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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恶搞”与“恶炒”联姻时，其轻松逗笑的草根文化诉求原貌已经相当模糊
“恶稿”正热得发烫。
《恶搞9·11，广东惊现炸弹标志》、《<夜宴>公映恶搞先行》、《恶搞名著，再流行》……每天的新闻里，藉“恶搞”名义吸引眼球的不计其数。而入夏以来，一场关于“恶搞”的论战也在如火如荼地持续着。这边厢管理部门要发文禁止视频恶搞、立法者要限制恶搞，那边厢草根代表者举着“文化多元”招牌，拼力死争。看客也迅速分为两大门派，捧鲜花者有之，抡板砖者无数，火上浇油者更多。
这场仍无胜者的论战，注定了“恶搞”必将闯入2006年关键词三甲之列。
恶搞之前生今世
恶搞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有评论以为，从王朔的拿崇高开涮，就隐约已见恶搞的影子，后来解构经典的《大话西游》亦是，被网友们热爱的“小胖ps照”更是。
网络的普及，或许是恶搞流行的最大推力。
2005年年末，搔首弄姿的芙蓉姐姐网络贴图，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后台男生”凭搞笑创意红透网络。最终，胡戈的《馒头血案》在笑骂声中将“恶搞”推到了极致。
颠覆传统、挑战权威、草根文化代表……此时的“恶搞”虽然受到争议，但因为满足了群众的文娱诉求，在传媒的烘托下一路勇猛前行。“恶搞是社会宽容开放的标志之一，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必然有多样化形式，有不同品位的定位，才能满足民众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文化评论者潘采夫为“恶搞”辩护说。
然而2006年一哄而上的“恶搞潮”，不仅让观众迅速地“审美疲劳”，还令“恶搞”沦为一味宣泄和出名求财的工具。
《馒头血案》之后，《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等恶搞原著的视频作品层出不穷。芙蓉姐姐之后，石榴哥哥、猴子妹妹继续丑态百出。可惜，均未获得群众好评。
相反，对红色经典、正面人物的恶搞，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评判。
雷锋死于帮人太多，董存瑞被骗炸碉堡，诸葛亮需要吃伟哥，鲁迅、岳飞等等也无一幸免。粗糙的剪贴组合技术，“恶心不搞笑”的所谓创新作品在网络里泛滥成灾。
恶搞是否应该有底线?争议中，拷问声不断。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9．9％的人认为“恶搞”应该有底线。有63．0％的人表示，如果自己成为被“恶搞”的对象，会感到愤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评论说，“这应当成为恶搞第一层次的自律”。
还有71．7％的人担心，无限制“恶搞”的流行，受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成年人看了一笑而过的东西，却给孩子们带来价值观的模糊与混淆。”华师大心理系教授桑标称，“青少年的个性、人性都尚未发育成熟，但青春期又特别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道德标准的模糊，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大。”
还有学者直指“文化多元”理由的脆弱。“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以‘恶搞’为能事，以群体狂欢和媒体追炒代替严肃创作，没有真正的文化创新，那就是最大的可悲了!”
“恶炒”炒糊“恶搞”
除了底线问题，“恶搞”当下的另一个困境是——“恶炒”中面目模糊。
因为“恶搞”的眼球效应，借“恶搞”变身“恶炒”以追求短暂利益，传媒在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媚俗趋势，正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
“炒作是中小媒体的生存方式之一。”潘采夫说。
从短信竞猜遇难者人数，到热炒兔唇女；从大炒案情内幕，到渲染血腥色情细节，“恶炒”竟成为传媒激烈竞争中的“制胜法宝”。
陕西特大杀人案件的侦破，引发的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杀人狂变态心理”“狂魔心路全剖析”，恐怖血腥的详细描述争夺读者眼球。女职员夜宿公司遇害，有网站立刻制作奸杀过程图，图文并茂以博点击率。
为博出位迎合市场，为点击率收视率折腰，传媒角色与商业角色的错位，令“恶炒风”如野草般烧不尽，吹又生。
“媒体‘逐利’现象严重，是传媒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如不加以自律，早晚会失去话语权。”传媒学者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
恶果已经初露端倪
2005年年末，一位家境贫困的女大学生因为母亲重病，上网发帖求助。但求助被传媒“恶炒”成“卖身救母”，由于此前过多炒作“女大学生”和“卖身救母”类新闻，消息一出即引来质疑和谩骂的蜂拥而至。2006年，重病的母亲因缺乏治疗费，撒手人寰，成为“恶炒”的最大牺牲品。
2006年夏天，“桑美”袭击浙闽地区。某媒体的采访车因解救市民被困，报社工作人员上网发求救信息。跟帖者中，竟没多少人相信事件真实性。“切，又想炒作了。”“哈，温州人有钱，发辆坦克去救你们好了。”冷嘲热讽倒不少。
逐利不可避免地引发新闻造假，假新闻层出不穷，媒体的公信力就逐渐丧失。恶性循环的后果令传媒重创。
当“恶搞”与“恶炒”联姻时，其轻松逗笑的草根文化诉求原貌已经相当模糊，即便是无恶意的“恶搞”，也可能在铺天盖地的炒作中，变得面目狰狞，后患无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表示，“恶炒”汹涌中，“恶搞”这个词早已定义不明，所指内容模糊不清，相关的争论也变得无意义。
“恶搞”走到了悬崖边
接二连三的事件，令人们对“恶搞”的批判越发严厉。
“极品男”是其一。—名大学生被恶搞成一个在火车上与邻座女生疯狂搭讪的“极品男”。网络上暴增的口诛笔伐，几乎使其精神崩溃。利用网络来恶搞或搞垮—个人的案例，“极品男”不是第一起。早前“铜须门”就借桃色事件，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网络暴力。
被恶搞吸引了眼球，却模糊了辨别真伪冷静分析的能力，一味地喊打喊杀，宣泄情绪。“铜须门”的教训还在，恶搞却没有绝迹。
如果说网络大肆讨伐，是“全民恶搞”的话，那么此前更热闹的“流氓外教通缉令”，则让全国网民彻底尝到了“被恶搞”的滋味。
一个“流氓外教玩弄中国女性”博客被广泛传播，惹得不少网民振臂高呼，要来一场“全球通缉、驱逐流氓外教”行动。然而境外媒体报道称，这个流氓博客，实际不过是一个恶作剧，几个所谓“行为艺术家”试图以此试探中国民众的反应。“煽动起来的公众愤怒最后撞在于一堵棉花墙上”，评论者认为，这场公众情感戏有点可笑。
“9·11”前后，全世界在为无辜的牺牲者默哀时，“恶搞9·11”系列却不断冒头。《北京双子座大楼被轰炸》的恶搞还在继续，广东又出现了炸弹符号和大楼被炸图片。
一位读者不无担忧地问：“‘狼来了’听多了，会不会有一天真的灾难来了，我们还以为是恶搞，一笑而过？”
“我们最终都可能成为恶搞中的一枚棋子，迷失自己，看不到真相。”一位经历了“流氓外教”事件的网友在帖子里说。
舆论堕落和信任缺失，最终让恶搞走到了悬崖边。
“恶稿”正热得发烫。
《恶搞9·11，广东惊现炸弹标志》、《<夜宴>公映恶搞先行》、《恶搞名著，
这场仍无胜者的论战，注定了“恶搞”必将闯入2006年关键词三甲之列。
恶搞之前生今世
恶搞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有评论以为，从王朔的拿崇高开涮，就隐约已见恶搞的影子，后来解构经典的《大话西游》亦是，被网友们热爱的“小胖ps照”更是。
网络的普及，或许是恶搞流行的最大推力。
2005年年末，搔首弄姿的芙蓉姐姐网络贴图，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后台男生”凭搞笑创意红透网络。最终，胡戈的《馒头血案》在笑骂声中将“恶搞”推到了极致。
颠覆传统、挑战权威、草根文化代表……此时的“恶搞”虽然受到争议，但因为满足了群众的文娱诉求，在传媒的烘托下一路勇猛前行。“恶搞是社会宽容开放的标志之一，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必然有多样化形式，有不同品位的定位，才能满足民众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文化评论者潘采夫为“恶搞”辩护说。
然而2006年一哄而上的“恶搞潮”，不仅让观众迅速地“审美疲劳”，还令“恶搞”沦为一味宣泄和出名求财的工具。
《馒头血案》之后，《春运帝国》、《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等恶搞原著的视频作品层出不穷。芙蓉姐姐之后，石榴哥哥、猴子妹妹继续丑态百出。可惜，均未获得群众好评。
相反，对红色经典、正面人物的恶搞，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评判。
雷锋死于帮人太多，董存瑞被骗炸碉堡，诸葛亮需要吃伟哥，鲁迅、岳飞等等也无一幸免。粗糙的剪贴组合技术，“恶心不搞笑”的所谓创新作品在网络里泛滥成灾。
恶搞是否应该有底线?争议中，拷问声不断。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9．9％的人认为“恶搞”应该有底线。有63．0％的人表示，如果自己成为被“恶搞”的对象，会感到愤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评论说，“这应当成为恶搞第一层次的自律”。
还有71．7％的人担心，无限制“恶搞”的流行，受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成年人看了一笑而过的东西，却给孩子们带来价值观的模糊与混淆。”华师大心理系教授桑标称，“青少年的个性、人性都尚未发育成熟，但青春期又特别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道德标准的模糊，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大。”
还有学者直指“文化多元”理由的脆弱。“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以‘恶搞’为能事，以群体狂欢和媒体追炒代替严肃创作，没有真正的文化创新，那就是最大的可悲了!”
“恶炒”炒糊“恶搞”
除了底线问题，“恶搞”当下的另一个困境是——“恶炒”中面目模糊。
因为“恶搞”的眼球效应，借“恶搞”变身“恶炒”以追求短暂利益，传媒在市场竞争压力下的媚俗趋势，正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
“炒作是中小媒体的生存方式之一。”潘采夫说。
从短信竞猜遇难者人数，到热炒兔唇女；从大炒案情内幕，到渲染血腥色情细节，“恶炒”竟成为传媒激烈竞争中的“制胜法宝”。
陕西特大杀人案件的侦破，引发的是媒体连篇累牍的“杀人狂变态心理”“狂魔心路全剖析”，恐怖血腥的详细描述争夺读者眼球。女职员夜宿公司遇害，有网站立刻制作奸杀过程图，图文并茂以博点击率。
为博出位迎合市场，为点击率收视率折腰，传媒角色与商业角色的错位，令“恶炒风”如野草般烧不尽，吹又生。
“媒体‘逐利’现象严重，是传媒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职业道德的表现，如不加以自律，早晚会失去话语权。”传媒学者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
恶果已经初露端倪
2005年年末，一位家境贫困的女大学生因为母亲重病，上网发帖求助。但求助被传媒“恶炒”成“卖身救母”，由于此前过多炒作“女大学生”和“卖身救母”类新闻，消息一出即引来质疑和谩骂的蜂拥而至。2006年，重病的母亲因缺乏治疗费，撒手人寰，成为“恶炒”的最大牺牲品。
2006年夏天，“桑美”袭击浙闽地区。某媒体的采访车因解救市民被困，报社工作人员上网发求救信息。跟帖者中，竟没多少人相信事件真实性。“切，又想炒作了。”“哈，温州人有钱，发辆坦克去救你们好了。”冷嘲热讽倒不少。
逐利不可避免地引发新闻造假，假新闻层出不穷，媒体的公信力就逐渐丧失。恶性循环的后果令传媒重创。
当“恶搞”与“恶炒”联姻时，其轻松逗笑的草根文化诉求原貌已经相当模糊，即便是无恶意的“恶搞”，也可能在铺天盖地的炒作中，变得面目狰狞，后患无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表示，“恶炒”汹涌中，“恶搞”这个词早已定义不明，所指内容模糊不清，相关的争论也变得无意义。
“恶搞”走到了悬崖边
接二连三的事件，令人们对“恶搞”的批判越发严厉。
“极品男”是其一。—名大学生被恶搞成一个在火车上与邻座女生疯狂搭讪的“极品男”。网络上暴增的口诛笔伐，几乎使其精神崩溃。利用网络来恶搞或搞垮—个人的案例，“极品男”不是第一起。早前“铜须门”就借桃色事件，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网络暴力。
被恶搞吸引了眼球，却模糊了辨别真伪冷静分析的能力，一味地喊打喊杀，宣泄情绪。“铜须门”的教训还在，恶搞却没有绝迹。
如果说网络大肆讨伐，是“全民恶搞”的话，那么此前更热闹的“流氓外教通缉令”，则让全国网民彻底尝到了“被恶搞”的滋味。
一个“流氓外教玩弄中国女性”博客被广泛传播，惹得不少网民振臂高呼，要来一场“全球通缉、驱逐流氓外教”行动。然而境外媒体报道称，这个流氓博客，实际不过是一个恶作剧，几个所谓“行为艺术家”试图以此试探中国民众的反应。“煽动起来的公众愤怒最后撞在于一堵棉花墙上”，评论者认为，这场公众情感戏有点可笑。
“9·11”前后，全世界在为无辜的牺牲者默哀时，“恶搞9·11”系列却不断冒头。《北京双子座大楼被轰炸》的恶搞还在继续，广东又出现了炸弹符号和大楼被炸图片。
一位读者不无担忧地问：“‘狼来了’听多了，会不会有一天真的灾难来了，我们还以为是恶搞，一笑而过？”
“我们最终都可能成为恶搞中的一枚棋子，迷失自己，看不到真相。”一位经历了“流氓外教”事件的网友在帖子里说。
舆论堕落和信任缺失，最终让恶搞走到了悬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