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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消失，并非单一房价造成。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合理调控房价之外，重构经济、政策模式，调整中产阶层正常的向下向上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也被称为是标准的“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
然而，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由于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他还花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但就在那个时候，北京房价已经上涨近20％，林浩杰却对此浑然不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此时，林浩杰的存款已经有30万元左右。经过连看数月的看房，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他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于是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准岳母认为，没房子就不能结婚。这让林浩杰压力很大。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借了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然而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突发肝硬化住院，林浩杰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这让他本已疲惫不堪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车了。林浩杰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而公司最近又分别找了2009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电包括林浩杰。林浩杰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眼中，这栋房子不仅剥夺了自己的生活自由，也成为自己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钟摆”式生活
与林浩杰同样苦闷的还有程跃强，他是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部主管，本有“中产月薪”的他却过着“钟摆”式的生活。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程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程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一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程跃强十分愧疚。为了女儿，他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但事实却很复杂。
当时程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当时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而且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转到上海工作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很不划算。
说到“中产”，程跃强觉得自己这8年来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其中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还真是很失败。
其实最让程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但更让程跃强发愁的是，现在初中还算义务教育，接孩子到上海读书还行，但自己没有上海户口，到了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 孩子读书就是个大问题。
和程跃强一样，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都被回家的人挤得爆满。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虽然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人总是想往高处走。
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
像林浩杰与程跃强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在少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的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都认为，“还贷的压力太大，经常会担心断供”。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然而，通常情况下，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
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这样看来，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很有可能的。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表现在对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拯救中产
就在美国的中产阶级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面临生活状况恶化时，奥巴马政府出手相助，提出要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层永久性减税，并不再延长富裕阶层的减税措施。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被高额的房贷、卡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一步步逼向“消亡”的边缘，甚至出现而更严重的紧张、惶恐情绪以及诸多“亚健康”疾病的时候，谁来拯救他们呢?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单一由房价高造成的。在这种很现实的环境下，无论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这些“无产阶级”人发展所面临的困难都很大。同时，个人的成长成本一天比一天高，路径也越来越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结成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板结与世袭，让普通白领上行之路层层受阻。再加上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增长的模式让一些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慢慢被磨蚀，他们也一步步被逼到“被消失”的境地。或许真的到了非常必要改变的时候，除了调控房价之外，重构经济、政策模式，调整中产阶层正常的向下向上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
不再中产
不能承受的房价之重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也被称为是标准的“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
然而，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林浩杰的生活品质和心理状况，以2008年12月买房前后为分水岭。其间差距，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
2005年前后，作为销售主力的林浩杰业务做得很顺利，从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渐涨到了目前月收入1万2千元左右。由于喜欢旅游和时尚消费，加上没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当时没有把买房列入自己的计划，他还花16.98万买了一辆马自达M3。但就在那个时候，北京房价已经上涨近20％，林浩杰却对此浑然不觉。
林浩杰与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底正式确立了婚恋关系。雨菲是中关村一家教育类杂志的编辑，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从此林浩杰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购物也开始变得频繁。2007年，林浩杰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此时买房已经成为必须。此时，林浩杰的存款已经有30万元左右。经过连看数月的看房，林浩杰发现，在飙升的房价面前，除了郊区的房子，30万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气，他发现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于是他决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发生的两件事，让林浩杰已经不能停下买房的脚步。
一是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2008年初北京加大了对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一个旧小区里。有几次已经午夜时分，该片区的派出所民警敲门查暂住证和身份证。林浩杰深深体会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二是准岳母的压力。准岳母认为，没房子就不能结婚。这让林浩杰压力很大。
痛定思痛，2008年底，林浩杰咬牙贷款买房。在横扫了地铁5号线周边的楼盘后，他最后在北辰绿色家园选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万／平方米，总价值近220万。当时房价正处于2008年的低点，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为了交首付和装修，他不得不向远在沈阳的父亲借了20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一向独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然而随愧疚一起席卷而来的，是巨大的还款压力。
175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25年，每月还贷9392.45元，相当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这也意味着，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现差错，就可能面临“断供”的危险。林浩杰也终于理解了单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为“房奴”的同事，平时工作中为何谨小慎微。
但怕什么，来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几款产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类似产品的价格倾轧，部门销售业绩一路下滑。这直接影响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仅如此，年关临近，林浩杰今年的销售计划还有大半没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针毡。
虽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钥匙，并在12月初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宽敞大房子里，林浩杰却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林浩杰都会梦到销售数字的变化，而早晨起来，害怕面对的一天又重新来临。而11月父亲突发肝硬化住院，林浩杰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这让他本已疲惫不堪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压力增大的同时，生活开始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林浩杰已经很久没有开过自己的那辆车了。林浩杰决定将爱车卖掉。从2009年6月以来，雨菲也承担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经半年没有添置新装。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则压缩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变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频率开始上升。而公司最近又分别找了2009年销售任务尚未完成的部门主管谈话，这其中电包括林浩杰。林浩杰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眼中，这栋房子不仅剥夺了自己的生活自由，也成为自己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的巨大压力。
“钟摆”式生活
与林浩杰同样苦闷的还有程跃强，他是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部主管，本有“中产月薪”的他却过着“钟摆”式的生活。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程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程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一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程跃强十分愧疚。为了女儿，他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但事实却很复杂。
当时程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当时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而且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转到上海工作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很不划算。
说到“中产”，程跃强觉得自己这8年来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其中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还真是很失败。
其实最让程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但更让程跃强发愁的是，现在初中还算义务教育，接孩子到上海读书还行，但自己没有上海户口，到了高中非义务教育阶段， 孩子读书就是个大问题。
和程跃强一样，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都被回家的人挤得爆满。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虽然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人总是想往高处走。
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
像林浩杰与程跃强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在少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贷款买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贷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合理值的30％。其中，房贷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都认为，“还贷的压力太大，经常会担心断供”。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根据研究得出结论：未来5—8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将翻一番。不难判断，届时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房价收入比将被更加放大。而中产阶级，将被彻底剥离出主力购房人群。
然而，通常情况下，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应占家庭收入的20％—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
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这样看来，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很有可能的。
“理性”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表现在对社会的责任感。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拯救中产
就在美国的中产阶级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面临生活状况恶化时，奥巴马政府出手相助，提出要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层永久性减税，并不再延长富裕阶层的减税措施。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被高额的房贷、卡债、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一步步逼向“消亡”的边缘，甚至出现而更严重的紧张、惶恐情绪以及诸多“亚健康”疾病的时候，谁来拯救他们呢?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单一由房价高造成的。在这种很现实的环境下，无论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这些“无产阶级”人发展所面临的困难都很大。同时，个人的成长成本一天比一天高，路径也越来越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结成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板结与世袭，让普通白领上行之路层层受阻。再加上多年来单一追求经济增速增长的模式让一些中产阶层的生存土壤慢慢被磨蚀，他们也一步步被逼到“被消失”的境地。或许真的到了非常必要改变的时候，除了调控房价之外，重构经济、政策模式，调整中产阶层正常的向下向上流动机制，恐怕才是长远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