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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读陈勇教授撰写的《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联系当下学界的情形,颇有话要谈。
我要谈的也正是时下人们关心的所谓“学术大师”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大凡处在正常发展的时期,人们总免不了要谈谈如何发展大师级学术人才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走上正轨,呼唤学术大师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直到今天,这个话题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中国要出学术大师,要获得诺贝尔奖,早已成为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某种心结了。
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得先定性一下什么是学术大师。
获得诺贝尔奖,在定性的问题上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获得在瑞典和挪威(通常是和平奖)每年定期颁布的任何一个奖项,就意味着你是该奖的获得者了(当然,这里讲的是学术类的,并不包括和平奖)。但是,学术大师,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是十分确定的概念,有时甚至是很模糊的,模糊到个人根据自己的了解来加以界定的程度。比如,现在人文学界大家都很熟悉且很尊敬的季羡林先生,就被人们(这里的人们多指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包括广泛的市民社会)视为学术大师。尽管季先生自己很谦虚,你要这么称呼他,他肯定不认同的(我在几篇有关他的访谈中了解到,季先生的确对社会上称呼自己为学术大师不肯认同的,他称自己只是一个学术研究者)。事实上,学术大师这类称呼只是泛称,没有确定的界限,也不是通过机构或组织标明的,更不是官方宣布的(记得好像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官方组织将一些民间艺人命名为“工艺大师”,作为保护民间工艺传统的一种措施,也是正常的,但这与本文所论述的学术大师是两码事,特此指明,免得混淆),它是学界同行对某个人学术造诣和素质的肯定。以这个标准称呼季先生,我认为名副其实,这说明学界同行和知识界对季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赞誉,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与学术大师相关联的另一个称呼是学界泰斗。这个词儿据说是出自宋朝史家赞奉唐朝后期大学问家韩愈的。据《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赞曰:“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在宋儒看来,韩愈是唐朝后期力图恢复儒家道统的首倡者,而道统自孔子、孟子之后,就不再传世,韩愈的功绩是将先儒的体系传承下来,影响并光大于宋世。所谓“至(唐德宗)贞元、(唐宪宗)元和间,(韩)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排二家(指道家、佛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荀)况、(扬)雄为不少矣”,说的就是韩愈弘扬儒道的功勋。因此,他在宋朝儒家学者的眼里,属于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这个称誉在当时是极高的,只是为那些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备用的。后来,人们就将在学术研究某一方面负有名望的人称为泰斗。这样的称呼,似乎较韩愈而言,程度稍稍降低了些。比如,在史学领域,特别是在断代史的研究中,我们一般将某些领域学术的领军人物称作泰斗,如宋史学界的邓广铭先生,就有资格享有这个称誉。不过,按照邓先生的性格,要是有人当面这样称呼他,邓先生肯定是不高兴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有性格的老一代学者,不会轻易地认同别人给予的称谓,特别是赞奉的。不过,我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陈寅恪先生数十年前就对他有极高的赞誉的那句话:“他日新宋学之建立,(邓)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仔细揣摩,陈先生说的这句话并不是溢美之词。就在这句话的前面,他对宋朝的历史给予的定位是极高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对这样一个文化昌兴的朝代进行研究的本身,需要学者的勤奋和智慧,陈先生将邓先生视作振兴宋学的中间和骨干,从后来邓广铭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看,陈寅恪的确慧眼独具。邓先生于宋史之泰斗地位,是学界的公认。
二
从上面看来,学术大师、学术泰斗的称呼,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说在学术研究中开启风气之先,是学术界的领军性人物。不过,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大师”的称呼在汉语里更有震撼力,这也是它之更流行于世的原因。
在20世纪的学术圈子里,特别是史学领域,能够获得大家公认被冠以学术大师级的学者,大概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还有郭沫若等,不过,对王、二陈、钱、顾诸人争议性不是很大,梁和郭则仁者见仁,意见未必一致。这里也不强求,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看起来得有这样的评定标准:首先是在学术领域里占有风气之先的,能够引领大家进行研究的气魄和学识;在中国古史系统里具有全瞻性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可能是在较具体的领域里进行深入研究,又能突破这个领域而有全局性的把握。按照这样的标准,梁启超之开创史学新局面、王国维古史诸多领域之探索、陈寅恪中古史诸领域之深钻、陈援庵之文献古史佛教之多涉、顾颉刚之开创古史辨新风潮、钱穆之透过古史追寻中华文化之复兴,乃至郭沫若之甲骨金石、文学诗赋之综全,均可以享赋“大师”之称。而像前面谈及的邓广铭先生以及学界知名的前辈(这里仅指大陆范围内的几个)如徐仲舒、唐长孺、周一良诸先生,似乎以学界泰斗称呼更合适,他们与前面诸人之差别,乃在于后者从事的学术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一个具体的领域,如徐先生之于先秦史、唐周二先生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邓先生之于宋史,他们是一方大家,而王国维、陈寅恪诸人却不止于断代,虽然陈氏用力于魏晋隋唐为详。如此说来,这两个层次的学者,就其术业专攻的角度而言,前者属通家,后者属专家,虽然前者也是钻研极深,后者也有通识之见,但以他们一生的业绩和研究的大致情形,我们作这样的判断,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这样的评断能够成立,那是不是说,所谓“大师”,是指学术通识之家,而“泰斗”则以具体领域领军见长?
三
不论是大师,还是泰斗,在今人的眼中,都属受人尊敬甚至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渴望大师的再现,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追求学术文化昌盛的一种心境,其主观愿望是对中国当下学术奋进的一种诉求。至少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于是,类似的问题就会出现: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学术大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这个时代的学术大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问:什么样的环境能够培养学术大师?以前的学术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就上述列举的被公认为学术大师的那些人而言,他们大体上处在中国传统学术向西学转化的过程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是传统的以乾嘉考据学派为代表的旨在通过文献的考订和整理以追求文献本身真实为目标的治学路数,这个路数背后隐藏的治学道路,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今古文之争而出现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特点是以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并承传而不断形成新的学派,从汉至清,伴随着两派相争,儒家经学得以传布后世并发扬光大。与此相伴,汉代经学经过魏晋之演变,又加入自汉以来传播到中土之内的佛教思想,形成所谓玄学,与儒、道交相辉映,形成后世宋朝儒、释、道兼容的理学(也称新儒学。20世纪以后,在继承传统儒学基础之上再有新儒学之流派)。这些思想和学术,经过历代相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与西方进入的西学系统相互碰撞与交合,遇到了继佛教冲击中国之后未有的新变局。这个变局,不但是新,其势头之猛,亘古所无。西学的路数,是将社会分割成具体的块落,一个块落一个块落地进行切割式的研究,而且要将它们放到实验室里反复检验,所可验证的便称之为科学。受此影响,人文社会的一切,似乎也有验证和检验的必要,于是社会科学、实证科学的诉求,就成为西方学科体系建构的宗旨。中西之不同,以此为要。西学冲击中国,就在19、20世纪之交。在文化承传方面,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方面是自身文化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西学的强力冲击,将这两种文化和治学方法,乃至知识的综合系统的掌握,就摆在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面前。乾嘉诸老传统根基之雄厚,达到古典时代之高峰,相信无人可怀疑,但他们与西学则无涉,只是传统的学究。世纪之交的那一代,则不啻传统学问根基扎实;因为特别受到西学方法的训练,将东西治学、学术路径合二为一,是他们与传统的差别。当然,这些人中,具体到每个人的中学与西学的分量,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则因人而别,比如王国维的中学显然高于西学,他是用西学的方法研治中学,如“二重证据法”即属中西合璧之论;陈垣先生,则明显是中学为要;陈寅恪先生,因有常年游学西方日本的经历,虽然这方面具体的情节至今还不是很清晰,但西学方法的运用,是他成功的关键,也应当是无人怀疑的。
如此说来,上述世纪之交那一代大师成功的秘诀,就是中西兼通。以王国维为例,人们公认王氏旧学根底不在乾嘉诸老之下,甚至还要优于他们,王氏研治的领域,譬如先秦史、甲骨文、边疆史地、文献考释等等,均超出乾嘉学人,其成功之关键,如人们赞誉的那样,就是用西学方法研治传统国学,处处开通,新见层出不穷,被誉为转型时期的旧学之殿军与新学之先锋。陈寅恪的新旧学术,同样在他身上表现分明,以新学处置旧学,在诸多领域创获颇丰,以中古阶段的历史研究为例,他所开创的文化与种族、地域集团与家族、外族盛衰之连环与内政之关系等等,直到今天仍旧在支配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他们以大师被后人称道的成功所在。
四
当下的时代,与清末民初比较起来,虽然有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就学术的中西交通与碰撞的角度讲,今天的西学对中国产生冲击的浪潮,似乎要大过以往。改革开放30年了,今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影响,其方式之多样,传布速度之快捷,手段之先进,远非王国维、陈寅恪的时代所可比拟。按照这个思路,今天应该有更多的大师级学术人才才更符合趋势。而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至少,我们这个时代从事文史哲传统学术研究的队伍里以大师自称或被他称的,还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表面上的中西之交掩盖不了实际上的差异。这30年来学术活跃的背后,隐藏的是数十年学术封闭的困窘局面,特别是受政治影响,学术一直被严格地控制在政治门下,不具备正常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学术政治化并不可怕,中国古时候的学术与政治一直有扯不清的种种瓜葛,但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学术已陷入到政策的羁绊之下而失去了活力。在学术非正常发展之下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正常地去进行学术研究,至于“文革”期间大学正规化进程的中断,对培育学术人才而言,不啻等于自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培养的人才没有国际交流的机缘,“文革”造成的一代或两代人的学术生命的中断,即使在1977年大学恢复正常而培育出不少的学术新锐,这其中不乏受到国外一流大学精心培养的,但先天养料不足,是这几代人的共同的瓶颈。换句话说,先天营养不良,是当下学人普遍的弱点。他们应当受学的时候,却被抛向了社会,正常的学术道路中断的结果,即使有后天勤奋的努力,终因失去的太多,而只能成就于某个领域,彰显于专门的行业。“专家”是我们这个时代叫得响的称号,的确符合当下的现实。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学术本身的内层因素。
现代学术的发展,早已走上细致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学科与学科之间,往往互相隔绝,即使在一个学科领域内,学人也是彼此分隔、互不统属。以历史学为例,今日大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分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地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八个分支,古代史之内,又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诸段。大部分研究历史的学者都是以某个断代或某个领域为自己钻研的目标的。知道秦汉的未必晓得明清,像钱穆、吕思勉那样历朝贯穿的通识之人,不但无处可寻,甚至也不能成为今人向往奋斗的目标了。就学科发展的深度而言,我们毫不怀疑,今日的细节研究水准,大体上是超出以往的任何时代的,今日学术研究的整体追求是求细求小,学科的划分则是越来越细,当然学科相互的联合乃至新兴学科的创建,也是当下学术研究的方向,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积累的厚度远远超出上述大师成长的那个时代,今天学人要吸取和承担的任务,较之先贤,不知超出多少。这个承载本身,就要耗去学人大部分精力,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先天不良,后天又积累贫乏,这是今人难成学术大师的内在因素;学术本身积累的雄厚与学科划分的日益缜密和复杂,也使个体的研究者继承和积累的负担增加,这是学术规则的外在要素。这两种因素,对发展学术大师而言,都是限制。前一个是自身,通过新老交替的途径会使学者教育素质达到较完善的程度,但是后者则是当下学术发展的主要路径,尽管有诸多的学科交叉和新兴之起,多学科共享和兼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毕竟今非昔比,要想建立百科全书似的学问积累,几乎不可能了。这是学科本身对培养大师不利的条件所限。
还有一个社会的因素,可能更加重要,那就是人们熟悉的以行政(现在则是越来越细致的规定和无处不在的行政之手)指导学术研究的倾向,在今天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细致和具体化了。学术研究需要自由的空间和学者自身的宽松环境,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种行政性的规约制度,特别是行政单位制定的量化指标,将学者限制在一个无从按照主观愿望行事的狭小空间内;各种趋向现实而功利的基金和资助导向性的安排,使他们的研究处在不是自身兴趣的范围内而被迫按照某个方向去适应,特别是资助的对象从纯粹的学者转移到有行政优势的非纯粹学者手中,结果是学术研究本身的严肃性被践踏了,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仅在学术本身,更影响了学术的整体氛围。这些现象在目前已非个别而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这是学术原创性减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样看,先天不良、后天贫乏,加上体制性的制约,我们这个时代难出学术大师的原因,似乎就算找到了。当然,仅仅这些因素,还不能说是全部,甚至还不能是说到了点子上。这些机制引生的学术浮躁的空气,始终萦绕在研究者的周围。不能否认,当今大多数学者都处在认真读书、上课、研究的状态,在自己的领域之内钻研,现在虽然没有学术大师,不等于未来同样如此。本文写作的目的,也是真诚地希望学界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正规的研究和积累,在本人稍微熟悉一点的人文领域有真正的大师级才干出现,以与王国维、陈寅恪们相比肩,这样的人才出现,不啻是他/她本人的荣誉,他/她所在的小单位的自豪,更是整个学术界的荣光。
近读陈勇教授撰写的《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联系当下学界的情形,颇有话要谈。
我要谈的也正是时下人们关心的所谓“学术大师”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大凡处在正常发展的时期,人们总免不了要谈谈如何发展大师级学术人才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走上正轨,呼唤学术大师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直到今天,这个话题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中国要出学术大师,要获得诺贝尔奖,早已成为国人、特别是知识界和学术界的某种心结了。
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得先定性一下什么是学术大师。
获得诺贝尔奖,在定性的问题上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获得在瑞典和挪威(通常是和平奖)每年定期颁布的任何一个奖项,就意味着你是该奖的获得者了(当然,这里讲的是学术类的,并不包括和平奖)。但是,学术大师,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是十分确定的概念,有时甚至是很模糊的,模糊到个人根据自己的了解来加以界定的程度。比如,现在人文学界大家都很熟悉且很尊敬的季羡林先生,就被人们(这里的人们多指学术界和文化界,也包括广泛的市民社会)视为学术大师。尽管季先生自己很谦虚,你要这么称呼他,他肯定不认同的(我在几篇有关他的访谈中了解到,季先生的确对社会上称呼自己为学术大师不肯认同的,他称自己只是一个学术研究者)。事实上,学术大师这类称呼只是泛称,没有确定的界限,也不是通过机构或组织标明的,更不是官方宣布的(记得好像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官方组织将一些民间艺人命名为“工艺大师”,作为保护民间工艺传统的一种措施,也是正常的,但这与本文所论述的学术大师是两码事,特此指明,免得混淆),它是学界同行对某个人学术造诣和素质的肯定。以这个标准称呼季先生,我认为名副其实,这说明学界同行和知识界对季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赞誉,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与学术大师相关联的另一个称呼是学界泰斗。这个词儿据说是出自宋朝史家赞奉唐朝后期大学问家韩愈的。据《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赞曰:“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在宋儒看来,韩愈是唐朝后期力图恢复儒家道统的首倡者,而道统自孔子、孟子之后,就不再传世,韩愈的功绩是将先儒的体系传承下来,影响并光大于宋世。所谓“至(唐德宗)贞元、(唐宪宗)元和间,(韩)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排二家(指道家、佛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荀)况、(扬)雄为不少矣”,说的就是韩愈弘扬儒道的功勋。因此,他在宋朝儒家学者的眼里,属于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这个称誉在当时是极高的,只是为那些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备用的。后来,人们就将在学术研究某一方面负有名望的人称为泰斗。这样的称呼,似乎较韩愈而言,程度稍稍降低了些。比如,在史学领域,特别是在断代史的研究中,我们一般将某些领域学术的领军人物称作泰斗,如宋史学界的邓广铭先生,就有资格享有这个称誉。不过,按照邓先生的性格,要是有人当面这样称呼他,邓先生肯定是不高兴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有性格的老一代学者,不会轻易地认同别人给予的称谓,特别是赞奉的。不过,我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陈寅恪先生数十年前就对他有极高的赞誉的那句话:“他日新宋学之建立,(邓)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仔细揣摩,陈先生说的这句话并不是溢美之词。就在这句话的前面,他对宋朝的历史给予的定位是极高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对这样一个文化昌兴的朝代进行研究的本身,需要学者的勤奋和智慧,陈先生将邓先生视作振兴宋学的中间和骨干,从后来邓广铭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看,陈寅恪的确慧眼独具。邓先生于宋史之泰斗地位,是学界的公认。
二
从上面看来,学术大师、学术泰斗的称呼,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说在学术研究中开启风气之先,是学术界的领军性人物。不过,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大师”的称呼在汉语里更有震撼力,这也是它之更流行于世的原因。
在20世纪的学术圈子里,特别是史学领域,能够获得大家公认被冠以学术大师级的学者,大概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还有郭沫若等,不过,对王、二陈、钱、顾诸人争议性不是很大,梁和郭则仁者见仁,意见未必一致。这里也不强求,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看起来得有这样的评定标准:首先是在学术领域里占有风气之先的,能够引领大家进行研究的气魄和学识;在中国古史系统里具有全瞻性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可能是在较具体的领域里进行深入研究,又能突破这个领域而有全局性的把握。按照这样的标准,梁启超之开创史学新局面、王国维古史诸多领域之探索、陈寅恪中古史诸领域之深钻、陈援庵之文献古史佛教之多涉、顾颉刚之开创古史辨新风潮、钱穆之透过古史追寻中华文化之复兴,乃至郭沫若之甲骨金石、文学诗赋之综全,均可以享赋“大师”之称。而像前面谈及的邓广铭先生以及学界知名的前辈(这里仅指大陆范围内的几个)如徐仲舒、唐长孺、周一良诸先生,似乎以学界泰斗称呼更合适,他们与前面诸人之差别,乃在于后者从事的学术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一个具体的领域,如徐先生之于先秦史、唐周二先生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邓先生之于宋史,他们是一方大家,而王国维、陈寅恪诸人却不止于断代,虽然陈氏用力于魏晋隋唐为详。如此说来,这两个层次的学者,就其术业专攻的角度而言,前者属通家,后者属专家,虽然前者也是钻研极深,后者也有通识之见,但以他们一生的业绩和研究的大致情形,我们作这样的判断,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这样的评断能够成立,那是不是说,所谓“大师”,是指学术通识之家,而“泰斗”则以具体领域领军见长?
三
不论是大师,还是泰斗,在今人的眼中,都属受人尊敬甚至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渴望大师的再现,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追求学术文化昌盛的一种心境,其主观愿望是对中国当下学术奋进的一种诉求。至少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于是,类似的问题就会出现: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学术大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这个时代的学术大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问:什么样的环境能够培养学术大师?以前的学术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就上述列举的被公认为学术大师的那些人而言,他们大体上处在中国传统学术向西学转化的过程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是传统的以乾嘉考据学派为代表的旨在通过文献的考订和整理以追求文献本身真实为目标的治学路数,这个路数背后隐藏的治学道路,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今古文之争而出现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特点是以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并承传而不断形成新的学派,从汉至清,伴随着两派相争,儒家经学得以传布后世并发扬光大。与此相伴,汉代经学经过魏晋之演变,又加入自汉以来传播到中土之内的佛教思想,形成所谓玄学,与儒、道交相辉映,形成后世宋朝儒、释、道兼容的理学(也称新儒学。20世纪以后,在继承传统儒学基础之上再有新儒学之流派)。这些思想和学术,经过历代相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与西方进入的西学系统相互碰撞与交合,遇到了继佛教冲击中国之后未有的新变局。这个变局,不但是新,其势头之猛,亘古所无。西学的路数,是将社会分割成具体的块落,一个块落一个块落地进行切割式的研究,而且要将它们放到实验室里反复检验,所可验证的便称之为科学。受此影响,人文社会的一切,似乎也有验证和检验的必要,于是社会科学、实证科学的诉求,就成为西方学科体系建构的宗旨。中西之不同,以此为要。西学冲击中国,就在19、20世纪之交。在文化承传方面,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方面是自身文化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西学的强力冲击,将这两种文化和治学方法,乃至知识的综合系统的掌握,就摆在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面前。乾嘉诸老传统根基之雄厚,达到古典时代之高峰,相信无人可怀疑,但他们与西学则无涉,只是传统的学究。世纪之交的那一代,则不啻传统学问根基扎实;因为特别受到西学方法的训练,将东西治学、学术路径合二为一,是他们与传统的差别。当然,这些人中,具体到每个人的中学与西学的分量,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则因人而别,比如王国维的中学显然高于西学,他是用西学的方法研治中学,如“二重证据法”即属中西合璧之论;陈垣先生,则明显是中学为要;陈寅恪先生,因有常年游学西方日本的经历,虽然这方面具体的情节至今还不是很清晰,但西学方法的运用,是他成功的关键,也应当是无人怀疑的。
如此说来,上述世纪之交那一代大师成功的秘诀,就是中西兼通。以王国维为例,人们公认王氏旧学根底不在乾嘉诸老之下,甚至还要优于他们,王氏研治的领域,譬如先秦史、甲骨文、边疆史地、文献考释等等,均超出乾嘉学人,其成功之关键,如人们赞誉的那样,就是用西学方法研治传统国学,处处开通,新见层出不穷,被誉为转型时期的旧学之殿军与新学之先锋。陈寅恪的新旧学术,同样在他身上表现分明,以新学处置旧学,在诸多领域创获颇丰,以中古阶段的历史研究为例,他所开创的文化与种族、地域集团与家族、外族盛衰之连环与内政之关系等等,直到今天仍旧在支配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也是他们以大师被后人称道的成功所在。
四
当下的时代,与清末民初比较起来,虽然有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就学术的中西交通与碰撞的角度讲,今天的西学对中国产生冲击的浪潮,似乎要大过以往。改革开放30年了,今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影响,其方式之多样,传布速度之快捷,手段之先进,远非王国维、陈寅恪的时代所可比拟。按照这个思路,今天应该有更多的大师级学术人才才更符合趋势。而实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至少,我们这个时代从事文史哲传统学术研究的队伍里以大师自称或被他称的,还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表面上的中西之交掩盖不了实际上的差异。这30年来学术活跃的背后,隐藏的是数十年学术封闭的困窘局面,特别是受政治影响,学术一直被严格地控制在政治门下,不具备正常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学术政治化并不可怕,中国古时候的学术与政治一直有扯不清的种种瓜葛,但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学术已陷入到政策的羁绊之下而失去了活力。在学术非正常发展之下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正常地去进行学术研究,至于“文革”期间大学正规化进程的中断,对培育学术人才而言,不啻等于自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培养的人才没有国际交流的机缘,“文革”造成的一代或两代人的学术生命的中断,即使在1977年大学恢复正常而培育出不少的学术新锐,这其中不乏受到国外一流大学精心培养的,但先天养料不足,是这几代人的共同的瓶颈。换句话说,先天营养不良,是当下学人普遍的弱点。他们应当受学的时候,却被抛向了社会,正常的学术道路中断的结果,即使有后天勤奋的努力,终因失去的太多,而只能成就于某个领域,彰显于专门的行业。“专家”是我们这个时代叫得响的称号,的确符合当下的现实。
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学术本身的内层因素。
现代学术的发展,早已走上细致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学科与学科之间,往往互相隔绝,即使在一个学科领域内,学人也是彼此分隔、互不统属。以历史学为例,今日大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分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地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八个分支,古代史之内,又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诸段。大部分研究历史的学者都是以某个断代或某个领域为自己钻研的目标的。知道秦汉的未必晓得明清,像钱穆、吕思勉那样历朝贯穿的通识之人,不但无处可寻,甚至也不能成为今人向往奋斗的目标了。就学科发展的深度而言,我们毫不怀疑,今日的细节研究水准,大体上是超出以往的任何时代的,今日学术研究的整体追求是求细求小,学科的划分则是越来越细,当然学科相互的联合乃至新兴学科的创建,也是当下学术研究的方向,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积累的厚度远远超出上述大师成长的那个时代,今天学人要吸取和承担的任务,较之先贤,不知超出多少。这个承载本身,就要耗去学人大部分精力,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先天不良,后天又积累贫乏,这是今人难成学术大师的内在因素;学术本身积累的雄厚与学科划分的日益缜密和复杂,也使个体的研究者继承和积累的负担增加,这是学术规则的外在要素。这两种因素,对发展学术大师而言,都是限制。前一个是自身,通过新老交替的途径会使学者教育素质达到较完善的程度,但是后者则是当下学术发展的主要路径,尽管有诸多的学科交叉和新兴之起,多学科共享和兼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毕竟今非昔比,要想建立百科全书似的学问积累,几乎不可能了。这是学科本身对培养大师不利的条件所限。
还有一个社会的因素,可能更加重要,那就是人们熟悉的以行政(现在则是越来越细致的规定和无处不在的行政之手)指导学术研究的倾向,在今天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细致和具体化了。学术研究需要自由的空间和学者自身的宽松环境,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理,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种行政性的规约制度,特别是行政单位制定的量化指标,将学者限制在一个无从按照主观愿望行事的狭小空间内;各种趋向现实而功利的基金和资助导向性的安排,使他们的研究处在不是自身兴趣的范围内而被迫按照某个方向去适应,特别是资助的对象从纯粹的学者转移到有行政优势的非纯粹学者手中,结果是学术研究本身的严肃性被践踏了,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仅在学术本身,更影响了学术的整体氛围。这些现象在目前已非个别而具有普遍性,我认为这是学术原创性减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这样看,先天不良、后天贫乏,加上体制性的制约,我们这个时代难出学术大师的原因,似乎就算找到了。当然,仅仅这些因素,还不能说是全部,甚至还不能是说到了点子上。这些机制引生的学术浮躁的空气,始终萦绕在研究者的周围。不能否认,当今大多数学者都处在认真读书、上课、研究的状态,在自己的领域之内钻研,现在虽然没有学术大师,不等于未来同样如此。本文写作的目的,也是真诚地希望学界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正规的研究和积累,在本人稍微熟悉一点的人文领域有真正的大师级才干出现,以与王国维、陈寅恪们相比肩,这样的人才出现,不啻是他/她本人的荣誉,他/她所在的小单位的自豪,更是整个学术界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