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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毛泽东受到错误路线批判，被扣上右倾帽子，常常沉默不语，一个人抽闷烟。毛泽覃愤愤不平，跟大嫂贺子珍说：“有些人用心险恶，这样下去是要坏事的，不能让这些人胡说八道。”后来党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左”倾路线更加猖狂，毛泽覃与反对王明路线、赞成罗明正确主张的邓小平、谢维俊、古柏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遭到残酷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毛泽覃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区黄狗窝，被敌人包围，为掩护同志们转移，他跟敌人展开激战，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毛泽东四次谈起兄弟之争
反复自我批评
有一次，毛泽东向周恩来、朱德等人忆及兄弟两人在江西君埠为“扩红”之事发生激烈争吵之事，责怪自己当时态度太生硬，个性太强，没有耐心细致地对弟弟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深感内疚。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心高志大，不屑于杂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泽民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成为父亲身边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许多，天性机灵、淘气、顽皮，胆子大，天王老子都不怕，父母管他不住，只有我能管住他。通过君埠的激烈争吵，我发现我的脾气比他更躁，更不冷静，以致争吵过度，影响也不好，我有责任。可是现在弟弟为革命牺牲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解释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当毛泽东讲到党的民主生活时，他又一次谈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事后，我弟弟在一些人面前议论我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吗？’”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想知道毛泽覃烈士的情况。回到北京后，在一个星期天陪毛泽东散步时，特意问起此事，毛泽东再一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花子，向小摊贩讨饭吃，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1959年，在庐山，毛泽东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起侃谈，他第四次谈起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又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待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正义、真理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亲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小弟弟，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许久，眼泪也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的弟弟便抽空常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杂志，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路线》署名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毛、谢、古，说这四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革命献出了青春。”
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四次在不同场合，具体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悔憾终生。这一方面说明残酷的斗争铸就了他的钢铁性格，体现了他刚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说明他是个多情的男子汉，能认识自己的不足，对人和蔼可亲，幽默憨笑。毛泽东的四次侃谈，都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体察到全党不能搞家长制，不能动辄压服，批评指责也要讲究艺术，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摘自《文史博览》 ）
毛泽东四次谈起兄弟之争
反复自我批评
有一次，毛泽东向周恩来、朱德等人忆及兄弟两人在江西君埠为“扩红”之事发生激烈争吵之事，责怪自己当时态度太生硬，个性太强，没有耐心细致地对弟弟做好说服教育工作，深感内疚。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心高志大，不屑于杂务，喜欢四处闯荡，不愿随老父种田；二弟泽民忠厚温良，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持家理财，成为父亲身边一位好帮手；三弟泽覃比我小许多，天性机灵、淘气、顽皮，胆子大，天王老子都不怕，父母管他不住，只有我能管住他。通过君埠的激烈争吵，我发现我的脾气比他更躁，更不冷静，以致争吵过度，影响也不好，我有责任。可是现在弟弟为革命牺牲了，我再也无法向他解释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当毛泽东讲到党的民主生活时，他又一次谈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我这个人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泽覃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我当时急了，大发脾气，挥拳就要揍他。事后，我弟弟在一些人面前议论我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吗？’”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想知道毛泽覃烈士的情况。回到北京后，在一个星期天陪毛泽东散步时，特意问起此事，毛泽东再一次动情地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受了我的影响，在革命队伍里不甘落后，长了不少见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却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一个人走了几百里路，困难重重，沿途当叫花子，向小摊贩讨饭吃，后来，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部队，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冈山与我联络，实现了‘朱毛会师’，并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党支部，他任书记。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争吵，我对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动辄想用拳头来制服，承袭了父亲的家长专制作风，太不理智，太不应该。”
1959年，在庐山，毛泽东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起侃谈，他第四次谈起江西君埠兄弟争吵之事，又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岁，对待弟弟动不动就发脾气，总觉得正义、真理在自己手里，直到现在我还有肝火。”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深情地说：“也许我弟弟是遗传父亲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听到我在中央苏区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从不吸烟的小弟弟，突然向房东要了一袋旱烟，猛吸一口，呛得他连声咳嗽许久，眼泪也呛出来了。那时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连个鬼也不上门，我的弟弟便抽空常来看我，为我解闷。后来他翻阅《斗争》杂志，看到一篇题为《什么叫进攻路线》署名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毛、谢、古，说这四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弟弟气得血涌脑门，立刻病倒，烧到39度，我和子珍连夜去帮他请医生。往后他为我受过很大委屈，受到撤职处分，下到兴国县‘基层改造’，直到开始长征了，我也无法把他带走。我弟弟还不到‘而立之年’，就为革命献出了青春。”
毛泽东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四次在不同场合，具体谈起自己在江西君埠与胞弟毛泽覃争吵之事，反复作了自我批评，悔憾终生。这一方面说明残酷的斗争铸就了他的钢铁性格，体现了他刚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说明他是个多情的男子汉，能认识自己的不足，对人和蔼可亲，幽默憨笑。毛泽东的四次侃谈，都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让人体察到全党不能搞家长制，不能动辄压服，批评指责也要讲究艺术，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摘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