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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羲之的传世作品均是由后代临摹而流传下来,其中,尤属唐代双钩临摹本为最精。《得示帖》便是唐代摹本墨迹,也是王羲之手札中一件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得示帖》不仅具有高超的技法,而且是一件兼具“情感”与“形式”的佳作,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羲之;得示帖;形式;情感;书法创作
《得示帖》是王羲之手札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件手札。全文共四行,计32字,此帖与《丧乱帖》和《二谢帖》连成一纸,纵28.7厘米,横58.9厘米,现存日本。该帖是王羲之的行草书的代表作,或行或草,时断时连,中侧并用,方圆兼施。不仅具有高超的技法,而且是一件兼具“情感”与“形式”的佳作,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一、《得示帖》的内容释文与历史背景
《得示帖》全文共四行,计32字,是一封寄给朋友的信。原文如下: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王羲之顿首。大意是:收到来信,知道您病还未愈,心里很挂念。我身体也不好,明天如果有太阳,我才能出门,因为不想遇上雾气。等待(五石散)药性发散(身体恢复)。王羲之敬上。
“顿首”是古人书信中常用的敬语。“迟散”之意多有争议。张大春先生在2012年11月11日的《上海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字不通书不成》的文章,认为“迟散”是“蹒跚”、“徐行”之意。①笔者结合信中的“不欲触雾”以及魏晋时期的服食(五石散)习惯,认为“迟散”意为等待寒食散药性散发比较合理。“迟散”一语在王羲之书札里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试举一例:热日更甚,得书,知足下不堪之,同此无赖,早且乘凉行欲往迟散也。②魏晋时代上流社会流行服食养性,大抵是由于美容、治病、壮阳、延年益寿等需要。据余嘉锡《寒食散考》中引皇甫谧《寒食散论》的记载,寒食散性烈,服用后会感到燥热,所以服药后需要在寒凉的环境中进行调节,以使药性散发、排出毒气。③据葛洪《抱朴子内篇》“极言”卷十三云:“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 ④ 葛洪所不欲冒之的“大雾”与《得示帖》中的“不欲触雾”含义相同。可见“触雾”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有害健康的。另据祁小春先生在《王羲之为何‘不欲触雾’》一文中阐述,“当时有禁忌‘晨行触雾’的习俗,至于‘雾’为何令人生畏?大概如上所记,与古人相信‘雾’中有‘瘴’气有关、、、、、、由‘触雾’引出饮酒令人联想起饮酒与服食的关系,这似乎又可为帖文最后的‘迟散’(服食后等待发作)一语作诠释了。” ⑤如此看来,此札中所说的情况便与服食之事完全相契合。那么,“迟散”的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得示帖》的“形式”与“情感”分析
情感与形式的表现是所有艺术中最根本的问题。近代西方美学中,康德认为“在所有美的艺术中,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形式。”进入20世纪,“形式”成为西方美学的中心话题,各种思潮流派纷呈。形式主义之父罗杰?弗莱提出“有意义的形式与表现性的形式”,阿恩海姆提出“格式塔倾向完型形式”,苏珊?朗格则说:“艺术是人的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⑥他们都从不从角度阐述了“形式”的重要。笔者认为,我们既强调形式,又要注重情感,情感离不开形式的表现,形式离不开情感的激活,情感与形式应当是统一的。
王羲之《得示帖》就是一件兼具“形式”与“情感”的佳作。首先,《得示帖》在处理字“形式”方面的手段非常丰富。比如“示”字下主上次,左下点与竖厚重紧密、右下点轻灵空荡;“犹”字左主右次,左部双撇相聚,右部虚化简约;“散”字左主右次、左收右放、左实右虚。这些字通过点画关系的巧妙调整形成视觉中心点,即字眼,呈现变化与统一、灵动与安稳、形散而神不散的妙构。其次,《得示帖》在“情感”的处理上也是匠心独运。首行“得示”二字非常平稳端正,接下来“知足下”三字一气呵成,不加停顿,而且取势右下方,是情感的第一个爆发点,到“犹”字则延伸到纸边,而“未佳”两字则把前面的“势”拉了回来。第二行“吾亦劣劣”又是一气呵成,体现了情感的变化。“明日出”端庄平正,近乎楷书,“乃行”二字右侧取势,打破了上面的平正。第三行的“触雾故也”则字字独立,且突然放大,形成了视觉中心点;而“迟”字向左倾斜,而且用细线表达,与上面的粗重形成对比,第四行的“王羲之顿首”又是一组连贯的草书,达到了最后的情感变化高潮。该帖虽然时行时草,看似率意洒脱,实则匠心独运。通篇或行或草,时断时连,时大时小,中侧并用,方圆兼施,忽简为草,忽繁为行,或连成一片,或字字独立,兴之所致,变化无穷,感情收放自如,显示出王羲之思绪的起伏跌宕。既有“形式”的意义,又有“情感”的特征。“情感”与“形式”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三、《得示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借鉴意义
当代书法创作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特别是对“二王”帖学一派的继承与发展尤为突出,但繁荣的背后是机械肤浅的理解与实践。所以,当代书法家应该回到王羲之的作品本身,通过对王羲之作品的深度分析来获取创作的启发。《得示帖》无疑对当代书法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首先,《得示帖》在笔法上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笔法是书法艺术的核心。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学习王羲之的书法,首先要了解王羲之的笔法,即王羲之的用笔方法。《得示帖》虽是唐摹本,但因为唐代摹本是双钩响拓,能较好的还原作品的笔法,而且能保证作品的外部形式,所以具有清晰的笔法还原。比如第一行 “得”字的起笔中锋,然后由中转侧,再由侧转中;“未佳”两字中间一竖的逆锋起笔;“吾亦劣劣”四字的连贯用笔和换锋调锋以及提按等都非常讲究,体现了王羲之用笔的丰富性。
其次,《得示帖》在字法上具有强烈的启发作用。“字法”是风格形成的关键性要素。比如“得”、“犹”、“欲”等字的左低右高的结字方法;而“触”、“雾”、“散”等字则是左高右低;“明”、“故”等字则是左右齐平。“知足下”的右下倾斜之势,“乃行”和“迟”的左下倾斜之势也形成鲜明的对比。“知足下”、“未佳”、“吾亦劣劣”、“王羲之顿首”等均是以自组的形式来表达,体现了王羲之“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风格特点。
第三,《得示帖》在章法上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得示帖》虽然只有四行,但它所蕴含的信息量却特别多。首先,《得示帖》通过行书和草书的交替使用营造了一种节奏感。比如“得示”和“明日”的平正端庄是一种慢节奏的体现,而“知足下”和“吾亦劣劣”的一气呵成,则体现了一种快节奏,如此快慢结合,有一种音乐的节奏在里面。从而,赋予了一件书法作品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其次,《得示帖》通过提按和粗细的调节,营造了书法作品的层次感和视觉中心点。比如《得示帖》的视觉焦点和视觉前端点就在“触雾”上面,通过“触雾”周边的连带处理和缩小处理来衬托和凸显视觉中心点。这又赋予《得示帖》以绘画的层次感。
最后,由于《得示帖》是摹本,又是一件书信,所以在墨色的变化上不够强烈。这也恰恰给了当代书法创作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当代书法创作应该在墨色的层次感和墨色的变化上多去探索和尝试,从而,丰富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手段和方法,创造出属于当前时代的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1] 张大春《文字不通书不成》,《上海书评》,2012年11月
[2] 曹大民《淳化阁帖辩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3] 余嘉锡《寒食散考》,《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12月
[4]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第1版,2011年10月
[5] 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
[6]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
【关键词】王羲之;得示帖;形式;情感;书法创作
《得示帖》是王羲之手札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件手札。全文共四行,计32字,此帖与《丧乱帖》和《二谢帖》连成一纸,纵28.7厘米,横58.9厘米,现存日本。该帖是王羲之的行草书的代表作,或行或草,时断时连,中侧并用,方圆兼施。不仅具有高超的技法,而且是一件兼具“情感”与“形式”的佳作,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一、《得示帖》的内容释文与历史背景
《得示帖》全文共四行,计32字,是一封寄给朋友的信。原文如下: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王羲之顿首。大意是:收到来信,知道您病还未愈,心里很挂念。我身体也不好,明天如果有太阳,我才能出门,因为不想遇上雾气。等待(五石散)药性发散(身体恢复)。王羲之敬上。
“顿首”是古人书信中常用的敬语。“迟散”之意多有争议。张大春先生在2012年11月11日的《上海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字不通书不成》的文章,认为“迟散”是“蹒跚”、“徐行”之意。①笔者结合信中的“不欲触雾”以及魏晋时期的服食(五石散)习惯,认为“迟散”意为等待寒食散药性散发比较合理。“迟散”一语在王羲之书札里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试举一例:热日更甚,得书,知足下不堪之,同此无赖,早且乘凉行欲往迟散也。②魏晋时代上流社会流行服食养性,大抵是由于美容、治病、壮阳、延年益寿等需要。据余嘉锡《寒食散考》中引皇甫谧《寒食散论》的记载,寒食散性烈,服用后会感到燥热,所以服药后需要在寒凉的环境中进行调节,以使药性散发、排出毒气。③据葛洪《抱朴子内篇》“极言”卷十三云:“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 ④ 葛洪所不欲冒之的“大雾”与《得示帖》中的“不欲触雾”含义相同。可见“触雾”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有害健康的。另据祁小春先生在《王羲之为何‘不欲触雾’》一文中阐述,“当时有禁忌‘晨行触雾’的习俗,至于‘雾’为何令人生畏?大概如上所记,与古人相信‘雾’中有‘瘴’气有关、、、、、、由‘触雾’引出饮酒令人联想起饮酒与服食的关系,这似乎又可为帖文最后的‘迟散’(服食后等待发作)一语作诠释了。” ⑤如此看来,此札中所说的情况便与服食之事完全相契合。那么,“迟散”的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得示帖》的“形式”与“情感”分析
情感与形式的表现是所有艺术中最根本的问题。近代西方美学中,康德认为“在所有美的艺术中,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形式。”进入20世纪,“形式”成为西方美学的中心话题,各种思潮流派纷呈。形式主义之父罗杰?弗莱提出“有意义的形式与表现性的形式”,阿恩海姆提出“格式塔倾向完型形式”,苏珊?朗格则说:“艺术是人的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⑥他们都从不从角度阐述了“形式”的重要。笔者认为,我们既强调形式,又要注重情感,情感离不开形式的表现,形式离不开情感的激活,情感与形式应当是统一的。
王羲之《得示帖》就是一件兼具“形式”与“情感”的佳作。首先,《得示帖》在处理字“形式”方面的手段非常丰富。比如“示”字下主上次,左下点与竖厚重紧密、右下点轻灵空荡;“犹”字左主右次,左部双撇相聚,右部虚化简约;“散”字左主右次、左收右放、左实右虚。这些字通过点画关系的巧妙调整形成视觉中心点,即字眼,呈现变化与统一、灵动与安稳、形散而神不散的妙构。其次,《得示帖》在“情感”的处理上也是匠心独运。首行“得示”二字非常平稳端正,接下来“知足下”三字一气呵成,不加停顿,而且取势右下方,是情感的第一个爆发点,到“犹”字则延伸到纸边,而“未佳”两字则把前面的“势”拉了回来。第二行“吾亦劣劣”又是一气呵成,体现了情感的变化。“明日出”端庄平正,近乎楷书,“乃行”二字右侧取势,打破了上面的平正。第三行的“触雾故也”则字字独立,且突然放大,形成了视觉中心点;而“迟”字向左倾斜,而且用细线表达,与上面的粗重形成对比,第四行的“王羲之顿首”又是一组连贯的草书,达到了最后的情感变化高潮。该帖虽然时行时草,看似率意洒脱,实则匠心独运。通篇或行或草,时断时连,时大时小,中侧并用,方圆兼施,忽简为草,忽繁为行,或连成一片,或字字独立,兴之所致,变化无穷,感情收放自如,显示出王羲之思绪的起伏跌宕。既有“形式”的意义,又有“情感”的特征。“情感”与“形式”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三、《得示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借鉴意义
当代书法创作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特别是对“二王”帖学一派的继承与发展尤为突出,但繁荣的背后是机械肤浅的理解与实践。所以,当代书法家应该回到王羲之的作品本身,通过对王羲之作品的深度分析来获取创作的启发。《得示帖》无疑对当代书法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首先,《得示帖》在笔法上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笔法是书法艺术的核心。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学习王羲之的书法,首先要了解王羲之的笔法,即王羲之的用笔方法。《得示帖》虽是唐摹本,但因为唐代摹本是双钩响拓,能较好的还原作品的笔法,而且能保证作品的外部形式,所以具有清晰的笔法还原。比如第一行 “得”字的起笔中锋,然后由中转侧,再由侧转中;“未佳”两字中间一竖的逆锋起笔;“吾亦劣劣”四字的连贯用笔和换锋调锋以及提按等都非常讲究,体现了王羲之用笔的丰富性。
其次,《得示帖》在字法上具有强烈的启发作用。“字法”是风格形成的关键性要素。比如“得”、“犹”、“欲”等字的左低右高的结字方法;而“触”、“雾”、“散”等字则是左高右低;“明”、“故”等字则是左右齐平。“知足下”的右下倾斜之势,“乃行”和“迟”的左下倾斜之势也形成鲜明的对比。“知足下”、“未佳”、“吾亦劣劣”、“王羲之顿首”等均是以自组的形式来表达,体现了王羲之“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风格特点。
第三,《得示帖》在章法上对当代书法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得示帖》虽然只有四行,但它所蕴含的信息量却特别多。首先,《得示帖》通过行书和草书的交替使用营造了一种节奏感。比如“得示”和“明日”的平正端庄是一种慢节奏的体现,而“知足下”和“吾亦劣劣”的一气呵成,则体现了一种快节奏,如此快慢结合,有一种音乐的节奏在里面。从而,赋予了一件书法作品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其次,《得示帖》通过提按和粗细的调节,营造了书法作品的层次感和视觉中心点。比如《得示帖》的视觉焦点和视觉前端点就在“触雾”上面,通过“触雾”周边的连带处理和缩小处理来衬托和凸显视觉中心点。这又赋予《得示帖》以绘画的层次感。
最后,由于《得示帖》是摹本,又是一件书信,所以在墨色的变化上不够强烈。这也恰恰给了当代书法创作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当代书法创作应该在墨色的层次感和墨色的变化上多去探索和尝试,从而,丰富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手段和方法,创造出属于当前时代的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1] 张大春《文字不通书不成》,《上海书评》,2012年11月
[2] 曹大民《淳化阁帖辩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3] 余嘉锡《寒食散考》,《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12月
[4]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华书局,第1版,2011年10月
[5] 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
[6]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