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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治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中国精品法律图书“走出去”的步伐，是积极推进中国法治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好中国法治声音，需要国家层面、出版机构和法律人个体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法律图书;法治文化;走出去
积极推进中国法治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快中国精品法律著作“走出去”的步伐。
近年來，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中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外法律学术传统和积淀的差异，加之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律图书“走出去”的难度相当大，在“走出去”图书中所占比重极低。通过法律著作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好中国法治声音，需要从国家层面到法律人个体的共同努力。
一、国家层面：夯实基础工作，加大支持力度
好的翻译是法律图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译者难寻是一大突出难题，除因兼具语言和法律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难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工作没有标准可循、没有工具书可资查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走出去”工作的可持续推进，依赖于以下基础性工作的落实。
1.编纂汉外法律词典
针对法律专业术语的翻译，目前市面上只有寥寥数本汉英法律词典。近年来，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日益频繁，以及区域法律文化交流深入发展，我国向阿语系国家和日、韩等国输出法律图书版权的比重明显加大，而目前市面上均没有汉阿、汉韩、汉日法律词典可供译者利用。统一法律术语的翻译，对于实现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专家进行汉外法律词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未来的好事！
2.整理法律古籍文献通译本
很多当代法律著述中引有中国古代法律典籍的内容，这些法律古籍文献，有的在西方学界已有通译本，如《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有些还没有通译本。对于已有通译本的，应组织专家进行收集、校勘，整理书目或进行汇编，以便于译者进行查找和直接使用;对于没有通译本的常用典籍，也应着手有计划地进行汉外（如汉英）的翻译或选译工作。
3.汇编外文图书体例规范
外文图书的体例规范与中文图书有很大差别，不同语种图书之间的规范也各不相同。如英文图书一般习惯于用罗马数字和英文字母划分章节层级，这不同于中文图书用数字序号划分层级的方式。提交一份编辑体例不友好的法律图书译稿给外方，不仅会造成出版周期的延长，更有可能给版权引进方留下不专业的印象。因此，应组织汇编常用外文图书体例规范标准及示例等方面的图书，供“走出去”图书的编辑、翻译人员参照使用。
二、出版机构：遴选、打造适合“走出去”的法律著作
出版机构在法律图书乃至法治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起着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甄选已出版的法律图书，通过各种途径向外方推荐;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在充分调研外方需求的基础上，策划出版“外向型”的法律图书。
1.大力推介当代名家大作
经过几代法律学人的辛勤耕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学学术也开始由系统翻译、介绍西方法学知识转向对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已有的“走出去”案例显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法学家基于本土文化进行的研究和思考还是很感兴趣的。例如王利明教授的《合同法》《物权法》、何勤华教授的《中国法学史纲》、梁治平教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季卫东教授的《法治秩序的建构》等著作，均成功向国外知名法律专业出版社输出版权。出版机构应进一步发掘已有资源，对于当代法学家的经典著作，应通过向国外专业出版机构直接推荐、通过国际版权代理机构谈判、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各种途径，增加这些作品在国际出版界和学界的曝光率，让真正代表中国法学研究水平的精品著作“走出去”。
2.内容创新，开发适应国外人需求的法律读物
了解国外读者真正想了解中国哪方面的内容，从而有针对性地策划选题，是实现有计划、成规模版权输出的理想方式。如商务印书馆在启动“走出去”工作之初，向国外出版机构推荐了一系列在国内堪称经典的法律著作。所推荐图书虽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但外方并不感兴趣;外方坦言，对于中国法律，他们最想了解的是，如果来华工作、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法律环境。犹如醍醐灌顶！经进一步调研，该社迅速从民商、经济法等领域入手，策划了一系列能够反映中国生活、投资法律环境的案例评析图书，目前已成功“走出去”数本，初步实现了规模效应。
三、法律图书作译者：积极参与“走出去”
一部中国的法律图书经由国外权威专业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不仅对作者本人的学术知名度有很大提高，更意味着国际法律学界对中国法律学术成果的认可，这对扩大中国法治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因此，法律领域学者、专家应树立版权贸易意识，积极参与到法治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之中。
1.加强学术规范
翻开一本英文原版法律图书，我们会发现其对学术规范的要求很严格，每页的注释都很多;各种部件齐全，如缩略词列表、法律文件汇总、参考文献、索引、案例表等，均附于正文之后，或在正文之前列示。因此，国内学者、专家在撰写法律著作的时候，应特别重视学术严谨性问题，严格注明引述内容的出处，各种附录都应齐全、规范，为法律著述的“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
2.参与国际交流，积极宣传推广
就目前已成功输出版权的法律图书而言，其外文版的市场反应如何、学界评价高低、进入了哪些图书馆，这些判断“走出去”成果的软性指标往往被忽略，导致“走出去”图书的海外实际影响力难以评估。通常而言，一部成功“走出去”的法律图书，其作、译者大都为本领域的专家，可能与海外高校、学术团体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作译者利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积极参与到外文版图书的宣传推广中去，对于扩大“走出去”图书的海外影响力，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走出去”图书的作译者可借助赴海外高校学术交流或访学之机，向高校图书馆赠送外文版图书，以扩大读者面。此外，作译者通过邀请国外专家为“走出去”的法律图书撰写序言、推荐语，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
关键词：法律图书;法治文化;走出去
积极推进中国法治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快中国精品法律著作“走出去”的步伐。
近年來，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中国图书“走出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外法律学术传统和积淀的差异，加之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律图书“走出去”的难度相当大，在“走出去”图书中所占比重极低。通过法律著作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好中国法治声音，需要从国家层面到法律人个体的共同努力。
一、国家层面：夯实基础工作，加大支持力度
好的翻译是法律图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译者难寻是一大突出难题，除因兼具语言和法律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难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工作没有标准可循、没有工具书可资查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走出去”工作的可持续推进，依赖于以下基础性工作的落实。
1.编纂汉外法律词典
针对法律专业术语的翻译，目前市面上只有寥寥数本汉英法律词典。近年来，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日益频繁，以及区域法律文化交流深入发展，我国向阿语系国家和日、韩等国输出法律图书版权的比重明显加大，而目前市面上均没有汉阿、汉韩、汉日法律词典可供译者利用。统一法律术语的翻译，对于实现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金投入，组织专家进行汉外法律词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未来的好事！
2.整理法律古籍文献通译本
很多当代法律著述中引有中国古代法律典籍的内容，这些法律古籍文献，有的在西方学界已有通译本，如《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有些还没有通译本。对于已有通译本的，应组织专家进行收集、校勘，整理书目或进行汇编，以便于译者进行查找和直接使用;对于没有通译本的常用典籍，也应着手有计划地进行汉外（如汉英）的翻译或选译工作。
3.汇编外文图书体例规范
外文图书的体例规范与中文图书有很大差别，不同语种图书之间的规范也各不相同。如英文图书一般习惯于用罗马数字和英文字母划分章节层级，这不同于中文图书用数字序号划分层级的方式。提交一份编辑体例不友好的法律图书译稿给外方，不仅会造成出版周期的延长，更有可能给版权引进方留下不专业的印象。因此，应组织汇编常用外文图书体例规范标准及示例等方面的图书，供“走出去”图书的编辑、翻译人员参照使用。
二、出版机构：遴选、打造适合“走出去”的法律著作
出版机构在法律图书乃至法治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起着桥梁和媒介的作用。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甄选已出版的法律图书，通过各种途径向外方推荐;另一方面，出版机构可以在充分调研外方需求的基础上，策划出版“外向型”的法律图书。
1.大力推介当代名家大作
经过几代法律学人的辛勤耕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法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学学术也开始由系统翻译、介绍西方法学知识转向对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已有的“走出去”案例显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法学家基于本土文化进行的研究和思考还是很感兴趣的。例如王利明教授的《合同法》《物权法》、何勤华教授的《中国法学史纲》、梁治平教授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季卫东教授的《法治秩序的建构》等著作，均成功向国外知名法律专业出版社输出版权。出版机构应进一步发掘已有资源，对于当代法学家的经典著作，应通过向国外专业出版机构直接推荐、通过国际版权代理机构谈判、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各种途径，增加这些作品在国际出版界和学界的曝光率，让真正代表中国法学研究水平的精品著作“走出去”。
2.内容创新，开发适应国外人需求的法律读物
了解国外读者真正想了解中国哪方面的内容，从而有针对性地策划选题，是实现有计划、成规模版权输出的理想方式。如商务印书馆在启动“走出去”工作之初，向国外出版机构推荐了一系列在国内堪称经典的法律著作。所推荐图书虽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但外方并不感兴趣;外方坦言，对于中国法律，他们最想了解的是，如果来华工作、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法律环境。犹如醍醐灌顶！经进一步调研，该社迅速从民商、经济法等领域入手，策划了一系列能够反映中国生活、投资法律环境的案例评析图书，目前已成功“走出去”数本，初步实现了规模效应。
三、法律图书作译者：积极参与“走出去”
一部中国的法律图书经由国外权威专业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不仅对作者本人的学术知名度有很大提高，更意味着国际法律学界对中国法律学术成果的认可，这对扩大中国法治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因此，法律领域学者、专家应树立版权贸易意识，积极参与到法治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之中。
1.加强学术规范
翻开一本英文原版法律图书，我们会发现其对学术规范的要求很严格，每页的注释都很多;各种部件齐全，如缩略词列表、法律文件汇总、参考文献、索引、案例表等，均附于正文之后，或在正文之前列示。因此，国内学者、专家在撰写法律著作的时候，应特别重视学术严谨性问题，严格注明引述内容的出处，各种附录都应齐全、规范，为法律著述的“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
2.参与国际交流，积极宣传推广
就目前已成功输出版权的法律图书而言，其外文版的市场反应如何、学界评价高低、进入了哪些图书馆，这些判断“走出去”成果的软性指标往往被忽略，导致“走出去”图书的海外实际影响力难以评估。通常而言，一部成功“走出去”的法律图书，其作、译者大都为本领域的专家，可能与海外高校、学术团体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作译者利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积极参与到外文版图书的宣传推广中去，对于扩大“走出去”图书的海外影响力，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走出去”图书的作译者可借助赴海外高校学术交流或访学之机，向高校图书馆赠送外文版图书，以扩大读者面。此外，作译者通过邀请国外专家为“走出去”的法律图书撰写序言、推荐语，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