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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一生仕途经历了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自宪宗元和十年（815）开始，屡次被贬外放，仕途蹭蹬，但是他能忠于职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为当地百姓造福。白居易自幼体弱多病，却不仅成为一代诗文大家，也是唐代不多见的长寿诗人。这与他长期保持闲适的生活情致与智慧不无关系。他的这种生活智慧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诗歌是我国古代主要的文学表达形式，自《诗经》开始，经过历代的传承发展，到唐代更是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白居易十分重视诗歌的地位和作用，他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书信中推重《诗经》为人文之首：“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因为诗歌由情、言、声、义组成，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诗歌的作用，不仅在于上可以“补察时政”，还在于下可以“泄导人情”。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就赞美友人张籍的古乐府诗“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在白居易看来，个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之情，皆可通过作诗或者读诗两种活动得到疏泄。
白居易酷爱作诗，他在《闲吟》中称自己为“诗魔”：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
其《山中独吟》又称自己有诗癖：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
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他之所以钟情于作诗，是因为诗歌能够给他带来精神的愉悦。他在《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中对朋友萧侍御谈论作诗的体会时说：
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
此意非夫子，余人多不知。
每当看到胜地佳境，或者遇到好友亲故，吟作诗歌会让白居易更加心旷神怡：
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
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
（《山中独吟》）
诗歌之于白居易如此的重要，作诗吟诗遂成为他生活的日常活动，以至于他“新篇日日成”，“旧句时时改”（《诗解》）。作诗不仅可以助推欢愉的积极情绪，也能纾解苦闷的消极情绪。诗人们对此颇有同感，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杜甫就曾总结他的生活说“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因此白居易十分理解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的诗歌创作过程，他的《读謝灵运诗》说：
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
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
他认为谢灵运山水诗的产生就是因其廓落之才不为世用，胸中的郁结之情需要一个发泄之处，因而疏泄为诗，遂成就了其山水诗的逸韵奇趣。当然，我们不可能人人都会作诗而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吟诵他人的诗作来获得精神的愉悦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因此，读诗对个体情绪的调节也是大有助益的。白居易就很擅长此道，他曾于元稹左迁江陵时，特意写作新诗一轴，送给元稹用于旅途之上吟读，希望这些新诗能够帮助元稹“且以遣日时，消忧懑，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和答诗十首序》）同样，他在人生遭遇苦闷之时，也曾得到好友刘禹锡寄诗给予的安慰。当他痛失幼子崔儿时，刘禹锡“以诗相安”，白居易因作《府斋感怀，酬梦得》说道：“劳寄新诗远安慰，不闻枯树再生枝”，感谢刘禹锡的诗作可以慰己之怀。白居易就是这样沉醉于作诗与吟诗之中，“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与元九书》）从而成就了自己诗意的闲适人生。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与其他物类一样同属于大自然的一分子，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成为君子比德说的滥觞。因此，古代士人多喜欢从自然外物中寻求与自我人格或情感气质可以沟通的对象，寄情或移情于此。如屈原笔下频繁出现的各种香草，陶渊明东篱采菊的寄托等。
白居易的诗中也常可见到大自然的树木花草，如松树、竹子、桂花、桃花、蔷薇、梅花、莲花等，这些自然外物都是他品格的化身，是他颐养情志，抒懑解忧的重要载体。相比较这些自然外物，白居易更加偏爱松树一些。松树禀承自然之钟气，因为其常绿的本性而成为众木之杰。《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认为，松柏禀质坚劲，隆冬不凋，而世间能接受自然之正气的事物很少，下首受命于地的只有松柏。《荀子·大略》则将君子与松柏并列：
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
可见松树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的本性，与君子坚贞不移的高尚节操和坚韧不拔的品格有着本质的相似。
白居易喜欢在官署周边栽植松树：
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
（《春葺新居》）
他把松树当成自己的知交，对其充满了深情。
《寄题盩厔厅前双松》（题下自注：两松自仙游山移植县厅）写道：
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归家不自适，无计慰心神。
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乘春日一往，生意渐欣欣。
清韵度秋在，绿茸随日新。始怜涧底色，不忆城中春。
有时昼掩关，双影对一身；尽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
忽奉宣室诏，征为文苑臣；闲来一惆怅，恰似别交亲。
早知烟翠前，攀玩不逡巡；悔从白云里，移尔落嚣尘！
盩厔县厅前的这两棵松树是白居易从仙游山移植而来的，他精心养护，将其视为自己的知心嘉宾，在他心情不适或寂寞时，两棵无语的松树就是能安慰他心神的意中人。正是因为对松有如此深情的精神寄托，在他调任要离开盩厔县时，对这两棵松树才有如同别离亲人般难以割舍的情怀。
他把自己住处称为“松斋”，有《松斋自题》《松斋偶兴》等诗作，前一首写道： 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
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
可见对可以容膝安居的松斋感到十分满足。因为爱松，他不顾别人的讥笑选择庭院有松的住处移居：堂下何所有？十松当我阶。乱立无行次，高下亦不齐。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
…… ……
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去年买此宅，多为人所咍。
一家二十口，移转就松来。移来有何得？但得烦襟开。
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
（《庭松》）
白居易不仅认为松树四时各有其佳趣，更重要的是他将松树视为自己的“益友”，可以为他开解烦襟。
他还有《栽松二首》也对松树表现得一往情深，其一曰：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
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
其二曰：
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
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
知君死则已，不死会凌云！
白居易一再表达自己爱松的情感，从亲手种植，到“爱君”“怜君”“知君”的朝朝相见，可见白居易对松的痴情。将人的情感与精神外移于自然山水草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或消解负面情感，白居易借助松树来“慰心神”的日常习惯，是他能够处闲的生活智慧表现。
白居易奉行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人生哲学，不论穷达，其进退出处都无往而不自得。他对元稹说：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与元九书》）
白居易的这种进退自得，源于他时刻能保持一种识分知足的心态。他所谓的知足，主要侧重于物质方面的欲望满足。其中包括个体的禄位、年寿以及细微的日常饮食起居条件等。
白居易曾作《知足吟》：
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
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
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
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
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
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
吟君未贫作，同歌知足曲。
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
这是白居易唱和崔玄亮《未贫作》所写的一首诗，从日常生活“仓中有余粟”“箱中有余服”的衣食所需，到“官闲”且“身泰”的俸禄，白居易认为自己的所得已经十分丰足了。
知足，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标准之上的，尤其是对物质欲望的标准。可以想见，这个标准越低，人就越容易满足。白居易对物质的需求标准并不高，他在《寄张十八》诗中说：
饥止一簟食，渴止一壶浆；
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
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
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
一簟食、一壶浆、一匹马、一张床，这就是白居易饮食住行的日常标准。况且他的实际所得已远超此一标准，他拥有“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池上篇》），虽然地处有些偏僻，但是“足以容膝，足以息肩”（同上）。
识分知足在白居易来说是一种常然心态，他认为对物质财富的拥有应当“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池上篇》），鸟择木而栖，只求巢安，蛙只居浅井，不懂得大海的宽阔。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白居易时常表达他的知足之情，如他向朋友表白自己年龄四十多，官阶已五品的满足：
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
况兹知足外，别有所安焉。
（《贈杓直》）
在官署夜值时反思自己的现状他也感到很满足：
量力私自省，所得已非少。
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
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
（《西掖早秋直夜书意》）
白居易深深懂得身心的辩证关系：
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
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
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风雪中作》）
心若知足，身自安止，可见一个人的知足之心决定了其身之自由自在的状态。
当然，白居易是一个十分懂得享受生活的士人，他的闲适生活智慧，不仅仅限于上述的闲吟诗赋、寄情外物，浅酌、弄琴、品茗、禅坐等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内容，这些活动，都可成为他“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食饱》）的消遣方式，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他识分知足的心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吟四虽》）的心态，才是白居易能够保持一份闲适生活情趣的根本。据此根基，他才能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拥有一份闲适保和的快意人生。
（作者系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以诗畅情
诗歌是我国古代主要的文学表达形式，自《诗经》开始，经过历代的传承发展，到唐代更是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白居易十分重视诗歌的地位和作用，他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书信中推重《诗经》为人文之首：“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因为诗歌由情、言、声、义组成，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诗歌的作用，不仅在于上可以“补察时政”，还在于下可以“泄导人情”。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就赞美友人张籍的古乐府诗“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在白居易看来，个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之情，皆可通过作诗或者读诗两种活动得到疏泄。
白居易酷爱作诗，他在《闲吟》中称自己为“诗魔”：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
其《山中独吟》又称自己有诗癖：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
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他之所以钟情于作诗，是因为诗歌能够给他带来精神的愉悦。他在《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中对朋友萧侍御谈论作诗的体会时说：
情性聊自适，吟咏偶成诗。
此意非夫子，余人多不知。
每当看到胜地佳境，或者遇到好友亲故，吟作诗歌会让白居易更加心旷神怡：
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
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
（《山中独吟》）
诗歌之于白居易如此的重要，作诗吟诗遂成为他生活的日常活动，以至于他“新篇日日成”，“旧句时时改”（《诗解》）。作诗不仅可以助推欢愉的积极情绪，也能纾解苦闷的消极情绪。诗人们对此颇有同感，盛唐时期著名诗人杜甫就曾总结他的生活说“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因此白居易十分理解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的诗歌创作过程，他的《读謝灵运诗》说：
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
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
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
他认为谢灵运山水诗的产生就是因其廓落之才不为世用，胸中的郁结之情需要一个发泄之处，因而疏泄为诗，遂成就了其山水诗的逸韵奇趣。当然，我们不可能人人都会作诗而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吟诵他人的诗作来获得精神的愉悦或者是情绪的宣泄。因此，读诗对个体情绪的调节也是大有助益的。白居易就很擅长此道，他曾于元稹左迁江陵时，特意写作新诗一轴，送给元稹用于旅途之上吟读，希望这些新诗能够帮助元稹“且以遣日时，消忧懑，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和答诗十首序》）同样，他在人生遭遇苦闷之时，也曾得到好友刘禹锡寄诗给予的安慰。当他痛失幼子崔儿时，刘禹锡“以诗相安”，白居易因作《府斋感怀，酬梦得》说道：“劳寄新诗远安慰，不闻枯树再生枝”，感谢刘禹锡的诗作可以慰己之怀。白居易就是这样沉醉于作诗与吟诗之中，“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与元九书》）从而成就了自己诗意的闲适人生。
寄情外物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与其他物类一样同属于大自然的一分子，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成为君子比德说的滥觞。因此，古代士人多喜欢从自然外物中寻求与自我人格或情感气质可以沟通的对象，寄情或移情于此。如屈原笔下频繁出现的各种香草，陶渊明东篱采菊的寄托等。
白居易的诗中也常可见到大自然的树木花草，如松树、竹子、桂花、桃花、蔷薇、梅花、莲花等，这些自然外物都是他品格的化身，是他颐养情志，抒懑解忧的重要载体。相比较这些自然外物，白居易更加偏爱松树一些。松树禀承自然之钟气，因为其常绿的本性而成为众木之杰。《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认为，松柏禀质坚劲，隆冬不凋，而世间能接受自然之正气的事物很少，下首受命于地的只有松柏。《荀子·大略》则将君子与松柏并列：
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
可见松树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的本性，与君子坚贞不移的高尚节操和坚韧不拔的品格有着本质的相似。
白居易喜欢在官署周边栽植松树：
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
（《春葺新居》）
他把松树当成自己的知交，对其充满了深情。
《寄题盩厔厅前双松》（题下自注：两松自仙游山移植县厅）写道：
忆昨为吏日，折腰多苦辛。归家不自适，无计慰心神。
手栽两树松，聊以当嘉宾。乘春日一往，生意渐欣欣。
清韵度秋在，绿茸随日新。始怜涧底色，不忆城中春。
有时昼掩关，双影对一身；尽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
忽奉宣室诏，征为文苑臣；闲来一惆怅，恰似别交亲。
早知烟翠前，攀玩不逡巡；悔从白云里，移尔落嚣尘！
盩厔县厅前的这两棵松树是白居易从仙游山移植而来的，他精心养护，将其视为自己的知心嘉宾，在他心情不适或寂寞时，两棵无语的松树就是能安慰他心神的意中人。正是因为对松有如此深情的精神寄托，在他调任要离开盩厔县时，对这两棵松树才有如同别离亲人般难以割舍的情怀。
他把自己住处称为“松斋”，有《松斋自题》《松斋偶兴》等诗作，前一首写道： 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非贱亦非贵，朝登一命初。
才小分易足，心宽体长舒。充肠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况此松斋下，一琴数帙书。书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娱。
可见对可以容膝安居的松斋感到十分满足。因为爱松，他不顾别人的讥笑选择庭院有松的住处移居：堂下何所有？十松当我阶。乱立无行次，高下亦不齐。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
…… ……
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去年买此宅，多为人所咍。
一家二十口，移转就松来。移来有何得？但得烦襟开。
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
（《庭松》）
白居易不仅认为松树四时各有其佳趣，更重要的是他将松树视为自己的“益友”，可以为他开解烦襟。
他还有《栽松二首》也对松树表现得一往情深，其一曰：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
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
其二曰：
爱君抱晚节，怜君含直文。
欲得朝朝见，阶前故种君。
知君死则已，不死会凌云！
白居易一再表达自己爱松的情感，从亲手种植，到“爱君”“怜君”“知君”的朝朝相见，可见白居易对松的痴情。将人的情感与精神外移于自然山水草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或消解负面情感，白居易借助松树来“慰心神”的日常习惯，是他能够处闲的生活智慧表现。
知足随时
白居易奉行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人生哲学，不论穷达，其进退出处都无往而不自得。他对元稹说：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与元九书》）
白居易的这种进退自得，源于他时刻能保持一种识分知足的心态。他所谓的知足，主要侧重于物质方面的欲望满足。其中包括个体的禄位、年寿以及细微的日常饮食起居条件等。
白居易曾作《知足吟》：
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
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
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
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
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
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
吟君未贫作，同歌知足曲。
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
这是白居易唱和崔玄亮《未贫作》所写的一首诗，从日常生活“仓中有余粟”“箱中有余服”的衣食所需，到“官闲”且“身泰”的俸禄，白居易认为自己的所得已经十分丰足了。
知足，是建立在一个相对标准之上的，尤其是对物质欲望的标准。可以想见，这个标准越低，人就越容易满足。白居易对物质的需求标准并不高，他在《寄张十八》诗中说：
饥止一簟食，渴止一壶浆；
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
此外无长物，于我有若亡。
胡然不知足，名利心遑遑？
一簟食、一壶浆、一匹马、一张床，这就是白居易饮食住行的日常标准。况且他的实际所得已远超此一标准，他拥有“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池上篇》），虽然地处有些偏僻，但是“足以容膝，足以息肩”（同上）。
识分知足在白居易来说是一种常然心态，他认为对物质财富的拥有应当“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池上篇》），鸟择木而栖，只求巢安，蛙只居浅井，不懂得大海的宽阔。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白居易时常表达他的知足之情，如他向朋友表白自己年龄四十多，官阶已五品的满足：
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
况兹知足外，别有所安焉。
（《贈杓直》）
在官署夜值时反思自己的现状他也感到很满足：
量力私自省，所得已非少。
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
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
（《西掖早秋直夜书意》）
白居易深深懂得身心的辩证关系：
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
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
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风雪中作》）
心若知足，身自安止，可见一个人的知足之心决定了其身之自由自在的状态。
当然，白居易是一个十分懂得享受生活的士人，他的闲适生活智慧，不仅仅限于上述的闲吟诗赋、寄情外物，浅酌、弄琴、品茗、禅坐等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内容，这些活动，都可成为他“既可畅情性，亦足傲光阴”（《食饱》）的消遣方式，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他识分知足的心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吟四虽》）的心态，才是白居易能够保持一份闲适生活情趣的根本。据此根基，他才能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拥有一份闲适保和的快意人生。
（作者系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