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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3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12-0026-02
作者简介:邓亚晔(1974-),女,汉族,于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任日语教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主功日本文学方向。
【摘要】自大江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人们大都习惯从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中解读大江,而对其作品中潜藏的与东方文学的关联线索甚少关注,本文通过分析神话因素对作者创作的影响,说明大江立足本土的创作与其所传达的救赎意识。
【关键词】神话;死亡;再生;救赎
“拯救灵魂”与“向善再生”一直是大江先生的一个社会理想与文学目标。虽然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并作为一个存在主义作家而立足于日本文坛,然而在非中心性的边缘写作中,大江仍然无法割舍他与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的密切亲情,无法摆脱东方文化在融入他血液后那种内在品质的规定性,这就是荒谬中的向善、荒诞下的灵魂救赎、绝望中的梦想,毁灭后的再生。
作为一个用日语写作的作家,大江立足与本土文化,并努力向外界传达本土文化,以寻找真正日本的回归。他多次借助“童子”这个形象,表达对死亡与再生的思考,探索日本走向再生可能的道路。正如作家所言:“如果对于死亡的思考既不保守也不是出于兴趣的活.不管你沿着任何途径,都能想到再生。尤其是在亚洲的环境中。日本的现状,日本人的自我破坏意识……如果对死亡这一概念从正面认识的话,如何从其中再生就必须成为思考的基点。”而他也“一直想把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村庄里的神话与传说中独特的宇宙观、生死观写到小说里去……”来对抗“森林村庄里传说/神话传承危机的加深”。
1日本的神话传统
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为大江找到了一条表达普遍性的道路。怪诞(grotesque)一词,在西方来自法语,是一个专指充满涡形装饰、软骨装饰或弧形怪诞风格的装饰画的术语。而它又源自古意大利语grottesca,表示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Cave patting),其词根grotta为洞穴或岩洞(grotto)之意。“这种图案是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发掘地下宫殿-罗马岩窟时发现的,考古发现,洞穴岩画多在人的足迹难以接近的地方,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欲望和追求”,这是一个“阻止渎神者闯入的神圣场所”。不难发现“怪诞”词源产生于原始人“集体表象”无意识中,即“原始人对他们居住的,包含着他们祖先的精灵的土地所持有的那种‘互渗的神秘性’”。神话原型批评者把它们称作一种神话的形象。
从日本自然观的发展历史来看,日本神话首先是自然神话,而后才进入人文神话。古代神话从一开始就将自然作为神来崇拜,将自然和神一体化。《古事记》、《日本书纪》它们开章就经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以此说明在日本最早的自然不是神创造的,而是自然本身自力生成的。古代日本人生活在岛国大自然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树木,树木是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它成为古代日本人自然观的根基。因此曾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的美学支撑的。日本最初的文化意识,不是来自宗教式的道德和哲学,而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共生,来自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民俗式思考。
古代文献《神代记》所载大国主神生产出云国时,特别提到磐石草木咸能言语,并以此对抗强暴或邪神,这是因为日本神话、传说本身就是言灵思想的产物,也就是将人的语言能力理想化。同时也表明这些神话/传说形成之初已具有反抗的意义和力量。
2神话系统下大江的创作
故乡的神话,令大江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所以他通过记述这些神话故事或者流传的民间传说,张扬着救赎和再生的精神。并在《论日本文学的伦理思想》中写到:日本的一些边远的小村子拥有出人意料独自的文化,有些甚至拥有与东京的中心文化完全相对的文化。这种对立就是宇宙观的不同,根深蒂固的轮回再生思想为中轴的生死观直接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要对抗这种统治日本边缘文化的中央文化,就只有依照神话和民族习惯的标准创造出对立物来进行抵抗。
如诺贝尔获奖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鹰四与生下痴呆儿的哥嫂一同返回四国的故乡,试图在森林中躲避各自的精神危机,疗治内心的创作。鹰四模仿百年前的祖先暴动领导了抢夺超市的暴动,虽然他最后失败自杀了,然后却获得了灵魂的解脱,并换来了哥哥密三郎的新生,妻子肚里鹰四郎的遗腹子,其实就是鹰四的再生,他们将带着鹰四的灵魂而开拓新的生活。
又如《被偷换的孩子》中,母亲对高烧后的古义人讲的话:“如果你死了,我就再生一个你。我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知道的词说话,所以说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也正是这段对话,让吾良的德国女友勇敢地承担起要生下一个新的“吾良”。
在这里大江先生不仅表达了一种再生的思想,更是发出对新人的期待,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戈布林正威胁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未来,然而就有这些不屈的母亲以口头传说的方式将死去的孩子生活的一切讲给新生的孩子听,让这些世代相传的记忆延续下去。
大江首先抓住了“在那危险的时刻闪现在心头的某种记忆”—祖辈代代相传,却被强势者改写(或正在改写)或抹杀的神话/传说,并对这些故事进行叙述或重述,以唤醒在更多人内心底里沉睡不醒的相关传统和记忆。之所以选择叙述和重述,是因为“与叙述恰当的故事比较起来,没有什么哲学、没有什么分析、没有什么格言在寓言的强度和丰厚上能够如此地意味深长”。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大江那么衷情于故乡的传说,也更容易理解《同时代的游戏》中破坏人以及骑乘在破坏人背上四处飞行的铭助童子这些怪诞的形象。梅兰所著的《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对怪诞形象作了解说:“怪诞形象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的尚未完成的变形形态的现象特征。它具有时间的两重性,即民间文化中的循环时间和历史时间感。前者是怪诞形象所固有的民间文化的特质,后者则来源于怪诞形象本身的时间感和时间交替感的不断扩展和深化。”“怪诞形象的开放的、历史时间感带来了怪诞形象的双重性特点:‘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而表达这种循环与交替即死与再生的主题亦是大江小说神话因素的一个主要功能。
《同时代的游戏》是大江将这种怪诞形象的双重时间感引入小说的典型文本。整体框架由充满寓意的六封长信构成,以讲述流传于四国森林中的神话的形式展开故事情节,它描写的是在四国森林中一个村落发生的故事:一批被主流权力放逐的年轻武士和他们的家庭,营建了一个独立于幕藩封建体制,同外界隔绝的“自由王国”,在创建中产生了与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国神话相迥异的独特神话。伴随着“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成长与发展是具有创建者与破坏者双重身份的“破坏人”的“死亡与再生”。
第一次“破坏人”担任爆破挡住他们前行的大石块的任务,结果全身被烧焦,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躺着,在五十天豪雨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和蛹破壳而羽化一般,浑身的膏药就像从体内慢慢推掉,出现了一个毫无创痕的裸体之人,不仅没有大病过后的遗痕,而且反面年轻了许多”。当村民们不满破坏人的统治,而将其杀害并食其肉,不仅重又带来恶臭,并且全村的人都没有了食欲。而变成干蘑菇的“破坏人”后来又恢复到狗那么大。
历史粗野地闯了进来,民间传说形成了他的听觉环境。正是通过这些穿越历史的形象,通过对自然社会中神秘、怪诞事物的描绘和渲染,大江先生探索出各种原始意象中蕴含的人类共同的心理积淀,抽绎出各种神话传说中所包裹的现实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革命的“新人”。作家借助《愁人童子》中真木彦之口传达出来。
“从开国至维新的现代化过程中,在日本向海外扩展势力的态势之中,铭助曾试图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创建根据地。而且,这也是作为‘童子’的作用所代表的、通往外部的意想不到的通道而开拓的场所”。“在这块土地上,‘新人’将创建根据地并策划革命。如此一来,‘新人’就是‘童子’。”
日本社会走向新生的途径就是要依靠“新人”,大江致力于民间神话传说,是为了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现代文化痼疾的一剂良方,从而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新生”提供契机,渴望日本的“再生”,并以此完成对故乡独有的神话/传说的继承。
对于自己这种其表现手法,大江在《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一文中做了最好的总结:“我从故土堕落到‘外部’后在那里完成的最好的事业,是通过身患残疾的孩子,把这片土地上神话/传说世界中最根本的东西表现为音乐,在这片土地的地形学结构里,这音乐萦回于过去,也将响彻未来,一定会响彻过去和未来。
参考文献
[1]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
[2]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1
[3]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
[4]梅兰.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5
[5][日]北冈诚司,魏炫译.巴赫金-对话与狂欢[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
[6][日]加藤玄智,宮沢末男译.《聖雄信仰の例照せる神道の本質》.日本,东京,乃木神社社务所发行,昭和二十九年四月
作者简介:邓亚晔(1974-),女,汉族,于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任日语教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主功日本文学方向。
【摘要】自大江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人们大都习惯从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中解读大江,而对其作品中潜藏的与东方文学的关联线索甚少关注,本文通过分析神话因素对作者创作的影响,说明大江立足本土的创作与其所传达的救赎意识。
【关键词】神话;死亡;再生;救赎
“拯救灵魂”与“向善再生”一直是大江先生的一个社会理想与文学目标。虽然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并作为一个存在主义作家而立足于日本文坛,然而在非中心性的边缘写作中,大江仍然无法割舍他与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的密切亲情,无法摆脱东方文化在融入他血液后那种内在品质的规定性,这就是荒谬中的向善、荒诞下的灵魂救赎、绝望中的梦想,毁灭后的再生。
作为一个用日语写作的作家,大江立足与本土文化,并努力向外界传达本土文化,以寻找真正日本的回归。他多次借助“童子”这个形象,表达对死亡与再生的思考,探索日本走向再生可能的道路。正如作家所言:“如果对于死亡的思考既不保守也不是出于兴趣的活.不管你沿着任何途径,都能想到再生。尤其是在亚洲的环境中。日本的现状,日本人的自我破坏意识……如果对死亡这一概念从正面认识的话,如何从其中再生就必须成为思考的基点。”而他也“一直想把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村庄里的神话与传说中独特的宇宙观、生死观写到小说里去……”来对抗“森林村庄里传说/神话传承危机的加深”。
1日本的神话传统
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为大江找到了一条表达普遍性的道路。怪诞(grotesque)一词,在西方来自法语,是一个专指充满涡形装饰、软骨装饰或弧形怪诞风格的装饰画的术语。而它又源自古意大利语grottesca,表示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Cave patting),其词根grotta为洞穴或岩洞(grotto)之意。“这种图案是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发掘地下宫殿-罗马岩窟时发现的,考古发现,洞穴岩画多在人的足迹难以接近的地方,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欲望和追求”,这是一个“阻止渎神者闯入的神圣场所”。不难发现“怪诞”词源产生于原始人“集体表象”无意识中,即“原始人对他们居住的,包含着他们祖先的精灵的土地所持有的那种‘互渗的神秘性’”。神话原型批评者把它们称作一种神话的形象。
从日本自然观的发展历史来看,日本神话首先是自然神话,而后才进入人文神话。古代神话从一开始就将自然作为神来崇拜,将自然和神一体化。《古事记》、《日本书纪》它们开章就经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以此说明在日本最早的自然不是神创造的,而是自然本身自力生成的。古代日本人生活在岛国大自然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树木,树木是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它成为古代日本人自然观的根基。因此曾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的美学支撑的。日本最初的文化意识,不是来自宗教式的道德和哲学,而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共生,来自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民俗式思考。
古代文献《神代记》所载大国主神生产出云国时,特别提到磐石草木咸能言语,并以此对抗强暴或邪神,这是因为日本神话、传说本身就是言灵思想的产物,也就是将人的语言能力理想化。同时也表明这些神话/传说形成之初已具有反抗的意义和力量。
2神话系统下大江的创作
故乡的神话,令大江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所以他通过记述这些神话故事或者流传的民间传说,张扬着救赎和再生的精神。并在《论日本文学的伦理思想》中写到:日本的一些边远的小村子拥有出人意料独自的文化,有些甚至拥有与东京的中心文化完全相对的文化。这种对立就是宇宙观的不同,根深蒂固的轮回再生思想为中轴的生死观直接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要对抗这种统治日本边缘文化的中央文化,就只有依照神话和民族习惯的标准创造出对立物来进行抵抗。
如诺贝尔获奖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鹰四与生下痴呆儿的哥嫂一同返回四国的故乡,试图在森林中躲避各自的精神危机,疗治内心的创作。鹰四模仿百年前的祖先暴动领导了抢夺超市的暴动,虽然他最后失败自杀了,然后却获得了灵魂的解脱,并换来了哥哥密三郎的新生,妻子肚里鹰四郎的遗腹子,其实就是鹰四的再生,他们将带着鹰四的灵魂而开拓新的生活。
又如《被偷换的孩子》中,母亲对高烧后的古义人讲的话:“如果你死了,我就再生一个你。我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知道的词说话,所以说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也正是这段对话,让吾良的德国女友勇敢地承担起要生下一个新的“吾良”。
在这里大江先生不仅表达了一种再生的思想,更是发出对新人的期待,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戈布林正威胁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未来,然而就有这些不屈的母亲以口头传说的方式将死去的孩子生活的一切讲给新生的孩子听,让这些世代相传的记忆延续下去。
大江首先抓住了“在那危险的时刻闪现在心头的某种记忆”—祖辈代代相传,却被强势者改写(或正在改写)或抹杀的神话/传说,并对这些故事进行叙述或重述,以唤醒在更多人内心底里沉睡不醒的相关传统和记忆。之所以选择叙述和重述,是因为“与叙述恰当的故事比较起来,没有什么哲学、没有什么分析、没有什么格言在寓言的强度和丰厚上能够如此地意味深长”。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大江那么衷情于故乡的传说,也更容易理解《同时代的游戏》中破坏人以及骑乘在破坏人背上四处飞行的铭助童子这些怪诞的形象。梅兰所著的《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对怪诞形象作了解说:“怪诞形象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的尚未完成的变形形态的现象特征。它具有时间的两重性,即民间文化中的循环时间和历史时间感。前者是怪诞形象所固有的民间文化的特质,后者则来源于怪诞形象本身的时间感和时间交替感的不断扩展和深化。”“怪诞形象的开放的、历史时间感带来了怪诞形象的双重性特点:‘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而表达这种循环与交替即死与再生的主题亦是大江小说神话因素的一个主要功能。
《同时代的游戏》是大江将这种怪诞形象的双重时间感引入小说的典型文本。整体框架由充满寓意的六封长信构成,以讲述流传于四国森林中的神话的形式展开故事情节,它描写的是在四国森林中一个村落发生的故事:一批被主流权力放逐的年轻武士和他们的家庭,营建了一个独立于幕藩封建体制,同外界隔绝的“自由王国”,在创建中产生了与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国神话相迥异的独特神话。伴随着“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成长与发展是具有创建者与破坏者双重身份的“破坏人”的“死亡与再生”。
第一次“破坏人”担任爆破挡住他们前行的大石块的任务,结果全身被烧焦,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躺着,在五十天豪雨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和蛹破壳而羽化一般,浑身的膏药就像从体内慢慢推掉,出现了一个毫无创痕的裸体之人,不仅没有大病过后的遗痕,而且反面年轻了许多”。当村民们不满破坏人的统治,而将其杀害并食其肉,不仅重又带来恶臭,并且全村的人都没有了食欲。而变成干蘑菇的“破坏人”后来又恢复到狗那么大。
历史粗野地闯了进来,民间传说形成了他的听觉环境。正是通过这些穿越历史的形象,通过对自然社会中神秘、怪诞事物的描绘和渲染,大江先生探索出各种原始意象中蕴含的人类共同的心理积淀,抽绎出各种神话传说中所包裹的现实的象征意义,那就是革命的“新人”。作家借助《愁人童子》中真木彦之口传达出来。
“从开国至维新的现代化过程中,在日本向海外扩展势力的态势之中,铭助曾试图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创建根据地。而且,这也是作为‘童子’的作用所代表的、通往外部的意想不到的通道而开拓的场所”。“在这块土地上,‘新人’将创建根据地并策划革命。如此一来,‘新人’就是‘童子’。”
日本社会走向新生的途径就是要依靠“新人”,大江致力于民间神话传说,是为了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现代文化痼疾的一剂良方,从而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新生”提供契机,渴望日本的“再生”,并以此完成对故乡独有的神话/传说的继承。
对于自己这种其表现手法,大江在《在小说的神话宇宙中探寻自我》一文中做了最好的总结:“我从故土堕落到‘外部’后在那里完成的最好的事业,是通过身患残疾的孩子,把这片土地上神话/传说世界中最根本的东西表现为音乐,在这片土地的地形学结构里,这音乐萦回于过去,也将响彻未来,一定会响彻过去和未来。
参考文献
[1]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5
[2]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1
[3]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
[4]梅兰.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5
[5][日]北冈诚司,魏炫译.巴赫金-对话与狂欢[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
[6][日]加藤玄智,宮沢末男译.《聖雄信仰の例照せる神道の本質》.日本,东京,乃木神社社务所发行,昭和二十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