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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影响中南海经济决策的智囊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直属的大单位,比如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包括一些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比如财政部、商务部的研究所;二是重点大学下设的专门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成立于1977年的中国社科院是老牌的智囊机构。在社科院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国务院和其他政策部门的智囊。2004年,经济学家董辅礽执笔撰写的《2002~2003年度中国金融运行分析》,成了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参考。
1981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机构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后来,中国的众多经济高官和著名学者都出身于上述机构:发改委主任马凯曾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
1994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和易纲等留美著名学者留在了北京大学。他们动员国内外资金,成立研究中心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当年8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诞生了。中心成立后,接受了许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企业的委托,对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2010年3月,走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周其仁就来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颇为类似,1996年正式组建,一开始便定位于政策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其他研究机构不同的是,它是由海内外优秀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性的组织,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内外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金融与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的优秀学者。
各方智囊在影响中南海方面有着不同一般的渠道,社科院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报送数量逐年增长。
1996年6月,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袁纲明的一份报告直接呈送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室。“我们当时认为,刺激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之举,而不是投资。”很快,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如增加工资、延长假期等。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社科院呈递的材料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四百多篇,是前一年的两倍。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走进中南海,为政治局委员们授课。“虽然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事实上,除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通过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这就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种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种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摘自《看世界》2010年第5期 图/曹开翔)
成立于1977年的中国社科院是老牌的智囊机构。在社科院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国务院和其他政策部门的智囊。2004年,经济学家董辅礽执笔撰写的《2002~2003年度中国金融运行分析》,成了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参考。
1981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机构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后来,中国的众多经济高官和著名学者都出身于上述机构:发改委主任马凯曾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
1994年,归国后的林毅夫和易纲等留美著名学者留在了北京大学。他们动员国内外资金,成立研究中心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当年8月,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诞生了。中心成立后,接受了许多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企业的委托,对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2010年3月,走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周其仁就来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颇为类似,1996年正式组建,一开始便定位于政策研究和学术交流。与其他研究机构不同的是,它是由海内外优秀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性的组织,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国内外政府公共服务部门、金融与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的优秀学者。
各方智囊在影响中南海方面有着不同一般的渠道,社科院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报送数量逐年增长。
1996年6月,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袁纲明的一份报告直接呈送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室。“我们当时认为,刺激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之举,而不是投资。”很快,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如增加工资、延长假期等。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社科院呈递的材料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四百多篇,是前一年的两倍。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走进中南海,为政治局委员们授课。“虽然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事实上,除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通过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这就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种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种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摘自《看世界》2010年第5期 图/曹开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