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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将中国的历史进程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部分，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之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这个分期是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萌芽、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三世说；中外关系；梁启超
一、上世史与中国对外交往的肇始
先秦时代的中国历经由部落联盟制到分封制的政治演变，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间进行兼并战争，使中国趋于统一。先秦时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萌芽时代，在此时中国就已与其他地区进行了早期的对外交往。如《穆天子传》记载了一则周穆王游历西域的故事，虽是神话传说，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的史实，并从周穆王西巡所经路线中，已经显露了东西往来的丝绸之路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对外交往并不仅仅局限于蛮族地区的，还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先秦时代的对外交往是中国对外交往的萌芽时代，亦是奠基时代，为日后的中外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二、中世史与中国对外交往的高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随着秦国统一步伐的进程，其西边直达河西走廊，与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建立起了联系。秦统一之后，北征匈奴，南服百越，派官置五尺道，以统西南夷，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两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中外往来的著名路线--丝绸之路。顺着这条丝绸古道西行，汉人到达了中亚、西亚地区。商人们不仅将我国精美的丝绸大量输出，亦将我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而西域地区的优秀工艺和丰富的物产亦传到了东方。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旅，使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与西域地区的双向交流亦极大的丰富了两地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但仍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交流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西域各国不仅通过陆路到达中国，还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在此时期，佛教东传，中国的僧侣前往印度等国求取佛经，对中国同印度等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中，法显前往印度求取佛经，归国之后著有《佛国记》一书，便于我们了解域外的世界。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唐代海陆交通十分发达，域外使者不绝于路，唐太宗李世民被诸国尊称为“天可汗”。近邻日本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学问僧来华访问，不仅促进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亦对日本的政治革新造成重大影响，后鉴真六次东渡日本，成为中日交往的一段佳话。
宋元时期，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的进步，以及统治者的重视，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极其繁荣。海外贸易也是宋元与海外诸国建立政治联系的基本纽带，大量遣使海外，以通聘交往。两代纷纷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使司，厘定律法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基本制度。中国的四大发明亦在此时随着对外交往的轨道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央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政策，由开放走向闭关自守。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传教士进入国门，西学亦随之传入，使古老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了早期的接触。由于政策的转变，中外交往由高潮逐渐走向低潮，明清的对外交往已不能同前代相比了。
由秦至清乾隆年间的近两千年间的中外交往的史实，不难发现：在这两千年间，中国的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经济较为发达，文化与周边国家相比更为繁荣，吸引众多的邻邦前来通聘与贸易，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
三、近世史与中外交往的新的开始
自明代嘉万时期起，传教士东来，是与近代西方交往的开端。至清代康熙时期，面对俄国的侵略，清进行了抗争，后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应当是中国与西方交涉的最有力的实证。甚至在康熙年间还因“朝觐礼仪”与俄使存在争议，康雍乾时期亦有禁教之事，也就是说，在清代早期中国已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交涉，绝非是乾隆末年才开始的。
乾隆末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打开中国的国门，开拓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狂熱时期。英国率先与中国进行了接洽，这便是“马嘎尔尼来华”。面对英国侵略性的要求，乾隆帝严词拒绝。“马嘎尔尼来华”是一次中国走向世界的宝贵良机，但由于清政府的抉择，中国从此逐渐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甚至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与中国人已经与文明进步、与道德理性全都脱离了联系，只剩下暴虐、愚昧、落后、肮脏、危险与不可思议的印象。”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迫于压力，提出了“新政”，此时远避日本的梁启超在此环境下提出“三世说”，是为他的维新思想做进一步的阐释，也是为新政做出应景的回应。不论梁启超是出于什么目的所提出的“三世说”，但他的观点对后代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中外关系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三世说”，不难发现，圉于时代的限制，梁启超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他的观点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新的探索问题的途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2]张海林编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4]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
徐虹（1991-），女，汉族，籍贯：山东济宁，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5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
关键词：三世说；中外关系；梁启超
一、上世史与中国对外交往的肇始
先秦时代的中国历经由部落联盟制到分封制的政治演变，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间进行兼并战争，使中国趋于统一。先秦时代是中国对外交往的萌芽时代，在此时中国就已与其他地区进行了早期的对外交往。如《穆天子传》记载了一则周穆王游历西域的故事，虽是神话传说，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的史实，并从周穆王西巡所经路线中，已经显露了东西往来的丝绸之路的端倪。
因此，中国的对外交往并不仅仅局限于蛮族地区的，还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先秦时代的对外交往是中国对外交往的萌芽时代，亦是奠基时代，为日后的中外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二、中世史与中国对外交往的高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随着秦国统一步伐的进程，其西边直达河西走廊，与河西地区的游牧民族建立起了联系。秦统一之后，北征匈奴，南服百越，派官置五尺道，以统西南夷，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两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中外往来的著名路线--丝绸之路。顺着这条丝绸古道西行，汉人到达了中亚、西亚地区。商人们不仅将我国精美的丝绸大量输出，亦将我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而西域地区的优秀工艺和丰富的物产亦传到了东方。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旅，使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与西域地区的双向交流亦极大的丰富了两地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割据政权林立，战乱频仍，但仍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交流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西域各国不仅通过陆路到达中国，还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在此时期，佛教东传，中国的僧侣前往印度等国求取佛经，对中国同印度等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其中，法显前往印度求取佛经，归国之后著有《佛国记》一书，便于我们了解域外的世界。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唐代海陆交通十分发达，域外使者不绝于路，唐太宗李世民被诸国尊称为“天可汗”。近邻日本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学问僧来华访问，不仅促进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亦对日本的政治革新造成重大影响，后鉴真六次东渡日本，成为中日交往的一段佳话。
宋元时期，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的进步，以及统治者的重视，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极其繁荣。海外贸易也是宋元与海外诸国建立政治联系的基本纽带，大量遣使海外，以通聘交往。两代纷纷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使司，厘定律法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基本制度。中国的四大发明亦在此时随着对外交往的轨道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央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政策，由开放走向闭关自守。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传教士进入国门，西学亦随之传入，使古老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有了早期的接触。由于政策的转变，中外交往由高潮逐渐走向低潮，明清的对外交往已不能同前代相比了。
由秦至清乾隆年间的近两千年间的中外交往的史实，不难发现：在这两千年间，中国的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经济较为发达，文化与周边国家相比更为繁荣，吸引众多的邻邦前来通聘与贸易，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
三、近世史与中外交往的新的开始
自明代嘉万时期起，传教士东来，是与近代西方交往的开端。至清代康熙时期，面对俄国的侵略，清进行了抗争，后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应当是中国与西方交涉的最有力的实证。甚至在康熙年间还因“朝觐礼仪”与俄使存在争议，康雍乾时期亦有禁教之事，也就是说，在清代早期中国已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交涉，绝非是乾隆末年才开始的。
乾隆末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打开中国的国门，开拓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狂熱时期。英国率先与中国进行了接洽，这便是“马嘎尔尼来华”。面对英国侵略性的要求，乾隆帝严词拒绝。“马嘎尔尼来华”是一次中国走向世界的宝贵良机，但由于清政府的抉择，中国从此逐渐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甚至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与中国人已经与文明进步、与道德理性全都脱离了联系，只剩下暴虐、愚昧、落后、肮脏、危险与不可思议的印象。”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迫于压力，提出了“新政”，此时远避日本的梁启超在此环境下提出“三世说”，是为他的维新思想做进一步的阐释，也是为新政做出应景的回应。不论梁启超是出于什么目的所提出的“三世说”，但他的观点对后代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中外关系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三世说”，不难发现，圉于时代的限制，梁启超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他的观点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新的探索问题的途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2]张海林编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4]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
徐虹（1991-），女，汉族，籍贯：山东济宁，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5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