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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以下简称“毛张周”）三人团是在长征途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对长征的最终胜利有直接的影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也有重要作用。本文拟从“毛张周”三人团形成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一历史过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意义重大。
关键词：长征； “毛张周”三人团； 形成过程 ；
“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党的领导核心，周恩来是党的最高军事决策者，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的成功的运作，使党、政、军具有了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对长征以及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央苏区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博李周”三人团
众所周知，蒋介石曾指令湘赣两省國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五次“会剿”，而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党的英勇的红军成功了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当时只是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在1934年“广昌决战”时，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战事，成立了野战司令部，当时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博古为政治委员，而实际上一切都由米芾的得意弟子--李德说了算。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然而其本质上是一个教条主义的积极推行者，他实行的路线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战争伊始，国民党大军进攻，他实行的是“消极的阵地防御战”，结果红军伤亡惨重；战争中后期，又实行“退怯路线”、“逃跑路线”，使红军大片阵地失守。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攻破，敌人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5月下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批复。随后，为了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由博古负责，军事大计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由此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二、长征初期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的“毛王张”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主力从出征后，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历时一个半月。然而在这个阶段，红军主力伤亡惨重，出征时的86800余人，过湘江后，损失52500余人，主力锐减343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红军折损的具体数据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损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是损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是损失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损失30500余人；用刘伯承的话，通称“损失过半”，但看到这些具体的数据，让我们有了真切的感知，真让人痛心疾首。长征开始时，张闻天实际已经被剥夺参与党内最高决策的权力，一切重大军政大计都由最高“三人团”博李周说了算，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比张闻天更差，几乎没有参与军政机密的权利。大军突围西征，离开红色国都瑞金，毛泽东充满愤懑之情，张闻天也满腹惆怅，他俩在政治上得到了沟通，感情上更加亲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同毛，张站在一起，有着政治上的共同语言。于是，在踏上突围西征之路时，毛泽东有意识的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立即欣然同意。这时，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把毛王张摆在一边，这就给毛王张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王张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取得共识，感情上更加亲近。三者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泽东时任中央政治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
三、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组成的“毛张周”三人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会上博古做了报告，周恩来做了副报告，张闻天做了“反报告”，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等相继发言。会议最终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决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但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的中央集体领导，此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红军长征途中军事斗争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对长征最终的胜利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伯流主编.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4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6.
[3]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A].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69.
[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纲领[A].遵义会议文献.
关键词：长征； “毛张周”三人团； 形成过程 ；
“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党的领导核心，周恩来是党的最高军事决策者，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的成功的运作，使党、政、军具有了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对长征以及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三人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央苏区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博李周”三人团
众所周知，蒋介石曾指令湘赣两省國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五次“会剿”，而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党的英勇的红军成功了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当时只是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在1934年“广昌决战”时，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战事，成立了野战司令部，当时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博古为政治委员，而实际上一切都由米芾的得意弟子--李德说了算。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然而其本质上是一个教条主义的积极推行者，他实行的路线政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战争伊始，国民党大军进攻，他实行的是“消极的阵地防御战”，结果红军伤亡惨重；战争中后期，又实行“退怯路线”、“逃跑路线”，使红军大片阵地失守。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攻破，敌人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5月下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得到了共产国际复电批复。随后，为了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由博古负责，军事大计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由此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二、长征初期由“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的“毛王张”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主力从出征后，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历时一个半月。然而在这个阶段，红军主力伤亡惨重，出征时的86800余人，过湘江后，损失52500余人，主力锐减343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红军折损的具体数据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是损失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是损失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是损失8600余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损失30500余人；用刘伯承的话，通称“损失过半”，但看到这些具体的数据，让我们有了真切的感知，真让人痛心疾首。长征开始时，张闻天实际已经被剥夺参与党内最高决策的权力，一切重大军政大计都由最高“三人团”博李周说了算，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比张闻天更差，几乎没有参与军政机密的权利。大军突围西征，离开红色国都瑞金，毛泽东充满愤懑之情，张闻天也满腹惆怅，他俩在政治上得到了沟通，感情上更加亲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同毛，张站在一起，有着政治上的共同语言。于是，在踏上突围西征之路时，毛泽东有意识的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立即欣然同意。这时，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把毛王张摆在一边，这就给毛王张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王张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取得共识，感情上更加亲近。三者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泽东时任中央政治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
三、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组成的“毛张周”三人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会上博古做了报告，周恩来做了副报告，张闻天做了“反报告”，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等相继发言。会议最终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决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但仍有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的中央集体领导，此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红军长征途中军事斗争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对长征最终的胜利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余伯流主编.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4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46.
[3]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A].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6、69.
[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纲领[A].遵义会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