生活无意识地保留在当地人心中，这是每一位对生活敏感的人都能感知的，更何况是作家。以人物的曲折生活为故事走向，用苦难叙事抵达精神高度，是东西小说创作的特点之一。他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一瞎一聋一哑，三人构成生活的铁三角。悲惨的人生遭遇让三个残疾人得以互补生活，三个人的生活能力加起来等于一个健全的人，这让他们拥有逃离世俗眼光的能力，在隔绝流言蜚语的河对岸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小说以第三代的性格变异作为结束，隐喻落后的乡村生活对人的残害。小说深刻反映农村的生活事实，提供了农村生活的批判视角，讽刺农村地区的语言暴力、粗俗行为对人的压迫，以及表达了一种逃离的诉求。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叙述了底层人物面对现实生活的不知所措和无可奈何。短篇《我们的父亲》中，作者通过寻找“父亲”的一系列情节，表明了乡下的“父亲”在城市面前的弱小、卑微。同样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私了》，意在表达夫妇失孤的悲惨事实。短篇《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也表达了女主人公青葵的悲惨遭遇。东西小说多为苦难叙事，一方面，桂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少的是土地，多的是自然景观和农民阶层的艰苦生活；另一方面，在古代，广西是边疆之地，柳宗元、黄庭坚等文士的谪居之所，诗意在山水之间也在失意之中。刘三姐——壮族“花木兰”背后的故事也表明了这个地区的人民多年饱受地主、权贵之群的剥削压迫。不幸生活处处有，困苦时刻不嫌多，东西作为作家——对生活敏感的人，苦难叙事是他作为当地作家的文学自觉，该地区的小人物、生活环境也是东西小说的土壤，是他笔下的纸张。
在文学地方性研究当中，语言是最能够反映作品地方性的，它或是故意为之，或是作者无意识。总之，语言是地方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广西河池，“手电”是“手电筒”的意思，但现在新一辈的人不会这么称呼，当我听及奶奶问我，“你看见我的手电没”，我暗暗笑她老派。但当我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读及“手电”一词，竟有一种鲜明、跳跃的美感；更奇妙的是，作者诗意地做了一行比喻——“她把手电摁亮，看见手电光像一根无限伸长的棍子，一头在她的手上，另一头搁在黑夜里。”作者将手电筒的光比作“棍子”不仅仅是深刻地描写漆黑的画面，更是隐喻下文蔡玉珍被掳走、羞辱时，“手电”作为救命的武器在黑夜中失去方向，在蔡玉珍的挣扎中“瞎了”。作者在此情境中用“手电”象征了哑巴蔡玉珍在茫茫黑夜中单薄的求救，最后“手电筒”的“瞎”也代表她挣扎的徒劳。东西在保留方言的同时，还附带一种隐喻，不仅用方言使得表达上出新意，还使得人物的动作和情境融合恰意。还有，“雪条”在当地是“雪糕”的意思，《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作者用“雪条”引出主角“青葵姐”吃雪条的样子，承接了上一段“我”在女主角的点拨之下赢得朗诵比赛，没能力请她下馆子，只能请她吃雪糕，方言的使用不止于此，还发展了“青葵姐”吃雪糕的细节描写，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同时引出母亲对“青葵姐”吃雪糕的评价，从“我”的独自欣赏扩及“母亲”的肯定；作者在谈及“美”时运用了双重视角，让人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对安娜出场时的细节处理；由此，“雪条”——这一“道具”不但使文章具有地方色彩，而且对人物有更深层次的刻画。还有没那么“功利”的方言使用，比如《私了》中，“命水”“没得讲”就是“命”“不能讲”的意思。《我们的父亲》“叔公”是当地对爷爷辈的人的称呼，作者在这里运用方言，让平淡的对话增了趣味，为小说添了地方色彩。除了方言的使用之外，东西作品中还有一些农村生活场景，东西作品中的乡村元素是作品的基调。《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在文章的开头提及王老炳与王家宽收割水稻的场景，以及描写王家宽爬上屋顶搭梁盖瓦等。《私了》中，“她抽了抽鼻子，扭过头去，揭开锅盖，饭还夹生，于是把刚才抽出来的那两根柴又塞进去，灶里多了一抹火光”，描写了这对失孤夫妇的生活，精巧的细节描写写实了生活的画面感。
地方性是文学作品的外衣，任何作家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体验。作家的童年经验和世界的启蒙是在故乡这个稳定世界中完成的，在当地的文化染缸中浸泡长大，作家本身就是该地文化的符号。现在，这个符号进行文学创作，这就必然有文化与文学的碰撞，碰撞出有内容、有指向的作品，而内容是文化的艺术，指向是文学的艺术。鲁迅、沈从文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尽管叙述不同地区的人和事，但是都指向了文学永恒话题——人性。作家都有两个世界，东西小说在内容上是桂西北地区的文化，指向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
人物、环境的选取都是为了主题服务的，东西认为“小说的目的就是唤醒沉睡的感情”，优秀小说家是文字的工匠，通过刻画、描写，引起心灵的震荡。在以上提及的作品中，触及人性的黑暗与柔软是东西小说的精神主题。《没有言语的生活》直面的是残疾人乡村生活的苦与累以及多数健全人的黑暗面。《我们的父亲》主题直射的是老年人的归处，“养儿防老”的育儿观念在现在已陷入囹圄。在当今，“有出息的孩子”逃离黄土地之后，空巢老人何处所归？这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东西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呈现了一种反思。文学这种沉默的艺术，承载的意蕴能够在脑海里兴风作浪。短篇《私了》则通过情绪的反转来达到一种恍然，给人挥之不去的情绪，淡淡的哀愁，与南方潮湿阴郁的天气十分相似。关于《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东西用美的破碎成全遗憾，呈现一种萦绕在旁的人性感伤。这些作品都是悲剧，在这些悲剧中，有一种被撕裂的美学。
东西小说还有一层潜结构——分离。世界的分离、亲人的分离，还有生死的分离等，作者多以“分离”表达观点，在界线之中烹煮情绪。《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小世界从大世界的析出，不仅是现实意义的地域分离，更是作者精神的逃离；在文末作者写道，“她一个劲儿地想我以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他们，但是我们没有”，这是作者隐秘的主题，即对污浊现实的逃离。在《私了》和《我们的父亲》中，作者描写亲子之间的分离，前者抵达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失孤的感伤，后者表现的是“老父亲”与儿女的分离。而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传递的是一个尤物的生和死对“我”的影响。这些题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家东西对“分离”的敏感，东西仿佛在夹缝中的种子，在城乡结合地带收拾灵感，界线之中生长隐秘、幽微的人性。更进一步说，在《我们的父亲》中，东西对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表现得比其他作品更为突出，讲述的是城里的儿子寻找进城的乡下父亲的故事，“我”在几个“出息”兄弟之间周旋了一番之后，发现“父亲”“生未见人，死未见尸”。小说前部分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玄乎的结尾方式让作品内部产生生化反应，思想性也浮出水面。亲子关系的分离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逃出黄土地那些人与乡村生活关系纠结，也代表了农耕社会父权的解体，作者在呈现人性的转变的同时，也给予社会反思，审视城市文明发展过程的价值观。东西作品中血缘关系的分离是一种共通的旋律，即使是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讲述邻居“青葵姐”的故事中，也提及了“我”与父母不得已的分离，作者将春雷这个人物的自述作为故事的内容。在唐山大地震中，“我”的全身扎满玻璃渣子，父母束手无策，为了能赶上所谓的救援飞机，“我”与父母被人群冲散，这当然为后来“我”依靠对青葵姐的“生”想象中活下来制造机会，但作者对这个情节细微、抒情地描写，渲染出超乎文本之外的情感，即对孩子与父母不得已分离的无意识感伤，与其他作品中的“分离”情绪同质。
“分离”的主题源于农村知识分子远离农耕到城市生活，这也是城市文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东西生活在桂西北這个喀斯特地貌地区，农耕文明在城市文明面前自惭形秽，“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改变命运”，这是当地人深信不疑的人生观念，但当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返乡之后呢？乡村已经不属于他们，知识分子变成乡村的“多余人”，而在城市中，他们能够生活，能够有自己的位置，实现作为生命个体本身的价值，因此城市变成他们的故乡，故乡是他乡。对于每个人来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归属感，“多余人”——农村知识分子逃离农村，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生活，“分离”变成作家的无意识，也是乡土文学创作主题的一种。东西作品的“分离”模式促进了他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桂西北部是多民族聚集地，神秘性成了各个文化保存下来的“秘密武器”。壮、苗、瑶、白裤瑶、毛南、等民族均有独特的故事、节日使之文化流传下来，壮族有对山歌、抛绣球，毛南族有傩戏，白裤瑶族有铜鼓等等。在这些民族背后，没有文字，口传故事就是文化的载体，鬼故事、英雄故事、爱情故事等。成就文学作品价值有很多因素，或故事，或人物，或细节，或主题，抑或是这些元素的融合。东西的作品胜在讲故事，他的作品结构干净，逻辑清晰，人物的出场排列有序。关于讲故事，他的小说不仅有故事逻辑、语言艺术的精巧，表达的主题也成就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东西讲故事就如同作山水画，线条简单，思想深刻，颇有“桂林山水”清新、悠远的意境。还有，东西小说有一种散文的气质——在文章末尾才“一剑封喉”。《我们的父亲》是“我”寻找乡下来的父亲，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历程，把读者带入一种“寻找”的情境，直到“我”才发现“父亲”是找不到的，把读者从现实生活中的寻找引入精神世界的寻找。《私了》中失孤夫妇的日常对话看起来琐屑，但在文末时才恍然失孤这一人性主题。东西善于让情绪在句号之处爆发，就像是希区柯克装在桌子底下的“定时炸弹”，他常在小说前半部分埋好“地雷”，在文章末尾让人出其不意，这很戏剧，也很“散文”。同样的，在《没有语言的生活》和《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也都在文末蕴漾情感、重新定义小说的价值。这样的安排不仅给读者焕然一新的感觉，还赋予小说质感。叙事节奏与南方地区的文学趣味十分契合，作品整体可给人隐隐约约的绕梁之音和怅然之感。东西说：
好的小说家应该能用自己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深切地打动人类心灵、唤醒沉睡的感情或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它能使感觉更加敏锐，帮助人们看见和欣赏人间奇迹。
他在文化环境和精神世界之间探索，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保持创作的平衡，用文化土壤培育的种子——文学信念创作属于人类的文学艺术。进一步思考，我们被上帝安排，出生在世界的一处空间。我们没有选择，被动地出生，被动地接受一种成长环境，每个人都无法剔除口音、饮食习惯这些长在骨子里的文化内涵，故乡是每个人认识世界的初体验，是原生世界，我们都没有选择地被一种文化影响着。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故乡”带入作品，了解作家的地域性写作就是了解作家本人，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正是因为有了地域的划分，才有多种文化，有多样的文学世界。这是文学的荣幸，也是时代的荣幸。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作家与地域的关系成为文学研究中研究文本的途径之一。作品中体现的地方特色成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交汇之处；从文学创作来看，地方特色是作品的衣裳，“人靠衣装，马靠鞍”，地方文化为作品添了独特的韵味。关于作家与地域性写作这个话题，让人想起鲁镇、湘西、高密等这些文学地理。文学地理有助于读者解读文学作品，也是文学的地理研究热门的原因。桂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集地，东西是当地优秀的作家，他已走出對风土人情的书写，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精神广场。他的小说具备深刻的思想又附带当地的人文气息，是值得被研究的。结合作家东西几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且看游走在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他是怎样“走钢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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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哎诶，只有山歌敬亲人啊敬亲人。”这是壮族歌仙刘三姐流传最为广泛的一句歌词，不仅体现壮族人民积极生活态度，进一步说，它还隐含了壮族人民清贫生活的事实。物质越贫乏的地方，精神就越发达。事实上，在广西，刘三姐不仅是山歌的象征，更代表着一种反抗财主、权贵的精神。根据史料记载，刘三姐是唐代广西宜山地区的才女，是壮族文化中的维纳斯、花木兰；她顽强、刚正地蔑视、反抗权贵，揭示了当地人民多年受剥削压迫的历史事实。
东西是广西河池市天峨县人，刘三姐故事背后的苦难生活无意识地保留在当地人心中，这是每一位对生活敏感的人都能感知的，更何况是作家。以人物的曲折生活为故事走向，用苦难叙事抵达精神高度，是东西小说创作的特点之一。他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一瞎一聋一哑，三人构成生活的铁三角。悲惨的人生遭遇让三个残疾人得以互补生活，三个人的生活能力加起来等于一个健全的人，这让他们拥有逃离世俗眼光的能力，在隔绝流言蜚语的河对岸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小说以第三代的性格变异作为结束，隐喻落后的乡村生活对人的残害。小说深刻反映农村的生活事实，提供了农村生活的批判视角，讽刺农村地区的语言暴力、粗俗行为对人的压迫，以及表达了一种逃离的诉求。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叙述了底层人物面对现实生活的不知所措和无可奈何。短篇《我们的父亲》中，作者通过寻找“父亲”的一系列情节，表明了乡下的“父亲”在城市面前的弱小、卑微。同样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私了》，意在表达夫妇失孤的悲惨事实。短篇《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也表达了女主人公青葵的悲惨遭遇。东西小说多为苦难叙事，一方面，桂西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少的是土地，多的是自然景观和农民阶层的艰苦生活；另一方面，在古代，广西是边疆之地，柳宗元、黄庭坚等文士的谪居之所，诗意在山水之间也在失意之中。刘三姐——壮族“花木兰”背后的故事也表明了这个地区的人民多年饱受地主、权贵之群的剥削压迫。不幸生活处处有，困苦时刻不嫌多，东西作为作家——对生活敏感的人，苦难叙事是他作为当地作家的文学自觉，该地区的小人物、生活环境也是东西小说的土壤，是他笔下的纸张。
在文学地方性研究当中，语言是最能够反映作品地方性的，它或是故意为之，或是作者无意识。总之，语言是地方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广西河池，“手电”是“手电筒”的意思，但现在新一辈的人不会这么称呼，当我听及奶奶问我，“你看见我的手电没”，我暗暗笑她老派。但当我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读及“手电”一词，竟有一种鲜明、跳跃的美感；更奇妙的是，作者诗意地做了一行比喻——“她把手电摁亮，看见手电光像一根无限伸长的棍子，一头在她的手上，另一头搁在黑夜里。”作者将手电筒的光比作“棍子”不仅仅是深刻地描写漆黑的画面，更是隐喻下文蔡玉珍被掳走、羞辱时，“手电”作为救命的武器在黑夜中失去方向，在蔡玉珍的挣扎中“瞎了”。作者在此情境中用“手电”象征了哑巴蔡玉珍在茫茫黑夜中单薄的求救，最后“手电筒”的“瞎”也代表她挣扎的徒劳。东西在保留方言的同时，还附带一种隐喻，不仅用方言使得表达上出新意，还使得人物的动作和情境融合恰意。还有，“雪条”在当地是“雪糕”的意思，《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作者用“雪条”引出主角“青葵姐”吃雪条的样子，承接了上一段“我”在女主角的点拨之下赢得朗诵比赛，没能力请她下馆子，只能请她吃雪糕，方言的使用不止于此，还发展了“青葵姐”吃雪糕的细节描写，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同时引出母亲对“青葵姐”吃雪糕的评价，从“我”的独自欣赏扩及“母亲”的肯定；作者在谈及“美”时运用了双重视角，让人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对安娜出场时的细节处理；由此，“雪条”——这一“道具”不但使文章具有地方色彩，而且对人物有更深层次的刻画。还有没那么“功利”的方言使用，比如《私了》中，“命水”“没得讲”就是“命”“不能讲”的意思。《我们的父亲》“叔公”是当地对爷爷辈的人的称呼，作者在这里运用方言，让平淡的对话增了趣味，为小说添了地方色彩。除了方言的使用之外，东西作品中还有一些农村生活场景，东西作品中的乡村元素是作品的基调。《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在文章的开头提及王老炳与王家宽收割水稻的场景，以及描写王家宽爬上屋顶搭梁盖瓦等。《私了》中，“她抽了抽鼻子，扭过头去，揭开锅盖，饭还夹生，于是把刚才抽出来的那两根柴又塞进去，灶里多了一抹火光”，描写了这对失孤夫妇的生活，精巧的细节描写写实了生活的画面感。
地方性是文学作品的外衣，任何作家都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体验。作家的童年经验和世界的启蒙是在故乡这个稳定世界中完成的，在当地的文化染缸中浸泡长大，作家本身就是该地文化的符号。现在，这个符号进行文学创作，这就必然有文化与文学的碰撞，碰撞出有内容、有指向的作品，而内容是文化的艺术，指向是文学的艺术。鲁迅、沈从文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尽管叙述不同地区的人和事，但是都指向了文学永恒话题——人性。作家都有两个世界，东西小说在内容上是桂西北地区的文化，指向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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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环境的选取都是为了主题服务的，东西认为“小说的目的就是唤醒沉睡的感情”，优秀小说家是文字的工匠，通过刻画、描写，引起心灵的震荡。在以上提及的作品中，触及人性的黑暗与柔软是东西小说的精神主题。《没有言语的生活》直面的是残疾人乡村生活的苦与累以及多数健全人的黑暗面。《我们的父亲》主题直射的是老年人的归处，“养儿防老”的育儿观念在现在已陷入囹圄。在当今，“有出息的孩子”逃离黄土地之后，空巢老人何处所归？这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东西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呈现了一种反思。文学这种沉默的艺术，承载的意蕴能够在脑海里兴风作浪。短篇《私了》则通过情绪的反转来达到一种恍然，给人挥之不去的情绪，淡淡的哀愁，与南方潮湿阴郁的天气十分相似。关于《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东西用美的破碎成全遗憾，呈现一种萦绕在旁的人性感伤。这些作品都是悲剧，在这些悲剧中，有一种被撕裂的美学。
东西小说还有一层潜结构——分离。世界的分离、亲人的分离，还有生死的分离等，作者多以“分离”表达观点，在界线之中烹煮情绪。《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小世界从大世界的析出，不仅是现实意义的地域分离，更是作者精神的逃离；在文末作者写道，“她一个劲儿地想我以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他们，但是我们没有”，这是作者隐秘的主题，即对污浊现实的逃离。在《私了》和《我们的父亲》中，作者描写亲子之间的分离，前者抵达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失孤的感伤，后者表现的是“老父亲”与儿女的分离。而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中，传递的是一个尤物的生和死对“我”的影响。这些题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家东西对“分离”的敏感，东西仿佛在夹缝中的种子，在城乡结合地带收拾灵感，界线之中生长隐秘、幽微的人性。更进一步说，在《我们的父亲》中，东西对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表现得比其他作品更为突出，讲述的是城里的儿子寻找进城的乡下父亲的故事，“我”在几个“出息”兄弟之间周旋了一番之后，发现“父亲”“生未见人，死未见尸”。小说前部分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玄乎的结尾方式让作品内部产生生化反应，思想性也浮出水面。亲子关系的分离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逃出黄土地那些人与乡村生活关系纠结，也代表了农耕社会父权的解体，作者在呈现人性的转变的同时，也给予社会反思，审视城市文明发展过程的价值观。东西作品中血缘关系的分离是一种共通的旋律，即使是在《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讲述邻居“青葵姐”的故事中，也提及了“我”与父母不得已的分离，作者将春雷这个人物的自述作为故事的内容。在唐山大地震中，“我”的全身扎满玻璃渣子，父母束手无策，为了能赶上所谓的救援飞机，“我”与父母被人群冲散，这当然为后来“我”依靠对青葵姐的“生”想象中活下来制造机会，但作者对这个情节细微、抒情地描写，渲染出超乎文本之外的情感，即对孩子与父母不得已分离的无意识感伤，与其他作品中的“分离”情绪同质。
“分离”的主题源于农村知识分子远离农耕到城市生活，这也是城市文学兴起的原因之一。东西生活在桂西北這个喀斯特地貌地区，农耕文明在城市文明面前自惭形秽，“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改变命运”，这是当地人深信不疑的人生观念，但当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返乡之后呢？乡村已经不属于他们，知识分子变成乡村的“多余人”，而在城市中，他们能够生活，能够有自己的位置，实现作为生命个体本身的价值，因此城市变成他们的故乡，故乡是他乡。对于每个人来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归属感，“多余人”——农村知识分子逃离农村，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生活，“分离”变成作家的无意识，也是乡土文学创作主题的一种。东西作品的“分离”模式促进了他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桂西北部是多民族聚集地，神秘性成了各个文化保存下来的“秘密武器”。壮、苗、瑶、白裤瑶、毛南、等民族均有独特的故事、节日使之文化流传下来，壮族有对山歌、抛绣球，毛南族有傩戏，白裤瑶族有铜鼓等等。在这些民族背后，没有文字，口传故事就是文化的载体，鬼故事、英雄故事、爱情故事等。成就文学作品价值有很多因素，或故事，或人物，或细节，或主题，抑或是这些元素的融合。东西的作品胜在讲故事，他的作品结构干净，逻辑清晰，人物的出场排列有序。关于讲故事，他的小说不仅有故事逻辑、语言艺术的精巧，表达的主题也成就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东西讲故事就如同作山水画，线条简单，思想深刻，颇有“桂林山水”清新、悠远的意境。还有，东西小说有一种散文的气质——在文章末尾才“一剑封喉”。《我们的父亲》是“我”寻找乡下来的父亲，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历程，把读者带入一种“寻找”的情境，直到“我”才发现“父亲”是找不到的，把读者从现实生活中的寻找引入精神世界的寻找。《私了》中失孤夫妇的日常对话看起来琐屑，但在文末时才恍然失孤这一人性主题。东西善于让情绪在句号之处爆发，就像是希区柯克装在桌子底下的“定时炸弹”，他常在小说前半部分埋好“地雷”，在文章末尾让人出其不意，这很戏剧，也很“散文”。同样的，在《没有语言的生活》和《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也都在文末蕴漾情感、重新定义小说的价值。这样的安排不仅给读者焕然一新的感觉，还赋予小说质感。叙事节奏与南方地区的文学趣味十分契合，作品整体可给人隐隐约约的绕梁之音和怅然之感。东西说：
好的小说家应该能用自己富有想象力的作品深切地打动人类心灵、唤醒沉睡的感情或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它能使感觉更加敏锐，帮助人们看见和欣赏人间奇迹。
他在文化环境和精神世界之间探索，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保持创作的平衡，用文化土壤培育的种子——文学信念创作属于人类的文学艺术。进一步思考，我们被上帝安排，出生在世界的一处空间。我们没有选择，被动地出生，被动地接受一种成长环境，每个人都无法剔除口音、饮食习惯这些长在骨子里的文化内涵，故乡是每个人认识世界的初体验，是原生世界，我们都没有选择地被一种文化影响着。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故乡”带入作品，了解作家的地域性写作就是了解作家本人，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正是因为有了地域的划分，才有多种文化，有多样的文学世界。这是文学的荣幸，也是时代的荣幸。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