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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4）
《后来的事》所写的是一个悲怆的爱情故事，属于夏目漱石的前三部曲之一。小说写的是一个从大学毕业、已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的一段不寻常的爱情事件。主人公长井代助生长在一个信奉儒教的官僚资本家家庭。父辈的教育和熏染使他的精神世界自幼埋下了儒家思想道德的种子。同时，由干日后他受到过西方文化的良好教育，又使他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最先接受西方思想。因此，在这位近代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矛盾的性格。通过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展示了在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前，对人生的意义的顽强探索和执著迫求。
在小说中，有很多细节都体现着夏目漱石所蕴含的丰富的汉学文化背景，其中有不少的直接运用和显示出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如：
“父亲的头顶上方挂着一块写有‘诚者天之道也’的夺人眼球的匾。……（中略）……代助简直想在这’诚者天之道也’的后面加上’非人之道也’。”
“诚者天之道也”语出《中庸》第二十篇，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就是“天”的根本属性是“诚”，所以为人之道就应该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以达到“诚”的境界。夏目漱石这个地方引用这一句话体现了代助把父亲所谓的”诚“的那一套看成为封建伦理道德，从而感到不满。然而父亲所谓的“诚”并不是代助所理解的“真诚”，父亲信奉的诚是一种对工作和生活的一种热忱和热情，是一种更对外的外向的真诚，而代助认为诚是对自己诚实，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受外界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理念上的不同，使他们父子俩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也预示这后来父子关系走向最终的破裂。夏目漱石用《中庸》里的一句名言阐释了新旧人物间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当时社会的虚伪和伪善进行了批判。父亲的“虚伪”与代助心中真正的“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得这种对“虚伪”的批判显得更加得有力而又显著。
同时，这部小说中也有夏目一笔带过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比如：
“不过，那也只是站在画轴前，说：‘哦，这是仇英的；啊，这是应举的’，从他那表情看来，似乎不感到什么兴趣。至于用放大镜什么的来鉴定真伪，诚吾也好，代助也好，都不会。”
仇英是中国明代的大画家，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明四家”，擅画人物，尤长仕女，山水多青绿之作，亦擅花鸟。而应举则为圆山应举，江户后期的画家，他汲取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技法逼真，是圆山派的开山。这里有仇英有应举，中国画家和日本画家。夏目漱石的用心可见一斑，能让我们看到代助对父亲这种对有客人来就会把话题扯到他爱好的书画古董上去的行为的不满，哥哥虽然对父亲的书画也了无兴趣但是却还是积极地去响应着父亲，也是间接得反映出来兄弟两性格上面的不同，所以才会造成之后代助因为三千代与自己的父兄反目。其实在夏目漱石的诸多作品的阅读中，随处都能够发现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文化背景，但是光是从这些方面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夏目的作品中，中日文化浑然天成，更能生动地来反映出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动态，已能够间接表露出作品的主旨大意。
除了小说中作者直接呈现出的汉文化元素，主人公代助的言行和思想也都受着无形的儒家伦理规范的制约。《后来的事》的故事情节是围绕主人公长井代助的恋爱事件展开的。代助出于对朋友平冈的“侠义心”，压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用代助后来自我反省时的话来说，就是过于轻视了自己内部的“自然”，不惜为平冈执媒妁之劳。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代助作出了让步，自觉服从了“仁义道德”的儒家社会规范，从而表现出孔子所迫求的“舍己爱人”、“舍己利人”的高尚人格。然而，代助的这一“行动”换来的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理性的平和。五年后，当再次与三千代重逢时，代助才知道，由他亲自从中斡旋的这桩婚姻并没有因他的自我牺牲而给双方带来应有的幸福。面对三千代的不幸，代助逐渐开始反省自己过去违背“自然”而压抑的真实情感。与此同时，代助的父亲也在为他策划婚事。代助所要面临的选择又一次出现。这一次代助在双重矛盾下选择了顺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我”。与其说作者是在写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在探索“自我”确立的过程。
除了面对自己的不幸的爱情，面对社会，主人公代助的言行中也透漏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忧国忧民情绪。1909年正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侥幸取得胜利之后不久的特定时期。日本通过这次战争，跻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但是，日本的经济底力贫弱，国势的急剧膨胀，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遭到践踏，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激烈的生存竞争及普遍的“生活难”的现实威胁着所有的日本人。当代助看到由于都市的急剧膨胀，在都市近郊出现大批供出租的粗陋房屋时，他认为这些都是新暴发的小资本家用最低的投资来冀求最大利益的结果。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败亡的发展”，是“代表目前日本的最好象征”。同时，他还发现，受西方资本主义巨大影响的日本民族，精神上已失去独立思考的力量，汲汲于追求眼前事物，从而招致了精神的疲惫和道德的颓废。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是内心里互相侮辱就不可能接触；人们必须习惯于暗地里明知对方在犯罪而表面上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基于上述认识，代助得出结论：“展望日本国内的任何地方，无一寸光明的土地可寻。”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正值刚刚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大多数日本人尚陶醉于胜利的狂喜之中。而作者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日本的现状投以深深的优虑，并通过具体人物之口，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带给日本社会的深层危机，对日本全面欧化的未来提出质疑。夏目漱石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与他青少年时期就深谙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难以分开的。
《从此以后》这部称之为夏目漱石前后期创作之分界线的力作，以其深邃的思想性和独具特色的心理描写，引起当时以至今日的广泛共鸣。漱石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超前意识，第一个窥视到了隐藏于日本近代化背后的种种社会弊端，向读者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深邃的人生課题，向当时日本社会、向人性（尤其是传统儒教的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西方的各种思想、生活习惯引入，作者是从反思和忧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仅反思新进入日本的西方思想，还反思了已经植根于日本文化的汉文化、儒家文化。他的这种忧虑其实既有个人气质、性格的因素，从外在因素来讲，也正是因为他能既受汉文化的熏陶又被西方文化所洗礼的结果，也构成了一种矛盾，受其影响，又能对其反思，能够在当时就洞见当时时代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夏目漱石的伟大之处。研究夏目漱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长远和复杂的课题，因为他的创作中不仅暗含深厚的汉学功底，还时常与西方文化有所碰撞，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综观夏目漱石的思想轨迹，开始是亲近汉学，到青年时期的疏远转而投入西学的学习，开始写作后又渐渐转会汉学尤其是禅宗的精神安慰中。这种转变有着其独特的时代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后来的事[M].吴树文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张小玲.夏目漱石與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5.
[4]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张歆雪，1992年11月，女，河北秦皇岛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后来的事》所写的是一个悲怆的爱情故事，属于夏目漱石的前三部曲之一。小说写的是一个从大学毕业、已达“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的一段不寻常的爱情事件。主人公长井代助生长在一个信奉儒教的官僚资本家家庭。父辈的教育和熏染使他的精神世界自幼埋下了儒家思想道德的种子。同时，由干日后他受到过西方文化的良好教育，又使他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最先接受西方思想。因此，在这位近代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矛盾的性格。通过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展示了在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前，对人生的意义的顽强探索和执著迫求。
在小说中，有很多细节都体现着夏目漱石所蕴含的丰富的汉学文化背景，其中有不少的直接运用和显示出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如：
“父亲的头顶上方挂着一块写有‘诚者天之道也’的夺人眼球的匾。……（中略）……代助简直想在这’诚者天之道也’的后面加上’非人之道也’。”
“诚者天之道也”语出《中庸》第二十篇，现代汉语中的意思就是“天”的根本属性是“诚”，所以为人之道就应该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以达到“诚”的境界。夏目漱石这个地方引用这一句话体现了代助把父亲所谓的”诚“的那一套看成为封建伦理道德，从而感到不满。然而父亲所谓的“诚”并不是代助所理解的“真诚”，父亲信奉的诚是一种对工作和生活的一种热忱和热情，是一种更对外的外向的真诚，而代助认为诚是对自己诚实，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受外界伦理道德的影响。这种理念上的不同，使他们父子俩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也预示这后来父子关系走向最终的破裂。夏目漱石用《中庸》里的一句名言阐释了新旧人物间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当时社会的虚伪和伪善进行了批判。父亲的“虚伪”与代助心中真正的“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得这种对“虚伪”的批判显得更加得有力而又显著。
同时，这部小说中也有夏目一笔带过的中国古典文化元素。比如：
“不过，那也只是站在画轴前，说：‘哦，这是仇英的；啊，这是应举的’，从他那表情看来，似乎不感到什么兴趣。至于用放大镜什么的来鉴定真伪，诚吾也好，代助也好，都不会。”
仇英是中国明代的大画家，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明四家”，擅画人物，尤长仕女，山水多青绿之作，亦擅花鸟。而应举则为圆山应举，江户后期的画家，他汲取西洋画和中国画的长处，技法逼真，是圆山派的开山。这里有仇英有应举，中国画家和日本画家。夏目漱石的用心可见一斑，能让我们看到代助对父亲这种对有客人来就会把话题扯到他爱好的书画古董上去的行为的不满，哥哥虽然对父亲的书画也了无兴趣但是却还是积极地去响应着父亲，也是间接得反映出来兄弟两性格上面的不同，所以才会造成之后代助因为三千代与自己的父兄反目。其实在夏目漱石的诸多作品的阅读中，随处都能够发现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文化背景，但是光是从这些方面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夏目的作品中，中日文化浑然天成，更能生动地来反映出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动态，已能够间接表露出作品的主旨大意。
除了小说中作者直接呈现出的汉文化元素，主人公代助的言行和思想也都受着无形的儒家伦理规范的制约。《后来的事》的故事情节是围绕主人公长井代助的恋爱事件展开的。代助出于对朋友平冈的“侠义心”，压抑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用代助后来自我反省时的话来说，就是过于轻视了自己内部的“自然”，不惜为平冈执媒妁之劳。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代助作出了让步，自觉服从了“仁义道德”的儒家社会规范，从而表现出孔子所迫求的“舍己爱人”、“舍己利人”的高尚人格。然而，代助的这一“行动”换来的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理性的平和。五年后，当再次与三千代重逢时，代助才知道，由他亲自从中斡旋的这桩婚姻并没有因他的自我牺牲而给双方带来应有的幸福。面对三千代的不幸，代助逐渐开始反省自己过去违背“自然”而压抑的真实情感。与此同时，代助的父亲也在为他策划婚事。代助所要面临的选择又一次出现。这一次代助在双重矛盾下选择了顺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我”。与其说作者是在写爱情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在探索“自我”确立的过程。
除了面对自己的不幸的爱情，面对社会，主人公代助的言行中也透漏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忧国忧民情绪。1909年正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侥幸取得胜利之后不久的特定时期。日本通过这次战争，跻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但是，日本的经济底力贫弱，国势的急剧膨胀，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遭到践踏，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激烈的生存竞争及普遍的“生活难”的现实威胁着所有的日本人。当代助看到由于都市的急剧膨胀，在都市近郊出现大批供出租的粗陋房屋时，他认为这些都是新暴发的小资本家用最低的投资来冀求最大利益的结果。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败亡的发展”，是“代表目前日本的最好象征”。同时，他还发现，受西方资本主义巨大影响的日本民族，精神上已失去独立思考的力量，汲汲于追求眼前事物，从而招致了精神的疲惫和道德的颓废。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是内心里互相侮辱就不可能接触；人们必须习惯于暗地里明知对方在犯罪而表面上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基于上述认识，代助得出结论：“展望日本国内的任何地方，无一寸光明的土地可寻。”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正值刚刚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大多数日本人尚陶醉于胜利的狂喜之中。而作者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日本的现状投以深深的优虑，并通过具体人物之口，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带给日本社会的深层危机，对日本全面欧化的未来提出质疑。夏目漱石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与他青少年时期就深谙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难以分开的。
《从此以后》这部称之为夏目漱石前后期创作之分界线的力作，以其深邃的思想性和独具特色的心理描写，引起当时以至今日的广泛共鸣。漱石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超前意识，第一个窥视到了隐藏于日本近代化背后的种种社会弊端，向读者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深邃的人生課题，向当时日本社会、向人性（尤其是传统儒教的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西方的各种思想、生活习惯引入，作者是从反思和忧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仅反思新进入日本的西方思想，还反思了已经植根于日本文化的汉文化、儒家文化。他的这种忧虑其实既有个人气质、性格的因素，从外在因素来讲，也正是因为他能既受汉文化的熏陶又被西方文化所洗礼的结果，也构成了一种矛盾，受其影响，又能对其反思，能够在当时就洞见当时时代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夏目漱石的伟大之处。研究夏目漱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长远和复杂的课题，因为他的创作中不仅暗含深厚的汉学功底，还时常与西方文化有所碰撞，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综观夏目漱石的思想轨迹，开始是亲近汉学，到青年时期的疏远转而投入西学的学习，开始写作后又渐渐转会汉学尤其是禅宗的精神安慰中。这种转变有着其独特的时代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后来的事[M].吴树文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张小玲.夏目漱石與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5.
[4]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张歆雪，1992年11月，女，河北秦皇岛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