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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于2012年1期所发表的题为《揭开药价虚高的黑幕》一文，从药价畸高入手，剖析了以医药代表为引线，买通医院内外多个关口，致使药价畸高的黑幕，进而有力抨击了高药价伤民的问题。此文则是从其他医疗环节再次谈及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期盼在新医改中，能够切中时弊，顺应民意，有所作为，收到实效。
看病贵，药价畸高是罪魁祸首。药价畸高是因为“以药补医”制度下“药品加成”、“大处方”等所致。可是，取消了“以药补医”，还会有“过度医疗”，“过度检查”，以及五花八门的乱收费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同时得到遏制，“看病贵”终难解决。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质，拼命逐利的结果。看来，要想真正解决看病贵这一千夫所指的社会问题，还是得让公立医院早日回归公益属性。
医院医生利益趋使种种表现
过度医疗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
济南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说：“支架放3个以上就已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则纯粹变成了卖支架。”
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8∶1，而我国竟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均被放了支架。
与支架、瓣膜、钢板等植入性医疗器械同样被滥用的，还有抗生素类药品。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陈自平说：“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不该用的消炎药用了，只需两天的抗生素，硬给开了一周。”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肖永红等人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设置的底线则是60%。
肿瘤是“过度治疗”的又一重点领域。“病人检查出肿瘤，家属一般会倾其所有治疗，认为不治对不起病人。一些医生也抓住这种心理，拼命用药，用最好的药。”山东日照市一名基层医院院长说，一支化疗药动辄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
重症监护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ICU）躺了一年后去世，总共花了100多万元，一个人把一个单位全年的医药费都花光了。
“进了ICU，没有几十万元出不来。关上门都是给病人用最贵的药和材料。”济南一家三甲医院一名主任医师说。像止痛针也用进口的，五六百元一针，而普通的一针仅2元。一根导管国产只要十几元，而用进口的就得几十元。在ICU，一天治疗费用1万多元很正常。
过度检查
“一住院，不管最近是否做过相同的检查，病人所有指标都要重新检查一遍。”一名临床医生透露，院内有些科室让病人每天查一次肝功、血常规；还有些医生以“病情需要”为由，多开CT检查，有的病人甚至每月做一次；天津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天津一家三甲医院看病两天之内，竟做了七八次CT、核磁共振等检查，医院完全不顾CT检查易造成辐射损害、应遵循时间间隔等的相关规定。
更不可思议的是，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在某儿童医疗中心79小时内竟做189项检查，其中包括艾滋病、梅毒、类风湿、糖尿病等，花费近6000元。
有过仪器检查的患者都知道，医院一些高档仪器检查的费用往往高得惊人，一次PETCT全身检查需近8000元。
胡乱收费
一是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收费。例如：会诊费、衣物消毒费、一次性生活用品使用费、打印清单费、婴儿抚触费，乃至捶背费、代购物费等。
如护理费，按照规定只有病人在无人陪护又无法自理、需医院派人专门陪护的情况下才可以收取，但有的医院并未按此执行，而是对所有的住院病人都收取了此项费用。
二是重复收费。这种乱收费行为往往发生在住院患者身上。如对产妇进行剖腹产时，既收剖腹产手术费，又收平产接生费；按照规定手术中所需的一般消毒药品、卫生材料、一次性手术、麻醉材料均以手术费标准的20%计入手术费，可有些医院既加收了20%的手术费、又收取了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收取红包
当下，医生收取或暗示收取红包，几乎成了一种见怪不怪、暗流涌动的潜规则。特别是有些医院和科室更是到了极其疯狂的程度。像肿瘤医院、骨科医院、妇产医院及某些医院的外科等最为易发、多发。据《广州日报》报道，调查显示，我国24%的产妇都有送红包给产科医生的亲身经历。红包的多少通常为：200元～300元/个，占30%；500元/个，占20%；800～1000元/个，占26%，合计平均约600元。剖腹产产妇送红包的比率明显高于顺产产妇。送红包现象的地域特征是：红包份量，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红包派发频率，二三线城市高于一线城市。作者在“百度一下”搜索框里，随便敲进“医生收红包”五个字，竟然出现了262万个相关结果，可见人们对此的关注度与反应度之高。
虽说红包问题早已万民皆怒，并成了医院乃至全社会的一大顽症，但我们的卫生管理部门却总是说得多，做得少，虚的多，实的少，至今也拿不出让民众感到满意的有效良方，此种不作为之举，是不是也该问责一下了。
“钱钱钱”
导致见死不救
也正是“钱钱钱”，导致许多公立医院、医生似乎都掉进了钱眼儿里，有钱的宰你没商量，没钱的休想进门来；也正是“钱钱钱”，让许多公立医院严重背离了民生所期盼的公益属性，让普通民众一提进医院就心生恐惧；也正是“钱钱钱”，扭曲了一些医院、医生救死扶伤的善良美德，做出了许多愧对白衣天使美誉、有损自身形象乃至人格的行径来。下面是近年来曾见诸媒体的几个典型案例。
将病人扔到院外垃圾堆旁。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１１月１５日，湖南永州市新田县33岁的中学物理教师谢桐军，因打篮球脚部受伤，骑摩托车回家途中出现意外，昏倒在路边菜地里，被附近村民发现并报警，后由１２０急救车送到新田县中医院急诊科。待家属找到他时，却是在医院大门外的垃圾堆旁。幸亏家人及时发现，并迅速转送至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才免遭意外。新田县中医院相关人员辨称，是误认为这名伤者“精神有问题”，所以才让保卫科人员简单处理了此人。 未交费病人遗弃院外致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曾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作过报道，该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风患者，经过十几天的救治，虽保住了性命，但是这名患者的家属却一直无法联系到，医药费也难以支付，后来该患者便神秘失踪了。也就是同一天，在距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十几公里的地方，竟发现了这名患者的尸体。经公安部门对目击者的调查，原来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车，将该患者遗弃到这里的。后经询问查明，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梅伙同该院保卫科副科长“为了急诊科的小利益”（因为该患者不交纳住院费），擅自决定将该患者遗弃到距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十几公里远的另外一家医院的附近，然后嘱咐保安拨打120电话。他们想，120急救车自然会把该患者拉到其他的医院治疗，第一人民医院也便从此甩掉了一个包袱。但是当天负责搬运病人的两名保安却忘了给120打电话，致使该患者在街头躺了一夜，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被撞流浪女夜间遭遗弃致死。(2011年卫生部全国通报批评之一)2011年7月27日晚，河北省安国市中医院接110指挥中心电话，派救护车出诊接治一名被机动车撞伤的女性患者，初步判断该患者为长期流浪人员且有智力障碍，经查又发现多处皮肤裂伤和擦伤。值班医师对伤口进行了消毒包扎。患者无家属陪护，医院也未做进一步检查。行政值班院长决定连夜用出租车将病人遗弃，次日上午发现患者死亡。事后，安国市中医院副院长张运兴及参与此事件的安国市中医院司机、保卫科有关人员、出租车司机等5人被刑拘。
医生手术缝合后赌气又拆线。（2011年卫生部全国通报批评之二）2011年8月5日晚，患者曾飞因手部外伤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右手肌腱断裂”。值班医师为患者进行了右手外伤“清创缝合及肌腱吻合术”。手术结束后，患者及陪同人员因手术费用问题与医务人员发生争执，要求拆线并到其他医院就诊。值班医师遂将已缝好的线拆除，使伤口再次裸露。
卫生部通报称，两起事件暴露的问题十分严重，表明个别医务人员缺乏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医院医德医风建设薄弱。
说你“性病”黑你钱。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医院是当地一所中西结合的大型综合医院，也是全国首批示范中医院。这家被常德市消费者委员会连续10年授予“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的二级甲等医院，却接连被部分病人指责有不讲医德、坑骗患者的恶劣行为，并且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桃源县一乡镇文管站女职工彭碧婵，因身体不适，42岁的她在看到常德市第一中医院的医疗电视广告后，来到医院皮肤性病科就诊妇科病。医院的王玉兰医生抽血检验后告之：不得了啦，你患有性病，是生殖器疱疹。彭碧婵被吓懵了，她立即告诉医生：丈夫已于6年前去世了，自己也没和任何男性接触，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医生立即解释说：接触不干净的卫生巾或者是性病病人的日用品也能传染，并且说要早治疗，否则容易变成宫颈癌。听了医生这几句话后，彭碧婵伤心地哭了，她说当时觉得自己命太苦，竟然会得这种病，还不敢声张。
彭碧婵此后每天往返于桃源县和常德市，花费2?郾8万多元治疗大半年后，医生还说没治好。她中途又到另一家打广告较多的江南医院治疗，也说她得的是“性病”，又花去了1?郾4万元。每个月只有700多元工资的她，还要抚养读大学的女儿，不得已她只能到亲朋好友处借钱看病。
然而，戏剧性的情形很快就发生了。当年12月15日，彭碧婵又换了一家医院，来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在认真检查化验后告诉她，她得的并不是什么性病，而只是一般的阴道炎。
烧伤民工没有押金输液即停。据《大河报》报道，许昌市八一路西段一私人非法开办的炼钢厂，因钢包倾斜、钢水外溢，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名作业工人受伤。其中4名烧伤患者在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烧伤科病房内，温建伟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双腿缠满了纱布。小温的妈妈哭着说：“因钱未到账，医院几天前就停水（输液）了，现在植的皮都快烂完了。”“我们往区政府和乡政府跑了多次，想让政府帮助解决点押金，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当班医生介绍，烧伤患者在植皮恢复期应该加强营养，然而，这几个连看病都没钱的农民，更谈不上什么营养了。
七旬老太未交费被停止治疗。据《燕赵都市报》报道，2011年7月5日，河北省永年县70岁的张老太，乘坐由永年发往邯郸市区的801路公交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不幸右眼部位狠狠地撞到了一根扶手，顿时红肿起来，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公交司机垫付了一些医药费后，就再难联系上。医药费很快花完，家境贫寒的张老太也无力续交，7日，张老太被停止治疗，
费用未到账手术被叫停。这也是多年前的一个典型案例。据《京华时报》报道，2003年11月28日，在衡阳市立新开发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刘东生突然从9米高的地方摔下，昏迷不醒。被及时送至衡阳市中医医院，经检查刘东生的头部和腿骨受伤严重。两天后，他被转入衡阳市南华附一医院神经外科。经过该院神经外科的全力抢救，刘东生转危为安。
几天后，刘东生的妻子在陪伴丈夫时发现丈夫的腿出现畸形，曾向医生提出希望复查，医生一直没有来。再之后，南华附属一医院骨科决定再给他做一次愈合手术。在手术的前一天，由于刘的账户上医药费只剩几百元钱，医生提出让刘的家属补交医药费。刘所在工地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第二天上午就把钱交到医院。
转天上午，刘被推进了手术室。刘母也在签字单上签了字。但此时，医院要求交的钱仍未到位，于是手术便一直没有进行。等到上午11时许，钱终于送到了医院，但这时医生已经决定停止手术。刘妻请求医生继续做，但医生说，麻醉已经过时了，改日再说吧。
中途停药致一教师死亡。据《南方日报》报道，2011年2月2日晚上8时许，广东省电白县旦场镇红花小学公办教师杨其忠，为了给一个五保户送半只鸡过年，不幸被后方驶来的摩托车撞成重伤，当场倒地昏迷不醒，后被一回家村民途中发现，便连忙与人合力将杨送至旦场镇卫生站，又转至电白县人民医院治疗。拍片诊断后，电白县人民医院建议转院治疗。于是，杨其忠的大女儿小诗和亲戚一起将父亲送往茂名市人民医院。 “医院把他放到普通病房输液治疗，到11点半才缝合头部伤口。”回忆起那令人心悸的一天，死者堂妹杨云霞对院方的做法非常不满。“到了第二天，因为没有交钱，医院把药停了，我和医院说明伤者是公办教师，有医保，只是一时手头紧张取不出钱来，但医院并没有理睬。”杨云霞说，医院从2月3日凌晨4点停药，直到家属多方筹钱交上药费之后才恢复用药，此时已经是早上10点，停药时间长达6个小时。几天以后，杨其忠因伤重去世。
一月输液330公斤。新华社消息，“因胆结石住院一月花费45万元”“一月输液330公斤、输血14000多毫升”“病人死后仍在计费”……。2011年2月以来，“广东东莞一病人死后欠‘天价’医疗费”一事经网络曝光后引发热议。2011年2月21日，49岁的湖北籍外来工吴喜英因胆管结石入住东莞市凤岗镇广济医院，经过先后两次手术、共28天的治疗，于3月21日死亡，她留给丈夫肖国海一张45万的欠费单。在肖国海家人租住的出租屋里，记者看到广济医院出具的长达9页的“住院费用表”，列出300多收费项目。费用统计栏显示，总金额为450205?郾42元。
见死不救致一老人死在医院门口。据《人民网》报道，2011年10月11日，一位老人在安徽省红十字会医院门口附近摔倒，路人相求，医院却不予施救。半小时后老人不治身亡。对此，红十字会医院负责人称：“相比于其他医院，我们在硬件设施和技术水平上确实有差距，贸然施救，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出事地点是在院外，我们的员工都有自己的岗位，我不可能让他们擅自离开。”
公立医院
背离公益的原因
导致公立医院背离公益性、出现市场化逐利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办院理念的失误、“以药补医”、医院医生逐利、财政投入不足等都是促使公立医院背离公益性的原因。
市场化取向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从1985年我国正式医改开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医院的改革，每次改革也基本是围绕着医院职能的更好实现而展开的。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这一意见的提出，可以说为今后我国的医院发展指出了一条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医院市场化经营方式的开始。
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市场化在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一些弊端。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市场化取向的办院理念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本质上是相背离的，进而也导致了公立医院必然会出现的一系列与公益性相背离的行为。
“以药补医”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医疗体系显示出财力上的力不从心，此后便产生了以药品加成补偿医疗服务投入不足的政策。
近30年来，15%的医药费收入支撑了医院发工资、买设备、盖大楼，这同时也抬高了医疗费、药价，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据今年两会部分代表委员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结果显示，一些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40%至50%，而基层的公立医院这一比重则高达70%至80%。
此外，由于医院对医生处方权缺少限制，在多方利益的驱使之下，医生都特别热衷于开“大处方”，用“高价药”。
医院逐利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认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无疑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
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用在病人身上1?郾2万元以上，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
一些医生不愿搭桥偏爱支架，不仅因为医院利润高，还因为医生个人拿到的回扣也多。齐鲁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就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个人能拿到2000~3000元回扣，“这也是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据说，有的专家每周末都去下面医院做手术放支架，一个周末最多可挣几万元。
现实中，一些医生列在工资条上的收入确实不高，但若加上回扣、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一些医生，尤其是大医院的名医，其收入绝对高薪。有媒体调查显示，广州地区“三甲医院骨科主任的年收入普遍上百万”，知名三甲医院外科主任经常“走穴”，一年最高收入甚至可达三五百万。
“过度检查”的最大推手也是谋利。近几年来，不少医院在发展大旗下，争相购买大型医疗设备，陷入“技术至上”的恶性竞赛。
山东一名主任医师说，一台双源CT机1000多万元，一台PECT机2500多万元，一台手术用机器人2000多万元……只要一家医院购买了，同类医院就会跟风。“一些省级医院大型医疗器械已超过房产，占到总资产一半。”
最近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国内CT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CT销售增长率高达31?郾5%。
“现在国家规定基本药物‘零差率’了，从药品上赚不来钱，只能多上设备，多作检查。”山东日照一名乡镇卫生院院长坦言：“我们也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一次B超20元，彩超一次60元，为什么不淘汰B超上彩超呢？” 有业内人士说，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是医院的造币厂，医院的经济效益好不好，就要看你会不会满负荷地运用这些设备。
财政投入不足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在媒体互动会上说，这些年确实投入增加了不少，大约增加了三到四倍。但目前缺口还是很大。我看过一个资料，去年县级医院总的开支是2278亿元，但国家的投入是130多亿元，只占6%。2010年全国医疗系统的工资是432亿元，国家给的只有132亿，约占20%多。去年全国两会我曾提出，目前教育和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都有了，为什么卫生没有；全世界都有，就中国没有！目前医疗开支占我们GDP的4?郾8%，比发展中国家还低，投入这么少，还要医药分家，根本做不到！
卫生部长陈竺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三年来，全国财政对医改新增投入已超11000多亿元人民币。但根据公开数据，目前政府投入只占医院总投入10%，90%要靠医院自身经营收费。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使医院逐步背离了公益性目标。
“国家所能给的很有限。”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委员算了一笔账，全国有2万个公立县级医院，国家财政今年的医疗补助均摊到每家县医院仅有230万元，“连工资都发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行为的“趋利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我们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只是纸上谈兵。
“欲望无穷”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广东省幼保健院副院长王欣谈及医生工资的问题时说：“医务人员的工资本来就应该比别人高，问题是高多少。我认为应该高5~10倍，这样医生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医改才能成功。”
还有人坦言，目前条件下，如果医生人均能有1~2万元月工资，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医患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观。因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医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更珍惜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包括主治医师，医生平均月工资起码应达到同级“公务员”的一倍以上。当医生获得了高工资之后，他们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对患者就会在心理平和的情况下去悉心照顾。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致使部分医院、医生逐利之举也愈加不择手段。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提交大会的发言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看病难”的最根本原因，是医护人员“欲望无穷”。他们在自己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增大的情况下，为了多捞钱，医院、医生只好把刀磨得再快些，不顾情面地伸向每一位患者了。
法律缺位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各级政府承担着保障和监督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的责任，而政府履行监督与管理责任，重要的依据就是法律，就是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制定法律标准。但长期以来，我国医事法律的配套并不成熟，法律法规的发展已明显滞后于医疗事业的发展，法律制度没有形成合理的体系，医事法律主要集中在卫生法、医事法律关系、医疗纠纷等比较敏感、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而对于公立医院应履行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责任，并无明确规定。导致公立医院在日常运营中，随意性强，经常与法律打擦边球。在出现问题时也无法应用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这种法律法规的缺位，不利于对公立医院的某些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不利于医护人员与患者有效地保护双方的权益，缓解日益恶化的医患矛盾。
多措并举，让公立医院
早日回归公益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呢？
调整办院理念，引导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理念引导着改革的方向，理念正确与否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们在进行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整办院理念，在公立医院的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和卫生工作的管理者中，纠正市场化错误理念，重新建立公益性的办院理念，让医务工作者认识到，公立医院应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作为根本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在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的时候，建立一种与公益性理念相一致的导向机制，通过各种具体的管理手段和措施，将公立医院发展的方向拨回到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这一公益目标上来。一是要以患者的健康需求而不是以医者的服务方便作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导向；二是要以患者的健康结果而不是患者的医疗费用作为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导向；三是要以患者的满意度而不是经济收益作为衡量医务工作者服务水平的导向；四是要以公平的健康服务而不是差别的健康服务作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导向；五是要以能够满足患者医疗需求而不是盲目求大作为医疗机构发展的导向。
借助新医改，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公立医院改革应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努力让群众看好病。
在“政事分开”方面，公立医院改革要围绕理清政府与公立医院职责、选任院长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三方面进行探索，通过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或综合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等举措，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
在“管办分开”方面，要探索大卫生体制下的“管办分开”模式。2011年7月，筹建已久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挂牌运作，对北京市属22家三级医院的人、事、资产进行管理。过去卫生局对医院粗放管理，成本控制是弱项，患者得花更多的钱埋单。医管局成立后专司管理医院之职，通过行政化精细化管理，提高效率，控制成本，降低患者就医负担。
在“医药分开”方面，要探索完善改革支付方式、降低直至取消药品加成、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独立于医院的药品管理中心等4种“医药分开”的实现形式，真正切断医院和药品间的利益链，切实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
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方面，公立医院无疑是非营利的，不能与营利性医院相混淆，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医院要实行不同的要求和管理。
总之，公立医院的改革要始终围绕公益性展开，公立医院要变成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主体，而非市场经济中的营利主体。对公立医院的考核主要是看它的医疗服务绩效，即用政府的投资、医保经费和合理的收费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上所作出的成绩，而非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创收了多少钱。
加大投入，让公立医院有条件回归公益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医院收入必然减少，运转会有困难。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大对医院的财政投入。
今年两会期间，钟南山院士说，我向来主张县医院要体现公益性，医务人员的工资应由国家解决，不能靠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陕西省子长县的医改模式是：政府全额拨款，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2008年6月1日，子长县启动了以创建“平价医院”为主题的公立医院改革。
子长县做的第一件事是，全县公立医院由差额预算单位改为全额预算单位，把过去财政对县医院只核70%的工资改为100%核发。
子长县县委书记薛海涛说：“加大政府投入，是医院保障公益性质的关键。只有政府这条‘供血路径’始终保持畅通，公立医院才能在医改中抛弃市场效益取向，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
薛海涛还表示：“我们办的是人民医院，给公立医院投资，就相当于给老百姓投钱。加大财政保障性投入，既解决了医院的建设发展问题，又调动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让公立医院自觉回归公益
医德医风对医生而言，好比是大厦之基、大树之根，无德者不能行医。
北京市今年计划在少数公立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医生开的处方将和医院、医生的收入“脱钩”，医生的绩效考核将取决于服务质量、服务人数和患者满意度。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师协会会长王智琼认为：“医生靠医术和服务获得收入，医术越高，服务态度越好，收入就越高。这有利于引导医院和医生以技术和服务吸引患者，让技术和服务最好的医生最受尊重，绩效收入也最高。”
2011年12月26日，卫生部发布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要求全体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应廉洁自律，恪守医德。弘扬高尚医德，严格自律，不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财物，不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提成，不参与其提供的各类娱乐活动；不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不倒卖号源。希望这样的行为规范能够早日成为每个医疗从业人员的自觉行为。
（责编：盛山）
看病贵，药价畸高是罪魁祸首。药价畸高是因为“以药补医”制度下“药品加成”、“大处方”等所致。可是，取消了“以药补医”，还会有“过度医疗”，“过度检查”，以及五花八门的乱收费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同时得到遏制，“看病贵”终难解决。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质，拼命逐利的结果。看来，要想真正解决看病贵这一千夫所指的社会问题，还是得让公立医院早日回归公益属性。
医院医生利益趋使种种表现
过度医疗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
济南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
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说：“支架放3个以上就已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则纯粹变成了卖支架。”
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8∶1，而我国竟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均被放了支架。
与支架、瓣膜、钢板等植入性医疗器械同样被滥用的，还有抗生素类药品。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陈自平说：“往往不需要打吊瓶的打了吊瓶，不该用的消炎药用了，只需两天的抗生素，硬给开了一周。”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肖永红等人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的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设置的底线则是60%。
肿瘤是“过度治疗”的又一重点领域。“病人检查出肿瘤，家属一般会倾其所有治疗，认为不治对不起病人。一些医生也抓住这种心理，拼命用药，用最好的药。”山东日照市一名基层医院院长说，一支化疗药动辄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这种治疗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
重症监护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ICU）躺了一年后去世，总共花了100多万元，一个人把一个单位全年的医药费都花光了。
“进了ICU，没有几十万元出不来。关上门都是给病人用最贵的药和材料。”济南一家三甲医院一名主任医师说。像止痛针也用进口的，五六百元一针，而普通的一针仅2元。一根导管国产只要十几元，而用进口的就得几十元。在ICU，一天治疗费用1万多元很正常。
过度检查
“一住院，不管最近是否做过相同的检查，病人所有指标都要重新检查一遍。”一名临床医生透露，院内有些科室让病人每天查一次肝功、血常规；还有些医生以“病情需要”为由，多开CT检查，有的病人甚至每月做一次；天津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天津一家三甲医院看病两天之内，竟做了七八次CT、核磁共振等检查，医院完全不顾CT检查易造成辐射损害、应遵循时间间隔等的相关规定。
更不可思议的是，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在某儿童医疗中心79小时内竟做189项检查，其中包括艾滋病、梅毒、类风湿、糖尿病等，花费近6000元。
有过仪器检查的患者都知道，医院一些高档仪器检查的费用往往高得惊人，一次PETCT全身检查需近8000元。
胡乱收费
一是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收费。例如：会诊费、衣物消毒费、一次性生活用品使用费、打印清单费、婴儿抚触费，乃至捶背费、代购物费等。
如护理费，按照规定只有病人在无人陪护又无法自理、需医院派人专门陪护的情况下才可以收取，但有的医院并未按此执行，而是对所有的住院病人都收取了此项费用。
二是重复收费。这种乱收费行为往往发生在住院患者身上。如对产妇进行剖腹产时，既收剖腹产手术费，又收平产接生费；按照规定手术中所需的一般消毒药品、卫生材料、一次性手术、麻醉材料均以手术费标准的20%计入手术费，可有些医院既加收了20%的手术费、又收取了一次性医用材料费。
收取红包
当下，医生收取或暗示收取红包，几乎成了一种见怪不怪、暗流涌动的潜规则。特别是有些医院和科室更是到了极其疯狂的程度。像肿瘤医院、骨科医院、妇产医院及某些医院的外科等最为易发、多发。据《广州日报》报道，调查显示，我国24%的产妇都有送红包给产科医生的亲身经历。红包的多少通常为：200元～300元/个，占30%；500元/个，占20%；800～1000元/个，占26%，合计平均约600元。剖腹产产妇送红包的比率明显高于顺产产妇。送红包现象的地域特征是：红包份量，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红包派发频率，二三线城市高于一线城市。作者在“百度一下”搜索框里，随便敲进“医生收红包”五个字，竟然出现了262万个相关结果，可见人们对此的关注度与反应度之高。
虽说红包问题早已万民皆怒，并成了医院乃至全社会的一大顽症，但我们的卫生管理部门却总是说得多，做得少，虚的多，实的少，至今也拿不出让民众感到满意的有效良方，此种不作为之举，是不是也该问责一下了。
“钱钱钱”
导致见死不救
也正是“钱钱钱”，导致许多公立医院、医生似乎都掉进了钱眼儿里，有钱的宰你没商量，没钱的休想进门来；也正是“钱钱钱”，让许多公立医院严重背离了民生所期盼的公益属性，让普通民众一提进医院就心生恐惧；也正是“钱钱钱”，扭曲了一些医院、医生救死扶伤的善良美德，做出了许多愧对白衣天使美誉、有损自身形象乃至人格的行径来。下面是近年来曾见诸媒体的几个典型案例。
将病人扔到院外垃圾堆旁。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１１月１５日，湖南永州市新田县33岁的中学物理教师谢桐军，因打篮球脚部受伤，骑摩托车回家途中出现意外，昏倒在路边菜地里，被附近村民发现并报警，后由１２０急救车送到新田县中医院急诊科。待家属找到他时，却是在医院大门外的垃圾堆旁。幸亏家人及时发现，并迅速转送至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才免遭意外。新田县中医院相关人员辨称，是误认为这名伤者“精神有问题”，所以才让保卫科人员简单处理了此人。 未交费病人遗弃院外致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曾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作过报道，该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中风患者，经过十几天的救治，虽保住了性命，但是这名患者的家属却一直无法联系到，医药费也难以支付，后来该患者便神秘失踪了。也就是同一天，在距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十几公里的地方，竟发现了这名患者的尸体。经公安部门对目击者的调查，原来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车，将该患者遗弃到这里的。后经询问查明，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梅伙同该院保卫科副科长“为了急诊科的小利益”（因为该患者不交纳住院费），擅自决定将该患者遗弃到距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十几公里远的另外一家医院的附近，然后嘱咐保安拨打120电话。他们想，120急救车自然会把该患者拉到其他的医院治疗，第一人民医院也便从此甩掉了一个包袱。但是当天负责搬运病人的两名保安却忘了给120打电话，致使该患者在街头躺了一夜，因未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被撞流浪女夜间遭遗弃致死。(2011年卫生部全国通报批评之一)2011年7月27日晚，河北省安国市中医院接110指挥中心电话，派救护车出诊接治一名被机动车撞伤的女性患者，初步判断该患者为长期流浪人员且有智力障碍，经查又发现多处皮肤裂伤和擦伤。值班医师对伤口进行了消毒包扎。患者无家属陪护，医院也未做进一步检查。行政值班院长决定连夜用出租车将病人遗弃，次日上午发现患者死亡。事后，安国市中医院副院长张运兴及参与此事件的安国市中医院司机、保卫科有关人员、出租车司机等5人被刑拘。
医生手术缝合后赌气又拆线。（2011年卫生部全国通报批评之二）2011年8月5日晚，患者曾飞因手部外伤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右手肌腱断裂”。值班医师为患者进行了右手外伤“清创缝合及肌腱吻合术”。手术结束后，患者及陪同人员因手术费用问题与医务人员发生争执，要求拆线并到其他医院就诊。值班医师遂将已缝好的线拆除，使伤口再次裸露。
卫生部通报称，两起事件暴露的问题十分严重，表明个别医务人员缺乏救死扶伤、以病人为中心的基本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医院医德医风建设薄弱。
说你“性病”黑你钱。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医院是当地一所中西结合的大型综合医院，也是全国首批示范中医院。这家被常德市消费者委员会连续10年授予“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的二级甲等医院，却接连被部分病人指责有不讲医德、坑骗患者的恶劣行为，并且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桃源县一乡镇文管站女职工彭碧婵，因身体不适，42岁的她在看到常德市第一中医院的医疗电视广告后，来到医院皮肤性病科就诊妇科病。医院的王玉兰医生抽血检验后告之：不得了啦，你患有性病，是生殖器疱疹。彭碧婵被吓懵了，她立即告诉医生：丈夫已于6年前去世了，自己也没和任何男性接触，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医生立即解释说：接触不干净的卫生巾或者是性病病人的日用品也能传染，并且说要早治疗，否则容易变成宫颈癌。听了医生这几句话后，彭碧婵伤心地哭了，她说当时觉得自己命太苦，竟然会得这种病，还不敢声张。
彭碧婵此后每天往返于桃源县和常德市，花费2?郾8万多元治疗大半年后，医生还说没治好。她中途又到另一家打广告较多的江南医院治疗，也说她得的是“性病”，又花去了1?郾4万元。每个月只有700多元工资的她，还要抚养读大学的女儿，不得已她只能到亲朋好友处借钱看病。
然而，戏剧性的情形很快就发生了。当年12月15日，彭碧婵又换了一家医院，来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在认真检查化验后告诉她，她得的并不是什么性病，而只是一般的阴道炎。
烧伤民工没有押金输液即停。据《大河报》报道，许昌市八一路西段一私人非法开办的炼钢厂，因钢包倾斜、钢水外溢，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名作业工人受伤。其中4名烧伤患者在许昌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烧伤科病房内，温建伟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双腿缠满了纱布。小温的妈妈哭着说：“因钱未到账，医院几天前就停水（输液）了，现在植的皮都快烂完了。”“我们往区政府和乡政府跑了多次，想让政府帮助解决点押金，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当班医生介绍，烧伤患者在植皮恢复期应该加强营养，然而，这几个连看病都没钱的农民，更谈不上什么营养了。
七旬老太未交费被停止治疗。据《燕赵都市报》报道，2011年7月5日，河北省永年县70岁的张老太，乘坐由永年发往邯郸市区的801路公交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不幸右眼部位狠狠地撞到了一根扶手，顿时红肿起来，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公交司机垫付了一些医药费后，就再难联系上。医药费很快花完，家境贫寒的张老太也无力续交，7日，张老太被停止治疗，
费用未到账手术被叫停。这也是多年前的一个典型案例。据《京华时报》报道，2003年11月28日，在衡阳市立新开发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刘东生突然从9米高的地方摔下，昏迷不醒。被及时送至衡阳市中医医院，经检查刘东生的头部和腿骨受伤严重。两天后，他被转入衡阳市南华附一医院神经外科。经过该院神经外科的全力抢救，刘东生转危为安。
几天后，刘东生的妻子在陪伴丈夫时发现丈夫的腿出现畸形，曾向医生提出希望复查，医生一直没有来。再之后，南华附属一医院骨科决定再给他做一次愈合手术。在手术的前一天，由于刘的账户上医药费只剩几百元钱，医生提出让刘的家属补交医药费。刘所在工地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第二天上午就把钱交到医院。
转天上午，刘被推进了手术室。刘母也在签字单上签了字。但此时，医院要求交的钱仍未到位，于是手术便一直没有进行。等到上午11时许，钱终于送到了医院，但这时医生已经决定停止手术。刘妻请求医生继续做，但医生说，麻醉已经过时了，改日再说吧。
中途停药致一教师死亡。据《南方日报》报道，2011年2月2日晚上8时许，广东省电白县旦场镇红花小学公办教师杨其忠，为了给一个五保户送半只鸡过年，不幸被后方驶来的摩托车撞成重伤，当场倒地昏迷不醒，后被一回家村民途中发现，便连忙与人合力将杨送至旦场镇卫生站，又转至电白县人民医院治疗。拍片诊断后，电白县人民医院建议转院治疗。于是，杨其忠的大女儿小诗和亲戚一起将父亲送往茂名市人民医院。 “医院把他放到普通病房输液治疗，到11点半才缝合头部伤口。”回忆起那令人心悸的一天，死者堂妹杨云霞对院方的做法非常不满。“到了第二天，因为没有交钱，医院把药停了，我和医院说明伤者是公办教师，有医保，只是一时手头紧张取不出钱来，但医院并没有理睬。”杨云霞说，医院从2月3日凌晨4点停药，直到家属多方筹钱交上药费之后才恢复用药，此时已经是早上10点，停药时间长达6个小时。几天以后，杨其忠因伤重去世。
一月输液330公斤。新华社消息，“因胆结石住院一月花费45万元”“一月输液330公斤、输血14000多毫升”“病人死后仍在计费”……。2011年2月以来，“广东东莞一病人死后欠‘天价’医疗费”一事经网络曝光后引发热议。2011年2月21日，49岁的湖北籍外来工吴喜英因胆管结石入住东莞市凤岗镇广济医院，经过先后两次手术、共28天的治疗，于3月21日死亡，她留给丈夫肖国海一张45万的欠费单。在肖国海家人租住的出租屋里，记者看到广济医院出具的长达9页的“住院费用表”，列出300多收费项目。费用统计栏显示，总金额为450205?郾42元。
见死不救致一老人死在医院门口。据《人民网》报道，2011年10月11日，一位老人在安徽省红十字会医院门口附近摔倒，路人相求，医院却不予施救。半小时后老人不治身亡。对此，红十字会医院负责人称：“相比于其他医院，我们在硬件设施和技术水平上确实有差距，贸然施救，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出事地点是在院外，我们的员工都有自己的岗位，我不可能让他们擅自离开。”
公立医院
背离公益的原因
导致公立医院背离公益性、出现市场化逐利行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办院理念的失误、“以药补医”、医院医生逐利、财政投入不足等都是促使公立医院背离公益性的原因。
市场化取向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从1985年我国正式医改开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医院的改革，每次改革也基本是围绕着医院职能的更好实现而展开的。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这一意见的提出，可以说为今后我国的医院发展指出了一条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医院市场化经营方式的开始。
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市场化在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一些弊端。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市场化取向的办院理念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本质上是相背离的，进而也导致了公立医院必然会出现的一系列与公益性相背离的行为。
“以药补医”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医疗体系显示出财力上的力不从心，此后便产生了以药品加成补偿医疗服务投入不足的政策。
近30年来，15%的医药费收入支撑了医院发工资、买设备、盖大楼，这同时也抬高了医疗费、药价，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据今年两会部分代表委员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结果显示，一些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40%至50%，而基层的公立医院这一比重则高达70%至80%。
此外，由于医院对医生处方权缺少限制，在多方利益的驱使之下，医生都特别热衷于开“大处方”，用“高价药”。
医院逐利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认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无疑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
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用在病人身上1?郾2万元以上，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
一些医生不愿搭桥偏爱支架，不仅因为医院利润高，还因为医生个人拿到的回扣也多。齐鲁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就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个人能拿到2000~3000元回扣，“这也是支架用量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
据说，有的专家每周末都去下面医院做手术放支架，一个周末最多可挣几万元。
现实中，一些医生列在工资条上的收入确实不高，但若加上回扣、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一些医生，尤其是大医院的名医，其收入绝对高薪。有媒体调查显示，广州地区“三甲医院骨科主任的年收入普遍上百万”，知名三甲医院外科主任经常“走穴”，一年最高收入甚至可达三五百万。
“过度检查”的最大推手也是谋利。近几年来，不少医院在发展大旗下，争相购买大型医疗设备，陷入“技术至上”的恶性竞赛。
山东一名主任医师说，一台双源CT机1000多万元，一台PECT机2500多万元，一台手术用机器人2000多万元……只要一家医院购买了，同类医院就会跟风。“一些省级医院大型医疗器械已超过房产，占到总资产一半。”
最近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国内CT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CT销售增长率高达31?郾5%。
“现在国家规定基本药物‘零差率’了，从药品上赚不来钱，只能多上设备，多作检查。”山东日照一名乡镇卫生院院长坦言：“我们也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一次B超20元，彩超一次60元，为什么不淘汰B超上彩超呢？” 有业内人士说，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是医院的造币厂，医院的经济效益好不好，就要看你会不会满负荷地运用这些设备。
财政投入不足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在媒体互动会上说，这些年确实投入增加了不少，大约增加了三到四倍。但目前缺口还是很大。我看过一个资料，去年县级医院总的开支是2278亿元，但国家的投入是130多亿元，只占6%。2010年全国医疗系统的工资是432亿元，国家给的只有132亿，约占20%多。去年全国两会我曾提出，目前教育和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都有了，为什么卫生没有；全世界都有，就中国没有！目前医疗开支占我们GDP的4?郾8%，比发展中国家还低，投入这么少，还要医药分家，根本做不到！
卫生部长陈竺在今年两会期间透露，三年来，全国财政对医改新增投入已超11000多亿元人民币。但根据公开数据，目前政府投入只占医院总投入10%，90%要靠医院自身经营收费。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使医院逐步背离了公益性目标。
“国家所能给的很有限。”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委员算了一笔账，全国有2万个公立县级医院，国家财政今年的医疗补助均摊到每家县医院仅有230万元，“连工资都发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行为的“趋利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而我们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只是纸上谈兵。
“欲望无穷”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广东省幼保健院副院长王欣谈及医生工资的问题时说：“医务人员的工资本来就应该比别人高，问题是高多少。我认为应该高5~10倍，这样医生才能有尊严地活着，医改才能成功。”
还有人坦言，目前条件下，如果医生人均能有1~2万元月工资，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医患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观。因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医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更珍惜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包括主治医师，医生平均月工资起码应达到同级“公务员”的一倍以上。当医生获得了高工资之后，他们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对患者就会在心理平和的情况下去悉心照顾。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致使部分医院、医生逐利之举也愈加不择手段。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提交大会的发言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看病难”的最根本原因，是医护人员“欲望无穷”。他们在自己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增大的情况下，为了多捞钱，医院、医生只好把刀磨得再快些，不顾情面地伸向每一位患者了。
法律缺位让公立医院背离公益
各级政府承担着保障和监督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的责任，而政府履行监督与管理责任，重要的依据就是法律，就是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实现制定法律标准。但长期以来，我国医事法律的配套并不成熟，法律法规的发展已明显滞后于医疗事业的发展，法律制度没有形成合理的体系，医事法律主要集中在卫生法、医事法律关系、医疗纠纷等比较敏感、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而对于公立医院应履行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责任，并无明确规定。导致公立医院在日常运营中，随意性强，经常与法律打擦边球。在出现问题时也无法应用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处罚。这种法律法规的缺位，不利于对公立医院的某些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不利于医护人员与患者有效地保护双方的权益，缓解日益恶化的医患矛盾。
多措并举，让公立医院
早日回归公益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呢？
调整办院理念，引导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理念引导着改革的方向，理念正确与否决定着改革的成败。我们在进行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整办院理念，在公立医院的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和卫生工作的管理者中，纠正市场化错误理念，重新建立公益性的办院理念，让医务工作者认识到，公立医院应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作为根本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在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的时候，建立一种与公益性理念相一致的导向机制，通过各种具体的管理手段和措施，将公立医院发展的方向拨回到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这一公益目标上来。一是要以患者的健康需求而不是以医者的服务方便作为医务工作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导向；二是要以患者的健康结果而不是患者的医疗费用作为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导向；三是要以患者的满意度而不是经济收益作为衡量医务工作者服务水平的导向；四是要以公平的健康服务而不是差别的健康服务作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导向；五是要以能够满足患者医疗需求而不是盲目求大作为医疗机构发展的导向。
借助新医改，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公立医院改革应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努力让群众看好病。
在“政事分开”方面，公立医院改革要围绕理清政府与公立医院职责、选任院长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三方面进行探索，通过签订委托管理合同或综合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等举措，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
在“管办分开”方面，要探索大卫生体制下的“管办分开”模式。2011年7月，筹建已久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挂牌运作，对北京市属22家三级医院的人、事、资产进行管理。过去卫生局对医院粗放管理，成本控制是弱项，患者得花更多的钱埋单。医管局成立后专司管理医院之职，通过行政化精细化管理，提高效率，控制成本，降低患者就医负担。
在“医药分开”方面，要探索完善改革支付方式、降低直至取消药品加成、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独立于医院的药品管理中心等4种“医药分开”的实现形式，真正切断医院和药品间的利益链，切实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
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方面，公立医院无疑是非营利的，不能与营利性医院相混淆，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医院要实行不同的要求和管理。
总之，公立医院的改革要始终围绕公益性展开，公立医院要变成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主体，而非市场经济中的营利主体。对公立医院的考核主要是看它的医疗服务绩效，即用政府的投资、医保经费和合理的收费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上所作出的成绩，而非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创收了多少钱。
加大投入，让公立医院有条件回归公益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医院收入必然减少，运转会有困难。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大对医院的财政投入。
今年两会期间，钟南山院士说，我向来主张县医院要体现公益性，医务人员的工资应由国家解决，不能靠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陕西省子长县的医改模式是：政府全额拨款，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2008年6月1日，子长县启动了以创建“平价医院”为主题的公立医院改革。
子长县做的第一件事是，全县公立医院由差额预算单位改为全额预算单位，把过去财政对县医院只核70%的工资改为100%核发。
子长县县委书记薛海涛说：“加大政府投入，是医院保障公益性质的关键。只有政府这条‘供血路径’始终保持畅通，公立医院才能在医改中抛弃市场效益取向，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
薛海涛还表示：“我们办的是人民医院，给公立医院投资，就相当于给老百姓投钱。加大财政保障性投入，既解决了医院的建设发展问题，又调动了医护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让公立医院自觉回归公益
医德医风对医生而言，好比是大厦之基、大树之根，无德者不能行医。
北京市今年计划在少数公立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医生开的处方将和医院、医生的收入“脱钩”，医生的绩效考核将取决于服务质量、服务人数和患者满意度。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广东省医师协会会长王智琼认为：“医生靠医术和服务获得收入，医术越高，服务态度越好，收入就越高。这有利于引导医院和医生以技术和服务吸引患者，让技术和服务最好的医生最受尊重，绩效收入也最高。”
2011年12月26日，卫生部发布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要求全体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应廉洁自律，恪守医德。弘扬高尚医德，严格自律，不索取和非法收受患者财物，不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生产、销售企业或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提成，不参与其提供的各类娱乐活动；不违规参与医疗广告宣传和药品医疗器械促销，不倒卖号源。希望这样的行为规范能够早日成为每个医疗从业人员的自觉行为。
（责编：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