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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3分,从唐山地下11公里处发出的强大震波,使华北的东部,包括距唐山150公里的北京,都处在剧烈震颤之中。此后余震不断,下午6时45分,唐山再次爆发7.1级的强余震,北京再次感受到强烈震动。
灾情
1976年7月28日,烈度6度强、局部7度的地震,使北京部分地区墙倒屋塌,并有人员伤亡。
华国锋当天给毛泽东的报告提及：“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间。”
部分砖石结构的古建筑,如白塔寺、天宁寺、德胜门、于谦祠、故宫砖墙以及通县的燃灯佛舍利塔、麦庄塔等,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北京展览馆上面的红五星装饰也被震落了下来。
震波来临时,建筑比较坚固的工厂也产生颤动。
首钢公司石钢炼钢厂炼钢车间的天车不停地晃动,并发出响声,高压套管发生严重位移,管内的油大量流出;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的五号炉正在出钢铸锭,盛满15吨钢水的大钢包吊在空中,突然晃动了起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15米上水管线被震裂;北京焦化厂焦炉建筑剧烈晃动,全厂突然停电13分钟,炉内压力骤然增高,炉顶一片火海;北京氧气厂制氧车间的厂房晃动不止,墙上出现许多裂纹,五处开裂和错动,机器大轮摆动十分厉害;北京塑料器材厂厂房山墙倒塌,25米高的烟囱从顶部被震裂;京西煤矿井下支柱劈裂发出声响,碎石下落……
地光,地声,天摇地晃
北京27日的晚上,出奇地热,一丝风也没有。
很多人至今仍牢记着28日凌晨地震时的感受：地光,地声,强烈的摇晃……许多人是被摇醒的,“跟坐火车一个感觉,左右晃动”。当时人们普遍的反应是不顾一切,尽快跑到屋外去。慌乱中,有的人甚至将枕头当作婴儿抱到了室外。
最先预感到强震波即将来临的,应该是住在交道口的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夫妇。凌晨3点多钟,黄被妻子摇醒：她感到床在轻微晃动，“一定是地震了”。早在7月14日,黄相宁和同事就向国家地震局提交过一份报告,预测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可能有5级左右的地震。因此,他俩对地震的警觉性很高,马上抱起三个孩子,跑到院子里。这时,看到东南边的天空闪着蓝紫色的地光,黄相宁预感到：要出大事了。果然,几秒钟以后,大地更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稍后看到地光的,有当时住在中南海里。时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武健华。
武健华回忆：“地震发生时,我们从中南海东八所卧室跑到屋外,聚集在四合院的中间,看见天空中黄色带红的强烈闪光震荡,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被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异常紧张。……夜里余震不断。”
当时,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原北京市机械局女干部于向真,半夜时分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她也看到了地光,还听到了地声。
于向真回忆：“我忽地坐起身,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的地声,很沉闷很沉闷;睁眼又见到一闪一闪的银灰色的地光,很亮很亮,我迅速叫喊同屋另外三名女生,拉着、拽着、推着与她们一起跑下楼。”
保卫毛泽东
住在“游泳池”书房的毛泽东,病情已经特别严重,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华国锋、张春桥和王洪文、汪东兴分两班值班守护。
这天,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
地震使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发动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在场的人都忽地围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抱着毛泽东头部,弯下身挡住,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
他们还用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砸着。
一个工作人员回忆：“他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
天亮后,毛泽东被迁往新建的“202”住所。
“202”住所是1974年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是中南海重大战备工程的“重中之重”,建成验收时,还进行了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检测。
毛泽东清醒时十分关心震情,并因灾情的惨重而痛哭。
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专家王新德回忆：“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号啕大哭。”
邓小平一家的自救
7月27日夜晚,邓榕过了午夜才躺下睡觉。她刚刚睡着,突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把她从梦中惊醒,她听到了地声。
邓榕回忆：“我从床上坐起来,定了一下神儿,立刻想到是地震!”
她立刻跑到走廊里大叫：“地震啦!地震啦!”这时,她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走廊的屋顶垮下了一大片。
邓榕想到了奶奶,赶紧跑到她的屋里。“我看见整个房屋,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着,奶奶扶着桌子,站都站不稳,根本不能走动。我赶紧把奶奶扶着走到室外。这时,邓林、邓楠也都跑了出来。我们相对一看,一齐大叫起来：‘爸爸、妈妈!’”
平时为了安全,邓小平夫妇在睡觉时,门是紧锁着的。
他们找了一根棍子,七手八脚硬是把门给撬开了。
邓榕等人进去一看：“由于吃了安眠药,父母亲还熟睡未醒呢。我们赶快把他们叫醒,扶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外。这时,天在摇,地在动,从深深的地底下发出沉闷而又巨大的轰鸣,让人感到格外恐怖。我们扶着三位老人,刚刚在院子里站稳,邓林突然大叫：‘还有孩子们呢!’”
她们反身冲进晃动着的房子里,抱起还在熟睡的孩子,跑了出来。“这下子,全家老少三代十来口人,全都在院子里了。”
地震中的一些工作
国家地震局陷于一片慌乱,谁也说不清楚震中在什么地方。电话不停地响,从中央到各省市,还有各个部门,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震中在哪儿？震情如何？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地震……
当天上午8时多一点,已知震中位置但还不了解灾情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从唐山赶来的李玉林等人的汇报：“唐山全平了!赶快救救唐山!”
从29日开始,北京开始接收唐山地震造成的伤员,许多大客车和卡车载着受伤的人驶进北京,军用直升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同时,成队的军用卡车载着军人以及食物、药品、衣服、帐篷和毯子等救援物资,向唐山及其他受灾地区驶去。
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
当晚10时多,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人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
据参加汇报的黄相宁回忆：到达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据黄相宁回忆,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接着,黄汇报了事先对这一带地震的预测意见,同时表示,由于预报震级太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万分内疚。
据黄相宁回忆,华国锋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追查地震未能预测出来的原因
“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三天,10月8日,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的。”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经过他负责的中科院专门小组的调查,1977年2月25日调查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报告中谈道：
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
7月上中旬,有六个地震专业站和八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
7月26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
7月27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取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
（摘自《文学故事报》2008.1.27）
灾情
1976年7月28日,烈度6度强、局部7度的地震,使北京部分地区墙倒屋塌,并有人员伤亡。
华国锋当天给毛泽东的报告提及：“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间。”
部分砖石结构的古建筑,如白塔寺、天宁寺、德胜门、于谦祠、故宫砖墙以及通县的燃灯佛舍利塔、麦庄塔等,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北京展览馆上面的红五星装饰也被震落了下来。
震波来临时,建筑比较坚固的工厂也产生颤动。
首钢公司石钢炼钢厂炼钢车间的天车不停地晃动,并发出响声,高压套管发生严重位移,管内的油大量流出;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的五号炉正在出钢铸锭,盛满15吨钢水的大钢包吊在空中,突然晃动了起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胜利化工厂15米上水管线被震裂;北京焦化厂焦炉建筑剧烈晃动,全厂突然停电13分钟,炉内压力骤然增高,炉顶一片火海;北京氧气厂制氧车间的厂房晃动不止,墙上出现许多裂纹,五处开裂和错动,机器大轮摆动十分厉害;北京塑料器材厂厂房山墙倒塌,25米高的烟囱从顶部被震裂;京西煤矿井下支柱劈裂发出声响,碎石下落……
地光,地声,天摇地晃
北京27日的晚上,出奇地热,一丝风也没有。
很多人至今仍牢记着28日凌晨地震时的感受：地光,地声,强烈的摇晃……许多人是被摇醒的,“跟坐火车一个感觉,左右晃动”。当时人们普遍的反应是不顾一切,尽快跑到屋外去。慌乱中,有的人甚至将枕头当作婴儿抱到了室外。
最先预感到强震波即将来临的,应该是住在交道口的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的专家黄相宁夫妇。凌晨3点多钟,黄被妻子摇醒：她感到床在轻微晃动，“一定是地震了”。早在7月14日,黄相宁和同事就向国家地震局提交过一份报告,预测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可能有5级左右的地震。因此,他俩对地震的警觉性很高,马上抱起三个孩子,跑到院子里。这时,看到东南边的天空闪着蓝紫色的地光,黄相宁预感到：要出大事了。果然,几秒钟以后,大地更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稍后看到地光的,有当时住在中南海里。时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武健华。
武健华回忆：“地震发生时,我们从中南海东八所卧室跑到屋外,聚集在四合院的中间,看见天空中黄色带红的强烈闪光震荡,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被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异常紧张。……夜里余震不断。”
当时,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原北京市机械局女干部于向真,半夜时分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她也看到了地光,还听到了地声。
于向真回忆：“我忽地坐起身,听到外面传来隆隆的地声,很沉闷很沉闷;睁眼又见到一闪一闪的银灰色的地光,很亮很亮,我迅速叫喊同屋另外三名女生,拉着、拽着、推着与她们一起跑下楼。”
保卫毛泽东
住在“游泳池”书房的毛泽东,病情已经特别严重,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华国锋、张春桥和王洪文、汪东兴分两班值班守护。
这天,值班的是王洪文和汪东兴,张玉凤也参加了值班。
地震使住处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发动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在场的人都忽地围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抱着毛泽东头部,弯下身挡住,防止掉下东西砸着他。
他们还用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砸着。
一个工作人员回忆：“他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
天亮后,毛泽东被迁往新建的“202”住所。
“202”住所是1974年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是中南海重大战备工程的“重中之重”,建成验收时,还进行了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检测。
毛泽东清醒时十分关心震情,并因灾情的惨重而痛哭。
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专家王新德回忆：“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号啕大哭。”
邓小平一家的自救
7月27日夜晚,邓榕过了午夜才躺下睡觉。她刚刚睡着,突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把她从梦中惊醒,她听到了地声。
邓榕回忆：“我从床上坐起来,定了一下神儿,立刻想到是地震!”
她立刻跑到走廊里大叫：“地震啦!地震啦!”这时,她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走廊的屋顶垮下了一大片。
邓榕想到了奶奶,赶紧跑到她的屋里。“我看见整个房屋,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着,奶奶扶着桌子,站都站不稳,根本不能走动。我赶紧把奶奶扶着走到室外。这时,邓林、邓楠也都跑了出来。我们相对一看,一齐大叫起来：‘爸爸、妈妈!’”
平时为了安全,邓小平夫妇在睡觉时,门是紧锁着的。
他们找了一根棍子,七手八脚硬是把门给撬开了。
邓榕等人进去一看：“由于吃了安眠药,父母亲还熟睡未醒呢。我们赶快把他们叫醒,扶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外。这时,天在摇,地在动,从深深的地底下发出沉闷而又巨大的轰鸣,让人感到格外恐怖。我们扶着三位老人,刚刚在院子里站稳,邓林突然大叫：‘还有孩子们呢!’”
她们反身冲进晃动着的房子里,抱起还在熟睡的孩子,跑了出来。“这下子,全家老少三代十来口人,全都在院子里了。”
地震中的一些工作
国家地震局陷于一片慌乱,谁也说不清楚震中在什么地方。电话不停地响,从中央到各省市,还有各个部门,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震中在哪儿？震情如何？还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地震……
当天上午8时多一点,已知震中位置但还不了解灾情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从唐山赶来的李玉林等人的汇报：“唐山全平了!赶快救救唐山!”
从29日开始,北京开始接收唐山地震造成的伤员,许多大客车和卡车载着受伤的人驶进北京,军用直升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同时,成队的军用卡车载着军人以及食物、药品、衣服、帐篷和毯子等救援物资,向唐山及其他受灾地区驶去。
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黄相宁谈了他们之前作出的地震预报意见。
当晚10时多,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吴德等人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
据参加汇报的黄相宁回忆：到达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刘英勇和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已经先到了。黄相宁进门之后,正好听到梅世蓉汇报的尾声。据黄相宁回忆,她发言的大意,认定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前兆的突发性地震,是根本无法预报、预防的。
接着,黄汇报了事先对这一带地震的预测意见,同时表示,由于预报震级太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万分内疚。
据黄相宁回忆,华国锋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个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追查地震未能预测出来的原因
“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三天,10月8日,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的。”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经过他负责的中科院专门小组的调查,1977年2月25日调查组与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
报告的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报告中谈道：
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
7月上中旬,有六个地震专业站和八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
7月26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
7月27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取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
（摘自《文学故事报》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