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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鬼神文化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鬼神”二字从被提出以来，经由民间、道教和佛教的各种夸张和奇异化，使得它玄乎又玄且光怪陆离。这亦引起小说家的重视，古代的小说尤其志怪小说中多涉及鬼神，今天的现当代小说中也有很多鬼神形象。流传几千年的鬼神文化无疑对中国小说的内容和思想上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以肖江虹的三篇小说《傩面》《悬棺》《蛊镇》为例，浅析中国的鬼神文化。
【关键词】：鬼神文化；小说；肖江虹；傩面；蛊镇
一、鬼神文化的卷土重来
鬼神之存在，早于宗教的创立。人死后归宿如何，是初民极力探索的问题。从发掘的葬物来看，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相信死人还会像活人那样生活。各民族很早的文学记载都有关于神、鬼、亡灵等等的事，埃及的（死人书）就是一本有趣的代亡灵在冥间申诉的书。中国是把灵魂分为神与鬼的。“鬼者阴之灵，神者阳之灵也”[1]也是灵魂不死的观点。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很早就发现这种观点对社会的作用，因此鬼神文化在古代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在儒家思想中，这一民间观念得到了提升与转化，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内涵、富有活力的思想。中国小说与鬼神文化关系密切，文学史上都认为六朝志怪小说是小说的滥觞。如东方朔《神异经》、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东晋初年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南朝宋王琰的《冥祥记》、宋代的《玉历传钞》，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这些小说的问世不仅丰富了鬼神文化，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
鬼神文化运用了“万物有灵”的观点主导着中国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思想，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上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的抨击了这一观点。晚清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五四”把1840年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归结于复古，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认为我们之所以输给列强是因为文化的落后，这样的文化培养的都是儒才，愚民。儒家思想的陈旧已不能救亡，必须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必须创立新思想，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新文化运动要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推翻孔子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旧文化。“打倒孔家店”同时排挤了鬼神这种非理性的思想文化。到了20世纪后期，鬼神文化又再次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中国的文学史有三种，一种是左翼文学史观，能够突出反映阶级革命的文学思潮，凡是偏离这一思潮的文学作品给予否定、批判、淡化或是不提。左翼文学史观领导了中国文学近半个世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都以歌颂为主题。因此，在左翼文学史观中鬼神文化是被否定和批判的，“五四”认为鬼神文化是封建迷信，必须打倒。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现代文学史观，对左翼文学史观屏蔽的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九十年代以后，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西方文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暇，西方国家危机重重，反过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就有它无所替代的价值，鬼神文化也被重新评价。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中国文学史出现了第三种文学史观——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史观的出现更是让56个民族的鬼神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潮：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指出巫术迷信鬼神等文化现象是乡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薛文礼《鬼神的礼俗精神与文化传承》、王兵《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与鬼神文化关系的探讨》等。贵州作家肖江虹的三部中篇小说《傩面》、《悬棺》和《蛊镇》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二、肖江虹小说的鬼神文化阐释
（一）《傩面》与艺术
傩戏是在汉族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傩戏是汉族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傩戏中用到的傩面具是汉族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类众多，造型各异，均为杨柳木和香樟木所雕，然后敷彩上漆，表现出粗犷朴拙、庄典华丽。肖江虹的中篇小说《傩面》中介绍了傩面和傩戏的几种类型：小孩玩的面具有龙王、虾匠、判官、土地、灵童，还有秦安顺制作的谷神。在傩村里不同的时节要跳对应的傩戏以作庆祝，丰收时间要跳丰收戏；归乡的游子和远征结束后返家的士兵回村时要跳归乡傩驱赶外面依附在歸来者身上不干不净的东西。小说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描写了鬼神文化的同时也展现出民族的傩文化。
巫术是鬼神文化中常见的一种手法，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降神仪式”和“咒语”是构成巫术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小说中巫术占鬼神文化的很大部分，关于巫术也有两类描写，一类是诅咒，比如扎小人，在网络小说特别是宫廷类小说中常见，后宫嫔妃为争宠常对情敌实施扎小人的手段，使其身心受到“伤害”不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另一类是救人，古代人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和医疗条件的有限，对于罕见病无法医治的时候常常以作法式的手段赶走病患身上的病魔，《傩面》中为归乡的游子跳归乡傩，以驱走游子在外生活时占在身上的不干净的东西也是这个道理。巫术的盛行从古代社会沿袭至今，當下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人生病不及时去医院就诊，却请巫医神汉来驱邪除灾，以致延误了诊治，我们叹息人们那可怜又可悲的举动之外，又不得不叹息鬼神威力的强大。
今天的《傩面》不再被看作一种巫术，更多的将傩戏当做一种艺术进行文化阐释。2013年12月28 日《傩·面》首演，带给笔者更多具有“文化感”的喜悦，其中浓缩了上古文化、原始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舞蹈文化的身体，带给我们厚重的历史感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场形而上的哲思。《傩·面》中浓墨重彩人神合一的境界，闪烁出的是古人的智慧之光和人性之美。今人体会古人，仿佛只有在一种通灵后的癫狂、疯魔的状态中才可完成古今穿越，体验到无以名状的永恒之感。 （二）《悬棺》与习俗
悬棺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葬式之一，属崖葬中的一种。在悬崖上凿数孔钉以木桩，将棺木置其上；或将棺木一头置于崖穴中，另一头架于绝壁所钉木桩上。肖江虹的中篇小说《悬棺》在文章的开篇就有这么一段话，“十四岁那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棺材。不只我，在我们燕子峡，所有的男娃到了十四岁，都会有一口属于自己的棺材。”可见这是地方少数民族的习俗之一，鬼神文化经历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五四”之后也许很大部分的封建迷信思想被人们摒弃，但一些传统的思想仍然被保留至今沿用，且用于中国传统的节日中。
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传说有很多种：源于浴兰节说，“恶日”说，追念历史人物说，祭祀龙图腾说等，其中，关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就带有鬼神的意味，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民间到了端午节会举办赛龙舟，吃粽子，悬艾叶、菖蒲、蒜头，写符念咒等活动。除了用艾叶、菖蒲和蒜这“端午三友”驱鬼外，在室内挂避邪驱鬼的符咒也是一种重要的驱鬼方法。当今的端午节很多地方都会进行这类活动，以保家人平安。
“七月半，鬼乱窜”这句民间俗语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时老人常对家中小孩念叨的口诀。相传那一天地狱大门打开，阴间的鬼魂会放禁出来。有子孙、后人祭祀的鬼魂回家去接受香火供养；无主孤魂就到处游荡，徘徊于任何人迹可至的地方找东西吃。因此中元節那天家中长辈都不允许小孩出门，以免被外面的孤魂野鬼带走。
（三）《蛊镇》与文化的消逝
肖江虹的小说《蛊镇》讲述了一个偏远村庄中的人、情、事。蛊镇人的祖先在一次次天灾人祸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借助封闭的地形和制蛊的本领保卫着村庄。于是蛊镇人在深山密林中代代繁衍，并创造出了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外界的诱惑突破了蛊镇的防线，年轻人开始集体“出走”，蛊镇人曾经自以为傲的天然屏障在他们看来已成为阻碍，代代相传的制蛊手艺也后继无人。于是，蛊镇成了一个迟暮的老人，曾经的风光不再，繁荣不再，生机不再，而是大步走向衰落，
走向消亡。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写王昌林如何努力将制蛊手艺传下去，并穿插叙述了蛊镇人怎样保卫家园、翻新蛊神祠的故事，但在深层次上却反映了蛊镇人对家园的依恋与守望，对生命繁衍与精神传承的执着。
从肖江虹的三部小说《傩面》、《悬棺》和《蛊镇》都可看出鬼神文化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或是偏远地区民族的一种习俗。但随着乡村城镇化，民族的融合共存，很多民族原始的文化（特别是活性的口耳相传的历史现已无法考察）已慢慢消逝，《蛊镇》中细崽脸上的“红斑”从他两岁便出现，继而愈发浓烈，成为众人笑柄，在王四维带他求医未果又返回蛊镇后，红斑便开始渐渐地变淡。 细崽一直在热切地期待着红斑的散去，如此，他就能够进城：“我爸说了，等它散了，就接我进城去”，“等我脸上病好了，我爸就接我进城”。终于有一天，红斑真正彻底消失了，然而“从脸上圈儿散去那天开始，细崽就步入了莫名其妙的力不从心”，生命力也在迅速地被抽空，飞速地衰老，最终变得毫无生机。王昌林“相信这是神迹，细崽就是上天派下来传达意图的使者”，因为红斑并不是一个无规则无意义的图案，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与蛊镇的地图同状，是蛊镇的象征，是蛊镇人生命的家园与精神的皈依。它的变化代表了蛊镇正在渐渐地衰落，蛊镇年轻人对这片土地的依恋感、皈依感不断减弱，他们更向往外面的充满未知的世界。细崽脸上的红斑是他进城的最大阻碍，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就像蛊镇里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蛊镇的闭塞，冲破一线天，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一样。看到红斑的消逝，我们仿佛也看到蛊镇所代表的乡村文明正一步一步走向消亡，被城市文明所吞噬，令人无可奈何却又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红斑的消失造成了细崽的迅速衰老并死去，那么家园正走向消亡的蛊镇人，他们又该当走向何处呢？
三、鬼神文化消长的相关思考
（一）教育的匮乏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技术、教育都是相对落后的，在今天的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大山深处、通讯不发达、没有公路、人民靠走路翻山越岭花上一天半天的时间才能走到村庄的落后地区，教育是相当贫瘠的。老一辈的人不知道科学，不知道医学，生病就用老办法——拜佛求神来解除灾病。鬼神文化成为村寨人民的唯一信仰，干旱时拜佛求雨；生病了不及时求医，却请巫医神汉来驱邪除灾。这种愚昧背后反映出中国教育的匮乏。如果教育能够完善普及，也许人民都会理智科学的对待灾难。
（二）文化的传承
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鬼神文化，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鬼神文化在经历时代的变迁，有一些消逝，有一些仍然在延续。如果将鬼神文化片面的看成是愚昧无知的封建行为，那么每年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中元节是不是没有它的意义？但将它当做一种文明来看待，很多奇异的现象却又无法用科学来解释。鬼神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完全的否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向往更科学的、理性的文化，就像《蛊镇》里的人民一样，那是否像傩戏这样的鬼神文化就会被遗忘呢？鬼神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应该理性的去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将鬼神文化更好地保留。
结语
鬼神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它的存在无论是封建迷信，還是精神文明，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说中，鲁迅在“五四”时期对鬼神文化进行批评，令人深省，90多年后肖江虹在对它即将消逝发起呼吁，再次让人反思。中国民众的鬼神信仰，一是以超越性的依赖为根基提供给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组织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力量；二是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支撑着世俗社会的价值体系，规定着民众的道德原则并使之内在化。鬼神文化流传至今，也许都市人只知道它作为一种习俗存在，乡村的人民却一代代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不可丢失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礼记·祭仪》朱注
[2]隋垠哲.鬼神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3]肖江虹.蛊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1.
[4]薛文礼.鬼神的礼俗精神与文化传承[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1）.
[5]王兵、田金长.鲁迅笔下的三教合流与中国鬼神文化[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3）.
[6]王兵.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与鬼神文化关系的探讨[J].理论导刊，2007（6）.
[7]张华、张萍.试论中国鬼神文化与高罗佩的《狄公案》[J].中国文化研究，2009（2）.
[8]赵菲.《蛊镇》的人文关怀探析[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2014（9）.
[9]张蜜.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鬼怪传奇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6.
[10]宁莉.“鬼神”意象与鲁迅的传统文化观[D].华东师范大学，2007.
[11]闫丽君.论鲁迅作品的“鬼”意象及其精神世界[D].陕西师范大学，2008.
作者简介：吴梦迪（1991—），女，布依族，籍贯：贵州，职务：学生，学历：硕士，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摘要】：鬼神文化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鬼神”二字从被提出以来，经由民间、道教和佛教的各种夸张和奇异化，使得它玄乎又玄且光怪陆离。这亦引起小说家的重视，古代的小说尤其志怪小说中多涉及鬼神，今天的现当代小说中也有很多鬼神形象。流传几千年的鬼神文化无疑对中国小说的内容和思想上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以肖江虹的三篇小说《傩面》《悬棺》《蛊镇》为例，浅析中国的鬼神文化。
【关键词】：鬼神文化；小说；肖江虹；傩面；蛊镇
一、鬼神文化的卷土重来
鬼神之存在，早于宗教的创立。人死后归宿如何，是初民极力探索的问题。从发掘的葬物来看，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相信死人还会像活人那样生活。各民族很早的文学记载都有关于神、鬼、亡灵等等的事，埃及的（死人书）就是一本有趣的代亡灵在冥间申诉的书。中国是把灵魂分为神与鬼的。“鬼者阴之灵，神者阳之灵也”[1]也是灵魂不死的观点。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很早就发现这种观点对社会的作用，因此鬼神文化在古代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在儒家思想中，这一民间观念得到了提升与转化，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内涵、富有活力的思想。中国小说与鬼神文化关系密切，文学史上都认为六朝志怪小说是小说的滥觞。如东方朔《神异经》、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东晋初年干宝的《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南朝宋王琰的《冥祥记》、宋代的《玉历传钞》，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这些小说的问世不仅丰富了鬼神文化，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
鬼神文化运用了“万物有灵”的观点主导着中国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思想，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上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的抨击了这一观点。晚清时期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五四”把1840年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归结于复古，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认为我们之所以输给列强是因为文化的落后，这样的文化培养的都是儒才，愚民。儒家思想的陈旧已不能救亡，必须唤醒沉睡的中国人，必须创立新思想，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新文化运动要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推翻孔子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旧文化。“打倒孔家店”同时排挤了鬼神这种非理性的思想文化。到了20世纪后期，鬼神文化又再次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中国的文学史有三种，一种是左翼文学史观，能够突出反映阶级革命的文学思潮，凡是偏离这一思潮的文学作品给予否定、批判、淡化或是不提。左翼文学史观领导了中国文学近半个世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都以歌颂为主题。因此，在左翼文学史观中鬼神文化是被否定和批判的，“五四”认为鬼神文化是封建迷信，必须打倒。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现代文学史观，对左翼文学史观屏蔽的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九十年代以后，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西方文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暇，西方国家危机重重，反过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就有它无所替代的价值，鬼神文化也被重新评价。2004年至今的十多年，中国文学史出现了第三种文学史观——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史观的出现更是让56个民族的鬼神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潮：张器友《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指出巫术迷信鬼神等文化现象是乡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薛文礼《鬼神的礼俗精神与文化传承》、王兵《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与鬼神文化关系的探讨》等。贵州作家肖江虹的三部中篇小说《傩面》、《悬棺》和《蛊镇》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二、肖江虹小说的鬼神文化阐释
（一）《傩面》与艺术
傩戏是在汉族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傩戏是汉族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傩戏中用到的傩面具是汉族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类众多，造型各异，均为杨柳木和香樟木所雕，然后敷彩上漆，表现出粗犷朴拙、庄典华丽。肖江虹的中篇小说《傩面》中介绍了傩面和傩戏的几种类型：小孩玩的面具有龙王、虾匠、判官、土地、灵童，还有秦安顺制作的谷神。在傩村里不同的时节要跳对应的傩戏以作庆祝，丰收时间要跳丰收戏；归乡的游子和远征结束后返家的士兵回村时要跳归乡傩驱赶外面依附在歸来者身上不干不净的东西。小说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描写了鬼神文化的同时也展现出民族的傩文化。
巫术是鬼神文化中常见的一种手法，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降神仪式”和“咒语”是构成巫术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小说中巫术占鬼神文化的很大部分，关于巫术也有两类描写，一类是诅咒，比如扎小人，在网络小说特别是宫廷类小说中常见，后宫嫔妃为争宠常对情敌实施扎小人的手段，使其身心受到“伤害”不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另一类是救人，古代人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和医疗条件的有限，对于罕见病无法医治的时候常常以作法式的手段赶走病患身上的病魔，《傩面》中为归乡的游子跳归乡傩，以驱走游子在外生活时占在身上的不干净的东西也是这个道理。巫术的盛行从古代社会沿袭至今，當下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人生病不及时去医院就诊，却请巫医神汉来驱邪除灾，以致延误了诊治，我们叹息人们那可怜又可悲的举动之外，又不得不叹息鬼神威力的强大。
今天的《傩面》不再被看作一种巫术，更多的将傩戏当做一种艺术进行文化阐释。2013年12月28 日《傩·面》首演，带给笔者更多具有“文化感”的喜悦，其中浓缩了上古文化、原始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舞蹈文化的身体，带给我们厚重的历史感的同时，也带给我们一场形而上的哲思。《傩·面》中浓墨重彩人神合一的境界，闪烁出的是古人的智慧之光和人性之美。今人体会古人，仿佛只有在一种通灵后的癫狂、疯魔的状态中才可完成古今穿越，体验到无以名状的永恒之感。 （二）《悬棺》与习俗
悬棺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葬式之一，属崖葬中的一种。在悬崖上凿数孔钉以木桩，将棺木置其上；或将棺木一头置于崖穴中，另一头架于绝壁所钉木桩上。肖江虹的中篇小说《悬棺》在文章的开篇就有这么一段话，“十四岁那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棺材。不只我，在我们燕子峡，所有的男娃到了十四岁，都会有一口属于自己的棺材。”可见这是地方少数民族的习俗之一，鬼神文化经历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五四”之后也许很大部分的封建迷信思想被人们摒弃，但一些传统的思想仍然被保留至今沿用，且用于中国传统的节日中。
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传说有很多种：源于浴兰节说，“恶日”说，追念历史人物说，祭祀龙图腾说等，其中，关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就带有鬼神的意味，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民间到了端午节会举办赛龙舟，吃粽子，悬艾叶、菖蒲、蒜头，写符念咒等活动。除了用艾叶、菖蒲和蒜这“端午三友”驱鬼外，在室内挂避邪驱鬼的符咒也是一种重要的驱鬼方法。当今的端午节很多地方都会进行这类活动，以保家人平安。
“七月半，鬼乱窜”这句民间俗语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时老人常对家中小孩念叨的口诀。相传那一天地狱大门打开，阴间的鬼魂会放禁出来。有子孙、后人祭祀的鬼魂回家去接受香火供养；无主孤魂就到处游荡，徘徊于任何人迹可至的地方找东西吃。因此中元節那天家中长辈都不允许小孩出门，以免被外面的孤魂野鬼带走。
（三）《蛊镇》与文化的消逝
肖江虹的小说《蛊镇》讲述了一个偏远村庄中的人、情、事。蛊镇人的祖先在一次次天灾人祸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借助封闭的地形和制蛊的本领保卫着村庄。于是蛊镇人在深山密林中代代繁衍，并创造出了一片繁荣景象。然而，外界的诱惑突破了蛊镇的防线，年轻人开始集体“出走”，蛊镇人曾经自以为傲的天然屏障在他们看来已成为阻碍，代代相传的制蛊手艺也后继无人。于是，蛊镇成了一个迟暮的老人，曾经的风光不再，繁荣不再，生机不再，而是大步走向衰落，
走向消亡。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写王昌林如何努力将制蛊手艺传下去，并穿插叙述了蛊镇人怎样保卫家园、翻新蛊神祠的故事，但在深层次上却反映了蛊镇人对家园的依恋与守望，对生命繁衍与精神传承的执着。
从肖江虹的三部小说《傩面》、《悬棺》和《蛊镇》都可看出鬼神文化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或是偏远地区民族的一种习俗。但随着乡村城镇化，民族的融合共存，很多民族原始的文化（特别是活性的口耳相传的历史现已无法考察）已慢慢消逝，《蛊镇》中细崽脸上的“红斑”从他两岁便出现，继而愈发浓烈，成为众人笑柄，在王四维带他求医未果又返回蛊镇后，红斑便开始渐渐地变淡。 细崽一直在热切地期待着红斑的散去，如此，他就能够进城：“我爸说了，等它散了，就接我进城去”，“等我脸上病好了，我爸就接我进城”。终于有一天，红斑真正彻底消失了，然而“从脸上圈儿散去那天开始，细崽就步入了莫名其妙的力不从心”，生命力也在迅速地被抽空，飞速地衰老，最终变得毫无生机。王昌林“相信这是神迹，细崽就是上天派下来传达意图的使者”，因为红斑并不是一个无规则无意义的图案，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与蛊镇的地图同状，是蛊镇的象征，是蛊镇人生命的家园与精神的皈依。它的变化代表了蛊镇正在渐渐地衰落，蛊镇年轻人对这片土地的依恋感、皈依感不断减弱，他们更向往外面的充满未知的世界。细崽脸上的红斑是他进城的最大阻碍，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就像蛊镇里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蛊镇的闭塞，冲破一线天，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一样。看到红斑的消逝，我们仿佛也看到蛊镇所代表的乡村文明正一步一步走向消亡，被城市文明所吞噬，令人无可奈何却又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红斑的消失造成了细崽的迅速衰老并死去，那么家园正走向消亡的蛊镇人，他们又该当走向何处呢？
三、鬼神文化消长的相关思考
（一）教育的匮乏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技术、教育都是相对落后的，在今天的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大山深处、通讯不发达、没有公路、人民靠走路翻山越岭花上一天半天的时间才能走到村庄的落后地区，教育是相当贫瘠的。老一辈的人不知道科学，不知道医学，生病就用老办法——拜佛求神来解除灾病。鬼神文化成为村寨人民的唯一信仰，干旱时拜佛求雨；生病了不及时求医，却请巫医神汉来驱邪除灾。这种愚昧背后反映出中国教育的匮乏。如果教育能够完善普及，也许人民都会理智科学的对待灾难。
（二）文化的传承
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鬼神文化，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鬼神文化在经历时代的变迁，有一些消逝，有一些仍然在延续。如果将鬼神文化片面的看成是愚昧无知的封建行为，那么每年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中元节是不是没有它的意义？但将它当做一种文明来看待，很多奇异的现象却又无法用科学来解释。鬼神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很大一部分，不能完全的否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向往更科学的、理性的文化，就像《蛊镇》里的人民一样，那是否像傩戏这样的鬼神文化就会被遗忘呢？鬼神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应该理性的去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将鬼神文化更好地保留。
结语
鬼神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它的存在无论是封建迷信，還是精神文明，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说中，鲁迅在“五四”时期对鬼神文化进行批评，令人深省，90多年后肖江虹在对它即将消逝发起呼吁，再次让人反思。中国民众的鬼神信仰，一是以超越性的依赖为根基提供给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组织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力量；二是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支撑着世俗社会的价值体系，规定着民众的道德原则并使之内在化。鬼神文化流传至今，也许都市人只知道它作为一种习俗存在，乡村的人民却一代代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不可丢失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礼记·祭仪》朱注
[2]隋垠哲.鬼神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3]肖江虹.蛊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1.
[4]薛文礼.鬼神的礼俗精神与文化传承[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1）.
[5]王兵、田金长.鲁迅笔下的三教合流与中国鬼神文化[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3）.
[6]王兵.论鲁迅对国民劣根性与鬼神文化关系的探讨[J].理论导刊，2007（6）.
[7]张华、张萍.试论中国鬼神文化与高罗佩的《狄公案》[J].中国文化研究，2009（2）.
[8]赵菲.《蛊镇》的人文关怀探析[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2014（9）.
[9]张蜜.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鬼怪传奇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6.
[10]宁莉.“鬼神”意象与鲁迅的传统文化观[D].华东师范大学，2007.
[11]闫丽君.论鲁迅作品的“鬼”意象及其精神世界[D].陕西师范大学，2008.
作者简介：吴梦迪（1991—），女，布依族，籍贯：贵州，职务：学生，学历：硕士，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