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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某单位的30余名群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某一压制群众，不够资格的领导干部选入新的党中央的意见，邓小平当即批示：“我看不宜选入新的中委。尊重民意”
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和刘伯承麾师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后，面对被我们接收的90万人的国民党部队，接管的近30万人的工人、旧职员、警察、散兵游勇，和潮水般的人民来访，邓小平处乱不惊、拨乱反正，殚精竭虑地为民排忧解难，迅速扭转了百业凋零，民心浮动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1952年，对于大西南的稳定作出卓越贡献的邓小平，奉调北京，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他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使他满腔热情、尽心竭力，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这也体现在他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
几句话救活了中医行业
邓小平说过：“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一个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那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正由于邓小平十分明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的重要，因此他对于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来信非常重视，处理得既及时又圆满，表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1952年全总党组将中国医务工作委员会分党组关于对长沙等大城市中医工作者的生活情况的调查，转送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这份调查资料反映长沙、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中医工作者，失业、半失业者竟达40％以上，而劳动部门认为他们是自由职业者，又有医师执照，不允许他们就业登记。为了使流传久远的中医事业发扬光大，中医工作委员会建议各级领导除应重视对中医师的管理工作外，还应加速其进修，使他们在思想，技术上有所提高，并建议合组诊所，解决就业问题。
邓小平阅后于10月29日批示：“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全总党组转来医务工作委员会分党组关于中医失业情况的报告，应请各地加以注意。他们所提解决办法大体可行，亦望各地参照办理。”邓小平几句话，救活了一个行业！
1958年，水利部为了揽洪蓄水治理滹沱河，在河北省平山县修建岗南水库，处于库区的西马台口村677户2561口移民被动员安置在外省住。因生活习性不习惯，方言土语听不懂，1960年春被迁移走的这些村民又全部返回故乡。由于县里不接受返迁户，这些人没有粮食供应，没有住房。两年过去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村党支部书记执笔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信求助。
他怎么也没想到，信发出20天后即收到邓小平写来的回信：“马祥同志：来信收悉，反映你们移民村建房款物问题，应找县里按政策办理，如若不办，请直接来京找我。”
1962年1月，由于我国的纸张存在暂时困难，《人民日报》决定缩小发行量，由133万份压缩为100万份。因压缩幅度过大，不仅满足不了迫切要求订阅的新读者的愿望，连长期订阅者也压缩了很多，以致引起许多群众来信提出不同意见。从1月到3月，报社共收到100多封信。4月21日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致信邓小平，反映群众的意见，并提出建议增加发行30万份，如果国家拨纸困难，可改为四版(星期日保留六版)等三条措施。
4月23日邓小平即批示：“这个问题在书记处谈过，大家意见，以改四版(有时出六版)为好，改四版后，报纸内容也好些。故拟予同意。”此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文化部对纸张又作了一次重新分配，采取减少地方报纸，集中力量办好《人民日报》的措施，拨出两三千吨纸支持《人民日报》，满足了人民群众阅读《人民日报》的愿望。
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邓小平满腔热情、殚精竭虑予以解决，而对于那些不深人实际，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失职干部，邓小平横眉冷对，严加追查、毫不姑息。
1959年有两位同志反映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温泉乡由于天灾人祸，人员死亡、逃亡和患病者近半数，成羊和羔羊死亡也不少。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乡的少数干部竟不闻不问。情况反映到省里后，省委只当作一般问题加以处理，未引起重视。写信人要求中央派检查组去。
邓小平批示：“青海省委要严肃处理这一问题，不好的干部必须撤职，违法乱纪且有民愤的，应该法办。”后甘肃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依法撤销了那个乡的乡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1962年11月9日，八省一市水利厅局长反映地质部在支持农业打井问题上，每眼井由原来的不收费，涨到收工作费1．5万多元，水下管材费2万多元。各地对这样高的收费反映强烈。邓小平得知后，立即批交主管地质部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追查，“质问地质部收费为什么这样高。”
1962年11月20日，阜新海州矿某同志来信，反映当地盗窃严重。由于当地公安局的局长袒护犯罪者，致使盗贼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盗窃变压器、高压线。邓小平接到来信后，命煤炭部部长钟子云派人调查。经调查阜新矿盗窃情况确实严重。在煤炭部和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终于刹住了这股歪风。
“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
1956年，由于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急促和粗糙，而党的一些领导却陶醉于巨大的胜利，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加上国际上，同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国际上激起极大的震动。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同年6月和10月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政治事件。国内、国际上所发生的一切，也在我国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一个时期内学生请愿罢课，工人、农民上访、告状接连不断。对于人民群众的集体上访、请愿、闹事等问题，邓小平理智达观，从容机敏，沉着应对，主张用加强教育和民主的方法看待和处理。
对于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初，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南京、四川、江西、云南、安徽、山东、甘肃等地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因学校课程设置、实习场所、研究生的工作和毕业后的分配等问题连续发生的学生罢课、请愿和类似的20多起事件，邓小平非常重视。
邓小平说：“人民内部的事情要用人民内部的解决办法来对待，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在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力法，特别是对青年。”
1956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群众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解决。要正确区分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些少数根本不讲道理的人，最后总是要被孤立的。
同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谈到有的地方闹事问题时说：闹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领导不好，官僚主义，政治思想薄弱。当然其中并不否认有一部分闹事分子是不妥当的，也不否认有个别的事件中有反革命分子。但是为什么反革命分子能够利用，能够煽动?电是由于领导上有问题，由于领导脱离群众。这样认识，对我们有益处，只有这样认识才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处理问题。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活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
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对群众上访、学生罢课闹事等问题进行了清晰透彻的分析，在具体处理有关问题时，也显得既认真严肃又理智达观。
1957年1月，内务部优抚局接待室接待山东省复员军人20余人在京滞留两个多月，多次集体到国务院上访，要求解决工作安排问题。1月14日上午9时，他们中13人又冲人国务院西门院内，大吵大闹，提出的问题也极不合理。有关方面多次做工作他们也不听。鉴于上述情况，内务部优抚局作出对来访人员区别对待，对一些要求解决困难问题或反映歧视、打击、报复事件者，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对无理取闹、态度蛮横、滋闹事者，应由公安人员送地方政府酌情处理：如确有困难，除进行教育外亦应帮助其解决；如无困难，则应根据滋闹事情节分别进行严肃处理，以教育其它复员军人等决定。邓小平同意内务部的意见。
当然，仔何问题都有一定的限度，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及各行各业人员在来信来访中所提出的一些正当合理的要求，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予以满足。即使对于一个时期内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也非常耐心地进行解释和疏导。而对于那些居心叵测“不要社会主义的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则采取非常强硬的方式进行斗争。
1986年底，当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党的战斗力削弱，物价的上涨和经济秩序混乱等暂时困难，煽动一些学院的学生企图冲击天安门，制造政治影响，妄图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时，邓小平即义正词严地明令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来多少抓多少。中国的形象不会因为拘留他们受影响。”“前一阶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是采取疏导的方针，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
“二炮应千方百计，将房屋早日退还人大”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后，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教工作。尽管当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业已结束，但是极左思潮还没有被肃清，“两个凡是”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步履艰难。对此，邓小平心如明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1976年，高考制度已经整整中断了十年，国家小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人民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十分不满，人民来信似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邓小于写信，认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邓小平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1977年冬关闭了十年的考场又得以重新开放。
高考恢复了，中国人民大学已复校了。但是二炮却仍迟迟不肯退出学校。致使校领导无办公楼，教师和学生无校舍和宿舍，查资料无图书馆，学习无安静的环境。1978年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经济、党史系77届学生致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尽快改变部队占领学校房台的情况，腾出校舍，给全校师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邓小平于5月16日批示：“二炮应千方百计，将房屋早日退还人大。”在邓小平的干预下，人民大学师生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1978年3月15日河北大学一同志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有些军队的领导干部，将只有小学程度的子女和家属送到大学旁听、代培。而这些子女、家属不遵守学校纪律，迟到早退，生活特殊，致使学校无法管理。建议各校已招的旁听生和代培生、代训生一律退回，今后不再招收这样的学生。邓小平3月17日批示：“这些意见很重要，请教育部查一下，并为国务院写一个通知报批。”在邓小平的严抓下，这种不正之风得到制止。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为抢占世界高科技的制高点，应该尽快制订我国高技术的计划。具有战略家的眼光的邓小平，以对科学技术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家高科技发展的远见卓识，在接到此信后迅速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于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从而诞生了我国的“863”高技术计划。该计划实施十年，硕果累累，不仅填补了我国许多高科技空白，而且培养和造就了数百万中青年科学家。
处理人民来信几乎不超过一周
高度重视、果断处理、雷厉风行，这是邓小平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1957年5月，邓小平在批发的中央转发杨尚昆、习仲勋同志“关于各机关接见来访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接待群众来访和处理人民来信，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之一。办好这件事，对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各级领导机关都应把这项工作看成是机关中一项经常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予以适当加强，并且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加以检查和改进。”
报告还指出：“来访群众不断增加，并不是一件坏事，无理取闹的是极少数，他们找到领导机构门上来，是他们的一种权利，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用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去做好这件工作。”
纵观邓小平一生处理人民来信情况，他处理每一封信都认真及时、干脆利索，几乎没有超过一星期的，多数是随来随批，只有那些非经过深入调查不可的，才迟延一些时候。
1962年10月9日，一干部对本部门在传达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时，对在这个时期在认识上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同志点名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次日邓小平即批示：“如属实，这样传达方式是不需要的。”并告有关同志，嘱进行传达的同志注意。邓小平非常及时的意见既纠正了某同志在传达中的不足之处，又保护了相当一批同志。
1954年，邓小平得知陕西干县某工作 组在统购粮食中采取威吓、辱骂、硬逼等方法之后，在对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关于西北局统购粮食中两个强迫命令现象的通报的批示中指出：“兹将西北局关于统购粮食中两个强迫命令事例的通报转发你们。在各种工作中，不但要及时地把好的事例通报出去，以资效法，而且要及时地把坏的事例通报出去，以资警戒。两种方法缺一不可。各级党委都须加以注意。”
信任群众、尊重民意，提出保护写信人，是邓小平处理人民来信的又一特点。邓小平说过：“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确提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面地有步骤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和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一时间，大批群众赴京上访，全国出现了上访高潮。”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
从邓小平处理人民来信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注意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1974年3月2日，北京体育学院国家击剑集训队两位同志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上海60年代生产过整套击剑器材，其产品质量超过苏联，赶上匈牙利，并曾有过出口，但因“文革的干扰，现在准备从伊朗进口西德的击剑器材。这两位同志认为，用外国的击剑器材出国比赛，有失民族尊严。要求责成体委和轻工部委托上海工交组织力量自己生产击剑器材。让我们的运动员带上国产的击剑器材参加第七届亚运会。邓小平于3月3日即批示：“我认为李、金两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应予重视，请国家体委研究处理。”
1977年某单位的30余名群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某一压制群众、不够资格的领导干部选人新的党中央的意见，邓小平8月22日当即批示：“我看不宜选人新的中委。尊重民意。”
1978年12月19日，某县干部来信，揭发该县委书记追随“四人帮”弄虚作假，骗取“大寨县”的称号。邓小平阅后两次批示：“一个时期以来，告山西状的不少，值得省委重视。对报告的人不管对否，部要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本文选刊时编者略作文字整理)
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和刘伯承麾师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后，面对被我们接收的90万人的国民党部队，接管的近30万人的工人、旧职员、警察、散兵游勇，和潮水般的人民来访，邓小平处乱不惊、拨乱反正，殚精竭虑地为民排忧解难，迅速扭转了百业凋零，民心浮动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1952年，对于大西南的稳定作出卓越贡献的邓小平，奉调北京，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他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使他满腔热情、尽心竭力，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这也体现在他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
几句话救活了中医行业
邓小平说过：“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一个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如果那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正由于邓小平十分明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的重要，因此他对于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的来信非常重视，处理得既及时又圆满，表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1952年全总党组将中国医务工作委员会分党组关于对长沙等大城市中医工作者的生活情况的调查，转送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这份调查资料反映长沙、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中医工作者，失业、半失业者竟达40％以上，而劳动部门认为他们是自由职业者，又有医师执照，不允许他们就业登记。为了使流传久远的中医事业发扬光大，中医工作委员会建议各级领导除应重视对中医师的管理工作外，还应加速其进修，使他们在思想，技术上有所提高，并建议合组诊所，解决就业问题。
邓小平阅后于10月29日批示：“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全总党组转来医务工作委员会分党组关于中医失业情况的报告，应请各地加以注意。他们所提解决办法大体可行，亦望各地参照办理。”邓小平几句话，救活了一个行业！
1958年，水利部为了揽洪蓄水治理滹沱河，在河北省平山县修建岗南水库，处于库区的西马台口村677户2561口移民被动员安置在外省住。因生活习性不习惯，方言土语听不懂，1960年春被迁移走的这些村民又全部返回故乡。由于县里不接受返迁户，这些人没有粮食供应，没有住房。两年过去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村党支部书记执笔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信求助。
他怎么也没想到，信发出20天后即收到邓小平写来的回信：“马祥同志：来信收悉，反映你们移民村建房款物问题，应找县里按政策办理，如若不办，请直接来京找我。”
1962年1月，由于我国的纸张存在暂时困难，《人民日报》决定缩小发行量，由133万份压缩为100万份。因压缩幅度过大，不仅满足不了迫切要求订阅的新读者的愿望，连长期订阅者也压缩了很多，以致引起许多群众来信提出不同意见。从1月到3月，报社共收到100多封信。4月21日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致信邓小平，反映群众的意见，并提出建议增加发行30万份，如果国家拨纸困难，可改为四版(星期日保留六版)等三条措施。
4月23日邓小平即批示：“这个问题在书记处谈过，大家意见，以改四版(有时出六版)为好，改四版后，报纸内容也好些。故拟予同意。”此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文化部对纸张又作了一次重新分配，采取减少地方报纸，集中力量办好《人民日报》的措施，拨出两三千吨纸支持《人民日报》，满足了人民群众阅读《人民日报》的愿望。
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邓小平满腔热情、殚精竭虑予以解决，而对于那些不深人实际，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失职干部，邓小平横眉冷对，严加追查、毫不姑息。
1959年有两位同志反映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温泉乡由于天灾人祸，人员死亡、逃亡和患病者近半数，成羊和羔羊死亡也不少。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乡的少数干部竟不闻不问。情况反映到省里后，省委只当作一般问题加以处理，未引起重视。写信人要求中央派检查组去。
邓小平批示：“青海省委要严肃处理这一问题，不好的干部必须撤职，违法乱纪且有民愤的，应该法办。”后甘肃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依法撤销了那个乡的乡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1962年11月9日，八省一市水利厅局长反映地质部在支持农业打井问题上，每眼井由原来的不收费，涨到收工作费1．5万多元，水下管材费2万多元。各地对这样高的收费反映强烈。邓小平得知后，立即批交主管地质部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追查，“质问地质部收费为什么这样高。”
1962年11月20日，阜新海州矿某同志来信，反映当地盗窃严重。由于当地公安局的局长袒护犯罪者，致使盗贼胆大包天、光天化日之下盗窃变压器、高压线。邓小平接到来信后，命煤炭部部长钟子云派人调查。经调查阜新矿盗窃情况确实严重。在煤炭部和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下，终于刹住了这股歪风。
“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
1956年，由于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急促和粗糙，而党的一些领导却陶醉于巨大的胜利，不像过去那样谦虚谨慎，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尊重党内民主了。加上国际上，同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国际上激起极大的震动。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同年6月和10月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政治事件。国内、国际上所发生的一切，也在我国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一个时期内学生请愿罢课，工人、农民上访、告状接连不断。对于人民群众的集体上访、请愿、闹事等问题，邓小平理智达观，从容机敏，沉着应对，主张用加强教育和民主的方法看待和处理。
对于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初，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南京、四川、江西、云南、安徽、山东、甘肃等地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因学校课程设置、实习场所、研究生的工作和毕业后的分配等问题连续发生的学生罢课、请愿和类似的20多起事件，邓小平非常重视。
邓小平说：“人民内部的事情要用人民内部的解决办法来对待，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在人民内部主要是用教育的力法，特别是对青年。”
1956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群众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对于群众闹事，我们要站在人民之中，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解决。要正确区分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些少数根本不讲道理的人，最后总是要被孤立的。
同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谈到有的地方闹事问题时说：闹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领导不好，官僚主义，政治思想薄弱。当然其中并不否认有一部分闹事分子是不妥当的，也不否认有个别的事件中有反革命分子。但是为什么反革命分子能够利用，能够煽动?电是由于领导上有问题，由于领导脱离群众。这样认识，对我们有益处，只有这样认识才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问题，用正确的方法处理问题。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活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
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对群众上访、学生罢课闹事等问题进行了清晰透彻的分析，在具体处理有关问题时，也显得既认真严肃又理智达观。
1957年1月，内务部优抚局接待室接待山东省复员军人20余人在京滞留两个多月，多次集体到国务院上访，要求解决工作安排问题。1月14日上午9时，他们中13人又冲人国务院西门院内，大吵大闹，提出的问题也极不合理。有关方面多次做工作他们也不听。鉴于上述情况，内务部优抚局作出对来访人员区别对待，对一些要求解决困难问题或反映歧视、打击、报复事件者，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对无理取闹、态度蛮横、滋闹事者，应由公安人员送地方政府酌情处理：如确有困难，除进行教育外亦应帮助其解决；如无困难，则应根据滋闹事情节分别进行严肃处理，以教育其它复员军人等决定。邓小平同意内务部的意见。
当然，仔何问题都有一定的限度，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及各行各业人员在来信来访中所提出的一些正当合理的要求，邓小平指示有关部门予以满足。即使对于一个时期内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也非常耐心地进行解释和疏导。而对于那些居心叵测“不要社会主义的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则采取非常强硬的方式进行斗争。
1986年底，当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党的战斗力削弱，物价的上涨和经济秩序混乱等暂时困难，煽动一些学院的学生企图冲击天安门，制造政治影响，妄图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时，邓小平即义正词严地明令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来多少抓多少。中国的形象不会因为拘留他们受影响。”“前一阶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是采取疏导的方针，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
“二炮应千方百计，将房屋早日退还人大”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后，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教工作。尽管当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业已结束，但是极左思潮还没有被肃清，“两个凡是”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步履艰难。对此，邓小平心如明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1976年，高考制度已经整整中断了十年，国家小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人民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十分不满，人民来信似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邓小于写信，认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邓小平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1977年冬关闭了十年的考场又得以重新开放。
高考恢复了，中国人民大学已复校了。但是二炮却仍迟迟不肯退出学校。致使校领导无办公楼，教师和学生无校舍和宿舍，查资料无图书馆，学习无安静的环境。1978年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经济、党史系77届学生致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尽快改变部队占领学校房台的情况，腾出校舍，给全校师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邓小平于5月16日批示：“二炮应千方百计，将房屋早日退还人大。”在邓小平的干预下，人民大学师生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1978年3月15日河北大学一同志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有些军队的领导干部，将只有小学程度的子女和家属送到大学旁听、代培。而这些子女、家属不遵守学校纪律，迟到早退，生活特殊，致使学校无法管理。建议各校已招的旁听生和代培生、代训生一律退回，今后不再招收这样的学生。邓小平3月17日批示：“这些意见很重要，请教育部查一下，并为国务院写一个通知报批。”在邓小平的严抓下，这种不正之风得到制止。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为抢占世界高科技的制高点，应该尽快制订我国高技术的计划。具有战略家的眼光的邓小平，以对科学技术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家高科技发展的远见卓识，在接到此信后迅速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于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从而诞生了我国的“863”高技术计划。该计划实施十年，硕果累累，不仅填补了我国许多高科技空白，而且培养和造就了数百万中青年科学家。
处理人民来信几乎不超过一周
高度重视、果断处理、雷厉风行，这是邓小平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1957年5月，邓小平在批发的中央转发杨尚昆、习仲勋同志“关于各机关接见来访群众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接待群众来访和处理人民来信，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之一。办好这件事，对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各级领导机关都应把这项工作看成是机关中一项经常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予以适当加强，并且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加以检查和改进。”
报告还指出：“来访群众不断增加，并不是一件坏事，无理取闹的是极少数，他们找到领导机构门上来，是他们的一种权利，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用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去做好这件工作。”
纵观邓小平一生处理人民来信情况，他处理每一封信都认真及时、干脆利索，几乎没有超过一星期的，多数是随来随批，只有那些非经过深入调查不可的，才迟延一些时候。
1962年10月9日，一干部对本部门在传达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时，对在这个时期在认识上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同志点名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次日邓小平即批示：“如属实，这样传达方式是不需要的。”并告有关同志，嘱进行传达的同志注意。邓小平非常及时的意见既纠正了某同志在传达中的不足之处，又保护了相当一批同志。
1954年，邓小平得知陕西干县某工作 组在统购粮食中采取威吓、辱骂、硬逼等方法之后，在对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关于西北局统购粮食中两个强迫命令现象的通报的批示中指出：“兹将西北局关于统购粮食中两个强迫命令事例的通报转发你们。在各种工作中，不但要及时地把好的事例通报出去，以资效法，而且要及时地把坏的事例通报出去，以资警戒。两种方法缺一不可。各级党委都须加以注意。”
信任群众、尊重民意，提出保护写信人，是邓小平处理人民来信的又一特点。邓小平说过：“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确提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面地有步骤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和各类历史遗留问题。一时间，大批群众赴京上访，全国出现了上访高潮。”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
从邓小平处理人民来信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注意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1974年3月2日，北京体育学院国家击剑集训队两位同志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上海60年代生产过整套击剑器材，其产品质量超过苏联，赶上匈牙利，并曾有过出口，但因“文革的干扰，现在准备从伊朗进口西德的击剑器材。这两位同志认为，用外国的击剑器材出国比赛，有失民族尊严。要求责成体委和轻工部委托上海工交组织力量自己生产击剑器材。让我们的运动员带上国产的击剑器材参加第七届亚运会。邓小平于3月3日即批示：“我认为李、金两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应予重视，请国家体委研究处理。”
1977年某单位的30余名群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某一压制群众、不够资格的领导干部选人新的党中央的意见，邓小平8月22日当即批示：“我看不宜选人新的中委。尊重民意。”
1978年12月19日，某县干部来信，揭发该县委书记追随“四人帮”弄虚作假，骗取“大寨县”的称号。邓小平阅后两次批示：“一个时期以来，告山西状的不少，值得省委重视。对报告的人不管对否，部要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本文选刊时编者略作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