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跨文化传播在当今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传播形态。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其中合拍片是最能直接参与跨文化传播过程的电影类型,具有明显的跨文化传播意义。[1]本文以首部中外合拍片——《风筝》为研究对象,探析合拍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意义。
【关键词】:《风筝》;中法;跨文化;意义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公司共同拍摄了电影《风筝》,广受好评。影片讲述了居住在巴黎的法国儿童比埃罗在意外拾到一个从中国飞来的风筝后,梦见自己来到北京寻找风筝的中国小主人的优美故事,表达了中法两国儿童渴望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共同心声。《风筝》展现了北京风情及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意义。《风筝》的拍摄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但是作为第一部中外合作影片,《风筝》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方面表现出了“示范性”意义。
1、创造背景及过程
1.1創作背景
《风筝》在跨文化传播上重要意义与它独特的创作背景有关。
1.1.1冷战时代
1958年,世界处于冷战格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展开对抗,中国与法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也没有完全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认可。所以这时中法合拍电影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1.1.2“双百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丰富了我国的电影创作观念,也为中法合作提供了机遇。
1.1.3全面苏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具有独特的视听现象,因为当时的中国拒绝西方电影,拒绝西方承认。从创作方法到美学思想,从发行放映体制到管理体制,全面接受苏联模式。从译制片看,从1949年到1958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苏联电影方面的著作175种,苏联的蒙太奇理论也逐步被提升到电影美学的高度来认识。[2]所以中国的电影急需解决多元化的发展问题。
1.2创作过程
1957年4月3日晚,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公布了一个消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公司已经决定共同摄制一部彩色故事片,片名暂定为《风筝》。它描写三名法国儿童,得到孙悟空的帮助.梦游北京.并和中国小朋友会见。法国方面担任导演的罗歇·比果此时已经来到北京,中国方面担任导演的是王家乙。[3]1957年9月上旬,《风筝》在北京开拍。拍摄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障碍,是美国对中国胶片出口的封锁。摄制队伍在法国购买了胶片,再违规运到中国。[4]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拍摄过程比较顺利。在《发现电影》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状态:“整个团队很快就不再对西方好奇,而是带领大家更好的理解中国和它的风俗习惯。”
2、电影与跨文化传播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与融合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来彰显文化的力量,促进文化的融合。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家乌尔夫说:“那些已经或正在兴起的强势民族在意义、冲击力和接受能力上显示出普适性。”[5]电影以其特性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2.1电影符号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风筝》里的埃菲尔铁塔是法国的象征,故宫、前门等代表了中国,选取孙悟空为风筝的形象,是因为孙悟空的典型象征意义。这些都是电影中的元素与符号,符号传播是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德国艺术理论家吕默尔曾说过:“最美的美所依靠的形式是符号系统。看到这种符号,我们就意识到某些潜伏在我们内心的情感。”[6]符号的编码、译码过程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是相对应的,符号都是特定的传播内容经过采集、筛选和加工而形成的。法国观众通过观看《风筝》,形成了看待中国的视角。这就意味着法国观众在接收电影符号后,进行解码,来认识并了解中国。
2.2电影展现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出。可以展现国家形象,对其它国家产生吸引力。电影的传播可以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可以进行文化的交流。合拍电影可以促进双方的自我建构与创新,在文化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增强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促进文化的繁荣。
3、《风筝》的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3.1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影片“风筝”拍成后,于1958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以后,又获得法国文艺界颁发的“博爱奖”和拥有四十五万会员的法国青年电影协会特摄的“青年奖”。“风筝”于1958年12月就在巴黎正式上映,获得了好评。乔治·萨杜尔认为“‘风筝’是一部富于幻想,充满友情的影片,它不仅能吸引住儿童,也抓住了成人,它通过儿童的眼睛,让人们看到了北京和巴黎的诗意”。法国著名男影星樊尚·佩雷到中国宣传他主演的影片《芳芳郁金香》时还说道:“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就是儿时看过的那部中法合拍片《风筝》,看过后对自己说一定要去这片神奇土地看看。”[7]
3.2政治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风筝》的交流合作似乎成了政治突破的前奏,颇具象征意义。短短几年后,也就是1964年1月27日,风筝的故事有了现实和升级版的发展延续: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两位战略家和历史伟人的决断下,中法两国出人意料地打破冷战坚冰,超越意识形态障碍,横跨东西方把手握在了一起,显示了超凡勇气和远见卓识。
文化的交流促进政治的往来彰显了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丰富了世界文化。双方全方位及深度交流、交往与合作,让中国人民更了解法国丰富的文化与艺术;让法国人更了解从中国发源的深邃的思想和文明。期待双方既加强互惠,也加深互信,让两国关系的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3.3中國儿童片的说教传统的解构
合拍片的跨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文化的多元化。19世纪50年代,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途径极为匮乏,中国与法国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风筝》是首部中外合拍影片,西方电影创作人的介入带来了新的电影创作观念。《风筝》的是一部旨在展现中法儿童友谊及异国文化的电影,但是并没有陷入极具说教意味的创作传统。因为编剧安东尼想要拍摄那个年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态,进入百姓的房中,拍摄他们吃住的日常细节,希望表现出诗意的美。维亚娜在采访时曾表示:“导演罗杰是左派人士,一个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者,更是一名纯粹彻底的人文艺术家,希望可以通过影片展示全世界人手牵手大团结的精神。”[4]
3.4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电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途径,电影在所处的文化语境和观念系统的影响下进行创作,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表现主题,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缩影。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改革常态化的今天,电影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负责合拍片立项、审批的中国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张恂曾明确指出:“合拍片需要审看剧本,以便在剧本阶段就尽量避免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等问题。当影片与我们主流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修改。”[8]所以合拍片也促进了国家形象的建构。《风筝》通过讲述以“中法友谊”为主题的浪漫故事,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也表达了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诉求。
影片《风筝》中有一个拍摄于法国的情节:孩子们为了摘下树上的风筝,把邻居家的猫放在树上。此时一旁的居民楼上的邻居纷纷出来抱怨,有的人说打扰了他们休息,有人说赶紧叫消防员等。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人们之间关系的复杂,但镜头切换到中国,主人公来到中国后,处处受到照顾与帮助。人们之间充满温情,大家会为了帮助他人一起努力。影片最后,法国的小朋友还感叹到:“人家可走在咱们前面呢!”这些显示了编剧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当然这与电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有关,也打上了编剧个人“左派”思想的烙印。
3.5时代性的文化交流意义
《风筝》的主题是寻找友谊,探求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该片构思新颖,充满想象力,启用了中国传统神话任务,并将神幻世界与现实生活揉和在一起,展示了不同国籍儿童所共同拥有的纯真心灵,以及他们爱好和平的共同理想。在整个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寻找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表现出了一种美好的意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4、《风筝》在跨文化传播上存在的不足
作为首部中法合拍电影,《风筝》在跨文化传播上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方面。
4.1电影符号的文化内涵有待挖掘
《风筝》为了传递中法文化,向世界构建两国形象,采用了大量的符号。然而,影片只是做到了对元素的并行排列,未能在一点或者几点上进行深入地阐释。所以观众只能简单地进行符号解码,在影片中获得进一步的对文化元素的剖析还存在困难。
这是因为《风筝》采取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讲故事的模式,所以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受到了局限。中外合拍片应走出传播效果的局限,挖掘符号的文化内涵。
4.2受到意识形态输出的较多限制
电影中如果涉及意识形态的输出,观众可能会进行“选择性理解”,这种理解受到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双方首次合拍,《风筝》受到了两种差别较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影片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影响了影片本身的艺术特性,文化传播也受到了局限。意识形态的局限将是合拍影片面临的一个持久困境。
4.3市场导向与文化交融的博弈
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不应仅仅是市场与资金的合作,更应该是理念与文化的融合。如果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只能会出现影片的严重同质化。所以合拍电影应将文化多元作为基本诉求,在创作过程中贯彻不同的文化理念,保持不同的特色。DMG娱乐传媒首席执行官丹密茨深有体会,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需要创作者沉下心来,一定要深入地了解对方的人、语言、文化。”[9]
参考文献:
[1]周菁.《论中外合拍电影的发展与跨文化传播》.2013年.《电影评介》.第26页。
[2]杨远婴.《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200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第565页。
[3]何振金.《<风筝>和它的法国编导》195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第8版。
[4]刘敏.《铁幕时代的电影外交——中外首部合拍片<风筝>》.2012年.《电影世界》.第50页。
[5]乌尔夫:《处于文化全球化和民族诠释之间的当代电影》,《世界电影》,2003年第1期。
[6]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19页。
[7]胡月.《中法首部合拍片<风筝>的传播学解读》.2014年。
[8]《十年合拍:在差异中碰撞发展》,2013年第2期,第33页。
[9]《上海电影节论坛:中外合拍片需求基因融合》.搜狐视频。
【关键词】:《风筝》;中法;跨文化;意义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公司共同拍摄了电影《风筝》,广受好评。影片讲述了居住在巴黎的法国儿童比埃罗在意外拾到一个从中国飞来的风筝后,梦见自己来到北京寻找风筝的中国小主人的优美故事,表达了中法两国儿童渴望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共同心声。《风筝》展现了北京风情及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意义。《风筝》的拍摄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但是作为第一部中外合作影片,《风筝》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方面表现出了“示范性”意义。
1、创造背景及过程
1.1創作背景
《风筝》在跨文化传播上重要意义与它独特的创作背景有关。
1.1.1冷战时代
1958年,世界处于冷战格局,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展开对抗,中国与法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也没有完全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认可。所以这时中法合拍电影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1.1.2“双百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丰富了我国的电影创作观念,也为中法合作提供了机遇。
1.1.3全面苏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具有独特的视听现象,因为当时的中国拒绝西方电影,拒绝西方承认。从创作方法到美学思想,从发行放映体制到管理体制,全面接受苏联模式。从译制片看,从1949年到1958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苏联电影方面的著作175种,苏联的蒙太奇理论也逐步被提升到电影美学的高度来认识。[2]所以中国的电影急需解决多元化的发展问题。
1.2创作过程
1957年4月3日晚,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公布了一个消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公司已经决定共同摄制一部彩色故事片,片名暂定为《风筝》。它描写三名法国儿童,得到孙悟空的帮助.梦游北京.并和中国小朋友会见。法国方面担任导演的罗歇·比果此时已经来到北京,中国方面担任导演的是王家乙。[3]1957年9月上旬,《风筝》在北京开拍。拍摄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障碍,是美国对中国胶片出口的封锁。摄制队伍在法国购买了胶片,再违规运到中国。[4]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拍摄过程比较顺利。在《发现电影》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状态:“整个团队很快就不再对西方好奇,而是带领大家更好的理解中国和它的风俗习惯。”
2、电影与跨文化传播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与融合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跨文化传播来彰显文化的力量,促进文化的融合。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家乌尔夫说:“那些已经或正在兴起的强势民族在意义、冲击力和接受能力上显示出普适性。”[5]电影以其特性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2.1电影符号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风筝》里的埃菲尔铁塔是法国的象征,故宫、前门等代表了中国,选取孙悟空为风筝的形象,是因为孙悟空的典型象征意义。这些都是电影中的元素与符号,符号传播是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德国艺术理论家吕默尔曾说过:“最美的美所依靠的形式是符号系统。看到这种符号,我们就意识到某些潜伏在我们内心的情感。”[6]符号的编码、译码过程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是相对应的,符号都是特定的传播内容经过采集、筛选和加工而形成的。法国观众通过观看《风筝》,形成了看待中国的视角。这就意味着法国观众在接收电影符号后,进行解码,来认识并了解中国。
2.2电影展现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输出。可以展现国家形象,对其它国家产生吸引力。电影的传播可以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可以进行文化的交流。合拍电影可以促进双方的自我建构与创新,在文化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增强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促进文化的繁荣。
3、《风筝》的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3.1展现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影片“风筝”拍成后,于1958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得了“荣誉奖”。以后,又获得法国文艺界颁发的“博爱奖”和拥有四十五万会员的法国青年电影协会特摄的“青年奖”。“风筝”于1958年12月就在巴黎正式上映,获得了好评。乔治·萨杜尔认为“‘风筝’是一部富于幻想,充满友情的影片,它不仅能吸引住儿童,也抓住了成人,它通过儿童的眼睛,让人们看到了北京和巴黎的诗意”。法国著名男影星樊尚·佩雷到中国宣传他主演的影片《芳芳郁金香》时还说道:“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就是儿时看过的那部中法合拍片《风筝》,看过后对自己说一定要去这片神奇土地看看。”[7]
3.2政治形象的塑造和传播
《风筝》的交流合作似乎成了政治突破的前奏,颇具象征意义。短短几年后,也就是1964年1月27日,风筝的故事有了现实和升级版的发展延续: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总统两位战略家和历史伟人的决断下,中法两国出人意料地打破冷战坚冰,超越意识形态障碍,横跨东西方把手握在了一起,显示了超凡勇气和远见卓识。
文化的交流促进政治的往来彰显了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丰富了世界文化。双方全方位及深度交流、交往与合作,让中国人民更了解法国丰富的文化与艺术;让法国人更了解从中国发源的深邃的思想和文明。期待双方既加强互惠,也加深互信,让两国关系的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稳。 3.3中國儿童片的说教传统的解构
合拍片的跨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文化的多元化。19世纪50年代,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途径极为匮乏,中国与法国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风筝》是首部中外合拍影片,西方电影创作人的介入带来了新的电影创作观念。《风筝》的是一部旨在展现中法儿童友谊及异国文化的电影,但是并没有陷入极具说教意味的创作传统。因为编剧安东尼想要拍摄那个年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态,进入百姓的房中,拍摄他们吃住的日常细节,希望表现出诗意的美。维亚娜在采访时曾表示:“导演罗杰是左派人士,一个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者,更是一名纯粹彻底的人文艺术家,希望可以通过影片展示全世界人手牵手大团结的精神。”[4]
3.4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电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途径,电影在所处的文化语境和观念系统的影响下进行创作,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表现主题,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缩影。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改革常态化的今天,电影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负责合拍片立项、审批的中国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张恂曾明确指出:“合拍片需要审看剧本,以便在剧本阶段就尽量避免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等问题。当影片与我们主流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修改。”[8]所以合拍片也促进了国家形象的建构。《风筝》通过讲述以“中法友谊”为主题的浪漫故事,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也表达了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诉求。
影片《风筝》中有一个拍摄于法国的情节:孩子们为了摘下树上的风筝,把邻居家的猫放在树上。此时一旁的居民楼上的邻居纷纷出来抱怨,有的人说打扰了他们休息,有人说赶紧叫消防员等。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人们之间关系的复杂,但镜头切换到中国,主人公来到中国后,处处受到照顾与帮助。人们之间充满温情,大家会为了帮助他人一起努力。影片最后,法国的小朋友还感叹到:“人家可走在咱们前面呢!”这些显示了编剧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当然这与电影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有关,也打上了编剧个人“左派”思想的烙印。
3.5时代性的文化交流意义
《风筝》的主题是寻找友谊,探求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该片构思新颖,充满想象力,启用了中国传统神话任务,并将神幻世界与现实生活揉和在一起,展示了不同国籍儿童所共同拥有的纯真心灵,以及他们爱好和平的共同理想。在整个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寻找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表现出了一种美好的意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4、《风筝》在跨文化传播上存在的不足
作为首部中法合拍电影,《风筝》在跨文化传播上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方面。
4.1电影符号的文化内涵有待挖掘
《风筝》为了传递中法文化,向世界构建两国形象,采用了大量的符号。然而,影片只是做到了对元素的并行排列,未能在一点或者几点上进行深入地阐释。所以观众只能简单地进行符号解码,在影片中获得进一步的对文化元素的剖析还存在困难。
这是因为《风筝》采取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讲故事的模式,所以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受到了局限。中外合拍片应走出传播效果的局限,挖掘符号的文化内涵。
4.2受到意识形态输出的较多限制
电影中如果涉及意识形态的输出,观众可能会进行“选择性理解”,这种理解受到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双方首次合拍,《风筝》受到了两种差别较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影片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影响了影片本身的艺术特性,文化传播也受到了局限。意识形态的局限将是合拍影片面临的一个持久困境。
4.3市场导向与文化交融的博弈
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电影不应仅仅是市场与资金的合作,更应该是理念与文化的融合。如果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只能会出现影片的严重同质化。所以合拍电影应将文化多元作为基本诉求,在创作过程中贯彻不同的文化理念,保持不同的特色。DMG娱乐传媒首席执行官丹密茨深有体会,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需要创作者沉下心来,一定要深入地了解对方的人、语言、文化。”[9]
参考文献:
[1]周菁.《论中外合拍电影的发展与跨文化传播》.2013年.《电影评介》.第26页。
[2]杨远婴.《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200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第565页。
[3]何振金.《<风筝>和它的法国编导》195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第8版。
[4]刘敏.《铁幕时代的电影外交——中外首部合拍片<风筝>》.2012年.《电影世界》.第50页。
[5]乌尔夫:《处于文化全球化和民族诠释之间的当代电影》,《世界电影》,2003年第1期。
[6]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19页。
[7]胡月.《中法首部合拍片<风筝>的传播学解读》.2014年。
[8]《十年合拍:在差异中碰撞发展》,2013年第2期,第33页。
[9]《上海电影节论坛:中外合拍片需求基因融合》.搜狐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