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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关于习凿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如对其生平行事、卒年、著作历史价值及晋越魏承汉的新正统史观的研究相对突出（赵海旺2006;余鹏飞2012;叶植2013等）[1]。但作为魏晋名士，习凿齿机智、犀利的话语艺术也颇值得人们关注与学习。本文梳理相关文献，从习凿齿的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书信往来及传记著作中的言论入手，运用文化话语分析理论，挖掘其言论背后所展现的魏晋风度、忠君爱国思想和文化深意。
一、交际应对话语彰显魏晋风度
习凿齿生活的时代正是魏晋风度盛行的时代。虽然他不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但作为一个出生于“荆楚豪族”又以文笔著称的名士，时不时透露出魏晋名士的精神风采，我们从他的文章和言语行为中略窥一二。
（一）文采斐然
文采斐然是魏晋风度的基础，这是魏晋名士自我衿耀的资本，有了文采与文章，名士们便有了底气，缺乏文采文章，则会被人瞧不起。钟会被冷落，稽喜被讥为“凡鸟”，都是因为他们文采方面不够出色。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2]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以风行水上的诗文妙章行世，习凿齿也不例外。他一生著有《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逸士高人传》、《习凿齿集》等著作。其中《襄阳耆旧记》是研究襄阳古代文人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最具影响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取材丰富，叙事细致准确又条理畅达，有较高史料价值，加之论述精当、写法独特，一直为后世治史者所称道和引用，是影响深远的史学著作。单从这两部著作看，习凿齿确实具有“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雅号。余嘉锡《世说笺疏·忿狷篇》更称“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3]
（二）个性狂放
《世说新语》以记载魏晋名士许多纵情越礼和毁坏礼制的言行，蔑视传统礼法、张扬个性、违背礼俗的言行为主要内容，其中就有关于习凿齿的机智话语。
习凿齿和释道安都是精通儒佛道的学问家。道安南来前，他便致书通好，进行邀请。道安来后，他抽身俗务，前去拜望。不料习凿齿见面劈头赋诗曰：
“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物冻老鸱，腩腩低头食？”[4]
按照礼法来说，初次去拜访他人，尤其是声名远播的贤者，常人都是异常谦卑恭敬的，但习凿齿却不是谨守礼法，卑抑谦称，而是以神气的“大鹏”自居。不仅如此，他还戏谑的将初次见面的道安大师比作呆滞渺小“冻老鸱”，与骄傲神气的“大鹏”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这种做法与谦虚谨慎儒家训条背道而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习凿齿不拘礼法，不随于俗，狂放不羁的个性。
魏晋士人以“我”为核心，故在自我评价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士人中颇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狂傲”是世人自我崇拜自我标榜的一个突出表现。习凿齿多才多艺，精通玄学、佛学、史学。对习凿齿的才学，桓温曾言“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5]。而习凿齿对自己的才学也很自信，他在《罢郡归与好友桓秘书》中说道：
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植澳，念崔徐之友;肆眯鱼梁，追二德之远"。[6]
他在这里自比襄阳汉晋才华横溢的“八君子”，他们分别是诸葛亮、庞士元、邓老、羊祜、崔州平、庞元直、庞德公和司马德操。在习凿齿的眼中，他可以媲美这些名人大家，这种对自我毫不含糊的肯定將他的狂放、自信尽显无遗。而且他还决心集诸名流之德操，文风之大成，成为推动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的开拓者。在这里习凿齿一扫汉儒的谦恭俭让的传统教条，坚持自己的才能和价值，在张扬了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魏晋风度。
（三）不畏权势
《晋书·习凿齿传》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载：
“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7]
桓温对习凿齿有提携之恩，习凿齿谢笺也曾说：“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8]时值桓温西征、北伐均取得成功，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想当皇帝的野心也日益明显。而在朝廷与之抗衡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后来当了简文帝的相王司马昱。司马昱长期辅政，很忌惮桓温，于是便到处笼络人才、任用官吏，以此想牵制削弱桓温，但桓温兵权在握，司马昱也一时奈何不得。而此时的桓温，虽想篡位自立，但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在暗中较劲。因此，他与相王司马昱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没有破裂，但实际上却是势不两立。在这里他问习凿齿对司马昱的看法，其实就是想试探习凿齿对自己的忠心。习凿齿何其聪明，怎么会看不出桓温的野心，听不出其问话的用意。但凿齿不畏桓温的权势和威望，毫无顾忌的在他面前赞美他的政敌，对司马昱给出极高的评价，可见他这个人是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因为这事违背了桓温的意愿，习凿齿被贬为户曹参军。他对相王的高度赞美其实也委婉地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愿望。
二、史乘话语彰显忠君爱国思想
习凿齿的个性及才气虽沾染不少魏晋风度，但他不像一般名士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不属于魏晋名士典型代表。在于他无论是在任职期间还是后来左迁，抑或因脚疾辞官回乡，都时时刻刻惦记着国家和百姓，在病中还坚持完成了为抑制桓温的篡逆之心而编写的《汉晋春秋》一书。
（一）褒贬话语彰显史家传统
在《汉晋春秋》一书中习凿齿对诸葛亮、王经、高堂隆、向雄这些忠臣义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乱臣贼子则给予无情的鞭挞。
习凿齿非常推崇诸葛亮，在《汉晋春秋》卷1载：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好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冑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11] 习凿齿认为周瑜、鲁肃是小人，是因为周瑜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鲁肃不劝孙权以江东之地，尊奉东汉皇帝，而向孙权提出称帝东吴的策略。习凿齿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亮，是因为刘备是汉高祖的后代，诸葛亮辅佐刘备，其目的就是要兴复汉室。从他对周瑜、鲁肃、诸葛亮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坚持统一、忧国忧民的政治观念和忠君爱国思想。
习凿齿还曾独自一人，驾牛车，从岘山南的习家池，来到襄阳城，从城西出檀溪，越万山，沿襄水北上，进入隆中山中，来悼念高风亮节的诸葛孔明，并作《诸葛武侯宅铭》一首，立石于宅前。《铭》云：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昔爰止，于焉盘桓。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12]
在这首铭文中不仅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还论述了孔明志在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生的思想作风。习凿齿对诸葛孔明的高度评价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自己愿意追随前人，继承其遗志为国尽忠效力，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的决心。
对于敢于向魏明帝曹睿直言进谏的高堂隆，习凿齿评价也颇高。《三国志》卷25注引习凿齿说：
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13]
司马昭策划杀害高贵乡公曹髦时，王经站在曹髦一边，后被司马昭处死，王经的母亲也因为支持儿子的正确选择被牵连处死。王经的忠烈义举，得到人们的同情，向雄冒死哭于东市。钟会在平定蜀汉以后，发动叛乱，被诛。向雄作为钟会的功曹，又去收尸并安葬钟会。习凿齿充分肯定向雄的为人，高度赞扬他的重情重义。《三国志》卷28注引习凿齿曰：
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知礼而遣，可谓明达。[14]
（二）临终话语寄托史家大伦
习凿齿因脚疾回襄阳后已经是年近60岁的老人，但他不顾自己身上病痛的折磨和年迈的身体，仍然为了国家的统一，重振东晋王朝之威而努力。《晋书》卷82列传第52载习凿齿《临终上疏》 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15]意思就是说封前代三个王朝的子孙后辈为王侯以使他们享有政治及其法律上的特权。因为三国时代是一个“鼎峙数世，干戈日寻”的纷争世界，曹操父子既没有德行又没有实现统一，尽管当时曹丕代汉，但那是臣对主的一种篡夺行为，绝不能被归类为正统。而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这是结束分裂，统一华夏，传承汉统的举动，因此他认为司马氏代魏是势之所然、是正统。他一反陈寿史观的传统写法，以蜀汉为正统取代以曹魏为正统，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曹魏为篡逆，晋承汉统，最终实现大一统，从而使新的正统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新的正统史观。
三、佛家话语彰显超越之心
（一）援儒入释的儒释融合话语切中国情
东晋时期，上层人士皆有修道之心，可是对于修道虔诚的程度，研习佛理的深度，由于悟性不同，所处社会环境限制等，水平参差不齐。鉴于这种现实情况，习凿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他在给道安的书函中说：
资始系于度物，明道存乎练俗。乘不疾之舆，以涉无远之道;命外身之驾，以应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润於一山，冰结於一谷，望阆风而不迥仪，指此世而不诲度者哉。[16]
信函的大意是：盼望佛教仪轨不要与世俗有太大的差别，传播佛法道义不要对国家的法度进行训诲。习凿齿意思十分清楚，就是提醒道安，传道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要与所在的社会，包括人们的习俗、社会制度等相适应。道安南下行至新野时，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7]的原则。道安这一原则的提出，不能说与习凿齿的提醒没有关系。或者说，两人想法一致，一拍即合;或者说，道安就是根据习凿齿的提醒，才作出了如此论断。习凿齿要求僧人弘扬佛法要遵守国家法度，而道安则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立佛法依国主”的模式，把佛教纳入了政府的管理。
（二）以庄释佛的佛家话语彰显文化超越之心
习凿齿不但精通玄学，佛学造诣也相当了得，其对深化佛教中国化有普及之功。他在邀请道安的书函中提醒说：如他提出营造弘扬佛法的宽松环境，把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结合，都提出了明确可行的建议。萧梁释僧祐辑《弘明集》卷十二晋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载云：
且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18]
习凿齿书函中的“真丹”借指中国的儒道文化。习凿齿意思是提醒道安，尽管佛教已经在东土流传四百多年了，藩王居士，也有不少信奉的。但是，毕竟儒、道先于佛教在东土传播。虽然道之运行有变迁，但人们信奉儒道的习俗已经形成，对佛道的认识还不是十分了解，不可能轻易被世人接受，顶多只能被当作乡野文化而已。所以习凿齿在书涵中提到了晋主司马绍信佛，曾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倡兴佛教的情况。习凿齿称此举为“实属降德”，可见评价之高。
习凿齿与道安在在佛教的管理体制上、理论建设上、制度建设上能有惊人一致的想法和行动，除了他佛学造诣高深，参透力强，领悟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超越之心。看到了佛学背后蕴涵的力量，不只是文化碰撞、交融这么简单，而是它可以超越文化，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传播佛教文化只是一方面，他看得更远的是修习佛道既利于社会稳定，又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人们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心性，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会得到提升，封建统治秩序从而也会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得到维护。
注釋：
[1]赵海旺.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的正统史观[J].甘肃理论学刊，2006（4）;余鹏飞.论《汉晋春秋》的历史价值[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2，33（9）;叶植、李富平.习凿齿左迁、卒年若干问题辨析[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34（3）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98
[3]（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138
[4]（南朝）萧绎.金楼子校笺·卷5捷对篇十一[M].许逸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1048
一、交际应对话语彰显魏晋风度
习凿齿生活的时代正是魏晋风度盛行的时代。虽然他不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但作为一个出生于“荆楚豪族”又以文笔著称的名士，时不时透露出魏晋名士的精神风采，我们从他的文章和言语行为中略窥一二。
（一）文采斐然
文采斐然是魏晋风度的基础，这是魏晋名士自我衿耀的资本，有了文采与文章，名士们便有了底气，缺乏文采文章，则会被人瞧不起。钟会被冷落，稽喜被讥为“凡鸟”，都是因为他们文采方面不够出色。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2]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以风行水上的诗文妙章行世，习凿齿也不例外。他一生著有《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逸士高人传》、《习凿齿集》等著作。其中《襄阳耆旧记》是研究襄阳古代文人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最具影响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取材丰富，叙事细致准确又条理畅达，有较高史料价值，加之论述精当、写法独特，一直为后世治史者所称道和引用，是影响深远的史学著作。单从这两部著作看，习凿齿确实具有“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雅号。余嘉锡《世说笺疏·忿狷篇》更称“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3]
（二）个性狂放
《世说新语》以记载魏晋名士许多纵情越礼和毁坏礼制的言行，蔑视传统礼法、张扬个性、违背礼俗的言行为主要内容，其中就有关于习凿齿的机智话语。
习凿齿和释道安都是精通儒佛道的学问家。道安南来前，他便致书通好，进行邀请。道安来后，他抽身俗务，前去拜望。不料习凿齿见面劈头赋诗曰：
“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物冻老鸱，腩腩低头食？”[4]
按照礼法来说，初次去拜访他人，尤其是声名远播的贤者，常人都是异常谦卑恭敬的，但习凿齿却不是谨守礼法，卑抑谦称，而是以神气的“大鹏”自居。不仅如此，他还戏谑的将初次见面的道安大师比作呆滞渺小“冻老鸱”，与骄傲神气的“大鹏”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这种做法与谦虚谨慎儒家训条背道而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习凿齿不拘礼法，不随于俗，狂放不羁的个性。
魏晋士人以“我”为核心，故在自我评价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士人中颇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狂傲”是世人自我崇拜自我标榜的一个突出表现。习凿齿多才多艺，精通玄学、佛学、史学。对习凿齿的才学，桓温曾言“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5]。而习凿齿对自己的才学也很自信，他在《罢郡归与好友桓秘书》中说道：
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植澳，念崔徐之友;肆眯鱼梁，追二德之远"。[6]
他在这里自比襄阳汉晋才华横溢的“八君子”，他们分别是诸葛亮、庞士元、邓老、羊祜、崔州平、庞元直、庞德公和司马德操。在习凿齿的眼中，他可以媲美这些名人大家，这种对自我毫不含糊的肯定將他的狂放、自信尽显无遗。而且他还决心集诸名流之德操，文风之大成，成为推动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的开拓者。在这里习凿齿一扫汉儒的谦恭俭让的传统教条，坚持自己的才能和价值，在张扬了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魏晋风度。
（三）不畏权势
《晋书·习凿齿传》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载：
“时，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并相友善，后使至京师，简文亦雅重焉。既还，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7]
桓温对习凿齿有提携之恩，习凿齿谢笺也曾说：“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8]时值桓温西征、北伐均取得成功，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想当皇帝的野心也日益明显。而在朝廷与之抗衡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后来当了简文帝的相王司马昱。司马昱长期辅政，很忌惮桓温，于是便到处笼络人才、任用官吏，以此想牵制削弱桓温，但桓温兵权在握，司马昱也一时奈何不得。而此时的桓温，虽想篡位自立，但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在暗中较劲。因此，他与相王司马昱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没有破裂，但实际上却是势不两立。在这里他问习凿齿对司马昱的看法，其实就是想试探习凿齿对自己的忠心。习凿齿何其聪明，怎么会看不出桓温的野心，听不出其问话的用意。但凿齿不畏桓温的权势和威望，毫无顾忌的在他面前赞美他的政敌，对司马昱给出极高的评价，可见他这个人是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因为这事违背了桓温的意愿，习凿齿被贬为户曹参军。他对相王的高度赞美其实也委婉地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愿望。
二、史乘话语彰显忠君爱国思想
习凿齿的个性及才气虽沾染不少魏晋风度，但他不像一般名士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不属于魏晋名士典型代表。在于他无论是在任职期间还是后来左迁，抑或因脚疾辞官回乡，都时时刻刻惦记着国家和百姓，在病中还坚持完成了为抑制桓温的篡逆之心而编写的《汉晋春秋》一书。
（一）褒贬话语彰显史家传统
在《汉晋春秋》一书中习凿齿对诸葛亮、王经、高堂隆、向雄这些忠臣义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而对乱臣贼子则给予无情的鞭挞。
习凿齿非常推崇诸葛亮，在《汉晋春秋》卷1载：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好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冑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11] 习凿齿认为周瑜、鲁肃是小人，是因为周瑜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鲁肃不劝孙权以江东之地，尊奉东汉皇帝，而向孙权提出称帝东吴的策略。习凿齿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亮，是因为刘备是汉高祖的后代，诸葛亮辅佐刘备，其目的就是要兴复汉室。从他对周瑜、鲁肃、诸葛亮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坚持统一、忧国忧民的政治观念和忠君爱国思想。
习凿齿还曾独自一人，驾牛车，从岘山南的习家池，来到襄阳城，从城西出檀溪，越万山，沿襄水北上，进入隆中山中，来悼念高风亮节的诸葛孔明，并作《诸葛武侯宅铭》一首，立石于宅前。《铭》云：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昔爰止，于焉盘桓。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12]
在这首铭文中不仅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还论述了孔明志在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生的思想作风。习凿齿对诸葛孔明的高度评价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自己愿意追随前人，继承其遗志为国尽忠效力，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的决心。
对于敢于向魏明帝曹睿直言进谏的高堂隆，习凿齿评价也颇高。《三国志》卷25注引习凿齿说：
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13]
司马昭策划杀害高贵乡公曹髦时，王经站在曹髦一边，后被司马昭处死，王经的母亲也因为支持儿子的正确选择被牵连处死。王经的忠烈义举，得到人们的同情，向雄冒死哭于东市。钟会在平定蜀汉以后，发动叛乱，被诛。向雄作为钟会的功曹，又去收尸并安葬钟会。习凿齿充分肯定向雄的为人，高度赞扬他的重情重义。《三国志》卷28注引习凿齿曰：
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知礼而遣，可谓明达。[14]
（二）临终话语寄托史家大伦
习凿齿因脚疾回襄阳后已经是年近60岁的老人，但他不顾自己身上病痛的折磨和年迈的身体，仍然为了国家的统一，重振东晋王朝之威而努力。《晋书》卷82列传第52载习凿齿《临终上疏》 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15]意思就是说封前代三个王朝的子孙后辈为王侯以使他们享有政治及其法律上的特权。因为三国时代是一个“鼎峙数世，干戈日寻”的纷争世界，曹操父子既没有德行又没有实现统一，尽管当时曹丕代汉，但那是臣对主的一种篡夺行为，绝不能被归类为正统。而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这是结束分裂，统一华夏，传承汉统的举动，因此他认为司马氏代魏是势之所然、是正统。他一反陈寿史观的传统写法，以蜀汉为正统取代以曹魏为正统，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曹魏为篡逆，晋承汉统，最终实现大一统，从而使新的正统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新的正统史观。
三、佛家话语彰显超越之心
（一）援儒入释的儒释融合话语切中国情
东晋时期，上层人士皆有修道之心，可是对于修道虔诚的程度，研习佛理的深度，由于悟性不同，所处社会环境限制等，水平参差不齐。鉴于这种现实情况，习凿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他在给道安的书函中说：
资始系于度物，明道存乎练俗。乘不疾之舆，以涉无远之道;命外身之驾，以应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润於一山，冰结於一谷，望阆风而不迥仪，指此世而不诲度者哉。[16]
信函的大意是：盼望佛教仪轨不要与世俗有太大的差别，传播佛法道义不要对国家的法度进行训诲。习凿齿意思十分清楚，就是提醒道安，传道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要与所在的社会，包括人们的习俗、社会制度等相适应。道安南下行至新野时，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7]的原则。道安这一原则的提出，不能说与习凿齿的提醒没有关系。或者说，两人想法一致，一拍即合;或者说，道安就是根据习凿齿的提醒，才作出了如此论断。习凿齿要求僧人弘扬佛法要遵守国家法度，而道安则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立佛法依国主”的模式，把佛教纳入了政府的管理。
（二）以庄释佛的佛家话语彰显文化超越之心
习凿齿不但精通玄学，佛学造诣也相当了得，其对深化佛教中国化有普及之功。他在邀请道安的书函中提醒说：如他提出营造弘扬佛法的宽松环境，把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结合，都提出了明确可行的建议。萧梁释僧祐辑《弘明集》卷十二晋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载云：
且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18]
习凿齿书函中的“真丹”借指中国的儒道文化。习凿齿意思是提醒道安，尽管佛教已经在东土流传四百多年了，藩王居士，也有不少信奉的。但是，毕竟儒、道先于佛教在东土传播。虽然道之运行有变迁，但人们信奉儒道的习俗已经形成，对佛道的认识还不是十分了解，不可能轻易被世人接受，顶多只能被当作乡野文化而已。所以习凿齿在书涵中提到了晋主司马绍信佛，曾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倡兴佛教的情况。习凿齿称此举为“实属降德”，可见评价之高。
习凿齿与道安在在佛教的管理体制上、理论建设上、制度建设上能有惊人一致的想法和行动，除了他佛学造诣高深，参透力强，领悟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超越之心。看到了佛学背后蕴涵的力量，不只是文化碰撞、交融这么简单，而是它可以超越文化，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传播佛教文化只是一方面，他看得更远的是修习佛道既利于社会稳定，又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人们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心性，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会得到提升，封建统治秩序从而也会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得到维护。
注釋：
[1]赵海旺.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的正统史观[J].甘肃理论学刊，2006（4）;余鹏飞.论《汉晋春秋》的历史价值[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2，33（9）;叶植、李富平.习凿齿左迁、卒年若干问题辨析[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34（3）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98
[3]（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138
[4]（南朝）萧绎.金楼子校笺·卷5捷对篇十一[M].许逸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