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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6-000-03
摘 要 进入21世纪，在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的背景下，借着武侠小说这股余温未散的浪潮，积极发扬武侠文化，构建人们的精神归宿是十分必要的。武侠文化作为一种平民化的文化，是几千年来经过传承而遗留下的大众文化，其作用犹如一剂猛药，必将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塑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养士 豪强化 儒侠 侠肝义胆 侠义精神
一、武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武侠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现象，是人们反抗精神和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产物。武侠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久远，虽然武侠没有融入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武侠文化却一直影响着中国上层文化，而且武侠身上所具有的武侠精神一直为古今世人津津乐道。
（一）尚武之风孕育早期的侠士
关于武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武侠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尚武之风是密不可分的。上古时期，部落战争频繁，哪个部落武力强大，就会在战争中取胜，所以那时武力是衡量一个部落强大的最重要标志。由于武力对于部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那时各个部落都十分重视武士的训练，武士的地位也就相应的得到了提高，这样就在部落内部形成了一股尚武的风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强大的部落开始兼并其他小部落，并将自己部落内部的尚武风气带到其他部落，久而久之，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浓烈的尚武风气。尚武之风的产生促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武士和剑客，他们平时游走江湖，战时效命疆场，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士，士的出现为武侠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文武分立，儒侠分流
到了春秋时期，“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各诸侯国频繁激烈的兼并和争霸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出现了一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面，“士”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群体，开始出现了分化与蜕变，“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一部分人士开始专门从文，致力于恢复周朝的礼制传统，他们社会活动的目标是进入上层社会参政，这便是早期的“儒士”。而另一部分人士则仍保持着尚武的传统，并且由于武士身份，大多来源于下层平民社会，因而不断汲取平民社会和底层人民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样的武士组成的群体，就形成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武侠”阶层。“儒”与“侠”，“文”与“武”的分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大文化的基本格局，即处于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与处于下层文化的武侠文化之间相互抗衡、相互影响的基本模式。
（三）战国时期“养士”之风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更加频繁，春秋时期形成的众多诸侯国在战国的硝烟下逐渐减少，最终形成了七雄并争天下的局面，此时，七雄“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因此，为了在七雄争霸或者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的诸侯、王公、士大夫等上层势力集团开始出现“养士”之风。“养士”即招纳人才于自己门下，供自己出谋划策或为自己办事。根据史料记载，战国养士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文人谋士，一类是勇而轻命的武士，还有一类为“鸡鸣狗盗”之士。在战国时期，最以养士著称的当属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魏国的信陵君，此四公子养士达数千人，可谓养士的豪门。养士之风的盛行促使散居于各地的人才纷纷聚集，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武士聚集在一起，他们结成一定的组织，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并为社会所认可。到此，武侠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走向了历史的舞台，并且在此后的过程中不断践行和丰富着武侠伦理，为后世的武侠立起了一座丰碑。
（四）汉代武侠豪强化
汉朝时期，由于秦朝的寿命短暂，汉朝社会延续了战国养士的遗风，并且在汉初呈现出勃兴的趋势。汉朝的养士之风虽属战国的遗风，但是汉朝养士之风却与战国养士有所不同，战国养士以文武兼养，文武比例大致相等，而汉朝养士却以养粗犷之士为主。如高祖刘邦的卫士樊哙就是一位勇猛粗犷的武士。汉成帝时，将军灌夫门下“食客日数十百人”，而“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滑。”
汉初养士的勃兴促使社会上武侠势力得到了突发性迅猛发展，武侠势力的壮大也使武侠受到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影响和介入下，汉初的武侠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武侠秉承了战国游侠的性格特征，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而另一部分武侠开始“结党连群”，并与当地的官府、大臣、地方权贵相互结交，长期聚集某地，逐渐成为了地方豪侠。对于武侠的分化，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记载，他将这两种分化的武侠分别称之为布衣之侠和乡曲之侠，对于布衣之侠，司马迁是持赞赏的态度，称其为“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而对于乡曲之侠，司马迁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恃强凌弱，恣欲自快”连累武侠的名声。对于两汉时期武侠的人格特征和伦理道德，司马迁也在其著作中专门予以载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可以说，司马迁对于两汉时期的武侠精神和伦理的概述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两汉时期武侠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精神。
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武侠除了继续循两汉豪侠之遗风，还出现了武侠参与争夺天下的政治野心。汉末，天下大乱，各地方军阀、官僚乘机互相割据一方，并且相互之间不断蚕食，在争斗中各军阀势力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不断的网罗天下人才，尤其是具有高强武艺的将才，于是，大量民间豪侠开始“各宿其主，以争天下。”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好侠轻财，重义气。”后来招贤纳士，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和武装以争天下。与曹操同时代的袁绍、袁术、孙权等在年轻时都是地方豪侠而又皆以好侠自居，后来皆参与天下纷争。这些民间地方豪侠通过建功立业进入上层社会，并将民间的武侠文化带入上层，从而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上层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后来的隋唐时期更为明显。
（五）隋唐时期儒、侠的短暂交融
隋唐时期是武侠之风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武侠阶层大变革时期，这时期的武侠出现了新的变化，诞生了具有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儒侠。在隋唐两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大批出自民间的武侠通过杀场建功进入上层社会，随后唐朝武举制度的设立更是使得社会上的武侠文化有机会和渠道融入上层社会，从而改变或影响着上层社会意思形态，并产生了具有上层儒家文化的武侠文化，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儒侠的诞生。儒侠的诞生是战国末期武儒分立后第一次出现的武儒融合，这一过程极大的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格局，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交流和联系，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唐代最为有名的儒侠当属“诗仙”李白，李白从小喜欢舞剑，并且随身佩带长剑，好以游侠自居，十五岁时便可“遍干诸侯”。后来李白还写了很多咏侠诗借以表达自己对侠的喜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侠客行》，其中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除了李白，王维《陇头吟》也有咏侠的佳句：“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与咏侠诗相对应，唐朝还出现了以咏侠为目的的边塞诗，边塞诗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唐朝侠士立功边关报效国家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武侠精神与儒家报国壮志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当武侠重义轻生的意识被转借到边疆报国为民上，侠义精神就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到升华，这在宋以后的武侠文化中更为明显。 （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大侠诞生
宋朝开始后，由于担忧武侠横行对统治不利和武将故伎重演夺取天下，于是出演了一幕“杯酒释兵权”，并且启用文臣代替武臣以加强统治。宋太宗时期继续强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因而宋朝及以后的社会风气一直处于重文轻武的氛围当中。此时，在魏晋隋唐上层社会兴起的尚侠之风开始出现衰落，渐渐淡出上层社会，武儒的短暂融合后又开始出现了分离，武侠文化又开始重新回到下层社会当中。
宋朝由于经济的繁荣，市井文化特别兴盛，各种民间活动包括武术技艺相继兴起。据《武林旧事》记载，宋代民间武术技艺主要有角抵、相扑、使棒、举重、打弹、射弩等活动。这些武艺活动不仅深入平民日常生活当中，而且还促使了武术团体的出现，在这些以武术活动为主体的武术团体中，各武术团体互相间都奉以武侠精神为主体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无形中就形成了中国大众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范畴——武林。武林的形成促使武侠伦理成为武术界公认的行为准则，谁违反了武侠伦理道德就要受到武林的惩罚，严重者被逐出武林。
与宋朝武林相适应的是宋朝武侠也出现了集群化，以前的侠士很少结义造反，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喜欢独自行动，而宋朝的武侠重结义、尚群体，动辄以替天行道，改朝换代为目标，这些武侠的行动和目标大大超出了传统武侠的行侠范围，其行动和精神上升到了为国为民的高度上来。更为可贵的是，宋之后的武侠精神不仅上升到“为民鸣不平”这一方面，更体现在救国的民族大义上来，面对异族的入侵奋起反击。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并且从此之后武侠的形象和人格精神开始臻于成熟完美的境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和推崇。武侠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识深处最高的伦理价值和行为准则并逐渐沉淀到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之魂。
二、武侠精神的内涵
武侠精神作为武侠文化的精髓，自古以来被誉为武侠的灵魂，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正由于武侠所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和精神追求。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做过诠释，一是“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二是“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三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四是“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五是“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结合司马迁的诠释，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狭义之举，笔者认为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信、勇、义、忠。
（一）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
纵观中国武侠历史人物的事迹可以发现武侠精神最初就是起源于报恩意识，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就已成为武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武侠最初产生之时所坚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的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二）信——“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评价社会上的侠士时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强调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从司马迁的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武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武侠阶层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之一。
（三）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概括了一条武侠重要的行为准则：“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这种行为规范来源于汉朝的武侠，《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汉朝初期大侠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振人不赡，先从贫贱”。这一原则在后世的历代武侠身上都有体现。
（四）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
这一条武侠准则是武侠精神境界中较高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是对先前武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水浒传》中有很多关于武侠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故事，如武松为了帮施恩夺回快活林而大战蒋门神，最终将蒋门神及其后台张都监一块杀掉。鲁智深为了街头卖唱的父女二人打抱不平，除去了独霸一方的郑屠户。这些典型的故事里都反映了武侠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
（五）忠——铁血丹心，为国为民
唐朝诞生的儒侠到了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武侠精神也因此变得丰富起来，形成了武侠精神的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这里的武侠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儒家伦理，同时又兼奉“以武任侠”的传统侠义精神，将传统的狭隘的武侠精神升华到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谋利当中。
三、结论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武侠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下，他们没有被压垮，没有被磨灭，相反，他们秉承“恩”、“信”、“勇”、“义”、“忠”的人生信条，侠肝义胆、敢作敢为，游离于社会边缘却为人们所推崇。他们是中国底层人民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铸造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武侠精神为后世竖起了一座丰碑，让后世从武侠身上感受到当年武侠那些慷慨悲歌的事迹，重温武侠的侠肝义胆。
参考文献：
[1]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M].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
[2] [清]顾炎武.日知录[M].中华书局.2001.
[3] 董跃忠.武侠文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 [汉]孔鲋.孔丛子[M].中国古籍出版社.1999.
[5] [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M].中华书局.2006.
[6] [晋]陈寿.三国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 冯国超.中国上下五千年[M].作家出版社.2004.
摘 要 进入21世纪，在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的背景下，借着武侠小说这股余温未散的浪潮，积极发扬武侠文化，构建人们的精神归宿是十分必要的。武侠文化作为一种平民化的文化，是几千年来经过传承而遗留下的大众文化，其作用犹如一剂猛药，必将对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塑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养士 豪强化 儒侠 侠肝义胆 侠义精神
一、武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武侠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现象，是人们反抗精神和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产物。武侠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久远，虽然武侠没有融入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武侠文化却一直影响着中国上层文化，而且武侠身上所具有的武侠精神一直为古今世人津津乐道。
（一）尚武之风孕育早期的侠士
关于武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武侠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尚武之风是密不可分的。上古时期，部落战争频繁，哪个部落武力强大，就会在战争中取胜，所以那时武力是衡量一个部落强大的最重要标志。由于武力对于部落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那时各个部落都十分重视武士的训练，武士的地位也就相应的得到了提高，这样就在部落内部形成了一股尚武的风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强大的部落开始兼并其他小部落，并将自己部落内部的尚武风气带到其他部落，久而久之，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浓烈的尚武风气。尚武之风的产生促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武士和剑客，他们平时游走江湖，战时效命疆场，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士，士的出现为武侠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文武分立，儒侠分流
到了春秋时期，“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各诸侯国频繁激烈的兼并和争霸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出现了一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面，“士”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群体，开始出现了分化与蜕变，“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一部分人士开始专门从文，致力于恢复周朝的礼制传统，他们社会活动的目标是进入上层社会参政，这便是早期的“儒士”。而另一部分人士则仍保持着尚武的传统，并且由于武士身份，大多来源于下层平民社会，因而不断汲取平民社会和底层人民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样的武士组成的群体，就形成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武侠”阶层。“儒”与“侠”，“文”与“武”的分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大文化的基本格局，即处于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与处于下层文化的武侠文化之间相互抗衡、相互影响的基本模式。
（三）战国时期“养士”之风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更加频繁，春秋时期形成的众多诸侯国在战国的硝烟下逐渐减少，最终形成了七雄并争天下的局面，此时，七雄“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因此，为了在七雄争霸或者政治斗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的诸侯、王公、士大夫等上层势力集团开始出现“养士”之风。“养士”即招纳人才于自己门下，供自己出谋划策或为自己办事。根据史料记载，战国养士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文人谋士，一类是勇而轻命的武士，还有一类为“鸡鸣狗盗”之士。在战国时期，最以养士著称的当属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和魏国的信陵君，此四公子养士达数千人，可谓养士的豪门。养士之风的盛行促使散居于各地的人才纷纷聚集，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武士聚集在一起，他们结成一定的组织，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并为社会所认可。到此，武侠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走向了历史的舞台，并且在此后的过程中不断践行和丰富着武侠伦理，为后世的武侠立起了一座丰碑。
（四）汉代武侠豪强化
汉朝时期，由于秦朝的寿命短暂，汉朝社会延续了战国养士的遗风，并且在汉初呈现出勃兴的趋势。汉朝的养士之风虽属战国的遗风，但是汉朝养士之风却与战国养士有所不同，战国养士以文武兼养，文武比例大致相等，而汉朝养士却以养粗犷之士为主。如高祖刘邦的卫士樊哙就是一位勇猛粗犷的武士。汉成帝时，将军灌夫门下“食客日数十百人”，而“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滑。”
汉初养士的勃兴促使社会上武侠势力得到了突发性迅猛发展，武侠势力的壮大也使武侠受到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影响和介入下，汉初的武侠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武侠秉承了战国游侠的性格特征，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而另一部分武侠开始“结党连群”，并与当地的官府、大臣、地方权贵相互结交，长期聚集某地，逐渐成为了地方豪侠。对于武侠的分化，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记载，他将这两种分化的武侠分别称之为布衣之侠和乡曲之侠，对于布衣之侠，司马迁是持赞赏的态度，称其为“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而对于乡曲之侠，司马迁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恃强凌弱，恣欲自快”连累武侠的名声。对于两汉时期武侠的人格特征和伦理道德，司马迁也在其著作中专门予以载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可以说，司马迁对于两汉时期的武侠精神和伦理的概述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两汉时期武侠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精神。
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武侠除了继续循两汉豪侠之遗风，还出现了武侠参与争夺天下的政治野心。汉末，天下大乱，各地方军阀、官僚乘机互相割据一方，并且相互之间不断蚕食，在争斗中各军阀势力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不断的网罗天下人才，尤其是具有高强武艺的将才，于是，大量民间豪侠开始“各宿其主，以争天下。”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好侠轻财，重义气。”后来招贤纳士，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和武装以争天下。与曹操同时代的袁绍、袁术、孙权等在年轻时都是地方豪侠而又皆以好侠自居，后来皆参与天下纷争。这些民间地方豪侠通过建功立业进入上层社会，并将民间的武侠文化带入上层，从而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上层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后来的隋唐时期更为明显。
（五）隋唐时期儒、侠的短暂交融
隋唐时期是武侠之风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武侠阶层大变革时期，这时期的武侠出现了新的变化，诞生了具有上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儒侠。在隋唐两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大批出自民间的武侠通过杀场建功进入上层社会，随后唐朝武举制度的设立更是使得社会上的武侠文化有机会和渠道融入上层社会，从而改变或影响着上层社会意思形态，并产生了具有上层儒家文化的武侠文化，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儒侠的诞生。儒侠的诞生是战国末期武儒分立后第一次出现的武儒融合，这一过程极大的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格局，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交流和联系，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唐代最为有名的儒侠当属“诗仙”李白，李白从小喜欢舞剑，并且随身佩带长剑，好以游侠自居，十五岁时便可“遍干诸侯”。后来李白还写了很多咏侠诗借以表达自己对侠的喜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侠客行》，其中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除了李白，王维《陇头吟》也有咏侠的佳句：“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与咏侠诗相对应，唐朝还出现了以咏侠为目的的边塞诗，边塞诗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唐朝侠士立功边关报效国家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武侠精神与儒家报国壮志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当武侠重义轻生的意识被转借到边疆报国为民上，侠义精神就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并由此得到升华，这在宋以后的武侠文化中更为明显。 （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大侠诞生
宋朝开始后，由于担忧武侠横行对统治不利和武将故伎重演夺取天下，于是出演了一幕“杯酒释兵权”，并且启用文臣代替武臣以加强统治。宋太宗时期继续强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因而宋朝及以后的社会风气一直处于重文轻武的氛围当中。此时，在魏晋隋唐上层社会兴起的尚侠之风开始出现衰落，渐渐淡出上层社会，武儒的短暂融合后又开始出现了分离，武侠文化又开始重新回到下层社会当中。
宋朝由于经济的繁荣，市井文化特别兴盛，各种民间活动包括武术技艺相继兴起。据《武林旧事》记载，宋代民间武术技艺主要有角抵、相扑、使棒、举重、打弹、射弩等活动。这些武艺活动不仅深入平民日常生活当中，而且还促使了武术团体的出现，在这些以武术活动为主体的武术团体中，各武术团体互相间都奉以武侠精神为主体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无形中就形成了中国大众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社会范畴——武林。武林的形成促使武侠伦理成为武术界公认的行为准则，谁违反了武侠伦理道德就要受到武林的惩罚，严重者被逐出武林。
与宋朝武林相适应的是宋朝武侠也出现了集群化，以前的侠士很少结义造反，一般都是独来独往，喜欢独自行动，而宋朝的武侠重结义、尚群体，动辄以替天行道，改朝换代为目标，这些武侠的行动和目标大大超出了传统武侠的行侠范围，其行动和精神上升到了为国为民的高度上来。更为可贵的是，宋之后的武侠精神不仅上升到“为民鸣不平”这一方面，更体现在救国的民族大义上来，面对异族的入侵奋起反击。如两宋时期，武侠豪杰纷纷组织抗辽抗金团体。明朝时期沿海武侠组织抗击倭寇入侵等。这类武侠组织均以反抗异族入侵、捍卫民族利益和荣誉为宗旨。由此，中国武侠精神由单纯的个人或集体恩怨上升到为国为民的民族大义上，武侠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并且从此之后武侠的形象和人格精神开始臻于成熟完美的境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和推崇。武侠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识深处最高的伦理价值和行为准则并逐渐沉淀到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之魂。
二、武侠精神的内涵
武侠精神作为武侠文化的精髓，自古以来被誉为武侠的灵魂，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正由于武侠所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和精神追求。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做过诠释，一是“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二是“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三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四是“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五是“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结合司马迁的诠释，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狭义之举，笔者认为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信、勇、义、忠。
（一）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
纵观中国武侠历史人物的事迹可以发现武侠精神最初就是起源于报恩意识，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战国末期武侠产生起，就已成为武侠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受人恩惠，无论多少，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要加倍回报，如果无以为报就要杀身成仁，以死来报答知遇之恩，这是武侠最初产生之时所坚持的信条，后来这一信条广泛的流传于民间大众，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一条伦理道德。
（二）信——“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评价社会上的侠士时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强调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从司马迁的这些语句中可以看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已成为武侠最根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武侠阶层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之一。
（三）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概括了一条武侠重要的行为准则：“千里赡急，不吝其生。”这种行为规范来源于汉朝的武侠，《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汉朝初期大侠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振人不赡，先从贫贱”。这一原则在后世的历代武侠身上都有体现。
（四）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
这一条武侠准则是武侠精神境界中较高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是对先前武侠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水浒传》中有很多关于武侠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故事，如武松为了帮施恩夺回快活林而大战蒋门神，最终将蒋门神及其后台张都监一块杀掉。鲁智深为了街头卖唱的父女二人打抱不平，除去了独霸一方的郑屠户。这些典型的故事里都反映了武侠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
（五）忠——铁血丹心，为国为民
唐朝诞生的儒侠到了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儒家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儒家观念和伦理内容的“忠义”武侠观，武侠精神也因此变得丰富起来，形成了武侠精神的最高境界——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这里的武侠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儒家伦理，同时又兼奉“以武任侠”的传统侠义精神，将传统的狭隘的武侠精神升华到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谋利当中。
三、结论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武侠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下，他们没有被压垮，没有被磨灭，相反，他们秉承“恩”、“信”、“勇”、“义”、“忠”的人生信条，侠肝义胆、敢作敢为，游离于社会边缘却为人们所推崇。他们是中国底层人民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铸造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武侠精神为后世竖起了一座丰碑，让后世从武侠身上感受到当年武侠那些慷慨悲歌的事迹，重温武侠的侠肝义胆。
参考文献：
[1]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M].中国古籍出版社.2002.
[2] [清]顾炎武.日知录[M].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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