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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一词在古代与现代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国古代的音乐被认为是“六艺”之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儒家文化;礼乐;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古人称礼、乐、射、御、书、术为六艺。凡通六艺者，即可为之家宰小相。“儒”以六艺教人，成为后来知识阶层的前身，孔子及其弟子因精通六艺而被称以“儒”相称，进而形成儒家学派。那么儒家所说的“乐”和我们现代意思上的音乐有没有不同呢？在中国，历来音乐从来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与人生哲理、天地万物息息相关，所谓“道不远人”正是如此。
一
近代以来，人们通常把唱戏、奏乐之类的音乐活动直呼为“玩意儿”，其实这是受近代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的影响——音乐是一种审美的活动。而中国传统儒家的观念恰好相反，《乐记》中所谓“乐者，乐也”，一字而两义，“乐者”，音乐也，“乐也”，快乐也。这并非文字游戏，而是隐藏于符号文字中后面独有的中国传统音乐哲学，音乐就是让人感到愉快的一种东西，也就是“娱己”。音乐的另外一重作用教化，则是在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先秦时期，就是已经成熟了的音乐的哲学。如前所述，以“六艺”教人的古代文化精英们看到了音乐的神奇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先哲们设计了一个规范社会和内心秩序的礼乐文化系统，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控制系统——“礼者别异，乐者和同”。音乐不仅是区别于个人身份的符号，还是对人民实行政治教化的手段，“礼乐外内，身心安顿”，岂不是统治阶级的福音？
《乐记》说，“德者性之福，乐者德之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以《礼》、《乐》、《诗》、《书》教人，他们认为礼是用于分别贵贱等级的，而乐则用于调和上下关系，二者须相互配合，才能发挥统制作用，即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1]儒家学者们重视礼乐，把礼乐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而《礼记·文王世子》中同样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的说法。孔子以礼乐作为其教学的中心内容，并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作为其教育思想的宗旨。
子路问成人，子日：“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颜渊问于仲尼日：“成人之行何若”子日：“……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3]
礼乐是在孔子理想状态中一个完人所应具备的各方面才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把它作为自己以及培养弟子的最终奋斗目标。故而在其培养人才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又云“《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在与孔子思想完全不同的《墨子·非儒下》中也侧面描绘了孔子重视礼乐、以礼乐为中心的教学场面，所谓“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具之礼以示仪。”
二
所以说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恐怕只有“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最为密切了。不仅儒家以乐教人，而且，在更早的时代，在宫廷中通晓音乐，掌管宫廷乐舞的乐官，他们在传承历史、保留文化方面，具有了更多的作用。这在书面文字未发达的时代，确是乐官所必备的重要功能之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瞽、矇、瞍三者，均为上古乐官;师指乐师或者大师，也是上古乐官。他们都与献书的史官并列，由此可见他们与历史也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目前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乐官与史官都有共同的职掌——官联。据《周礼》中载，瞽矇作为上古乐官，具有记诵王家世系的职责，实际上就是具有记诵某些特定历史内容的能力。因此，他们作为乐官才可以和史官并列在一起，这可能也是认为瞽史两职实为一职的原因。由此可见，古代乐官因记诵而具有历史保存的功能。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一文所论亦有助于对此事的考证。
上古诗书乐舞同源，掌乐的乐官同时掌诗，故诗由瞽、矇所掌;而诗之原义为记忆、记录，带有历史功能——相当于史诗，因此上古乐官遂因掌诗而一并具有保存的功能。中古以降，各类职官职能的专业化以及书面文字的普及化，才令乐官保存历史的功能逐渐为专业史官所取代。
乐官对于诗、乐的记忆是其文化保存功能的其中一种，而对于乐舞、戏剧的保存，则是乐官文化保存功能的另一个作用。《汉书·礼乐志》云：“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假若没有秦代乐人对先秦乐舞的保存，叔孙通的宗庙乐也可因凭了。又有《汉书·礼乐志》中载，河间献王献出所集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之。从献乐角度论，这是乐官传播功能的体现;就太乐官保存雅乐而言，则是乐舞保存功能的又一个典型例子。在没有乐谱和其他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民间音乐的这种动力性流动，带来了储存、保存音乐的效果。同理可知，历史早期宫廷间的音乐传播，有着同样的“保存音乐”的效果，传播者正是宫廷乐官。
此外，音乐传教行为对于保存传统音乐，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传教，属于古代乐官教育功能的范畴，是宫廷乐官职能的一个主要方面。尤其在乐谱、舞谱、剧本未出现之前，乐舞戏剧的承载者就是乐官本身，其言传身教几乎是乐舞戏剧传承的唯一方式，同时也是乐舞、戏剧得以保存的几乎唯一方式。明人《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词典》中曾述：“祖宗开过，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既不喜，则习者亦渐少。”世所不传的戏剧，每每保留于宫廷乐官机构——教坊之中。此例所述虽在明朝，反推之两宋以前，应该也是同样的。
三
在“蔡侯纸”出现并且普及之前的二千余年里，我国的历史文化得以通过乐官的口口相传而得以传承。在书面文字尚未发达的时代，乐官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不言而喻，上古时期有瞽、矇、瞍与史关系密切，他们即是诗的传人，又是史的传人，在前文字时代得以传递文化。可以说，正是在前文字时代，乐官对于历史的传承与保护，在随着文字普及以及职官分类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之后，才得以令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传承不至于断档。也正是因为传承并未脱节，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而音乐之于文化，意味着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是文化的精神载体与最高表现形式，音乐又是诸多艺术形式中最富于自由意志与形而上意味的。故而，中国古代音乐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深受儒家思想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西汉）公孙尼子.乐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2] （春秋）孔子.论语[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西汉）刘向.说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4] （西汉）司马迁.史记[M].湖南：岳麓书社，2009
【关键词】：儒家文化;礼乐;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古人称礼、乐、射、御、书、术为六艺。凡通六艺者，即可为之家宰小相。“儒”以六艺教人，成为后来知识阶层的前身，孔子及其弟子因精通六艺而被称以“儒”相称，进而形成儒家学派。那么儒家所说的“乐”和我们现代意思上的音乐有没有不同呢？在中国，历来音乐从来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与人生哲理、天地万物息息相关，所谓“道不远人”正是如此。
一
近代以来，人们通常把唱戏、奏乐之类的音乐活动直呼为“玩意儿”，其实这是受近代留德归来的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的影响——音乐是一种审美的活动。而中国传统儒家的观念恰好相反，《乐记》中所谓“乐者，乐也”，一字而两义，“乐者”，音乐也，“乐也”，快乐也。这并非文字游戏，而是隐藏于符号文字中后面独有的中国传统音乐哲学，音乐就是让人感到愉快的一种东西，也就是“娱己”。音乐的另外一重作用教化，则是在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先秦时期，就是已经成熟了的音乐的哲学。如前所述，以“六艺”教人的古代文化精英们看到了音乐的神奇作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先哲们设计了一个规范社会和内心秩序的礼乐文化系统，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控制系统——“礼者别异，乐者和同”。音乐不仅是区别于个人身份的符号，还是对人民实行政治教化的手段，“礼乐外内，身心安顿”，岂不是统治阶级的福音？
《乐记》说，“德者性之福，乐者德之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以《礼》、《乐》、《诗》、《书》教人，他们认为礼是用于分别贵贱等级的，而乐则用于调和上下关系，二者须相互配合，才能发挥统制作用，即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1]儒家学者们重视礼乐，把礼乐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而《礼记·文王世子》中同样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的说法。孔子以礼乐作为其教学的中心内容，并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作为其教育思想的宗旨。
子路问成人，子日：“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颜渊问于仲尼日：“成人之行何若”子日：“……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3]
礼乐是在孔子理想状态中一个完人所应具备的各方面才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把它作为自己以及培养弟子的最终奋斗目标。故而在其培养人才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4]又云“《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在与孔子思想完全不同的《墨子·非儒下》中也侧面描绘了孔子重视礼乐、以礼乐为中心的教学场面，所谓“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具之礼以示仪。”
二
所以说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恐怕只有“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最为密切了。不仅儒家以乐教人，而且，在更早的时代，在宫廷中通晓音乐，掌管宫廷乐舞的乐官，他们在传承历史、保留文化方面，具有了更多的作用。这在书面文字未发达的时代，确是乐官所必备的重要功能之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瞽、矇、瞍三者，均为上古乐官;师指乐师或者大师，也是上古乐官。他们都与献书的史官并列，由此可见他们与历史也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目前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乐官与史官都有共同的职掌——官联。据《周礼》中载，瞽矇作为上古乐官，具有记诵王家世系的职责，实际上就是具有记诵某些特定历史内容的能力。因此，他们作为乐官才可以和史官并列在一起，这可能也是认为瞽史两职实为一职的原因。由此可见，古代乐官因记诵而具有历史保存的功能。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一文所论亦有助于对此事的考证。
上古诗书乐舞同源，掌乐的乐官同时掌诗，故诗由瞽、矇所掌;而诗之原义为记忆、记录，带有历史功能——相当于史诗，因此上古乐官遂因掌诗而一并具有保存的功能。中古以降，各类职官职能的专业化以及书面文字的普及化，才令乐官保存历史的功能逐渐为专业史官所取代。
乐官对于诗、乐的记忆是其文化保存功能的其中一种，而对于乐舞、戏剧的保存，则是乐官文化保存功能的另一个作用。《汉书·礼乐志》云：“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假若没有秦代乐人对先秦乐舞的保存，叔孙通的宗庙乐也可因凭了。又有《汉书·礼乐志》中载，河间献王献出所集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之。从献乐角度论，这是乐官传播功能的体现;就太乐官保存雅乐而言，则是乐舞保存功能的又一个典型例子。在没有乐谱和其他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民间音乐的这种动力性流动，带来了储存、保存音乐的效果。同理可知，历史早期宫廷间的音乐传播，有着同样的“保存音乐”的效果，传播者正是宫廷乐官。
此外，音乐传教行为对于保存传统音乐，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传教，属于古代乐官教育功能的范畴，是宫廷乐官职能的一个主要方面。尤其在乐谱、舞谱、剧本未出现之前，乐舞戏剧的承载者就是乐官本身，其言传身教几乎是乐舞戏剧传承的唯一方式，同时也是乐舞、戏剧得以保存的几乎唯一方式。明人《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词典》中曾述：“祖宗开过，尊崇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词曲，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虽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听者既不喜，则习者亦渐少。”世所不传的戏剧，每每保留于宫廷乐官机构——教坊之中。此例所述虽在明朝，反推之两宋以前，应该也是同样的。
三
在“蔡侯纸”出现并且普及之前的二千余年里，我国的历史文化得以通过乐官的口口相传而得以传承。在书面文字尚未发达的时代，乐官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不言而喻，上古时期有瞽、矇、瞍与史关系密切，他们即是诗的传人，又是史的传人，在前文字时代得以传递文化。可以说，正是在前文字时代，乐官对于历史的传承与保护，在随着文字普及以及职官分类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之后，才得以令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传承不至于断档。也正是因为传承并未脱节，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而音乐之于文化，意味着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是文化的精神载体与最高表现形式，音乐又是诸多艺术形式中最富于自由意志与形而上意味的。故而，中国古代音乐当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深受儒家思想中有关”礼乐“思想的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西汉）公孙尼子.乐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
[2] （春秋）孔子.论语[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西汉）刘向.说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4] （西汉）司马迁.史记[M].湖南：岳麓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