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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这一年,西南联大正式解散,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录取分数不等。我报了清华。
我随父母复员北上,先从昆明走公路到重庆。我在路上病了一场,回到北平,参加了考试,自觉很不理想。当时,南开可能考虑到生源不够,又举行了单独招考。大家觉得可以再考一次,如三校联合招考落第,也还有一次上南开的机会。
应试回来,联合招考发榜,我考清华不中,被南开录取。我早有心理准备,父母也并没有责备我。不久就得到南开单独招考的结果,我又被录取了。自幼的友伴徐穈岐也报考清华被南开录取。开学时,我们便同去天津上学。
南开校舍在抗战初期被日军炸毁,我们去时校园还很荒凉,建筑不多。只有思源堂(教学楼)、芝琴楼(女生宿舍),还有胜利楼(办公楼),大概是抗战胜利后新造的。大片毁于战火的废墟依旧在目,我们称它为“南开荒原”。外面的景色是“荒原”,学子们求知求真的精神,却如新生的禾苗一般茁壮成长。
因为我两次被录取,便有两个学号。我选择了一个,只记得最后两个数字是95。我在南开外文系读了两年。那时,好几位先生都在南开,卞之琳教大一英文,李广田教大一国文,罗大冈教法文。后来,他们都到了北平,分别任教于北大、清华。卞先生曾赠我一本《十年诗草》,我非常喜欢,一直想请他用硬笔把他的《风景》一诗写成一帧书法,却总是拖下来,直到他老去,也没有提出。
二年级时的英诗教授是杨善荃。他对诗歌很有研究,因头发少,学生们称他“杨秃”。教逻辑的是王逊,他后来也到了清华。当时,南开一年级文科学生要学一门理科课程,我选了普通生物学。曾在实验室解剖青蛙,我一直对生物很有兴趣,特别是生命的起源和发展。
我很喜欢芝琴楼后面那一大片稻田和野地,远处有疏落的树林,从那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我有一篇作文《荒原梦》,写这一带的景色,得了A+。那时,徐穈岐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夕阳。她是物理系学生。还有一位工学院潘姓女同学也常去。如果哪一天没去,便好像少了什么。
在天津时,我常和小弟通信。他刻了两枚图章,一写小姊,一写小弟。他写信来,常打上图章。我却很少用,因为没有印泥。小弟那时16岁,常写些小文章在小报上发表。一次,他写了理发的经过,我们笑了半天。轮到小弟考大学时,他报了清华、北洋工学院,还有一所学校不记得了。三所大学全部高中。他上了清华航空系。
在南开的两年间,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我参加过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却不很积极,对有兴趣的课程如英诗,也只是浮光掠影。1948年,我又参加了清华的转学考试。因为不急于工作,也不能用功读书,所以仍然报考二年级,这样录取的几率也大些。这次我考上了,父母很欣慰,最主要的是不必奔波于平津途中了。我离开了“南开荒原”,但那段生活已成为我的记忆,我的历史。
我肄业于南开,毕业于清华。
我考大学的经历,除了为教育史做了一次见证,还可以反映那时的教育环境是宽松的,考不上清华可以考南开,上了南开也可以转清华,当然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在本校也可以自由转系,因为初入学时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好几位西南联大哲学系学长都是理科转来的。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里,鸟儿才能飞翔,才能感受蓝天、放眼碧野,才能嘹亮地歌唱。
(摘自《中华读书报》)
我随父母复员北上,先从昆明走公路到重庆。我在路上病了一场,回到北平,参加了考试,自觉很不理想。当时,南开可能考虑到生源不够,又举行了单独招考。大家觉得可以再考一次,如三校联合招考落第,也还有一次上南开的机会。
应试回来,联合招考发榜,我考清华不中,被南开录取。我早有心理准备,父母也并没有责备我。不久就得到南开单独招考的结果,我又被录取了。自幼的友伴徐穈岐也报考清华被南开录取。开学时,我们便同去天津上学。
南开校舍在抗战初期被日军炸毁,我们去时校园还很荒凉,建筑不多。只有思源堂(教学楼)、芝琴楼(女生宿舍),还有胜利楼(办公楼),大概是抗战胜利后新造的。大片毁于战火的废墟依旧在目,我们称它为“南开荒原”。外面的景色是“荒原”,学子们求知求真的精神,却如新生的禾苗一般茁壮成长。
因为我两次被录取,便有两个学号。我选择了一个,只记得最后两个数字是95。我在南开外文系读了两年。那时,好几位先生都在南开,卞之琳教大一英文,李广田教大一国文,罗大冈教法文。后来,他们都到了北平,分别任教于北大、清华。卞先生曾赠我一本《十年诗草》,我非常喜欢,一直想请他用硬笔把他的《风景》一诗写成一帧书法,却总是拖下来,直到他老去,也没有提出。
二年级时的英诗教授是杨善荃。他对诗歌很有研究,因头发少,学生们称他“杨秃”。教逻辑的是王逊,他后来也到了清华。当时,南开一年级文科学生要学一门理科课程,我选了普通生物学。曾在实验室解剖青蛙,我一直对生物很有兴趣,特别是生命的起源和发展。
我很喜欢芝琴楼后面那一大片稻田和野地,远处有疏落的树林,从那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我有一篇作文《荒原梦》,写这一带的景色,得了A+。那时,徐穈岐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夕阳。她是物理系学生。还有一位工学院潘姓女同学也常去。如果哪一天没去,便好像少了什么。
在天津时,我常和小弟通信。他刻了两枚图章,一写小姊,一写小弟。他写信来,常打上图章。我却很少用,因为没有印泥。小弟那时16岁,常写些小文章在小报上发表。一次,他写了理发的经过,我们笑了半天。轮到小弟考大学时,他报了清华、北洋工学院,还有一所学校不记得了。三所大学全部高中。他上了清华航空系。
在南开的两年间,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我参加过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却不很积极,对有兴趣的课程如英诗,也只是浮光掠影。1948年,我又参加了清华的转学考试。因为不急于工作,也不能用功读书,所以仍然报考二年级,这样录取的几率也大些。这次我考上了,父母很欣慰,最主要的是不必奔波于平津途中了。我离开了“南开荒原”,但那段生活已成为我的记忆,我的历史。
我肄业于南开,毕业于清华。
我考大学的经历,除了为教育史做了一次见证,还可以反映那时的教育环境是宽松的,考不上清华可以考南开,上了南开也可以转清华,当然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在本校也可以自由转系,因为初入学时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好几位西南联大哲学系学长都是理科转来的。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里,鸟儿才能飞翔,才能感受蓝天、放眼碧野,才能嘹亮地歌唱。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