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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被世人骂的最多，而又誉之最多的国度。亲美敌美者，都有自己的原因，是价值观不同所致。但世人对美国的一个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承认它是强势文化帝国。对此，学者们早有各种论证，有关的宏文有许许多多。这个国度的起飞与教育不无关系。日前读同心出版社《美国语文》三册，解开了许多谜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清楚了。《美国语文》好似对这个强势帝国形成的一个注释，于读者有很新鲜的刺激，不知道中国的教员们，关注到了它没有。
中学的语文应读点什么，在过去不是什么问题，但今天争议很大。华夏文明几千年，教育的根底却是让人“信”，所谓道德普及者正是。美国的语文书也有这一共同点，比如爱国主义、人道情怀等等。不过还有几点不同，就是不都让人去“信”，而是让人生“疑”。先前曾听张中行先生说，大意是，英国的课本上讲拿破仑是被英人打败的，德国书本则云是德国打败的。有人问罗素，让我们的孩子相信谁呢？罗素回答：让英国的孩子读德国的读本，德国的学生看英国教材。什么时候大家不再轻易相信什么，教育就有成效了。这个故事不知是否准确，却讲了一个道理，教育乃让人学会怀疑，通晓独立思考之径。我看美国的语文读本，就有一点这个意思，选什么和不选什么，编选者之深意存焉。
我生在不幸的时期，中小学读不到什么，惟一可看的语文书，则多是实用的八股，几乎空空如也，留不下什么痕迹。“文革”结束后，有了读书机会，然而基本的常识知之甚少，何谈学问的取得呢？这个苦涩的经验，给我的教训是，少时读到好书，可影响一生；劣书则使人苍白，不过骗人的泡影罢了。
据说民族素质，与传统有关外，教育理念也是重要的一环。中国近年译洋人的书多矣，只是第一次看到美国的语文，至于日本的，西欧的，却未见引进什么版本。如果对照起来，是别有意味的。让人“信”的教育和让人“疑”的教育是不同的。前苏联的那本《联共（布）党史》，在我青年时期是必读的参考书，大家没有谁去怀疑的。后来读了大量文献，尤其一些解密的档案，才知道先前受到了不真实文本的引导，原来历史还是另一个样子。用欺骗的手段去驯化别人，且还让人真诚的信，培养的只能是大观园里的奴才。一点点地遮掩着，一点点地膜拜着，于是便在幻影里自得于奴性之乐。清代的史书，就善于删改、篡夺，儒生知道的只是些皮毛。文人不能写真实的历史。刘师培曾云，“清儒治学用以保身”，确是世间的哀凉。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后，真而深的声音才真正出现了。五四前后人才辈出，环境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美国语文》选用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是一篇名作，列入中学教程，无疑是有冲击力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文章背后的思考题很带挑战性。三道题是：
1、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
2、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
3、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
这样的设问，在我看来都是中国的成年人才有的，不料洋人的教育中早已种下了这粒种子。胡适留美的时候，感叹过中西教育的不同。他执教北大后，终身倡导的就是梭罗式的思想。后来提倡“好政府主义”也是这样思想的延续。在域外是常识的东西，到了中土则成了惟有学人才关注的内容。不妨说，五四以降的学人，一般都在为“常识”而奋斗，无暇顾及形而上的存在。茅盾、巴金等人除了创作外，致力于自然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理论，皈依的还是域外的某些理念。在他们眼里，教育界与文坛，是思想的荒漠，孩子受到的教育那么可怜。办法么，也还是译介洋人的书籍，引来别样的色泽。青年们在单色调的世界里，收获的也只能是单色调的果实。
前几年学界就中学语文应如何编写，有过不小的争论。看双方的争执，知道彼此的落脚点不同，价值观是有差异的。那一场争论也导入了误区，好像都要确立精神上的核心，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我的看法却是，如果可能，不妨多编几套语文，甲坚持甲的立场，乙恪守乙的良知，彼此共存，让学校和孩子们去选择。据说日本的教材有多种版本，中国也不妨百花齐放，不必大一统，使独异的存在失去空间。优胜劣汰，乃自然规律。竞争的结果，便是个性化的文本留存了下来，孩子们庶几不再为单色调的阅读发呆了。
（摘自《美国语文》同心出版社）
中学的语文应读点什么，在过去不是什么问题，但今天争议很大。华夏文明几千年，教育的根底却是让人“信”，所谓道德普及者正是。美国的语文书也有这一共同点，比如爱国主义、人道情怀等等。不过还有几点不同，就是不都让人去“信”，而是让人生“疑”。先前曾听张中行先生说，大意是，英国的课本上讲拿破仑是被英人打败的，德国书本则云是德国打败的。有人问罗素，让我们的孩子相信谁呢？罗素回答：让英国的孩子读德国的读本，德国的学生看英国教材。什么时候大家不再轻易相信什么，教育就有成效了。这个故事不知是否准确，却讲了一个道理，教育乃让人学会怀疑，通晓独立思考之径。我看美国的语文读本，就有一点这个意思，选什么和不选什么，编选者之深意存焉。
我生在不幸的时期，中小学读不到什么，惟一可看的语文书，则多是实用的八股，几乎空空如也，留不下什么痕迹。“文革”结束后，有了读书机会，然而基本的常识知之甚少，何谈学问的取得呢？这个苦涩的经验，给我的教训是，少时读到好书，可影响一生；劣书则使人苍白，不过骗人的泡影罢了。
据说民族素质，与传统有关外，教育理念也是重要的一环。中国近年译洋人的书多矣，只是第一次看到美国的语文，至于日本的，西欧的，却未见引进什么版本。如果对照起来，是别有意味的。让人“信”的教育和让人“疑”的教育是不同的。前苏联的那本《联共（布）党史》，在我青年时期是必读的参考书，大家没有谁去怀疑的。后来读了大量文献，尤其一些解密的档案，才知道先前受到了不真实文本的引导，原来历史还是另一个样子。用欺骗的手段去驯化别人，且还让人真诚的信，培养的只能是大观园里的奴才。一点点地遮掩着，一点点地膜拜着，于是便在幻影里自得于奴性之乐。清代的史书，就善于删改、篡夺，儒生知道的只是些皮毛。文人不能写真实的历史。刘师培曾云，“清儒治学用以保身”，确是世间的哀凉。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后，真而深的声音才真正出现了。五四前后人才辈出，环境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
《美国语文》选用了亨利·大卫·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是一篇名作，列入中学教程，无疑是有冲击力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文章背后的思考题很带挑战性。三道题是：
1、梭罗暗示谁应该对墨西哥战争负责任？
2、根据梭罗的观点，为什么一小部分人可以滥用政府而免受惩罚？
3、根据梭罗的观点，什么时候美国人将会获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好的政府？
这样的设问，在我看来都是中国的成年人才有的，不料洋人的教育中早已种下了这粒种子。胡适留美的时候，感叹过中西教育的不同。他执教北大后，终身倡导的就是梭罗式的思想。后来提倡“好政府主义”也是这样思想的延续。在域外是常识的东西，到了中土则成了惟有学人才关注的内容。不妨说，五四以降的学人，一般都在为“常识”而奋斗，无暇顾及形而上的存在。茅盾、巴金等人除了创作外，致力于自然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理论，皈依的还是域外的某些理念。在他们眼里，教育界与文坛，是思想的荒漠，孩子受到的教育那么可怜。办法么，也还是译介洋人的书籍，引来别样的色泽。青年们在单色调的世界里，收获的也只能是单色调的果实。
前几年学界就中学语文应如何编写，有过不小的争论。看双方的争执，知道彼此的落脚点不同，价值观是有差异的。那一场争论也导入了误区，好像都要确立精神上的核心，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我的看法却是，如果可能，不妨多编几套语文，甲坚持甲的立场，乙恪守乙的良知，彼此共存，让学校和孩子们去选择。据说日本的教材有多种版本，中国也不妨百花齐放，不必大一统，使独异的存在失去空间。优胜劣汰，乃自然规律。竞争的结果，便是个性化的文本留存了下来，孩子们庶几不再为单色调的阅读发呆了。
（摘自《美国语文》同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