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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年初至当年六月向崇祯皇帝上呈了一系列奏疏。这些奏疏记录了毛文龙人生的最后两季。在这段时期内，毛文龙经历了痛苦煎熬，朝中失势，自保不及，已是穷途末路。
关键词：崇祯；毛文龙；奏本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以运送军饷为名登上东江镇总兵毛文龙驻地——皮岛，当皮岛兵将面揭披毛文龙十二罪状，并斩杀之。众兵将愕然。六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报崇祯皇帝《为恭报岛帅逆形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谨席藁待罪》[1]719a～720b的奏疏至京，崇祯帝“意殊骇”。[2]6717而后宣告毛文龙当斩。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年初至当年六月向崇祯皇帝上呈了一系列奏疏，记录了毛文龙人生的最后两季。在这段时期内，毛文龙经历痛苦煎熬，朝中失势，自保不及，已是穷途末路。
一、朝中失势
崇祯初年，朝廷政局较天启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崇祯帝英年即位，在即位的第一年便覆灭了前朝权倾朝野的巨宦魏忠贤，亲附魏忠贤的官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崇祯帝俞允下，满朝掀起了揭发和搜捕魏忠贤党羽的热潮。曾大力提拔毛文龙的故辽东巡抚王化贞、故兵部尚书王在晋等人在天启后期已经失势，王化贞、王在晋与毛文龙等人与魏忠贤都有一丝一缕的关系，而毛文龙依仗东江镇的军力使朝廷不敢轻易制裁。到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辛未，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共二百五十八人，以七等定罪”[3]49，魏忠贤案终于宣告结束。毛文龙虽然挺过了魏忠贤案的牵连，没有因此丧命，却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朝廷的重用，新君崇祯帝及此时掌权的军政官僚并不赏识毛文龙及其东江镇兵。
关于毛文龙的问题早在天启朝就已经争议纷纭，但都没有认真落实处理。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两次派官员前往东江镇查核兵额、粮饷，查核结果是将毛文龙原报的兵额大为削减，粮饷也按照查核出来的兵額重新拨给。不仅如此，还要将往年多领的粮饷扣算作今日粮饷。东江镇受挫严重，毛文龙在遭到压制后，屡屡向崇祯帝辩解东江镇的兵额、粮饷，倾述东江镇极度缺粮的窘境，哀求崇祯帝多给粮饷，这也成为了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最为棘手、耗费心力最多的事情。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再次受到崇祯帝的重用，第二次督师蓟辽，袁崇焕上任后，通过增饷整军、撤换军将等手段，“完成了对所辖辽东、登莱（山东的登州府、莱州府）、蓟州等地区军政权利的统一，也完成了对所辖蓟辽地区的军队整顿和军事部署。”[4]391毛文龙所统领的东江镇也囊括在袁崇焕职责管辖范围之内。所以，袁崇焕既已完成对辽东、登莱、蓟州等地区的整顿和部署，为了保证其部署的整体完成，随后将着手应对的便是东江镇，直面飞扬跋扈的毛文龙。袁崇焕为了制伏毛文龙以为己用，向崇祯帝建议海船严禁在登莱停泊，渤海航线改为觉华岛—旅顺一线，从觉华岛上岸至山海关或天津，从旅顺转航至东江镇，朝鲜向明朝朝贡的贡路也按此方案执行。这套方案对于东江镇联络朝廷，调拨接济极为不利，因而毛文龙闻讯后极力反对。毛文龙在人生的最后两季便陷落于向崇祯帝辩解兵额、粮饷问题，哀求多发粮饷，反对禁海改运、往年多领粮饷扣算的泥潭，几乎无暇他顾，在战事上也无所建树。
二、辩护自保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书写的奏本，其中有一半是在辩解东江镇的兵额、粮饷问题。辩解兵额问题时，自谓“臣危处东江，与奴为邻。其归乡人民，每岁不啻万计，各欲奋臂报洩父兄妻子之仇，图复土地田宅之思。臣亦忘形迹于将士之分，秉心戮力，以答国恩、以副名望。故兵称二十余万”。又，“登莱道臣王廷试奉旨汰兵，将各岛哨守兵士俱不点阅，只将皮岛官兵一看，就饷定兵，而自曰二万八千”[5]204。辩解粮饷问题时，谓东江镇粮饷“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以收过本折，分散历八年之久，军有余资否？……道臣王庭试点阅，又裁以二万八。即二万八千之食，又不随时发运。”[6]135辩称黄中色和王廷试的复查方法，本身就十分不公平，进而导致复查结果也与东江镇实际兵额、粮饷严重不符。
向崇祯帝倾述东江镇极度缺粮，请求多发粮饷时，自谓“臣处朝鲜地，统兵十数万之众，而受饷二十万之余，剜肉医疮不胜苦楚”[7]710a。“自去年十月守冻，至今七越月矣，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尫羸流离，种种颠连，偪臆无诉”[5]206。“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胃器械全无，驱空拳枵腹之众而当强虏”[6]135，无论毛文龙所说的情节是否夸大，但在彼时适逢连年灾荒，朝廷府库空虚，应对各边战事捉襟见肘的总体形势下，东江镇缺粮的情况应当属实。
毛文龙尤其反对将往年多领粮饷扣算的做法。谓“欲将往岁之饷扣作今日之饷，独不念百孔千疮之苦，乌得粟陈贯朽于今日哉。还将食过之军刳腹取之乎，可令今日之军封口做毙乎。”[5]205称东江镇本就在核查兵额、粮饷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朝廷又要将往年多领粮饷扣算作今年粮饷，使得已然是极度缺粮的东江镇面临绝境。
毛文龙反对禁海改运。谓东江镇因朝廷“出禁海一疏，运粮不至八月，竟无颗粒之颁”[6]135，“登州至旅顺，止用西南风或大西风半日，一帆便可早到，往来如织，犹以为迟。若关门至旅顺，道路湾曲，候风不等，……藉得勤劳运官，忙忙催趱，一年仅得一运，欲求再运必不能，人必尽填沟壑，……且每年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今若必从宁远挂号，绕路愈远，漂没愈多，津运为乌有矣。”[6]132向崇祯帝详细陈说禁海改运给东江镇带来的灭顶之灾。
毛文龙被斩杀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件，不仅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岛上兵将毫无预备，连接到毛文龙死讯的崇祯帝当场也是“意殊骇”[2]6717。但事实证明，毛文龙已经穷途末路，结局难逃。
参考文献：
[1]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M].“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1932.
[2][明]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崇祯实录.卷二.辛未条[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
[4]周喜峰.论袁崇焕的两次督师辽东[J].东莞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代档案总汇.六[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清]毛承斗辑，贾乃谦点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李伟强（1993—），男，浙江嘉善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关键词：崇祯；毛文龙；奏本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以运送军饷为名登上东江镇总兵毛文龙驻地——皮岛，当皮岛兵将面揭披毛文龙十二罪状，并斩杀之。众兵将愕然。六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报崇祯皇帝《为恭报岛帅逆形昭著，机不容失，便宜正法，谨席藁待罪》[1]719a～720b的奏疏至京，崇祯帝“意殊骇”。[2]6717而后宣告毛文龙当斩。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年初至当年六月向崇祯皇帝上呈了一系列奏疏，记录了毛文龙人生的最后两季。在这段时期内，毛文龙经历痛苦煎熬，朝中失势，自保不及，已是穷途末路。
一、朝中失势
崇祯初年，朝廷政局较天启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崇祯帝英年即位，在即位的第一年便覆灭了前朝权倾朝野的巨宦魏忠贤，亲附魏忠贤的官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崇祯帝俞允下，满朝掀起了揭发和搜捕魏忠贤党羽的热潮。曾大力提拔毛文龙的故辽东巡抚王化贞、故兵部尚书王在晋等人在天启后期已经失势，王化贞、王在晋与毛文龙等人与魏忠贤都有一丝一缕的关系，而毛文龙依仗东江镇的军力使朝廷不敢轻易制裁。到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辛未，廷臣上钦定逆案诏，刊布中外，共二百五十八人，以七等定罪”[3]49，魏忠贤案终于宣告结束。毛文龙虽然挺过了魏忠贤案的牵连，没有因此丧命，却也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朝廷的重用，新君崇祯帝及此时掌权的军政官僚并不赏识毛文龙及其东江镇兵。
关于毛文龙的问题早在天启朝就已经争议纷纭，但都没有认真落实处理。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帝两次派官员前往东江镇查核兵额、粮饷，查核结果是将毛文龙原报的兵额大为削减，粮饷也按照查核出来的兵額重新拨给。不仅如此，还要将往年多领的粮饷扣算作今日粮饷。东江镇受挫严重，毛文龙在遭到压制后，屡屡向崇祯帝辩解东江镇的兵额、粮饷，倾述东江镇极度缺粮的窘境，哀求崇祯帝多给粮饷，这也成为了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最为棘手、耗费心力最多的事情。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再次受到崇祯帝的重用，第二次督师蓟辽，袁崇焕上任后，通过增饷整军、撤换军将等手段，“完成了对所辖辽东、登莱（山东的登州府、莱州府）、蓟州等地区军政权利的统一，也完成了对所辖蓟辽地区的军队整顿和军事部署。”[4]391毛文龙所统领的东江镇也囊括在袁崇焕职责管辖范围之内。所以，袁崇焕既已完成对辽东、登莱、蓟州等地区的整顿和部署，为了保证其部署的整体完成，随后将着手应对的便是东江镇，直面飞扬跋扈的毛文龙。袁崇焕为了制伏毛文龙以为己用，向崇祯帝建议海船严禁在登莱停泊，渤海航线改为觉华岛—旅顺一线，从觉华岛上岸至山海关或天津，从旅顺转航至东江镇，朝鲜向明朝朝贡的贡路也按此方案执行。这套方案对于东江镇联络朝廷，调拨接济极为不利，因而毛文龙闻讯后极力反对。毛文龙在人生的最后两季便陷落于向崇祯帝辩解兵额、粮饷问题，哀求多发粮饷，反对禁海改运、往年多领粮饷扣算的泥潭，几乎无暇他顾，在战事上也无所建树。
二、辩护自保
毛文龙在崇祯二年（1629年）书写的奏本，其中有一半是在辩解东江镇的兵额、粮饷问题。辩解兵额问题时，自谓“臣危处东江，与奴为邻。其归乡人民，每岁不啻万计，各欲奋臂报洩父兄妻子之仇，图复土地田宅之思。臣亦忘形迹于将士之分，秉心戮力，以答国恩、以副名望。故兵称二十余万”。又，“登莱道臣王廷试奉旨汰兵，将各岛哨守兵士俱不点阅，只将皮岛官兵一看，就饷定兵，而自曰二万八千”[5]204。辩解粮饷问题时，谓东江镇粮饷“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以收过本折，分散历八年之久，军有余资否？……道臣王庭试点阅，又裁以二万八。即二万八千之食，又不随时发运。”[6]135辩称黄中色和王廷试的复查方法，本身就十分不公平，进而导致复查结果也与东江镇实际兵额、粮饷严重不符。
向崇祯帝倾述东江镇极度缺粮，请求多发粮饷时，自谓“臣处朝鲜地，统兵十数万之众，而受饷二十万之余，剜肉医疮不胜苦楚”[7]710a。“自去年十月守冻，至今七越月矣，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尫羸流离，种种颠连，偪臆无诉”[5]206。“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胃器械全无，驱空拳枵腹之众而当强虏”[6]135，无论毛文龙所说的情节是否夸大，但在彼时适逢连年灾荒，朝廷府库空虚，应对各边战事捉襟见肘的总体形势下，东江镇缺粮的情况应当属实。
毛文龙尤其反对将往年多领粮饷扣算的做法。谓“欲将往岁之饷扣作今日之饷，独不念百孔千疮之苦，乌得粟陈贯朽于今日哉。还将食过之军刳腹取之乎，可令今日之军封口做毙乎。”[5]205称东江镇本就在核查兵额、粮饷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朝廷又要将往年多领粮饷扣算作今年粮饷，使得已然是极度缺粮的东江镇面临绝境。
毛文龙反对禁海改运。谓东江镇因朝廷“出禁海一疏，运粮不至八月，竟无颗粒之颁”[6]135，“登州至旅顺，止用西南风或大西风半日，一帆便可早到，往来如织，犹以为迟。若关门至旅顺，道路湾曲，候风不等，……藉得勤劳运官，忙忙催趱，一年仅得一运，欲求再运必不能，人必尽填沟壑，……且每年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今若必从宁远挂号，绕路愈远，漂没愈多，津运为乌有矣。”[6]132向崇祯帝详细陈说禁海改运给东江镇带来的灭顶之灾。
毛文龙被斩杀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件，不仅出乎其本人的意料，岛上兵将毫无预备，连接到毛文龙死讯的崇祯帝当场也是“意殊骇”[2]6717。但事实证明，毛文龙已经穷途末路，结局难逃。
参考文献：
[1]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M].“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1932.
[2][明]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崇祯实录.卷二.辛未条[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
[4]周喜峰.论袁崇焕的两次督师辽东[J].东莞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代档案总汇.六[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清]毛承斗辑，贾乃谦点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李伟强（1993—），男，浙江嘉善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