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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又叫《书经》、《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内容包括“典”、“谟”、“诰”、“誓”四大部分，是关于尧、舜和夏、商、周至秦穆公的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中国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神权思想及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一、《尚书·洪范》及其来源
相传为周灭商后二年，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记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它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在这种神意政治前提下，君主要注意自己的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第二畴），以引起“休徵”，而避免“咎徵”（第八畴）；并遵循岁、月、日、星辰、历数的“五纪”常理，以处理政纪（第四畴）；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卜、筮”（第七畴），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刚克”、“柔克”、“作威”、“作福”（第六畴），也就是利用“六极”作威，利用“五福”作福（第九畴）。这样一篇反复向君主提出行动规范的统治经验，其用意在于以此来神化君权，并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这一“大法”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洪范”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其作者相传是商朝的箕子。
传说周武王在公元前1122年取代商王成为天子后，深知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借鉴前朝经验，于是他就去拜访商朝的遗贤箕子（商纣王的叔父）。
据说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常道次序”留给了更早的帝王，所以周武王前来虚心请教。
箕子是商朝遗贤，他知道商朝兴亡之理，但是他把答案推到了更早的夏朝，亦即当大禹治水成功后，上天就赐给他“洪范九畴”（九类治理大法），由此可以治国安民。箕子的回答牵涉了古代的一则深化，这使“洪范九畴”有了一个神圣的来源。
《洪范》，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或认为作于春秋。《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亦称“洛书”。托武王与箕子对话，言禹治水有功，上帝锡（此文中的锡均读作cì，通“赐”）予其“洪范九畴”（大法九种）。其中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性能作用。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又提出“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五行之序释孝子忠臣之行，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皆参以谶纬、天人感应之说。王安石作《洪范传》以五行为“天所以命万物者也”。
《尚书·洪范》记述的是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传统认为《尚书·洪范》、《尚书·甘誓》是西周作品。疑古派因为战国前著作中“五行”出现的很少，就认定战国前出现“五行”的作品必是后人伪作。这种论证是不妥当的。聂文涛指出，《左传》所说“五材”是五行思想的应用或延伸，而不是“五行”理论的发端。“材”在春秋时期没有“行”的含义。《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表明“五行”理论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左传》同一时期的《孙子》中就提到了“五行”，疑古派要证明《孙子》是战国后期的伪作是很困难的。疑古派曾推定《尚书》为汉代作品，但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尚书》确非汉代人伪作的。李学勤则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证据，说明《洪范》确为西周作品。（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二、“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
五行：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人类的生存要靠五行来支持，所以必须明辨其性质，如“水向下渗透，火向下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百谷”；由这五行还引申到人类的五种味觉：酸、咸、苦、辛、甜。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五行在人类的感觉与理解中，能显示特定的性质，由此提供了人类在文化上继续创造发展的条件。
敬用五事：“五事”指人的五种本能，“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换句话说，希望人人由其特殊本能，表现恰到好处的作为，以便融入群体生活，共享幸福。
农用八政：本意是要切实办好八政。八政是国家施政的八大领域，即：管理粮食、管理爱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是指调和阴阳，要用五纪。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动力，它的变化显示于天象，作用于人间，所以要有天官来观察及记录有关“岁、月、日、星辰、历数”这五纪的一切细节。农业社会中，五纪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作息。
建用皇极：“皇极”即“大中”（至大谓“皇”，至中谓“极”），意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的原则。谁来代表天意来维持“皇极”呢？当然是天子了。“建用皇极”意在用政治来实践宗教的目的，使人间成为享福之地。这是整篇《洪范》的精神所在。
乂用三德：指的是治民要靠三德。“三德”即刚正不阿、以刚制胜、以柔制胜，这里说的是人际相处的道理。正直是首要原则，接着就需要运用刚与柔，亦即刚柔并济。对顽强者，采取刚的策略，使他知所收敛；对柔顺者，则温和有加，使他增益信心。
明用稽疑：就是通过占卜以探寻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民众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意思是人的思考必须根据外界各种现象。四季的变化与气象，会影响农作物生产，也将影响人们的心绪与行动，继而干扰到社会与国家。因此要仔细考察“雨、晴、暖、寒、风”。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句话的意思是用五种幸福引导人们行善，用六种困苦警戒人们作恶。所谓“五福”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亲近有德）、考终命（长命善终）”。所谓“六极”是指“凶短折、疾、忧、贫、恶（丑陋）、弱（懦弱）”。这种说法是想以现世的遭遇来作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验证。这种观念既古老又朴素，与后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大异其趣。
洪范九畴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意即人群组成的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有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恒定之点，要将人生指向“大中”之体现。有此目标，人生才不至于失望与落空。
一、《尚书·洪范》及其来源
相传为周灭商后二年，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记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它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皇极”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倡导一种基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在这种神意政治前提下，君主要注意自己的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第二畴），以引起“休徵”，而避免“咎徵”（第八畴）；并遵循岁、月、日、星辰、历数的“五纪”常理，以处理政纪（第四畴）；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卜、筮”（第七畴），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刚克”、“柔克”、“作威”、“作福”（第六畴），也就是利用“六极”作威，利用“五福”作福（第九畴）。这样一篇反复向君主提出行动规范的统治经验，其用意在于以此来神化君权，并提高君主自身的警惕性。这一“大法”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洪范”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其作者相传是商朝的箕子。
传说周武王在公元前1122年取代商王成为天子后，深知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借鉴前朝经验，于是他就去拜访商朝的遗贤箕子（商纣王的叔父）。
据说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常道次序”留给了更早的帝王，所以周武王前来虚心请教。
箕子是商朝遗贤，他知道商朝兴亡之理，但是他把答案推到了更早的夏朝，亦即当大禹治水成功后，上天就赐给他“洪范九畴”（九类治理大法），由此可以治国安民。箕子的回答牵涉了古代的一则深化，这使“洪范九畴”有了一个神圣的来源。
《洪范》，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或认为作于春秋。《汉书·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故亦称“洛书”。托武王与箕子对话，言禹治水有功，上帝锡（此文中的锡均读作cì，通“赐”）予其“洪范九畴”（大法九种）。其中提出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性能作用。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又提出“正直”、“刚克”、“柔克”三种治民方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五行之序释孝子忠臣之行，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皆参以谶纬、天人感应之说。王安石作《洪范传》以五行为“天所以命万物者也”。
《尚书·洪范》记述的是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传统认为《尚书·洪范》、《尚书·甘誓》是西周作品。疑古派因为战国前著作中“五行”出现的很少，就认定战国前出现“五行”的作品必是后人伪作。这种论证是不妥当的。聂文涛指出，《左传》所说“五材”是五行思想的应用或延伸，而不是“五行”理论的发端。“材”在春秋时期没有“行”的含义。《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表明“五行”理论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左传》同一时期的《孙子》中就提到了“五行”，疑古派要证明《孙子》是战国后期的伪作是很困难的。疑古派曾推定《尚书》为汉代作品，但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尚书》确非汉代人伪作的。李学勤则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证据，说明《洪范》确为西周作品。（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二、“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
五行：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人类的生存要靠五行来支持，所以必须明辨其性质，如“水向下渗透，火向下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百谷”；由这五行还引申到人类的五种味觉：酸、咸、苦、辛、甜。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五行在人类的感觉与理解中，能显示特定的性质，由此提供了人类在文化上继续创造发展的条件。
敬用五事：“五事”指人的五种本能，“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换句话说，希望人人由其特殊本能，表现恰到好处的作为，以便融入群体生活，共享幸福。
农用八政：本意是要切实办好八政。八政是国家施政的八大领域，即：管理粮食、管理爱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是指调和阴阳，要用五纪。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动力，它的变化显示于天象，作用于人间，所以要有天官来观察及记录有关“岁、月、日、星辰、历数”这五纪的一切细节。农业社会中，五纪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作息。
建用皇极：“皇极”即“大中”（至大谓“皇”，至中谓“极”），意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的原则。谁来代表天意来维持“皇极”呢？当然是天子了。“建用皇极”意在用政治来实践宗教的目的，使人间成为享福之地。这是整篇《洪范》的精神所在。
乂用三德：指的是治民要靠三德。“三德”即刚正不阿、以刚制胜、以柔制胜，这里说的是人际相处的道理。正直是首要原则，接着就需要运用刚与柔，亦即刚柔并济。对顽强者，采取刚的策略，使他知所收敛；对柔顺者，则温和有加，使他增益信心。
明用稽疑：就是通过占卜以探寻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民众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意思是人的思考必须根据外界各种现象。四季的变化与气象，会影响农作物生产，也将影响人们的心绪与行动，继而干扰到社会与国家。因此要仔细考察“雨、晴、暖、寒、风”。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句话的意思是用五种幸福引导人们行善，用六种困苦警戒人们作恶。所谓“五福”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亲近有德）、考终命（长命善终）”。所谓“六极”是指“凶短折、疾、忧、贫、恶（丑陋）、弱（懦弱）”。这种说法是想以现世的遭遇来作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验证。这种观念既古老又朴素，与后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大异其趣。
洪范九畴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意即人群组成的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有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恒定之点，要将人生指向“大中”之体现。有此目标，人生才不至于失望与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